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积累，这是一个痛苦而又不可避免的过程，底子越薄，痛苦程度越甚。罗定没有回避这一阶段，而是认准后咬着牙关硬走过去。

农民手里有了钱，纷纷转入工商业投资，开发山区资源。过去在山上自生自灭的山货资源，经开发加工，成了山区人的摇钱树。

“我才看不起你那个农转非呐！”

一位当了制衣厂厂长的农村女青年告诉记者：我的收入，除支持家里还有存款，我何必要“彩礼”作践自己呢！

罗定？饿定？

云开大山，南北逶迤，横亘在粤桂边界上。分水岭两侧是两广有名的贫困山区，人称“饿定”的广东罗定县，就置身在这贫困的行列里。

同众多的山区贫困县一样，人多地少、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是罗定县长期贫困的自然原因。这里离广州二百四十多公里，关山阻隔，丘陵起伏，没有铁路，没有水路，只有公路。全县总人口80??5万，农业人口高达73??6万，人均耕地不足0??7亩，人均山地2??45亩，土地摄取量很有限。在传统自然经济社会里，温饱对罗定人来说，一直是千年奋斗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贫困迫使众多不甘贫困的罗定人把眼光移向山外那广袤辽阔的大千世界，外流成了人们不约而同的选择，相沿成习：当兵、读书、跑“三行”，成了罗定人外流的三条传统渠道。

人们常用“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形容无产者天生的革命性和奋斗精神。确实，罗定人才辈出的历史证实了这一揶揄的“科学性”。在罗定，提起在外面功成名就、闯出一番风光的家乡人，他们可以给你随口报出一长串，并会为此自豪半天。

确实值得自豪！罗定并非物华天宝之地，但却是人杰辈出之邦。不过，人才都是到外地去才成为人才的，在本地往往成不了人才。

蔡廷锴是罗定人最引以为自豪的乡亲，也是从军的典范。蔡将军是国民党19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抗日战争时期，曾指挥过威震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深得中华民族敬仰。除蔡廷锴外，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还出过2个兵团司令、8个军长、20个师长、32个团长。区区边陲小县，将星如云，不可谓不是奇迹，这不能用“风水”这类不可知原因以及“尚武”习惯来解释这一现象。其实，贫困是解释这一奇迹最实在的经济原因，古往今来，哪一个人多地少、贫困落后之地不是兵源最茂盛、将军辈出的地方？出将为帅，个人造化固然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当兵吃粮”这句中国民间的老话早就揭示出了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奥秘。

读书人多，是罗定出人才的第二条渠道。解放以来，这里每年都要考出去三四百名大中专生，不过，这些负笈远行的莘莘学子，常常是一去不复返，他们大多是为摆脱贫困、跳出山区而读书的。他们遍布全国各地，不少人还身居要职，通过读书读到海外功成名就的人也不在少数。经商的不算，从政有成者，有的已成为美国政坛名流。找出路是罗定人奋发读书的原因。“学而优则仕”，膏粱子弟可以不从这条清苦之路找出路，稍有条件的贫家子弟却非得走这条“捷径”不可！“自古华山一条路”，受不了发奋攻读之累，必尝饥寒交迫之苦，二者必居其一！

投身行伍、寒窗苦读固然是两条能迅速摆脱贫困的出路，但却是两条窄路，只有少数人走得通。不过，它造成的“人不出门身不贵”的这一假象，却成了鼓舞罗定人外流谋生的催化剂。人们都往外走，结果多数人走上了有力气、有吃苦耐劳精神就行的宽敞出路。当地人称之为“跑三行”，即外出当铁匠、木匠、泥水匠。其实岂止“三行”，补锅、阉鸡、收破烂……七十二行，但凡耍手艺卖力气的活儿，只要能挣钱，罗定人都肯干。罗定人哪里料得到，正是这不慕虚荣、讲求实际的秉性在日后成全了他们，一遇发展商品经济，使他们如鱼得水，迅速走上脱贫致富之路。当然，这是后话。据罗定县有关部门统计，就是在以粮为纲、大搞劳力归田的年代，罗定照常在外“跑三行”的也有二三万人。

