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1 / 1)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在早期的放牧和征战生活中,蒙古的贵族首领在发布命令、传达信息、记录历史时,采用的都是依靠口头语言和刻木结绳的方法。忽必烈称汗之后,意识到了文字对于蒙古人的重要性,于是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

新字起源

公元1204 年,成吉思汗在攻灭乃蛮时掳获了乃蛮掌印官塔塔统阿。塔塔统阿是畏兀儿人,精通畏兀儿文。他遵照成吉思汗的旨意,用畏兀儿字书写蒙古语来教育成吉思汗的子侄,创制了畏兀儿体蒙古文。

但是忽必烈认为,畏兀儿体的蒙古文只是一种文字的借用,不能算作蒙古自己的文字。因而,他决定创制一种可以在全国通用的新型文字,作为蒙古人自己的文字。

公元1260 年,忽必烈在元上都即大汗位后,立即封吐蕃著名喇嘛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命他掌管佛教事务。在当时的情况下,掌管佛教事务也包括文化方面的内容,而创制一种新王朝所需要的文字,也是其中的任务之一。所以,创造蒙古文字的任务就落在了八思巴身上。

八思巴把维吾尔字母拼写成蒙古语言,作为蒙古的文字。这对蒙古文化的提高和国家的推行,起到了一定作用。

后来,忽必烈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又在西藏、印度文字的基础上,创制出一种方形文字,即蒙古新字。

蒙古新字由梵、藏字母演化而成,有四十二个字母。其中母音十个,子音三十二个。可以用来拼写蒙语,也可以用来拼写汉语,字母基本通用,但有些字母在拼写蒙语和汉语时,代表的音值不同。

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自上而下直写,自右向左行,参照了蒙古畏兀儿字和汉字的书写及构字方式。

公元1269 年底,八思巴抵达大都复命,忽必烈命皇子真金率百官出城迎接。八思巴则向忽必烈进献了他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立即下诏颁行。

蒙古字学

根据忽必烈的旨意,元朝的公文、印章、牌符、钱币、碑文开始广泛使用八思巴创造的蒙古新字。担任官吏的人,都必须要认识蒙古新字,所以它也被称为元朝的“国字”。

为了推广蒙古新字,忽必烈还在各地设立“蒙古字学”。

公元1269 年二月,忽必烈在下令颁行蒙古新字的诏书中说:“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①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这份诏书的大意就是说,蒙古发源于北方,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借用汉字和畏吾儿字作为自己的语言。但是这对于统治范围广泛的蒙古人来说是不合适的,蒙古人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命国师八思巴负责创造蒙古新字,以后在所有需要用到文字的场合都要用蒙古新字。

①肇基:肇,zhào。肇基,指开始建立基础,打基础。

可见,忽必烈是把创制蒙古新字当作弥补国家“一代制度”

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对树立和维系元朝的国威具有重要作用的大事来看待的。

忽必烈注意到,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创制过自己的文字,且这些文字都是利用汉文的偏旁为基本元素来构造的。但是,忽必烈不愿意沿用这一办法来创制他所需要的蒙古新字,所以就把这一任务交给八思巴,希望八思巴利用藏文创制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文字。八思巴也不负忽必烈的期望,创造出了独特的蒙古新字。

公元1271 年,忽必烈在定国号为“大元”之前,再次请八思巴传授灌顶①,并晋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

八思巴还奉命造太庙木质金表牌位,用蒙古新字书写帝后名号,并荐佛事于太庙七昼夜。后又在大明殿忽必烈的御座上建白伞盖,在上面用泥金书写梵咒,还倡建每年二月举行规模盛大的迎白伞盖佛周游京城内外的活动,并撰写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一书。

①灌顶:原为古印度帝王即位的仪式。佛教密宗效此法,凡弟子入门或继承阿闍梨位时,必须先经本师以水或醍醐灌洒头顶。

促进交流

在整个元代,八思巴的蒙古新字成为各民族文字语言交流的重要工具。蒙古人和藏族人、维吾尔人可以通过认读蒙古新字拼写的汉语,大致认读汉语的词汇。同样,汉族人也可以通过认读蒙古新字转写的藏文和拼写的蒙古语,大致认读藏语、蒙古语和维吾尔语的词汇。

这对于汉语词汇进入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以及藏、蒙古、维吾尔等地区,提供了极大方便。

这些语言与元代统一的政治、经济形势相结合,也促成了元代通用的公文、印章、碑刻、辞书等物品的陆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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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其人

八思巴本名罗古洛哲坚赞,是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的第五任祖师。

他幼年丧父,跟随伯父萨迦班智达学习及读写佛学,以聪明、颖悟著称。

他三岁时就能念诵咒语,曾在僧众集会上讲说《喜金刚续第二品》,众人叹服,称他为“八思巴”(vphags-pa,意为圣者)。八岁时,就能背诵佛本生经。

公元1267 年,八思巴从西藏动身返回大都时,在他的随行队伍中有一批懂得多种语言的译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的主要助手和实际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