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人们同饮一江水、同砍一山柴、同操一种方言，但分界岭两侧，却是两个迥然相异、发人深省的天地。

对比两广经济体制，广西人从政策上概括出两句十分令人深思的话：包活得死，包死得活。

南国有座云开大山，分界岭两侧是粤桂两省的贫困山区。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同饮一江水、同砍一山柴、同操一种方言，你我难分。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不同，两地观念和行为的差别出现了。且看分界岭两侧，两个迥然相异、发人深省的天地！

那边厢市场放开

这边厢设卡保财在广东一侧采访，我对人们利用市场机制协调商品生产、市场供需的灵活性、创造性感受尤为强烈。公购粮是指令性计划，广西一侧是让交粮就交粮，合同一旦签订，就不再变动。广东则是有粮交粮，无粮可按市价折算交钱；另外，城镇居民吃不完的粮食指标，还可折价卖给国家。这一变通，使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职能得到了充分发挥。结果，每一个农民通过利用货币这一价值尺度权衡得失，在不影响粮食生产的情况下，顺利实现了农作物结构的科学调整和土地的适度集中，农业的个体效益和总体效益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广东的灵活性还表现在价格政策上。市场上一般商品的价格是放开的，随行就市，高进高出。企业在这种机制下如鱼得水，转产、扩大再生产等经营自主权能得以充分体现。云开山的另一侧则是严格管理：某县水泥产量高，计划价每吨130元。广东水泥紧俏，愿出180元一吨的价格购买。可该县有钱不敢赚，怕违反“物价政策”。结果，保全了“物价政策”的尊严，却开了不正之风之门：买水泥比门路，低价进，高价出，工厂没涨价，市场价还是涨了。不过，涨价收入进了私人口袋，企业并没有得益。

沿边界采访，广西侧沿途仍有堵、卡、争的现象。广东人购买力强，出价高，广西的农副产品、原材料被源源不断地吸走，广西为维护本地财源，只好设卡。

广东人购买力强，除得益于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得风气之先外，还得益于其大市场机制和大市场观念。1吨松香，广西收购价只能出到1 400元，广东却能出到1 900元。广东如何消化如此高价呢？原来，广东人做生意脑瓜子里装着的一直是国内、国际两大市场。1吨松香，内销亏本，外销说不定就能赚钱；单向出口赚不了钱，利用出口获得的留成外汇按市价调剂给别的客户或引进其他设备、原料再生产出口产品，就一定能赚钱。

那边厢官员急急忙忙于会议

这边厢干部心焦焦大抓经济在山一侧采访，常常听到当地一些干部说山那边干部“官不像官，倒像个生意佬”。到山这边采访，听到的却是“我们有四套班子抓经济、做生意”这类自豪的介绍。

广东郁南县一个副县长率领一干人马，不辞辛劳，长驱四五百公里到山这边某县洽谈当地资源开发事宜。孰料该县对这位“不务正业”来“谈生意”的“县太爷”，派出一个二线顾问敷衍一下了事；山这边官员到那边谈经济，甚受欢迎。

云开山广东一侧的封开、郁南、罗定各县，县县都是四套班子抓经济。郁南有五个县长，除一个分管政文（即上层建筑）的副县长是花钱的外，其余四个县长都是挣钱的：正县长管工业全局，每月有十天在外“跑生意”（谈项目、搞资金等），另外三个副县长则分关把口抓部门。县委书记除抓全局外，每月要搞一次年产值逾千万元企业的解难会，让企业家们提出经营中的困难，书记负责拍板解决。在内地许多地方闲得发腻的人大、政协，在这里可是实实在在起上了作用。在郁南县，人大有三个正副主任，一个抓交通、一个抓林业、一个则协调全面；政协委员们则负责联络海内外乡亲，为外引内联穿针引线。

山另一侧的山区县因经济不活跃，干部也着急。一个山区县的县长向我们诉苦说，那边县长、书记出差多为跑经济，我们外出就是去开会，经济活动不多，四套班子闲人不少。无事就生非。你想学习广东，搞搞商品经济，人家说你三天“不跑田基”，是脱离群众，不务正业，在检查工作作风和政绩时，还得在干部会上深刻检讨。

算大账，“饿定”如今变富县

怕吃亏，资源丰富依然贫困罗定在历史上是广东有名的山区贫困县，人称“饿定”。现在却是广东山区利用外资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促进山区开发、迅速脱贫致富的先进县。罗定吸引外资的诀窍除提供优质服务外，靠的就是劳动力便宜。外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搞“三来一补”，工人的月工资要开到150~200元，而在罗定，只开五六十元。眼见得外商大把大把地赚了钱，罗定县领导的观点是：他能赚钱是我们工作的成功，我不眼红！只要微利和不亏就干。用这种“蜜糖引蚂蚁”的办法，引来了源源不断的外资，为山区经济注入了活力。1986年，全县创汇一千二百四十多万美元。实力增强了，客商增多了，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三来一补”企业工人的工资升到了一二百元。

广西百色地区某县有丰富的松脂资源，但无力开发。广东郁南县同他们签约：由郁南投资设备、技术以及流动资金，合作办一个年产6 000吨的松香厂，开发利用本地资源。按协定，这个县一分钱不用出，每年可收200万元以上税利；同时，还可解决当地数千人的生活出路；另外，五年后工厂设备全部无偿转归该县。但该县却认为让广东人赚了钱，就是自己吃了亏。一些人“宁折不弯”，严守自己的“清白”，工厂上马后最终还是散了架。结果，“清白”是保住了，但贫穷依旧。

广东一位县长谈过这样一个观点：没有资金就没有活干，人是纯粹的消费者；有了资金，有了活干，人成了财富创造者。守身如玉不愿吃小亏，最终得吃继续守贫的大亏。

“包死得活”，那边厢企业显身手

“包活得死”，这边厢企业“等、靠、望”对比两广经济体制，广西人从政策上概括出两句十分令人深思的话：包活得死，包死得活。他们说，广东是“包死得活”，具体解释为：广东在收支上实行的是层层财政包干政策；各级向上一级利税包死后，上面再不随便插手下面，特别是企业的经济活动；这就使各层次实际赢得了一个结合本地实际、统筹兼顾来进行“自主改革的空间”，于是全盘皆活！

另外，各级财政在完成上交利税任务的基础上，可在自己所辖范围内统筹兼顾，通过让利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拯救“死火企业”或扶持新兴行业，促使本地经济迅速发展。

广西的情况则是“包活得死”。企业同上级部门利税没包死，责、权、利纠缠不清，多收不一定能多得，少收不一定少得，条条块块来的条文都可以指令企业执行。有的企业束手无策，干脆就“等、靠、望”。

山那边，为了经济效益，县长、书记们带着企业领导人钻深山、下省城，跨省跨县谈项目、签协议；为了利润，厂长经理们穷尽智慧，寻找投入少、产出大的经营方式。

山这边，情况相反。有一个边界城市，工业基础雄厚，光学仪器厂、锻压机厂、蓄电池厂……有一大批生产名牌产品、产品内外销均供不应求的老企业，但多年来批量一直上不去，许多厂利润徘徊在十几万元的低水平上，够吃就行。记者问原因，有的怨场地不够，有的怨资金没来源。更有奇者，有的厂长不愿上批量，是怕产品过多地抢占了外地市场，有违“商业道德”。

分界岭两侧出现的差异，实际是我国商品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差异。在商品经济潮流席卷全国的今天，欠发达地区“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