有些能耐的人都出去了。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前的漫长岁月里，人们是为跳出山区而从军、读书、“跑三行”。结果，罗定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了众多文臣武将、能工巧匠，但它却得不到什么。人们是跳出了山区，放出去的风筝是短线的，要说收获，除外出者汇回赡养家用的生活费用外，就是那成才、成名者反馈回来的扬名显亲、令乡邻自豪的虚荣，但虚荣当不了饭吃！这就像一个瘦弱不堪的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出了精壮的儿子，孩子们都出去了，他们虽然为母亲送来了“自豪”、“喜讯”，但却不能为母亲拾掇这凋敝的田园——母亲最需要的是面包！

直到1978年，罗定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才两亿多元，农村人均纯收入95元。这里是广东鼎鼎有名的山区贫困县！

我来到了罗定，这是1987年岁末。不是访贫问苦，而是慕名而来的。罗定现在是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政策，迅速走出一条山区脱贫致富之路的成功典范！

我们沿广海北线驱车250公里，汽车披着一身尘土，终于驶进了罗定县城。实在难以用“县城”这个传统概念来形容这个县城，城区宽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11层的招商大厦，一个外商就把它全部租用；黄墙尖顶的龙城乐园，可是一个消遣的好地方；气势宏大的华侨大厦，专供外商居住……大街上，面包车、小轿车、摩托车、自行车混杂，人流如潮，熙熙攘攘。一圈转下来，县城最陈旧的房舍恐怕要数县委、县政府大院了。更有气派的，是城郊新开辟的工业区，在这近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按20世纪80年代标准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许多年产值近千万的、具有80年代水平的大型企业：年产120万吨生丝的缫丝厂、年产400万条麻袋的麻纺厂、拥有1万苧麻纱锭的苧麻厂，仅这三个厂，年总产值就达一亿多元，利税2 000万元。此外，还有中美合资的玩具厂、中外合资的服装厂……这些厂都是外向型企业，产品百分之百出口。大街上，人声喧嚷，骑摩托车的人打着赤脚，蹬自行车的人穿着西装，挑大粪的姑娘烫着卷发，摆食档的小贩系着领带，十里长街，店档林立，卖时装的、卖小吃的，吃喝声伴着田螺味，霓虹灯辉映柴烟火……新与旧重叠，洋与土伴生，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山城，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山城——像一只正处于起飞前换羽阶段的巨鸟！

罗定县城现有人口六万余人，其中，4万人有户口，2万人没户口。没户口的2万农民是被县城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吸纳进来的，县城就业机会甚多，但缺劳力！

别回避这痛苦的积累

据了解：罗定县目前年社会总产值已达到11??6亿元，以年平均15??9%的速度增长；财政预算内收入达到两千多万元，年平均递增7??5%，农村人均收入600元，比1978年的95元增加6??3倍。还建立起了五大经济支柱：轻纺、化工、机械、建材、矿产；十大商品基地：玉桂、木薯、松脂……这个产业结构采取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内外结合，实现了良性循环，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同富得流油的珠江三角洲各县相比，这点经济成就算不了什么；但同过去的罗定比，却是历史性的腾飞。

经济腾飞固然喜人，但在罗定采访时，感受最深刻的不是他们的繁荣，而是罗定人进行资金原始积累时表现出来的气魄和精神，这才是罗定的成功之本！两句话：找起步钱，用好起步钱。发展经济，离不开原始积累，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普通常识，但罗定人的不平常处在于：就在许多山区贫困县坐等国家救济、投资，用国家有限的投资送入肚子，先解决奢侈性消费即大盖楼堂馆所的时候，他们却勒紧肚子，选择了一条自力更生的艰苦奋斗之路。

