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梦谁先觉”，我认为中国的农民是先觉者，是改革的先驱者。他们在改革中走了第一步，做了三件事，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

在市场发展比较完善的地方，投资作为企业行为，既有很大的扩张能力，也有相对清醒的自我约束能力。而在另一些地方，对许多官员来说，高速度就是改革开放，低速度就是保守。投资行为变成政治行为，到处铺摊子，先把摊子铺开再说。

“何为开发区？田野推平让它种不上庄稼，旁边插上块招商的广告，就是开发区。”

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大步

王志纲：王老，我接受了新华总社下达的一个任务，要我和另一位记者对全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及趋向做一次调查研究。但我对我们国家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十多年来改革的历程缺乏总体的概括的了解，您曾在中央部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负责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的研究工作，近年又专门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研究，对我国建国后的经济体制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都了如指掌，所以特来向您请教，同时想听听您对改革进一步发展的看法。

王琢（著名经济学家，原广东省体改委主任）：可以。那么我就先谈谈我们经济改革的过程吧！我认为，我国14年的经济改革，已经跨了两步，现在到了第三步。

第一步，是农民在农村跨出的。我前几年访问过一位县委书记，回来后曾准备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大梦谁先觉》。我认为中国的农民是先觉者，是改革的先驱者，他们在改革中走了第一步，做了三件事，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

第一件事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第二件事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从“以粮为纲”走上大农业之路；第三件事，发展乡镇企业。

与此同时，国家也给农民办了三件事：一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1979年一次就提高了40%以上；二是放开统购、派购，广东放得最早，1980年把84种统、派购农副产品的价格放开了，大大缩小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第三件，在信贷、税收、流通等方面，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农民走的这三步和国家走的这三步，解决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的城乡、工农关系问题，走上城乡经济互相促进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发展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特别是对苏联工业化模式及其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可是在实践上没有取得成功。

在城乡关系上，全国一解放，我党就提出了城乡互助的发展方针，稍后，我们对苏联的重工轻农、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也持尖锐的批评态度。重工轻农，就是重城市轻农村；重重轻轻，就是重视生产资料生产，轻视生活资料生产。结果导致消费供应不足，票证满天飞，有人称之为“短缺经济”，实际上是结构失调。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还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我认为这些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是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重大突破。在实践上没取得成功的原因是，毛泽东同志在四个问题上没有突破，而这四个问题农民在改革中把它突破了，经过农民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个路子是正确的。

第一个问题是农业生产关系。

核心是从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什么公有化形式。公有化程度多高，才能解放农业生产力，而不致束缚、甚至破坏农业生产力？我们农业集体化中初级社就搞得不错，高级社刚开始，还没稳定下来，突然又来个人民公社化，这是农业生产关系问题上“左”到登峰造极的后果，结果公有化程度远远超过苏联的集体农庄。后来看不行，来了个“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保留人民公社外壳，实践证明还是不行。

所以，农民第一个突破，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把农村过高的公有化程度一下子改过来了，挖掉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根基。接着是双层经营，既发挥集体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户个体的优越性。双层经营与家庭承包相结合，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公有化体制。这是农民的一大贡献。中国改革遇到一个难题，就是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怎样从集体公有制的土壤里产生出独立商品生产者，而独立商品生产者又不否定集体公有制？也是中国农民创造家庭联产承包制回答了这个难题。而后“包”字进城，又在国有制中产生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国有企业。这也是农民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建立的功绩。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工业化模式。

苏联的工业化是只有国家工业化，即只有城市工业化而限制农村工业化；指望城市工业化搞成了，再用工业技术去实现农业机械化，再把农业发展起来。按这条思路走，在中国遇到了两个矛盾：一是贫穷落后的农业承受不起大周期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这样的工业化从起步到实现要长达数十年之久，其间要求农民不断地贡献低价的粮食、低价的农副产品。国家只好采取强制收购的形式，就是统购派购，以扩大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来解决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问题。这必然使农民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使农民难以承受。二是用这种抑制农业发展的办法支持工业化，结果只能使农业发展不起来，又拖了工业化的后腿。所以说，这种工业化道路是城乡、工农互相掣肘的工业化道路。

