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的官员们公认最惊险恐怖的事情，莫过于从明太祖朱元璋手里逃命。

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草根的帝王，有一个令人心惊的原则：宁可错杀，绝不放过。本着这一原则，他执政三十年的洪武年间，是大明王朝经济重振的**建设年代，也是官不聊生的恐怖岁月。连番的整肃风暴，每次大案都使数万官员落马。于是在大明乡村的田间地头，满眼灿烂金黄的庄稼地上，经常见到穿着囚服玩命干活的苦汉子：全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干部。

在这样的年月里，谁要是犯到朱元璋手中想求生，那真叫一个难。比如明初最伟大的学问家宋濂，只因自家孙子和大奸臣胡惟庸吃过几顿饭，便被下了死牢。之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标苦苦哀求，结发妻子马皇后气得绝食，朱元璋才稍微抬手，把死刑改成了流放。这在当时已经是逃生成功的奇迹了。

可偏有一个人创造了更大的奇迹：明明下了死牢，眼看一条命马上归西，却不用朱元璋的老婆孩子帮着绝食哭闹，朱元璋就亲自急匆匆跑来纠偏，亲手把他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

这个奇迹在《国朝献征录》里写得像神话一样：朱元璋复核死刑犯，偏巧认出了他。正惊讶间，猛然一阵轰鸣，只见天上电闪雷鸣，半天干打雷不下雨。朱元璋傻看了半天，立刻满脸严肃冲他问道：难道你有冤枉？刚说完这话，轰隆的雷声立刻停止，于是这人平安得救。

这位创造奇迹的幸运儿，就是被朱元璋送绰号“快口御史”的韩宜可。

剔去神话色彩，幸运地从朱元璋手里逃生的韩宜可，之所以能被朱元璋迅速认出并非因为他多么会来事儿，得宠于朱元璋。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三十年里经常惹朱元璋上火生气的男人。

1.明朝言官祖师爷

幸运逃生的韩宜可，在大明朝有一个公认的荣耀称号：明朝言官祖师爷。

这位祖师爷有多传奇？在号称士风刚烈的明代言官群体中，三百年间涌现胆大包天的牛人无数。但无论是单枪匹马横扫腐败分子的顾佐，还是曾大骂万历皇帝吃喝嫖赌的雒于仁，甚至是曾上《治安疏》气疯嘉靖皇帝、晚年更成为南京言官界大佬的名臣海瑞，都不约而同地对韩宜可这位老前辈表达过由衷的赞叹。

典型如海瑞，当年骂了皇帝下了诏狱，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受够折磨，却还不忘了吟诵韩宜可的诗篇来自勉。人生最黑暗的岁月，正是韩宜可的精神陪他度过。

明朝三百年间常见到这样一幕：当有御史惹恼了皇帝，被拖出去杖责的时候，很多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嘴上却依然强硬，说就是打死我，我也要做快口御史韩宜可。每当重复这个姓名，便是一场战斗力爆表的场景。不夸张地说，这个闪光的名字是大明言官最锋锐的宝剑，每次高高举起，就可召唤无穷的力量。

之所以有如此大威力，是因为这位看似平凡的人物，人生的业绩实在太给力了：招惹朱元璋。

在整个洪武时代，招惹朱元璋堪称是最胆大包天的事情。被朱元璋赋予特权可以大胆揭发言事的言官群体，虽说比其他大臣稍微安全些，却也同样高危。比如御史王朴，只因跟朱元璋顶了几句嘴，就被问了死罪。被杀了还不算，编《大诰》时又把他的事迹编进去，硬给加了个诽谤罪。

在这样的政治高压环境下，号称“快口御史”的韩宜可却创造了大明言官界的最大业绩：不懂察言观色，不怕坐牢杀头，更不体察领导心思，不会作秀唱双簧，从来都是忠诚敢言，多次犯颜直谏，闹得朱元璋的愤怒指数不断突破历史新高。

最能说明他业绩的就是他的绰号“快口御史”，这是当年朱元璋亲口“封”的。但“快口”这个词，放在洪武年间绝不是好词，相反是骂人常用的词，意思类似于香港枪战片里的“喷子”。不是被气到一定程度，朱元璋也说不出这词来。