1980~1983年，是罗定县进行资金原始积累的关键时期。

这时的罗定，通过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虽解决了肚子问题，但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的同时，还解放了众多闲散劳动力。罗定三十多万个劳力，农业留下10万个，还剩20万。这20万人怎么办？办工厂，没有资金；搞农业，没土地！按传统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放出去，自谋生路。罗定人是有能吃大苦、耐大劳传统的，传统的“跑三行”常常是把解决肚子问题作为唯一目标，这个目标放在今天就太低了。县委、县政府领导这次下了决心，把“跑三行”脱胎换骨，具体为要促使“跑三行”的人们把吞进肚子的钱抠出来，变成罗定发展经济的“起步钱”。县委、县政府领导亲自出面组织劳动力输出，并且进行了一番动员。“理论”就是通过“放出去”赚取经济建设的起步钱，这叫做“跳出山区，建设山区”；“计划”就是将全县有建筑技能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成立建筑公司和建筑队。这一动员组织，全县搜罗出3??8万建筑人员，成立了5家建筑公司、31个建筑队，除在本县承担基建任务外，还打向全国各地。除建筑业外，七十二行，凡懂点的，都鼓励外出，结果修路、架桥、阉鸡、补锅、修理、制衣、淘金、收破烂……围绕这些渠道又输出去2??3万人。6??1万人输出去了，输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们占了罗定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是罗定县现代史上一次悲壮的进军！男人们都出去了，他们一出去就是一年半载，四海飘零，找米下锅，家里多剩下姑娘、媳妇。县委、县政府领导却没有“放过”这些妇道人家，他们要将这些纯粹的消费者变成积累资金的另一支生力军，变成“三来一补”企业的工人。山区吸引外资的法宝，除了提供最佳服务外，就是廉价劳动力，珠江三角洲一带“三来一补”企业工人的月工资已达到200元的时候，罗定的姑娘、媳妇们在空气污浊、房舍简陋的工棚里劳累一个月才能收入六七十元。而且，由于资金短缺，僧多粥少，许多工厂实行了“自带口粮”的招工制度。谁能先入股投资企业三四百元建设资金，谁方能进入企业。

我们有幸见识了罗定最大的“三来一补”服装厂厂长彭沛玲。这是一位刚刚40岁的妇女，精明、能干，是罗定有名的女强人。她带我们参观了她的服装厂：五层大楼，宽敞明亮，680名工人大多是姑娘，一个个打扮入时，全部采用日本最先进的高速缝纫机缝制服装。这六百多台设备全是她们用工缴费补偿挣来的。8小时上下班制，工作轻松，收入颇丰，月平均达150元左右。“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说到刚刚开始搞“三来一补”的光景，彭厂长告诉我们说：“那时哪有这么好的厂房，有个棚子遮遮雨、避避太阳就不错了，衣车是上海产的脚踏缝纫机，一天踩下来，疲惫不堪。为了赢得客商，对突然来的追加订货，价再低，活再急，也得接下来。加班加点是常事，根本不存在8小时工作制。我们这还算好的，下面的乡镇企业，工人的工作时间更要长得多，病假、例假顾不上，月工资能有60元就不错了！”彭厂长说的都是过去。但这个过去即使再苦，对于揉泥巴、干原始大田作业的人来说，也轻松得多。所以，许多农村姑娘都一心渴望进厂踩衣车。要达到这一目的，得自带“口粮”入股，于是形成了个“连环效应”。远在五湖四海打工的父亲、丈夫为使家里的女儿、媳妇进入工厂，节衣缩食，拼命劳作，将收入尽量寄回家里；在工厂里劳动的姑娘、媳妇们为使在外飘零的父兄们、丈夫们减轻负担，更加勤奋地劳作。

采访罗定人的艰苦创业史，我的脑海里蓦然浮现出一件往事。今年夏天，在海南三亚市鹿回头处我曾遇到过一位搞建筑的年轻人，他在高达摄氏40度的气温下干活，热带炙人的阳光把他全身晒得黝黑。我们在露天站一会就感到头昏脑涨，但他同他的乡亲们却要长年累月在露天下干活。他告诉记者，他每天的收入能达到10元，吃饭花掉5元，还剩5元，这些钱积存下来，得寄给家里。他就是罗定人。涓涓细流汇成江海，罗定人的“起步钱”就是这样来的。

