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庄之阔之富，竟使得京津地带流传开“南有深圳城，北有大邱庄”这样的顺口溜。

走出大楼，我的脑海里竟交织出两个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形象，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一个是90年代天津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

所谓大邱庄之“谜”，是政治成功之迹，禹作敏的成功与其说是经营的成功，不如说是政治运作的成功！

“文革”结束时读诗人郭小川遗作——《团泊洼的秋天》，知道有团泊洼这么一个地方。作为离渤海不远的一块盐碱洼地，团泊洼的秋天给人留下的不仅是沉甸甸的高粱穗，还有夕阳下，华北平原特有的土灰色农舍以及衰草、黄土混为一体的混沌和苍茫。没有生机，看不到希望。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团泊洼被“文革”时期的掌权者选为流放文化人之地。诗人郭小川就是从“牛棚”下放到团泊洼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团泊洼又热闹起来了，特别是进入1992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热的升温，上至京都的高级官员，下至五湖四海的穷哥们儿以及来自海外的国宾使者，或天空翱翔，或水陆兼程，奔向一块奇异的热土——团泊洼，原因是这里冒出了一个“中国首富村”——大邱庄。

大邱庄之阔之富，竟使得京津地带流传开“南有深圳城，北有大邱庄”这样的顺口溜。

“大邱庄，老东乡，喝苦水，咽菜帮，糠菜代替半年粮。”这大邱庄既不在中国对外开放的阳光地带，也不属于享受特殊政策的经济特区，短短十几年怎么能来个底朝天，从地底跃上九重天上去了？正是这难以诠释之谜，引起了举世关注。

裹挟在万千取经探秘者中，我从数千里外的南方启程，也跑了一趟大邱庄。

大邱庄传奇

在北京火车站旁的长途公共汽车站前打听大邱庄，那些开大巴、中巴且又饶舌的司机们，十有七人都能给你满意的回答。大邱庄的名气太大了，以至于许多人，包括北京街头那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都能告诉你它的方位，尽管不一定会知道它属何方节制。在人们眼里，大邱庄就是大邱庄，至于它属谁管辖并不重要。连我这个记者，从大邱庄回来后，也是因为要写文章，查资料才知它是属天津市下辖的静海县管辖的。从北京乘汽车上京津唐高速公路，两小时到天津，天津到大邱庄五十多公里。

车到大邱庄庄外，遥看村景，感觉不到它与邻近亦已进入小康的乡村在建筑和风貌上有什么不同。参天的白杨，白杨林掩映的村落，炊烟袅袅。明显的差异是庄前那条小河，小河的水是血红色的。水从大邱庄流过，进来前是清澈的，这猩红是支撑大邱庄暴富的工业给大自然的馈赠。这条血红色的水源将流到海河，最终入渤海。

转入大邱庄的庄道，映入眼帘的已不是一个富得流油的村庄的概念，而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小城的印象。宽阔、笔直的村道上黄尘滚滚，那是因为路旁正在兴建各种现代化建筑；黄尘滚滚的村道上，跑的不是北方常见的毛驴马车，而是一辆辆豪华别致的名牌进口轿车：奔驰、福特，还有美国总统级座车卡迪拉克。欧美名牌车密度之大，全国仅见。在众多美欧名牌轿车中，日本的丰田简直就如一匹小毛驴挤进一群大洋马中那般寒碜和别扭。

陪同的朋友熟知大邱庄的底蕴。他告诉我，大邱庄目前拥有法国、美国、日本高级小轿车两百多辆，其中“奔驰”小轿车就有十几辆，最高标号是奔驰560型，是“庄主”禹作敏的。不过，现已略嫌落伍。一辆皇家级的奔驰600型的订单已送往德国。不久，大邱庄将出现这种元首级座车。大邱庄方圆7??25平方公里，全庄人口才四千来人，乘车在庄里兜上一圈，用不上十来分钟。可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时下全庄纯收入已超过1亿元，人均年收入高达2??6万元。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它是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中国农村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首富村。穿行在它经过精心规划的街道上，只见鲜花绿林掩映下的建筑都是别墅式楼宇，村民们开着各种名牌轿车穿行在村道上。相形之下，倒是那一群群从长途汽车上拥下来的外地参观者显得土气。