招致韩宜可落下这个诨名的是著名的弹劾胡惟庸事件。当时还是朱元璋极度器重提拔胡惟庸的年月，有一天，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以及中丞涂节，三人亲热地围坐在朱元璋身边聊天，君臣其乐融融的景象十分热闹，偏偏此时韩宜可蹿出来煞风景。当着朱元璋的面大骂胡惟庸结党营私、专权误国。

这场景放在当时，说是骂胡惟庸，却十足打了朱元璋的脸。被打脸的朱元璋，当场气得不行，因此也有了那句名骂：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换成现代白话就是：这个喷子竟然敢骂我的大臣！

被朱元璋骂过，后果自然十分严重。韩宜可当场被锦衣卫拿下，不过好在朱元璋还算冷静，事后又把他释放了，打发到陕西按察司工作。这番顶牛朱元璋的英勇表现也立刻令他名满天下。平日出门办事，沿途都有人围观，走到哪里都有人背后指指戳戳，说这就是那个被皇帝骂成喷子的家伙。

但在韩宜可勇敢的一生里，这件事只是他光辉言官生涯的开始。而后他在官场的表现，可用一句话来形容：生命不息，顶牛不止。

到了陕西没多久，韩宜可接着又干出了一件顶牛的事。当时陕西正全省严打，抓了一大批犯人，准备押送到朱元璋老家凤阳去开荒种地。

这桩可以顺便拍朱元璋马屁的美事，程序走到韩宜可这里就被强硬叫停了。不但叫停，韩宜可还写信给朱元璋说：现在陕西官员办案，都是不分轻重，一抓一大片，应该重新审核，纠察其中有没有冤假错案，一切要以法律为准绳办案。

这一番猛喷，在很多野史笔记里是这样记载的：朱元璋气得在宫里大骂，说都把这人打发到陕西去了，还是封不上他那张嘴。但无论野史还是正史，这次猛喷的后果记录一致：朱元璋还是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下令重新复查，果然查出了大批无辜者，洗清了很多冤屈，因此民心大安。

从来不吃亏的朱元璋，能够忍住韩宜可的猛喷，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很了解这个人。韩宜可的老恩师，一向被朱元璋器重的钱宰，平日里小心谨慎唯唯诺诺，但唯一一次向朱元璋开口求情，正是为了韩宜可。而对这家伙的履历，朱元璋也清楚：他就是个既有个性又认真的人。当年元朝征召他，因为愤恨元朝腐败的不可救药，他坚决不去。入明后先做山阴教谕，治学认真出了名，后来跑到楚王府做秘书，同样干得兢兢业业。

所以这个人的顶牛行为，说到底还是因为认真负责，这正是大明言官界非常需要的人才。所以本着人才难得的原则，朱元璋还是可以忍的。

自那以后，韩宜可彻底来了精神，工作中更是火力全开，只要发现不法行为，犯到自己手里的，就是铁面无私，严惩严办，犯不到自己手里的，更是火速上奏揭发。不管权位再高，官位再大，都没他韩宜可不敢惹的人物。多年忠诚敢言，迅速给他自己拉了一个仇人榜。和他有过节的人物，既有北方各路藩王，也有各色权贵重臣。他因此落了一个响亮绰号：天下第一敢言。

这番英姿飒爽，不但当时名扬一时，更被后世诸多言官效仿。很多人说起韩宜可，都称赞他胆大包天，敢惹权贵骂重臣。但如果仅这么评价韩宜可，只能说后世那些言官同行不过学了个皮毛而已。

因为韩宜可最得朱元璋敬重的一条，不是他敢言敢骂，而是他讲原则。

2.言官中的业界良心

说到这一条，不得不说说明朝言官的负面形象。这群明朝历史上最勇敢的官，也恰恰是最招人讨厌的官。

因为这些人虽说敢骂人，但很多人也只会骂人。明末名将卢象升愤懑呼号：言官发展到明末，已经严重眼高手低，自己什么都不会，别人干活却指手画脚。而且越是关键时刻，他们越是乱说话捣乱，有些还不惜夸张造谣，就为博自己出位。用民间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浑人，十分没原则。

这种没原则的歪风，在明朝好些时候都刮得格外厉害。比如当年明孝宗朱佑樘上台后，很想励精图治，下诏鼓励言官提意见，还特意补充说明一句：你们讲话一定要摆事实讲证据，决不能没原则地乱说。没想到收上来的奏折，绝大多数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说，逼得少年早熟的明孝宗只得费尽权谋心思，借助“两京之狱案”恶整，才算暂时杀下这股歪风。