原始积累，这是一个痛苦而又不可避免的必然过程。底子越薄，痛苦程度越甚。罗定人没有回避这一阶段，而是认准后咬着牙关硬走过去。结果，先苦后甜，建筑业在完成资金原始积累这一历史重任的同时，在艰苦的磨难中迅速壮大，成了罗定县第一个支柱行业。这些年来，全县建筑业的总收入剧增。为改善投资环境，为“三来一补”企业的兴办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罗定县依靠丰厚的劳务及其他收入，大搞“三通一平”，并通过让外商看现成厂房的办法，来引发外商的投资兴趣。

县委书记李均林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次，县招商部门煞费苦心，引来三个澳大利亚客商到罗定洽谈投资。三名客商早上七点从广州出发，下午五点才到罗定，饱尝长途跋涉之苦后，客商已无投资兴趣，见到有关负责人就直摇头：“在你们这种地方投资难啊！”可到第二天，他们一看有现成的厂房、场地，马上劲头大增，认为这缩短的投资时间完全能抵消路途遥远的不足。结果，项目顺利谈成。

近几年来，罗定把节衣缩食积下来的钱大多用于改造投资环境上。硬环境固然是吸引外资的必备条件，但软环境在许多时候其重要性更甚。罗定自然条件不如别人，就必须以改善软环境来取胜。1983年，某外商与二轻服装厂签订了一项加工5 000打服装的合同，由于种种原因，对方延误了交料时间。布料送到服装厂时，离原定交货期只有3天了。怎么办？为了保证信誉，县长亲自出马，倾全城“兵力”，组织县城五家服装厂，三千五百多人加班加点，终于按期完成。客商十分高兴，除成为服装厂的长期客户外，还成了罗定的热心宣传者，从海外给罗定又介绍来不少客商。目前，全县改建、扩建厂房20万平方米，办起了38家服装针织厂，安排从业人员1??5万人，用补偿方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9 733台（套），一跃成为广东省有限的几个服装加工生产出口基地之一。

更重要的是，通过“打出去”和“引进来”，罗定人学到了技术，积累了经验，取得了信息，强化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意识观念，为发展山区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跳出山区、建设山区”战略获得了成功！

凭借这有形无形的“原始”积累，1984年，罗定在独立发展商品经济的资金、技术、管理、信息诸要素已有必要积累的情况下，在不放松“三来一补”项目的同时，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发展工农结合、内外结合、城乡结合的“贸—工—农”型企业，把罗定经济全盘搞活。

罗定的对外协作进入了一个高层次：利用合资、合作方式，先后兴建起年产120吨生丝的缫丝厂、年产400万条麻袋的麻纺厂、拥有年产1万苧麻纱锭的苧麻厂。这是三个产品全部供出口的大型外向型企业，三个厂每年可吞吐3万担蚕茧、16万担红黄麻、8万担苧麻，可解决3 000人就业，总产值达一亿多元，利税达2 000万元。在“三大产业”的带动下，山区产业结构得到了科学有效的调整，充分发挥了山区优势的“三麻一桑”（黄红麻、苧麻、蚕茧）基地迅速形成，目前面积已达到11万亩。仅这一项，农民即可增加5 000万元的收入。

县城在倾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外向型骨干企业的同时，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自然实现了向乡村扩散。据1987年底的统计，全县乡镇企业已发展到3??1万家，从业人员10??43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1%；总收入达4??2亿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8??7亿元的近五成。另外，伴随对外经济的发展，合资合作和“三来一补”企业也逐渐从县城向乡镇扩散，创汇不断增加，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和发展。1986年全县创汇达一千二百四十多万美元，1987年达到三千多万美元，比上年翻了一番多。

城乡关系的新格局

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农民迅速富裕，使千百年形成的城乡对立关系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农民富了，经济活了