大邱庄人不讳言他们的生活一步登天得益于大办工业。下面一串枯燥的数字权威地说明他们的成功奥妙：

全村办起各类企业两百多家，产值逾亿元的工厂也不鲜见。企业密度和规模之大，为全国村办企业之最。1991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 300倍。1992年达25亿元。以强大的工业积累为后盾，以工建农，建立起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农业体系：全村4 400亩粮食作物总产量达396万公斤，平均亩产900公斤；农业劳动力由1978年前的1 200人减少到8人，而粮食总产和单产量都翻了两番。

大邱庄更惊人的实力是在庄外的大千世界。今年以来，借市场化改革的大潮，大邱庄人从大连起始，在秦皇岛、天津、青岛、上海、厦门、珠海、广州、深圳、香港、海口直至中国最南端的热带城市三亚，环中国黄金海岸带，狂购地产，开公司，数亿元资金从大邱庄源源输出。大邱庄的农民已不再固守于乡镇企业，而是去搞贸易、发股票、经营房地产，走出大邱庄，闯入一个又一个陌生领域。你不仅难用农民，甚至难于用“乡镇企业家”来称呼他们了。

大邱庄的成就确实非同凡响，这一非凡的成就自然得益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但是，要细究产生这一人间神话的契机，却不能不提及一个人物，这就是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只有抢先才能占尖。”正是这个禹作敏，通过一次次的战略抢先，在大邱庄这个小舞台上演出了这台令世人瞠目的大战。若要问他是如何找到打开“阿里巴巴”神秘山洞钥匙的？他回答之平淡让你更是吃惊：“三中全会那阵，面对几十年还在犯穷的乡亲们，我一夜抽三盒烟，苦思苦想想通了一个道理。”而他想通的道理仅仅是出于对前半世人生的一段体验，一个极其朴素的顿悟：“解放前大邱庄的地主一年舍不得吃几根顶黄花的直溜黄瓜，还是发不大。真富的却是那些在城里有工厂的‘工商业兼地主’。”

无工不富！农民要翻身，再不能死守田头。答案就这样找到了。于是，一场持续13年的“工业革命”，把大邱庄送到了“中国首富村”的炫目交椅上。

大邱庄“庄主”禹作敏

没有禹作敏就没有今天的大邱庄，到了大邱庄不见禹作敏等于是白跑。这禹作敏可真是个传奇人物。传奇的不仅仅是他把大邱庄这昔日低洼贫瘠的盐碱地折腾成了中国首富村的实践，传奇还来自他那颇具戏剧性的性格。

试举几例。1991年秋天，一百多名驻华外交使节由北京出发到大邱庄参观。禹作敏命本庄农民拉出由50部豪华进口轿车组成的迎宾车队，披红挂彩、浩浩****迎出庄门。待收到使肤色各异的外交官面呈惊讶之色的戏剧效果之后，禹作敏才莞尔一笑，得意地道出他这番类似“千金一笑”壮举的用意仅仅是为了“露露咱中国农民的脸”。有一次中央电视台请禹作敏去有名的“正大综艺”节目露脸，对方以为这个农民头会受宠若惊的，孰料大邱庄庄主临别时给中央台留下的却是这样一段令他们大惊失色的话：“等着吧，用不了多久我要把你们这‘正大综艺’变成‘大邱庄综艺’。”

最近，我们听到禹作敏的新口号：“走出大邱庄。”他打算送100个小伙子去国外留学。禹作敏还发了话：“娶回洋老婆的有赏，娶回大老板千金的，重赏！”他的算盘打得很精，多娶回一个大老板的千金，大邱庄就有可能多一家甚至几十家合资企业。想见禹作敏的人太多了，特别是大邱庄出大名后，主贵客众，使得能一睹其“风采”竟成了殊荣。

就在我来大邱庄前，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总编欲访禹作敏就碰了一鼻子灰。“告诉他，我没空！”禹作敏使起牛性子来，谁也拿他没法子。因为在这方土地上，天是王大，他是王二，谁也做不了他的主。

我能不能见到他呢？别人没底，我却充满自信，自信就自信在我持有一封我的一位刚使他出了大名的朋友让他“不可不见”的引荐信。有趣的是，即使这位刚使他这土中明珠变得红光四射的出色记者，他对其的高度评价仍是：“他写了我后，他也就出名了！”

