1.清军入关前的特殊记录
在晚明的诸多大臣眼里,清(后金)王朝的突然崛起,简直是个猝不及防的怪事。万历晚年间,努尔哈赤还是大明朝的龙虎将军,他的建州女真也只是女真诸部里比较乖的一支军队,谁知竟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振臂一呼,然后几代人如狂飙突进,打得明朝边军七零八落,先横扫了辽东,又高调入关争天下,就这么一统南北,夺了大明的江山。
如此奇特且迅速地发展过程,在清代以来的很多人眼里,就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边陲小部落靠英勇善战顽强逆袭的故事。清朝开国后,那些明朝遗民常常大骂清王朝“野蛮落后”,甚至清末时那些痛恨洋务运动的晚清保守派,都动辄把“我大清靠弓马骑射取天下”挂在嘴上。可是,17世纪亲眼见证明亡清兴过程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却记录了不一样的场面。
卫匡国,意大利名Martino??Martini,这位明崇祯十六年(1643)抵达中国的传教士,清顺治十八年(1661)病故于杭州,这期间的十八年,正是明清易代的特殊时期。身为“中国通”的他,也把自己的耳闻目睹写进了《鞑靼战纪》等著作里,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史料。在《鞑靼战纪》中,卫匡国记录了一件1644年即将入关争天下的清王朝发生的怪事。
在卫匡国的笔下,当时已和吴三桂成功勾结的清王朝,正在“自己的土地及其他地方尽量征集军队”。奇怪的是,这支规模空前的清军里,竟然还有“许多来自伏尔加河”的蒙古部落的军队,并且卫匡国还信誓旦旦地认定这些人“认识莫斯科和波兰”。远在东欧的蒙古部落,竟然也加入八旗军了?
当然,由于卫匡国这则记录只是孤证,这些“认识莫斯科和波兰”的蒙古军队到底是哪些,至今也没有确凿的答案。但是这则记录依然透露了很大的信息量:起家阶段的清王朝,那个明朝人眼中“落后”的女真部落,绝不像很多人想象中那样封闭。相反,能够与“认识莫斯科和波兰”的蒙古部落发生联系,对于刚开国的清王朝来说,这不是稀罕事。因为从努尔哈赤开始,建州女真的壮大,乃至后金的突然崛起,都不是“保守封闭”的结果,相反,是得到了一条商贸路线的助力:草原丝绸之路。
2.历史给明朝的机遇,被努尔哈赤抓住了
在陆路上,纵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其实不止一条。比起那条沿着河西走廊进入中原的传统丝绸之路来说,“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更为悠久。来自中亚乃至欧洲的商旅们经西域进入蒙古草原,然后或进入汉地或进入辽东,商贸往来同样红红火火。中国的辽、夏、金、元几个王朝,都从这条商路上获利颇丰。
隆庆年间,随着明王朝“封贡互市”国策的推行,沉寂许久的“草原丝绸之路”再度焕发新的活力。中原的瓷器、丝绸、茶叶等货物重新输入到草原,再由草原各部落转手,贩运到东西南北各地。几乎是同一个时代,西部的俄罗斯人正埋头东进,中亚、西亚各国的商旅也纷至沓来,比起东南沿海正红火的海上贸易,万里长城以北的茫茫草原上也有着同样丰厚的利润。
这个由明王朝“隆庆开关”激活的贸易时代,本身是历史给予大明的机遇。如果明王朝的有识之士能够认清这背后丰厚的利润与发展潜力,适时调整经济国策,末世的明王朝未必就会陷入“国库空虚”的悲惨泥淖里。遗憾的是,当这条“草原丝绸之路”空前火热时,大明正是万历皇帝歇班怠政的年代,为“争国本”等鸡毛蒜皮吵翻天的万历君臣们,又有谁能看到这一切?
相反,这个贸易时代,却成了东北大地的女真族至关重要的机遇,女真族凭的就是手里一件“硬通货”——貂皮。
当“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火热开展时,东北的貂皮身价扶摇直上。《酌中志》等史料记载,万历年间的明朝,貂皮已经成为名贵的奢侈品,甚至是达官显贵间送礼的必备品。在同时代的东欧,貂皮贸易更是暴利贸易,一件貂皮从东方贩运过来,价格已不知翻了多少番,甚至还被称为“软黄金”。手里有貂,就好比家里有矿。“貂皮生意”做到四面八方的女真部落,对外的交往通道早已四通八达。
而在早年努尔哈赤的发家史上,貂皮更成了重要的争夺对象。当时的东北貂皮贸易主要由科尔沁部和乌拉部控制,经过一系列软硬兼施后,努尔哈赤终于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彻底平定乌拉部,并与科尔沁部达成了同盟。“草原丝绸之路”上暴利的貂皮贸易从此由建州女真独享。火热的貂皮贸易也为努尔哈赤未来的八旗大军源源不断地换来各种战略物资,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种物资就是火器!
长期以来,拥有火器是明朝应对北方草原觊觎中原的独家优势,但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火热,“军火生意”也迅速壮大,明朝的火器,甚至土耳其、俄罗斯的火器都作为“商品”流通在这条贸易路线上,连昔日擅长游牧的鞑靼部落“弓箭换枪”都不是稀罕事儿。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云中之战中,鞑靼骑兵竟然将火器“连营四十里”结阵对抗明军进攻。鞑靼尚且如此,那时“手里有貂”的努尔哈赤,怎会放弃这种宝货?
万历怠政时期的明朝君臣并不明白,北方的这些游牧部落正在经历一个全新的“升级”时代,正如学者张经纬在《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里所说:“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明朝的火枪和火炮,根本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法宝。”
3.闭目塞听的明王朝
在努尔哈赤起兵前,明朝真的没人看到这个变局?其实是有的。万历中后期明朝的边关塘报中,就常见鞑靼各部落走私火器甚至“挖角”工匠的情报。万历三十一年八月,明朝火器专家赵士桢更大声疾呼:早在万历九年(1581)时,努尔哈赤就不停用貂皮换取火药火器,甚至招募能工巧匠。如果明王朝不重视武备,后果将不堪设想。
遗憾的是,对于这么重要的情报,当时的明王朝依然反应麻木,就连赵士桢辛苦开发的新型火枪也被搁置到一边。次年兵部职方郎中徐銮视察京营,发现这个号称明朝装备最好的部队里,连火器战车的挡板都大多腐烂,火器更是多为残次废品。十五年后萨尔浒战役开打前,明军的火器严重不足,需要战前紧急赶造。很多明军火器兵打仗前竟连火器都没摸过。也许大明觉得,把这些“大杀器”摆着就能震慑四方吧。
直到努尔哈赤高调起兵后,面对凶悍的八旗军,明军才开始明白对手究竟“进化”成什么样了。努尔哈赤攻打沈阳时,八旗军的火器部队已有四千人规模,大小九十门火器。辽阳大战上,明军火器部队与八旗火器部队展开对轰,结果一通轰鸣后,明军竟被打到只剩七人。火器这个绝对优势,大明就这么被反超了。
在《满洲实录》等史料里,那些记录八旗早期战争的图画里,有大量依托战车的八旗火器兵向明军发起攻击的画面。后金,乃至清王朝的崛起,哪里是靠了“弓马骑射”?相反,是靠着开放的发展眼光和对新技术的引进与苦心建设!
明朝之亡,原因很多。但万历年间的中兴岁月里,对外部世界的短视,乃至对潜在危机的熟视无睹,无疑是叫人一声叹息却警钟长鸣的一条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