泗纶是罗定县24个乡镇中极普通的一个墟镇。全镇4??1万人口，劳力1??89万人。资金原始积累时期，他们向外地输送近2000名劳务人员:搞建筑、淘金、做工、开矿……凭着两只手，白手起家，迅速积累起发展生产的必要资金。于是，许多人结合山区资源实际，纷纷转入工商业投资:松香、淀粉、蒸笼、坐垫、土纸加工、爆竹、香粉、桂油、八角油等，充分开发利用山区资源的工场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加工业的大发展，使松香、木薯、楠竹、桂皮、山藤之类历来不值钱的山货身价倍增。既然商品性农业有利可图，过去在山上自生自灭的山货资源就成了农民积极开发的摇钱树，玉桂、木薯、松脂、杉、竹、茶、胶木、宁麻、桑、水果种植基地发展起来了。工商农桑，相互为用，相互依托，家无闲人，百业兴旺，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1986年，泅纶镇农民人均收入550元，1987年就突破了700元。1986年，全镇农民存款余额1031万元，人均250元，1987年新增存款334万元，等于1978年前的总和。这不过是罗定县经济良性循环的一个缩影！

现在，罗定县人均收入达到六百多元。收入多了，除掉生活花销还有剩余。为资金找出路则成了农家普遍思虑的战略课题。存银行利息太低，许多人选择了集资办工厂这条路。就靠全民集资、滚雪球的办法，全县乡镇企业从零起步发展到三万多家，从业人员十万多人，吸纳了全县三分之一的劳动力。

然而，乡镇收入虽高，一些农村青年（特别是姑娘）仍不满足于乡村的偏僻和生活的枯燥，向往县城的繁华和大企业的时髦。县城马上来个“因势利导”：在积极办厂的口号下，提出“谁入股4 000元，就优先招收谁进县城大工厂”的政策。4000元这可不是个小数，在农村，这是两三头牛的价，一幢农家新房的钱。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应者如云。近一两年来，县城招收了这类“自带口粮”的工人一千多人，集资四五百万。新办的苧麻厂等几家大型合资企业的配套资金，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靠这一来源解决的。

商品性工农业的大发展，使流通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国有渠道早已吃不消。于是，大批口袋装满钱的农民买汽车、开商店、跑供销，涌入流通领域。目前，全县由农民组成的购销大军计有1??4万人。

回顾罗定这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位基层干部十分感慨地对我们说：过去书本上都说工人阶级最具革命精神，农民属于保守力量；事实上，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践中，农民的表现并非如此，农民因从没享受过铁饭碗的恩泽，大锅饭又是打破得最早、最彻底的；他们没有依赖，没有旧观念的束缚，一旦放开手脚，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全新的历史进军中，他们上山下海，走南闯北，哪里有空间，他们就在哪里出现，哪个行当没人干，他们就去填补；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的经济行为自然就和商品经济规律吻合；实践证明，只要引导得好，发展商品经济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是农民！这也许是具有中国特色商品经济的又一特色吧！

这一认识是耐人寻味、意味深长的！

农民富了，城镇活了

罗定县城有一条农民街，长三华里，居住着上千户农民。农民的建筑多是瓷砖贴面、结构别致的小洋楼。这是由县里统一规划售出地基，农民自己投资建造的。一幢住房，少则万多元，多则数万元。农民在这里建下房后，并不单纯作为居室，而是设厂、开店，搞“实业”。在罗定，不仅县城，下面的主要墟镇都有这样的农民街。泗纶一个镇就有三条农民街，上百户人家。

按经济理论，城镇的一大功能就是辐射作用，带动周围乡村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大小应有个限度，太大，自身运转不灵；太小，带动不了周围农村经济。但在传统经济模式下，我们的大城市过大，小城镇过小。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城市，尤其是县镇，通常是有城无市，难以发挥对周围农村的辐射、聚合作用。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使城乡之间、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一直存在着一条无形的鸿沟。城里人有城镇户口，因此不仅可以吃商品粮，而且招工优先，迁徙相对自由。农民没有城镇户口，绝对自食其力，不能随便迁徙进城。也难怪，因经济不发达，城镇本身就“人口过剩”，若再打开大门让农民进城，增的都是吃饭的嘴，后果自然是不堪设想的。但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民的富裕，情况颠倒过来了。城镇工业迅速发展，劳动力奇缺，需要农民——罗定县城短短几年增加了三万多新居民，其中大多是在企业里当工人的“农民”。城镇人口的增加和人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需要发达的市场和商业，城镇自身积累能力有限，口袋里装着钱的农民成了深受城里人欢迎的“财神”——农民街就是这一变化的产物。