活脱脱的禹作敏的性格。

言归正传。

向导引我们来到大邱庄工商集团总公司大楼前。楼前广场上黑压压地挤了一堆人。粗打量，好像是外地来学习想见禹作敏但没见到，正在发牢骚的。这是一栋不太显眼的四层大楼，据说禹作敏的总部在四层。一层是一群穿制服的保安，要见到他，得先经这一关。

“禹总在吗？”向导是新华社摄影记者，常来大邱庄，同保安们也稔熟，故他们也没故意刁难，但做不了主。于是从内室推出一个精瘦的年轻人，看似他们的头。

年轻人是办公室副主任，专管接待的。向导同他交谈一番，并递上友人引荐信一封。青年匆匆看后，客气地说：“实不相瞒，禹总是在楼上，但马上有中央的一批客人到。这样吧，你们在这里稍候，待我上去通报一下老爷子，看他见不见。”

青年一溜烟消失在楼梯尽头。向导瞅我一眼，摊摊手说：“就看你的运气了!”

五分钟不到，青年跑下楼来了。从他兴冲冲的神情，我知道有谱了。“老爷子有请。”果然，还没下得楼，他就嚷开来，其激动之情远甚我们。看来，禹作敏愿见我们，连他也是喜出望外的，不然，何来如此激动？

转过三层结构古怪的楼层，青年把我们引到顶楼一间铺着红地毯但并不豪华、状似会议室的房间，叫我们稍候，就一头扎进最里头的一间屋。

趁这空隙，我赶紧打量了一下屋景：环墙四壁挂满了大照片，多是中央领导视察大邱庄时同禹作敏的合影。有万里、李鹏，还有李瑞环。四周摆的是沙发，典型的北方沙发，弹簧上绷上布，土气而陈旧。总之，这办公地点同庄内农户豪华的住舍形成鲜明对比，显然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产物。

禹作敏出来了。我的第一印象：这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北方老农，一个有点私塾底子的老农。虽然戴着一副眼镜，但土气未泯，古铜色的脸庞上千沟万壑，布满岁月留下的皱纹；硬直的腰板略显佝偻，伸过来的手臂僵硬如树枝，这是长期同自然界面对面争斗打磨出的造型。所不同的是装束，他没有戴白羊肚巾、着黑袄，而是毛衣后头打着领带，皱巴巴的西服披在肩上。我同他握手，他显得漫不经心，也不问我姓甚名谁。握了手径直坐到沙发上，旁边一个机敏的小伙把一支点上火的香烟递到他手上，他颤巍巍地送到嘴边，像西方人吸雪茄似的咬在嘴上，侧着耳朵习惯性地等着我提问。

这就是那位呼风唤雨的神奇人物禹作敏吗？看到他那孱弱的外表，你实在难以把他同他脚下这惊人的事业联系起来。可脚下这个神话却是他实实在在创造出来的。

听知情人说，闻知小平南方讲话的信息后，兴奋不已的禹作敏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小平同志是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讲了关键的话。”他说。基于这个评估，禹作敏决定，将前些年收藏在小金库中以防不测的数亿元资金，用于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一表对小平南方讲话的支持，二表对未来形势的看好。

“大邱庄工农业产值今年要搞到25亿元，明年50亿元，1994年要搞到100亿元。”禹作敏说话时底气不足，但思路十分清晰。谈起大邱庄的情况，如数家珍。在他谈话的时候，吞云吐雾，烟不离口。而烟卷无一例外地均由随侍一旁的小青年点上火，悄悄从侧边递到他唇边，另一只手则从他唇上取下吸得只悬着一条长长烟灰的烟屁股。

同北方农民企业家惯有特色一样，禹作敏也是政治化甚强之人。同满身铜钱味的广东一些企业家不同的是，他同我长谈一个多小时，话题归结点均为政治：“于光远是支持我的。他不懂办企业，亏损后向我求援，我扶了他。”另外，禹作敏的“主人翁”意识极强：“我们村两百多辆进口轿车，两百多部大哥大。你问我买这么多干什么？不光是工作需要，主要还要‘为咱中国农民露露脸’。”

为了给中国农民露露脸，禹作敏还时常扮演着“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式的角色。大寨党支部书记郭风莲曾来向他取经，谈到大寨因经营不善、公司处于亏损困境时，禹老板当即叫人拿出50万元赠予郭风莲，并言明不用归还。待听说大寨要拿大邱庄成就的录像带去放却无录像机时，禹作敏当即叫手下人又送了一台录像机给郭风莲。