而放在诸如边关战争等国家大事上，不讲原则的言官们不但常给前线添乱，还尽给后世添堵。比如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期间的丁应泰，明明离前线万里，却长期造谣乱骂。后来明朝碧蹄馆大战死了上万人，蔚山大战死了好几万人，抗倭援朝战争死了几十万人之类的谣言，全都是这位“直臣”亲口发明的。这些谣言不但在当时流传一时，还被日本历史学家照单全收，近代还常被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拿来吹牛。他堪称没原则的言官中的极品。

如果看看身为祖师爷的韩宜可，就会清楚知道：朱元璋苦心设立的言官制度，并非为了培养那些没原则的极品。他想要的，是韩宜可这样的良臣。

韩宜可人生中一个重要信条就是对事不对人。他骂人，既不为私人恩怨，更不为个人荣耀升迁，而是始终一心为国，铁骨铮铮。

比起明朝言官们火爆刚烈的形象来说，大胆的韩宜可生活中却是位十分温和淡定的人，就算下了牢狱，也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听说要用刑，也像没事人似的，把看守都震傻了。每次面对朱元璋，不管这位铁腕帝王如何发飙，他都会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陈述。

特别令后世诸多言官自愧不如的，是韩宜可每次骂人时所写的奏折，不但文风厚重，而且言之有据。每篇都条理清晰，证据确凿，而且是摆事实讲道理，从不搞人身攻击。有时候一些重臣被韩宜可批评了，嚷嚷着要理论，朱元璋二话不说，直接让人把奏折送去，要这些苦主驳斥，这帮人就清一色哑火了。因此他“以锄奸显忠为己任”，战斗力常年生猛。

最能见证他品格的，还是令他名扬天下的胡惟庸。早年他不管不顾，大骂风头正盛的胡惟庸，也因此被下了牢狱，后又被胡惟庸各种耍阴招穿小鞋，恶治了好多次，却始终没低头。特别是在他身上发生的那个被下了死牢上了刑场，又被朱元璋捞回来的奇迹，很多明朝学者都认为是胡惟庸搞的鬼，他才有此一劫。

可仇结得如此深，后来胡惟庸垮台倒霉，先前被恶治的大臣们纷纷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参与到揭批胡惟庸的热潮中来，偏偏韩宜可又不识时务，再次上书顶牛朱元璋，竭力反对株连无辜，而且请求严格复查每一个获罪案犯。在他这番努力下，终于救回来一些无辜之人。

在这场血雨腥风中，他还干了一件顶牛朱元璋却令朱元璋深受感动的事情：胡惟庸案后，一家获罪官员的妻子十分美貌，朱元璋论功行赏，就把这美妇赏给了韩宜可。谁知韩宜可对这浩**皇恩，立刻顶牛精神发作，不但推辞不受，而且还振振有词，把朱元璋一顿教育：开明的君王，处置犯人都不会祸及妻儿，更何况糟糠之妻不下堂，别人家的老婆再漂亮，我也坚决不要。

这番不识时务的顶牛，反而深深打动了朱元璋。以朱元璋的赞叹说：韩宜可不但能指出我的过错，更不被美色所**，真是古今难得的清流良臣啊。

这次顶牛也获得了一个美满的后果：这种把别人家老婆随便送人的判决，立刻被及时叫停。那些犯官的家属们也得到了抚恤和安置。

但这次韩宜可以德报怨胡惟庸的行为，立刻为自己招来了谣言。有一种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说韩宜可这人十分虚伪，平时伪装简朴，其实家里有的是钱，成天山珍海味，奢侈无比。这话传到朱元璋耳朵里，立刻就怒了。

这要放在明朝中后期的帝王身上，碰上这种事，更是由不得不信。明朝中期以后，言官们一个通用品质就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自己在家吃喝嫖赌玩得很嗨，皇帝随便出格一点就喋喋不休管个不行。被人戳了画皮，也十分嘴硬，常说我就算品德不好，也有权利监督你。

而放在明初，以朱元璋拿着放大镜看干部的性子，多少也将信将疑，更打算抓个道貌岸然的腐败典型。因此他招呼也不打，突然杀到韩宜可家，却出乎意料地看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韩家屋子里的桌椅板凳用的全是元朝年间的旧货，最“年轻”的也快20岁了。全家老小穿的衣服更是补丁打补丁，吃的是粗米蔬菜。所谓“山珍海味骄奢**逸”，简直子虚乌有。