罗定县城的主要街道是一条宽七八米、长五六华里的正规街道，如今，这里成了店铺林立的商业中心。布满近三四华里通街大道的服装店铺是罗定县城市场繁华的标志。这里经营服装的店铺少说也有三四百家，日夜营业。他们从做工便宜的地方弄来成衣，除零售外，批发给墟镇上来的衣贩子，辐射到广阔的农村；他们又从县城的各种服装厂弄来名贵时装，销往广州等购买力强的都市。你要细细追究，这些店主，起码有半数以上是“农民”。

城镇经济的兴旺繁荣，迅速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县城“三来一补”企业做不完的订单，纷纷向乡村扩散；县城调整产业结构更新下来的设备技术也纷纷向乡村转移。于是，乡、村经济伴随县城的发展又一次实现起飞。最有趣的是，伴随城乡经济腾飞，得益最大的竟是城郊的菜农。伴随就业人口的增加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一斤菜心，由5分钱涨到5角。只要精心拾掇好一亩菜地，当个万元户是轻而易举的事，怪不得菜农大都不愿意离开土地。凡此种种，使人常常想起中国民间的一句谚语：大河有水小河满。农民富了，惠及城镇；城镇活了，带动乡村。于是全盘皆活。县委负责人自豪地告诉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县城十公里的辐射半径内，目前已做到家无闲人。同县城的作用一样，下面的墟镇也或小或大地实现着对周围农村的辐射、聚合功能！

“城乡”观念的新变化

“以前要分辨一个农户与居民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老范风趣地告诉我们：“穿大裆裤、粗布头的一定是农民；进城挑粪、卖山货的一定是农民……现在，若以这个标准来辨别农民与居民，一定碰壁！”

西装革履的摩托骑士是农民，踩三轮车的“苦力”或许是居民；上茶楼的是农民，跑堂的伙计是居民；县城中那个洋楼的主人是农民，那住旧平房的人却是世居的居民……

“农民和居民的差别不就是15公斤商品粮嘛！”当你问及城乡存在的差别，城里人、乡下人愣了半天，最后从政策上却只能找到这么一点。

的确，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以前为维持城乡平衡、社会稳定的众多政策，实质为承认和强化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政策，已在商品经济洪流的冲击下，在不知不觉中或溃决、或名存实亡。“我才看不起你那个农转非呐！”一位农民运输专业户挺风光地告诉记者，“只要有钱，我可以进城投资、下乡办厂，省内省外，各行各业都可干，自由度大着呢！而城里人抱着个城市户口哪里也怕去，哪里也去不了，哪有我们自在？ ”

农民和居民在经济地位上差距的缩小，直接引发了城乡观念上的深刻改革，婚姻是折射这一变革最明朗的反光镜。

文塔镇英罗制衣厂厂长邹嫦，一位22岁的农村女青年，被问及“彩礼”观时，爽快地告诉记者：我的收入，除了支持家里还有存款，我何必要“彩礼”来作践自己呢？据镇妇联主任介绍：“现在妇女务工较多的地方，女青年出嫁不但不要‘彩礼’，反而带着银行存折到男家！包办婚姻、早婚早育的现象大为减少。”落后婚俗是愚昧的伴生物，妇女的经济地位和乡村贫穷愚昧状况一经改观，索要彩礼、包办婚姻、早婚早育等落后婚俗自然随之消弭！

近几年来，在罗定县，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城镇，城乡通婚实际已非新闻，农民和居民，特别在农村男青年和有工作的居民通婚这一历来被认为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妄想”，现在正大批地变为现实。因为居民和农民，无论就现象还是本质，差距已经模糊！婚配的选择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变化的晴雨表。在人们还把“婚姻”当成终身大事来对待的社会里，城镇姑娘转而把绣球开始抛向农村，这不能不说是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正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先兆和象征！