又是农民在改革中突破了传统的工业化模式，解决了工业化中的难题，这就是农民办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然后由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两股力量带动农业现代化。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条新路，我认为中国农民确实非常伟大。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我们过去总以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机械化。现在看，农业要发展，不能不要机械化，又不能单纯依靠机械化，关键的一条是把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化农业，包括培育和引进世界优秀良种、使用现代的栽培种养技术、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大力推进农业商品化。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农村是产品经济还是商品经济？

十多年前，有人说我国农村经济应是自然经济，也有人说是自给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最近，我到农村转了一圈，有一个新的看法：农业有一部分产品供农民自给，这是农业经济的特点决定的，什么时候都有这一块；农业发展，只能引起自给率与商品率的变化，比如自给率下降了，商品率提高了，但不能取消农民的自给部分；农村是产品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要以他们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采取何种方式为标准。

我国改革前的30年中，农民的剩余产品是按统购、派购办法和国家规定的过低价格交售给国家，农民既没有生产自主权，又没销售产品的自主权，也没农产品市场，所以，农民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是依附于国家、受计划摆布的产品生产者。可以说，农村是产品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这种产品经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改革，从缩小到取消统购、派购办法；放开市场，放开价格，农民的剩余产品进入市场，按等价交换的商品交换原则进行交换，农民生产什么、经营什么，也有了自主权，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村经济从产品经济变为商品经济，因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振兴了农村经济。

我认为，改革前的中国农村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在所有制上公有化程度过高；在交换上是过低价格的统购、派购制度和排斥市场的产品经济。前者是大搞平均主义，后者是无偿地拿走了农民的一部分产品，这两条把农民整苦了，整死了农业经济的生机活力。农村改革，把这两条冲破了，又把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冲破了，从而找到了振兴农业的根本出路。

我认为，农村改革对全国改革具有导向作用，应当在中国改革的里程碑上大书特书。过去只就农民讲农民，就农业讲农业，我认为讲得很不够，实际上农村改革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涉及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中国改革的第一个伟大的突破就是农村改革。

王志纲：改革的第一大步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第二大步呢？

王琢：中国改革的第二大步，也就是第二个伟大的突破是内外开放。

对内开放主要是两件大事。一个是把企业放开了，尽管还没完全放开，比过去应当说是基本上放开了。从广东来看，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已所剩无几了，因为广东改革前就没有多少指令性计划。再一个是价格放开了，指令性计划放开了，价格放开了，流通体制改革了，这样就放出一个市场来。这两个放开，使微观经济的运转有了活力。企业有活力，又进入市场，于是形成了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虽然没有实行企业破产办法，但是经营得好的企业与经营得不好的企业已经分得很清楚，两种企业职工的收入和生活福利相差很大。

对外开放，实行从点到线再到面的稳步推进办法。点是四个特区，四个对外的窗口；线是开放沿海一线、沿边一线、沿江一线而且全方位地全面开放了。现在已进入到面的开放，全国都动起来了。

王志纲：下一步怎么办呢？

王琢：中国改革当前要进行的第三大步，就是要实现两大转变：一是实现政府部门的机构和职能的转变；二是实现宏观调节机制转变，要把适应于产品经济及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宏观调节机制改变为适应商品经济及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节机制。

在产品计划体制下，整个经济运行是纵向的，宏观调节也是纵向的，其调节机制有两方面：一个是指令经济，是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管微观的，企业按指令性计划进行再生产；一个是笼子经济，是管宏观总量与结构的，用死笼子框住宏观经济活动。苏联的产品计划经济理论就是用国民经济平衡表来制衡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各单位都编制年度计划，包括一年生产多少双鞋，打多少次电话，写多少封信，看多少场戏等等都列入计划；然后进行实物平衡，购买力与消费品供应的平衡，投资与生产资料平衡。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平衡。指令、笼子都是命令，都是法律。20世纪50年代，我把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本本，几十大本翻看了一遍，就是上边说的这套东西。中国没有完全按那个做。1983年我在中南海参加计划体制改革工作小组时，就问计委的行家，你们的那个国民经济平衡表是怎么编出来的？他们说：“我们就没有严格按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办。”我问那怎么办？他们说，我们一般用“水平化”，就是按今年完成的实绩，略加调整，然后定个增长水平，比如百分之五或六，然后就找部门和地方来争吵一番，最后首长拍板。吵到财政部了，要求财政收入增加多少，往往出现支出大于收入、财政收支平衡不了的情况，就让各省、市、区财政局长背回去，靠积极性弥补差额。意思是财政收入不足的一块，回去调动积极性，挖掘潜力补上它。这种既缺乏激励机制、又缺乏约束机制的产品计划经济模式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传统的产品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成了束缚生产力的东西了。

