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业十二年（616）七月，隋炀帝刚刚处理完苏威的案子，就在半夜三更宣布了一个令举国臣民震惊的爆炸性新闻：收拾收拾，准备前往江都吧。

意外不意外？前一秒，隋炀帝还嚷嚷着要打高句丽，下一秒，他就要南下江都，臣民们都快要跟不上他的节奏了。大家都觉得摸不着头脑。

隋炀帝表示，这早在他的计划之中。

在此之前，杨玄感在黄河边上放了一把大火，焚毁了隋炀帝第一次下江都的所有龙船，隋炀帝后来又命人修造了一批规格稍小的船，刚好在此时送到洛阳。

看到皇帝要出差，朝臣们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强烈的抗拒。

自古以来，忠臣都是臣子在朝堂的称谓，一旦放下工作，回到家中，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孝子。想想看，朝臣们的家眷都在洛阳，如果跟着你去江都出差，万一洛阳出了事，那可咋办啊？

圣旨刚下，群臣就沸腾了。该骂娘的骂娘，该腹诽的腹诽，该上奏的上奏。总之，你干啥都行，就是不能离开洛阳城。

右候卫大将军赵才磕头苦谏：“陛下啊，如今盗匪横行，百姓苦不堪言，朝廷禁令不行，国家府库空虚，希望陛下能够留在京城主持大局啊。”

话说得很漂亮，可有一点说错了，国家的府库并不空虚，甚至是富得流油，财富多到无处安放。一年之后，王世充和李密在洛阳城下决战，王世充坚守洛阳城，城中没有柴火，只能拿朝廷府库的布帛来生火，李密更加大方，他大开黎阳仓的大门，让周边百姓随意取用，以至于散落的粮食铺满了一地。

说白了，赵才为了留在洛阳，用了极其夸张，甚至是违背事实的措辞。遗憾的是，当一个人说出明显违背事实的话时，别人只会紧抓你言辞中的漏洞，怀疑和鄙视你的动机。比如隋炀帝，他拒绝了这种智商被按在地上摩擦的耻辱。

隋炀帝啥也没说，直接下令将赵才双规起来，交给有关部门严加审讯，直到十多天后，隋炀帝心情好转，才将他无罪释放。

建节县尉任宗的运气可就没这么好了，如果所料不错，他应该是采取了非常极端的进谏方式，以至于让隋炀帝颜面扫地，被当场杖毙。

皇帝的态度很明显：谁进言，谁就负责承担后果。

隋大业十二年（616）七月初十，隋炀帝下旨：命越王杨侗镇守洛阳。

临行之前，隋炀帝留了几个辅政大臣：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户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天逸、尚书省右司郎中卢楚。这几个人就是后来“洛阳七贵”的班底，其中最后害的就是段达。

隋文帝时期，段达就是禁卫军首领，贴身保护杨坚的安全，后来做了晋王杨广的参军，在战场上立下不少战功。杨广争夺太子之位时，曾经让段达暗中结交杨勇的近臣姬威，在太子宫放了一把不大不小的火。

杨广登基之后，段达时常跟随在旁，后来天下大乱，段达奉命外出平叛，因为作战风格软弱，更兼打了几次败仗，杨广碍于舆论，将他罢免在家。可不管怎么说，段达都是隋炀帝的绝对亲信，能力高低无所谓，忠诚度第一名，隋炀帝一旦遭遇困境，总会放心地将背后交给他。

重要的事情交代好，接下来就是启程前往江都了。

不得不说，隋炀帝是个讨人喜欢的皇帝，至少在皇宫大内，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好人缘。此次出巡，绝大多数宫人都不能跟随御驾，这让她们非常郁闷。车驾出发之前，宫人们痛哭流涕，双手挠墙，恳求隋炀帝能够留在洛阳。

隋炀帝是个至情至性的皇帝，看到如此**的场面，愤然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离别诗：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诗作平淡朴实，没有用什么晦涩的典故。也许，隋炀帝考虑到宫人的文化水平有限，只想让大家都能理解他的离别心情吧。