来自粤西贫困山区的这篇报告到此算写完了，但最后必须强调的是，本文所反映的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隅，一个非精选出来的极其普通的一隅。她所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发达地区已不新鲜。但是，她借助改革开放政策，自力更生，迅速脱贫致富的经验和精神，却是永葆新鲜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罗定之路，是中国人民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编后语

编：广东现象更多的是一种经济现象。对广东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如上海人对广东的认识就有一个从“不行、不过到不错”的“三步过程”。对广东的成功有很多说法，在你的文章中也提到一种“变通”论及“以港为师”论。从今天来看，你认为广东的成功该用什么来解释呢？

王：当时的争议可能是局部的、阶段性的争议，都有道理但只是一部分而概括不了全部。当今天尘埃落定时，回过头来看广东，也许得出的结论就更接近科学。广东的成功有几个因素。

第一，广东是个“化外”之地，远离中央的控制，有自己的边缘文化，有自行其是的历史渊源。

包括历史上当中央一直强调农耕主义、农本主义时，这边的重商之风照样抬头、照样发展，广东人历来有经商的传统。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在它旁边设立了一个香港，对广东的影响绝对不可小看。正因为它是“化外”之地，特别是解放后作为国防前线，是准备打仗的地方，所以国家一直没有大的投资，没有摆放大工业。广东对中央的依赖小，所以历史的传统得以保留、存活。

第二，中央为什么选择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来”？而不选上海或其他地区？

邓小平南方讲话时曾说：很后悔，当时应该让上海同时开放，这步走晚了很遗憾。很多人感慨不已。但我说，这是老人家只能在事后可以说的话。原因很简单，当时上海支撑中央财政的比重很大，上海是整个中国计划经济的擎天大柱。从常识上讲，谁敢把这根柱子拆下来，修理好再安上去？如果这样，整个大厦就要垮下来，中央不可能冒这个险。因此，只能在这根大柱旁边的十几根柱子中找到这根既有一定的承重力、又不会冒太大风险的柱子，就是广东。把这根柱子拆下来去修，修不好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修好了，说不定能总结出点经验来。因此，中央才默许、鼓励、纵容它放开手脚试。没有想到经过10年的探索，到了1992、1993年，这根柱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邓小平一次、两次到南方视察，就是要到广东来找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重要例证。当第二次到南方视察时，他已明显地感到，他不来就要批邓了。这时他就在88岁的高龄之年到南方视察，因为只有到了广东这块土地上，他的话才有力量，才有充分的说服力。正因为这时广东已长成大树，他才有充分的发言权，让历史转过来。有了广东这棵大树的支撑，再开始卸上海这根柱子，战略重点也可移到浦东去了。广东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第三，广东的无为而治。

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央放权，地方也放权，把每个细胞都搞活，以港为师也好，变通也好，反正‘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无为而治使广东市场经济的传统细胞得以充分活跃和张扬，使广东出现了万马齐驱的局面，出现了“广东四小虎”，出现了各种模式，出现了各乡镇拼命往前赶的现象，出现了经济的裂变。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就是广东的政府行为，这只看得见的手变得非常无力。所以我在《华东归来话广东》中说：广东是靠无为而治获得了20世纪80年代的奇迹，但不要以为无为而治是万用良药，市场经济需要两只手，既要有看不见的手，也要有看得见的手。广东在这个时候不强化看得见的手，就很可能被上海所淘汰。

从华东回来，我之所以对上海刮目相看，是因为它的有形之手是非常强大的，如果再给它注入市场经济的机制和观念，可焕发出非常强大的力量。一比就比出来了。上海在高、精、尖上做文章，包括“五个流”：商品流、物资流、金融流、信息流、人才流，经济结构形成第三、第二、第一产业比例为3 ∶2 ∶1的格局。那时广东还在满足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上海人说我们是在干跨世纪工程，广东当时还不当回事。我出于对广东的热爱发出了预警，不知他们听不听得进去。