如同诸多从实践中杀出来的农民实业家一样，禹作敏还是一个语言大师。“有才（人才）才有财，有财更来才。”他讲起话来，顺口溜一大串，不仅生动明了，而且极富鼓动性。据说，前些年流行全国、十分形象地揭示“两个文明”关系的一段顺口溜“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就是滥觞于他这里。

话扯开了，禹作敏的精神也上来了。吞下旁边小伙递上来的几粒药片后，他双腿习惯地往上一盘，穿着皮鞋的双脚就蹲到了沙发上，已恢复了北方老农蹲炕抽旱烟的本相。

禹作敏在大邱庄是绝对权威，一言九鼎。但他今年已60出头，将来谁来接替他掌管大邱庄的江山呢？

“你问我禹作敏之后大邱庄怎么办？谁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禹作敏不仅不回避，而且回答起来兴头更大。“以后的事业是他们的。”他指了指坐在门边，手握一个大哥大的办公室主任说：“以后就靠他们，他们既年轻，又有文化，跟我打江山的第二代人只是过渡阶层。”办公室主任叫禹绍伟，是他的侄子，今年30岁不到。

转眼一个多小时过去。楼下又聚集了一批等待他接见的尊贵客人，我们只好知趣地告辞。走出禹作敏的农工商总公司大楼，触景生情，我的脑海里竟交织出现两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形象，且挥之不去。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一个是90年代天津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同为黄河的儿子，同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何其相似，从品性、才干、经历甚至习俗。唯一不同只是经营内容的不同。前者经营的是玉米、高粱，后者经营的是工业产品。而这个不同，无非是时代所致。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比较两个成功者的异同，能予人多少深思的东西啊！

大邱庄现象

谈完大邱庄盛景和禹作敏其人，大邱庄的故事还不算完，还得来探析它的成功之因。

对大邱庄——“中国首富村”——的地位和禹作敏其人的评价，相信人们的歧义不大，可对大邱庄的成功之因，见仁见智，分歧就相当大了。

我的朋友、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夏林，经过深入采访调研，推出大邱庄成功的整套经验后，就此问过我：如果说大邱庄产生于享有特殊政策的特区或中国最为富庶的珠江三角洲，那还好理解。问题是它偏偏产生在中国经济并不是最发达的华北农村，而且周围同等条件的大多数村庄还处于刚解决温饱的阶段。夏林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禹作敏成功的系统原因，具体有：善抓历史机遇、勇创“借脑工程”、“市场敢于拼抢”、从“借脑”到“换脑”等。

我赞同夏林的分析。但我补充说，“中国首富村”没产生于中国最富饶的南方而产生于有待发达的华北，这不是什么奇异现象，而是有其必然之因。

在南方，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伴随社会的渐进发育、总体递进，机会已趋于均等。星斗满天，竞相争辉，就难以产生“月明星稀”、一月独辉的局面。而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华北平原恰好相反：正因为有广大的农村还囿于传统的沉睡之中，才有“大梦先觉”的大邱庄爆炸性的发展。大邱庄敢为天下先，在京畿之地营造出一个先发洼地。水往低处流，遂使得深锁于中央政府机关中的各种有利因素：人才、资金、信息、物质、科技以及政策等优势都聚于这巴掌大的“飞地”中，由此才有了他令人炫目的暴发。

不过，敢为天下先是要冒政治风险的。所幸大邱庄有禹作敏这位深谙中国政治的农民实业家。其实他真懂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他善于把好政治这个方向盘，不仅把大邱庄这趟车驶到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而且在新旧交通规则交替转换的过渡时期，还勇打擦边球，踩线而不越线，虽屡有违章但不翻车，反正一切围绕高速行驶，保证车能持续高速运转来定韬略。如此跑了13年，终于跑了个全国第一名。发展是硬道理，坐上头名状元交椅后，过去的一切冒险行为，全成了英雄壮举，因为，一俊遮百丑，历史是从不责难成功者的！

因此，所谓大邱庄之“谜”是政治成功之谜，禹作敏的成功与其说是经营的成功，不如说是政治运作的成功！

结论是：大邱庄现象是中国政治之象。纵览社会各界，不论农村、城市、工厂以至特区，哪一个成功者，哪一个成功单位，后面没有一个禹作敏似的人物？没有一个擅长政治运作远甚于经济的强人？

大邱庄现象，中国特色的改革现象！

（原载于《南方周末》1993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