看得出来，隋炀帝对征伐辽东一事耿耿于怀，不过身为皇帝，还是毅然放下了心中的遗憾。临行之前，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会再回来，因此保留了对这些宫人的祝福，也叹息了自己的无奈命运。

宫人们闻弦歌而知雅意，顿时就哭作一团，以此烘托离别的愁绪。

就在此时，跪在洛阳城建国门外的奉信郎（掌管印信的官员）崔民象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陛下，如今全国到处都是盗匪，您就留下来吧。

崔民象的咆哮让隋炀帝呆若木鸡。这种感觉令人很别扭，如同一帮学富五车的文人吟诗作对，曲水流觞，泼墨挥毫之时，某人蹲在小溪上游来了一泡尿，顿时让美好的场景变得污浊不堪。隋炀帝的心情顿时就垮了下来。

他可以赦免右候卫大将军赵才，却对进谏方式颇为温和的崔民象动了杀机，据史料记载，隋炀帝命人扯掉了崔民象的下巴，随后将他处死。

自古以来，朝堂就不缺忠诚敢言的大臣，尤其是有灭国征兆的时候，这帮人表现得尤为活跃，商纣王时期都有比干这样不怕死的人，何况是大隋呢。

隋炀帝南下的路上，不断有朝臣和地方官员挡驾，纷纷劝阻隋炀帝留守洛阳城，可隋炀帝还是决定拿起屠刀，踏上这条不归之路。

隋炀帝从登基到被杀身亡，一共有三次前往江都的记录。

第一次是隋大业元年（605）八月到隋大业二年（606）三月。

目的是安抚南方的士族和老百姓，缝合南北朝以来民族分裂而产生的矛盾，同时向少数民族宣扬国威，为千古霸业打基础。

第二次是隋大业六年（610）三月到隋大业七年（611）二月。

这一次，隋炀帝的阵仗小了许多，私生活方面中规中矩，唯独修了一条从京口到余杭的运河，将杭州、扬州、山阳、汴州、板渚和涿郡直接贯通。

客观地说，第二次南下，隋炀帝带着安抚南方士民的意图，同时监督粮草的征运工作。说白了，他不希望征战期间，南方士民趁机给他捣乱。

第三次是隋大业十二年（616）七月到隋大业十四年（618）四月。

这一次，隋炀帝的动机非常模糊，耐人寻味。

简单来说，隋炀帝前两次下江都，都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北巡数次，每次都是黄沙漫天，强敌在侧。西巡数次，都是为了打仗，杨玄感又在旁边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发动兵变。修建了东都洛阳，却并没有在此常住，而是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往返奔波。其余的时间，全部交给了高句丽。

如果说隋炀帝好面子，讲排场，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可如果说他贪图享乐，荒**无道，似乎就有点强词夺理了。隋炀帝做了十四年的皇帝，大半时间都在外漂泊，不是安抚少数民族和南朝士民，就是对外征战。

隋炀帝一生所求就是万国来朝，四方朝拜，在他的努力下，一个辉煌无比的帝国诞生了，可穷兵黩武的代价却是所有人的背叛。他穷其一生，做了他认为对的事，可到头来却惨遭举国臣民的反对。

眼看着凝聚一生心血的帝国轰然倒塌，隋炀帝如何能够承受？难道他还要再花数十年的时间重新再来一遍？我不是在中关村创业，随便租个办公室，拉着几号人，搞搞互联网+什么的。纵使产品失败了，投资人撤退了，从头再来也就罢了，再不济也是欠一身债，还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历史上的帝国中兴，似乎还没有在同一个皇帝的手中实现过吧。