当然现在再来看上海，我明显感到对上海也不要盲目地乐观，因为硬件的东西靠上海人的高素质和政策上的强大力量是很容易搞起来的。像小平说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盖上千亿的大楼容易，但怎么搞活每一个经济细胞却是上海人要下很大功夫的。

广东是细胞已经活了，要考虑骨架怎么完善；而上海是骨架已搭起来了，难的是要把细胞搞活。

有的人担心上海发展了，广东就没戏了。我说没这回事。在传统经济上不允许有多个中心，但现代经济中允许有多个中心经济。广东和香港形成的经济对整个中国来说，还是像三足之鼎的一个足一样，不可缺少。

编：曾记得关于《罗定之路》这篇文章，新闻界老前辈李普曾经在《羊城晚报》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那是怎么回事？

王：是的。李普是我们新华社的老领导。1993年我给他寄去一本自己刚出的书《中国走势采访录》，读了书中《罗定之路》这篇文章他非常激动，为此还专门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有一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羊城晚报》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附录

死胡同的突破

——读王志纲《中国走势采访录》（节选）

李普书中有几篇我在报刊上看到过。最初是关于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的报道。所谓“广州人”，其实是指广东省；所谓“冲击波”是指对于改革开放的疑虑和攻击。我曾经多次南下观光，亲身接触了那里的成就。新闻记者拿出事实来，旗帜鲜明地讲公道话，我读了感到很舒服。署名的仿佛是两个或三个人，我都不认识，想必是“小将”。我想，如今是该他们闯**江湖、论列天下大事了。这是六年以前的事！现在该叫他们“中将”了吧。

我打开书来，最先读的却是个小题目：《来自粤西山区的报告》，不料在这个小题目之下，也看到了一些惊人的大事情和大议论，使我大开眼界，浮想联翩。

它说的是曾经被称为“饿定”的罗定县，现在也富起来了。

千百年来，罗定穷得“叮当响”。越穷越需要跑步建设，越穷越没有起步资金。这一回，她经历了一个艰难的甚至是辛酸的原始积累过程。全县三十万名男劳力中，二十万人出外卖苦力，作者说：“这是罗定现代史上一次悲壮的进军！”他们千里奔波，省吃俭用，寄点钱回来支持家里的姑娘、媳妇们“自带口粮”，到县城和镇上的工厂去做工。所谓“自带口粮”，是要先交400~2 000元，才获得进厂做工的资格。而这些工厂，有许多家就几乎是靠着这些自带的口粮办起来的。

作者说，这个原始积累的过程是痛苦的；越穷，其痛苦越甚；但又是不可避免的。这话对极了！

多年的计划经济，使得我们各级的许多“父母官”们只能“往上看”，养成了“等、靠、要”的习惯。罗定的“父母官”们棋高一着，他们靠自己一点一点积累起步钱，用这些钱逐步创造吸引投资的环境。

硬环境固然是吸引外资必备的条件；软环境在许多时候同样显得重要。罗定的地理条件不如别人，更要靠软条件来取胜。1983年，有一项加工5 000打服装的合同，对方延误了时间，布料送到时，离原定交货的期限只有3天了。县长亲自出马，组织全县城五家服装厂3 500人加班加点，终于按期完成。事情很明白，这是救了那位客商一把。那人从此成了罗定的长期客户，而且成为罗定的热心宣传者，介绍来不少新的合作伙伴。

靠着这样的苦干，这个边远山区的罗定县，成了广东省服装加工出口基地之一。我们有些事，外国人弄不明白，其中之一，是所谓“农转非”。其实，现在许多国家公开出卖“绿卡”永久居留权，甚至国籍也在出卖之列，堂而皇之叫做“投资移民”。不料这个大问题，在罗定也出现了一番新奇景，作者画龙点睛，发了一通精彩的大议论，我越读越兴奋不已。古人说，拍案叫绝，可能也不过如此。第四篇文化求索第四篇文化求索行成于思王志纲中国走势思考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