穷到如此掉渣，朱元璋也严重怀疑，不禁说了句“你是不是知道我来，就把钱藏起来了”。不想韩宜可不慌不忙，又顶了朱元璋一次：他大摇大摆地把家里所有的箱子都打开，翻箱倒柜，竟都见不到几个钱。然后他淡然地告诉朱元璋：我从来不攒钱，也没钱可攒。

这是韩宜可人生当中最令朱元璋感慨的一次硬顶，以至于朱元璋再次赞叹，说全国的官员都应该像你一样啊。说罢，朱元璋下令把这件事写进《邸报》，由通政司发布全国，让各级领导干部都好好学习。

至此，入仕十四年的韩宜可，以其坚定的原则和刚正的品格，成功书写了明朝言官面对朱元璋时最辉煌的奇迹：越顶牛，越感动。

3.从此成为传说

虽然很有原则，但韩宜可招来的攻击依然非常多。比如以治理西北著称的名臣费震就曾批评韩宜可，说你骂人骂得痛快，就是不知道别人干活有多难。

费震这个指责，用来形容明朝中后期的很多言官是相当恰当的。明朝中后期言官的一个毛病就是“看人挑担不累，自己挑担就废”。很多以擅长骂人著称的言官，自己亲自去干事经常干得一塌糊涂。比如萨尔浒之战中被后金痛打的杨镐，败掉沈阳的袁应泰，都是这类眼高手低的角色。

但用它来指责韩宜可是十分错误的。在整个明代的言官里，韩宜可称得上是难得的全能人才：既能骂，也能干。具体行政做事，更是独当一面的好手。

他首先被公认高水平的就是他的文采。除了骂人的文章写得好，外交文章写得也很好。朱元璋的不少国书和出征檄文都是由他亲自起草，写得气势澎湃，字里行间全是大国风采。后来郑和下西洋前还特意命人找出来，认真抄录学习。

写了不少好文章后，韩宜可终于在洪武十四年（1381）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工作调动：就任山西右布政使。在还没有巡抚制度的洪武年间，这就是山西省的二号人物。

在这个新岗位上，韩宜可任职时间不长，工作却十分卖力认真。据《献征录》记载，韩宜可到任后不但大力打击官场潜规则，严惩腐败分子，还大力抚恤百姓，从各类公务开支中省出费用，用以充实预备仓。当时山西专门收容孤寡的养济院数量以及储备救济粮的预备仓，建设成绩都在全国名列前茅。所谓“百司肃然，上下属目，翼见真儒之用”，正是韩宜可的出色业绩。

但出色了没一年的韩宜可，还是遭到了人生的沉重一击。他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获罪被贬，与同僚山西参议王景一道，被撤职发配到云南临安建水县充军。

这场风波的原因，正史绝口不提，地方志的说法则是五花八门。比较一致的是《献征录》和《两浙名贤录》里的说法，说是由于参议王景在征税工作中犯了错要被重办，韩宜可认为处罚过重，再次上书顶牛。没想到就这一个小事，反而给顶大了：非但没救得了王景，自己也一道被发配充军。

这件事充分说明，在体察圣意方面，韩宜可毫无进步。朱元璋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小吏贪污。但凡碰到此事，都是一抓一大片，逮着尾巴就顺藤摸瓜往大了办。比起当初骂胡惟庸来，这件事才是真正逆了龙鳞。韩宜可倒霉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直刚正不阿，敢斗权贵，顶牛皇帝，闯过多次大风大浪的韩宜可，在这件小事上栽了一个大跟斗。

这次跟斗栽得有多狠？他和王景甚至栽出了大明历史记录：是头两位被贬官到云南的明朝士大夫。当时的云南是大明刚刚收复的国土，以少数民族为主，生活穷困且民风凶悍，在世人眼里，可谓穷山恶水的绝路。发配到这地方，人生前途基本全废。

而对于这场凄风苦雨般的打击，与王景结伴走上充军路的韩宜可，心态却一直非常好。一路上干得最多的就是给王景朗诵自己最爱的名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与王景共勉。

行至云南，这二位更做出了一件“雷事”——郑重地挥毫泼墨，以满腔的情怀，为自己提前写下墓志铭。两篇墓志铭的风格文采各有不同，主题却一样壮烈澎湃：即使人生已经毫无希望，即使仕途已经终止，即使命运注定让我终老于此地，我也要让这墓志铭做一个见证，见证我依然会全力以赴地实现理想，任何绝境之下，都不会虚度光阴。