隋炀帝和我们一样，只不过是个情感丰富的凡人，梦想破碎之后，很容易一蹶不振。客观地说，隋炀帝第三次下江都，是在意志消沉的情况下离开的。

细读史料，还是可以感觉得到隋炀帝当时的心境：

第一个心境：他虽然意志消沉，却并没有放弃镇压起义军的大战略，说得好听点，南下江都是隋炀帝的战略性撤退，他想要以此来曲线救国。

南下江都的前后，隋炀帝先后发布了几道任命书：

任命自己的表兄弟，唐国公李渊为太原留守，全权负责河东的防务。

任命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全权负责洛阳和周边的平叛。

任命大隋名将屈突通为关内讨捕使，负责长安和周边的防务。

命张须陀为河南道讨捕大使，镇压翟让和李密的瓦岗军。

命太仆卿杨义臣前往河北，剿灭猪狗不如的军阀张金称。

命涿郡通守郭绚讨伐河北的大军阀高士达、窦建德等人。

有人可能会问了，隋炀帝既然想要平叛，为什么不亲自坐镇洛阳，反而要把大隋帝国的根基拱手相送？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少争论。

比如，隋炀帝的改革让皇族和关陇集团彻底对立，以至于矛盾无法调和，隋炀帝只好效仿前朝，南下江都，划江而治。

《隋书·郭衍传》中就说过，杨广争夺太子之位的时候，曾经拉拢过郭衍，而郭衍则说，如果所谋之事成功，杨广可以安心做太子，如果所谋之事失败，可以占据淮南，复梁、陈之旧。这样的说法，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这样的做法确实有点缘木求鱼，舍近求远。

不管怎么说，长安和洛阳是大隋王朝的首都，皇权的象征。同样是一条龙，盘踞在万里长城那叫真龙天子，睡卧在臭水沟，人家只能当你是一条无家可归的孤怜小蛇。更何况，隋炀帝迁都洛阳不就是为了加强中央皇权，削弱关陇集团的影响吗，现如今撤退到江都，确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隋炀帝刚离开洛阳，各地就兴起了另一波造反的**。

幽州战将罗艺，杀官员，开粮仓，宣布造反。

兰州的薛举，控制官府，开粮仓，宣布造反。

凉州的李轨，控制官府，宣布造反。

刘武周杀死马邑太守王仁恭，开粮仓，宣布造反。

西梁皇族后裔萧铣，在岳州宣布造反。

还有，隋炀帝又爱又恨的大表哥李渊也举起了义旗。

第二个心境：隋炀帝相信大暴乱的事实，可对暴乱的规模仍旧存疑。

就拿杨义臣来说，他当时在河北剿匪，中途给朝廷发了一份捷报，声称自己努力耕耘，最终收编了数十万起义军，算是给隋炀帝提前祝贺一下。

有这样体贴的下属，人生实在当浮一大白。不幸的是，杨义臣的捷报并没有让隋炀帝高兴起来，反而让他忧伤不已。想想看，杨义臣几战下来就收编了数十万起义军，如果把河北战场横扫一遍，是不是就可以收编上百万的起义军？

事情都有两面性，杨义臣的成绩越突出，说明河北起义军的数量越庞大，这对隋炀帝并不是什么好消息。隋炀帝拿到奏折，差点惊掉了下巴，他嘀咕道：“朕原先并不知道盗匪有这么多，杨义臣怎么会收编数十万人？”

在古代，一个县的人口不过数万人，隋炀帝要么承认县里的百姓全都成了盗匪，要么承认绝大部分的郡县都成了土匪窝，他该接受哪个事实？并非隋炀帝不愿意承认，这种超乎想象的数据，任何人恐怕都难以接受。

第三个心境：隋炀帝忌惮起义军，也防备着手握重兵的朝臣。

还是拿杨义臣来说，他忠厚谨慎，能力超群，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灭张金称一战，收编数十万起义军，可捷报发到江都，虞世基却在皇帝面前泼他的冷水，说贼势不足为虑，凡倒是杨义臣拥兵自重，不可不防。

据史料记载，隋炀帝听信了谗言，下诏将杨义臣调回朝廷，封他做了礼部尚书。收回军权，给你赏个毫无油水，不好捞政绩的官职，明显就是猜忌嘛。无独有偶，隋炀帝对表哥李渊也是防备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话又说回来，不管隋炀帝是个什么心境，放弃洛阳，南下江都就是不折不扣的错误决策。既然做了错误的决定，就必须承担一切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