“气不萎达，生知命寿，乃夷我铭，其藏阙期。”这是韩宜可在自己墓志铭中写下的豪言，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年华的见证。

这心态豁达的二位，在贫穷落后的云南临安卫，用之后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另一件光耀千秋的大业：推广文教。自洪武十六年（1383）临安卫设立府学后，韩宜可与王景就成为府学的第一代老师。就如早年在山阴担任教谕一样，昔日的铁骨直臣韩宜可，再次回到模范教师的角色上。

在新岗位上，韩宜可的业绩也同样优良。最令当地官民动容的是，他公正对待每一个学生，既不搞民族歧视，更不以出身论人。而且哪怕是学生的家长过意不去，送来各种礼品，他也分文不收，全数退回。教学工作中，他更是一心一意，哪怕当地文化落后，学生悟性有限，他也极有耐心，凡是学生问问题，都是知无不言。有时候学生文化低，听不明白，他就不厌其烦地反复讲。当地地方志记载，有一次下课，他被学生们包围着问到深夜，说话说得满嘴生疮，他依然非常欣慰地说：看着你们这样好学，做老师的真是高兴啊。

勤勤恳恳不计报酬教书的“劳改犯人”韩宜可，不知不觉间，就成了洪武年间感动云南的人物。就连明朝开国功臣，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英，对他也十分敬重，经常抽空就来探望，每次不但恭恭敬敬请教学问，举手投足更向韩宜可行弟子礼。

更打动人的是当地的官民百姓。这个素来民风凶悍的地方，刚设府学时，老百姓集体抵制，哭着喊着不来。经过韩宜可与王景二人多年努力，不但当地少数民族家庭都纷纷读书识字，好多人更哭着喊着来拜师。当地的民风从此大好，变成知书达理的淳朴乐土，连犯罪率都连年降低。

同样高速发展的还有当地的文明水平。有明一代，临安府共涌现出五十二位进士。这个曾经“刀耕火种，刻木为符”的落后地区，后来成为明代“科第人才盛于诸郡”的文化胜地，韩宜可正是这一切的奠基人。

这事的意义，往小了说，是发展了边境地区的教育事业；往大了说，是为维护大明统一做出了卓越贡献。

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地处边陲绝地，韩宜可也没忘了老本行——惹朱元璋生气。著名的蓝玉案爆发后，远在云南教书的韩宜可听闻了朝中的血雨腥风后，竟不顾自身安危，再次上书言事，认为朝廷的诛杀太过酷烈。这份几经辗转的上书，再次把朱元璋气得不行。不过在几位文臣的劝说下，消了气的朱元璋还是摆摆手作罢了。

在朱元璋过世后，登基称帝的建文帝朱允炆经过礼部侍郎陈性善的举荐，终于重新启用韩宜可。先下诏封他为云南参政，接旨后的韩宜可还没动身，第二道圣旨又紧跟着来了：参政别干了，赶紧去南京，您现在已经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了。

但经过十五年的流放生涯，韩宜可曾经旺盛的生命，此时已到了尽头。他接旨后兴奋不已，一路紧赶慢赶。云南地方志记载，他临行时对友人说，这次出山，一定要把未曾给洪武皇帝朱元璋讲完的话，全给新皇帝讲出来。从整顿吏治到选拔人才，再到发展文教，他样样都有兴奋到激动人心的勾画。

然而就在他的车架行至杭州时，他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像一只燃烧殆尽的火把一样，沉默地熄灭下去。那一夜的情景，也成为有关他最后的传说：天空中有一颗灿烂的流星滑落，驿站里所有的马匹都在悲哀地嘶鸣。《明史》记载：“宜可当之。”这奇异的景象，正是有关他人生最后的荣耀与传说。

在韩宜可过世八年后，即永乐四年（1406），云南临安府学子张文礼考取进士，成为云南历史上第一位登第学子。对这位填补历史空白的年轻人，永乐皇帝朱棣十分感兴趣，还特意问他师承何处。当张进士郑重回答，自己的恩师正是韩宜可时，朱棣立刻惊呼，是当年先皇称赞过的快口御史吗？而后明王朝拨出专款，在云南与浙江两省为韩宜可立庙纪念。这位洪武年间铁骨铮铮的直臣，从此成为大明三百年间言官集体仰慕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