王志纲：那怎么办呢？

王琢：中央领导看到指令性计划有问题，又一时难于取消，于是出了个主意，先搞“双轨制”，先把指令性计划突破一块，使企业有一定的自主权和生机活力，也解决乡镇企业的原材料供应问题了。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但是指令经济并没有被完全冲掉，而且笼子经济更没有动。广东曾经作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省实行财政包干、信贷差额包干、外汇上缴包干，把行政制衡的笼子经济改为经济制衡的跑道经济，有活力又有制衡，效果不错。可是执行了几年又先后将大部分收回去了，如今只剩下财政递增包干体制了。

王志纲：什么叫笼子经济呢？该怎么改呢？

王琢：所谓“笼子经济”，就是有许多笼子，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总量笼子，一种是结构笼子。管总量的笼子中又有投资规模笼子、贷款规模笼子、外汇笼子、财政笼子等（财政包干就冲掉了财政笼子）。这些都是产品计划经济体制的宏观调节机制，现在用于商品经济，必然会产生许多矛盾，不是笼子把鸟困死，就是鸟把笼子撞破，所以非改不可。

根据广东的经验，改革的办法就是以分层次的自我制衡、浮动平衡来代替固定的总量笼子，或者说是用活笼子代替死笼子。比如以信贷为例，1981年以前，广东年年贷款资金不足，年年向中央争贷款规模，就是想把信贷笼子做大一些。1981~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广东实行存贷挂钩、多存多贷的信贷包干，总行每年给广东调进4亿元贷款，由广东存贷挂钩、自负信贷资金平衡，即你当年城乡储蓄存款多，你就多贷，存款少就少贷，中央不用总量笼子卡你，你自己负责信贷资金平衡。广东执行3年的结果是，中央给调进的12亿元只用了7亿元，为国家节约信贷资金近5亿元，而且信贷资金用得很活，用贷款安排了许多技术改造项目，还有不少中小型设备贷款。可见，一旦把银行的老体制打破了，效益就显现出来了，总量平衡也有了保证。

人民银行总行一位副行长曾说广东的做法创造了一个奇迹。1984年又恢复实行统存统贷体制，广东当年增加了贷款余额60亿元，结果向中央要了60亿元，当年在广东发票子30亿元。所以中央过分集中的笼子经济体制反而难以实现平衡。如果卡得太紧，又会把经济卡死。所以我得出结论，解决总量平衡问题，最好是用经济制衡机制的跑道经济代替行政制衡机制的笼子经济，也就是利用实行分层次的自负平衡的宏观承包制，以形成分层次的自我约束的浮动平衡机制。这个办法，也可以说还保留着笼子，不过不是中央集中定的死笼子，而是各地根据本身条件形成的活笼子。比如投资规模，中央不给你定死，你自己能等到钱，又能做到物资、能源、交通等条件平衡，你就多投资；如果你没钱或没这些平衡的条件，你就少投资，这就是活的投资笼子。

至于产业结构的笼子，也非改革不可。过去产业结构笼子就是讲项目审批，立项要层层审批，批了才可以立项上马。我们批了几十年立项，结果批出了什么呢？批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是重复建设，一个是结构失调。

战略性产业结构，如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通讯、长江三峡工程等，必须由政府自觉调节、综合平衡，不能由小市场自由竞争。所以，对于战略性产业，政府要有经过科学论证的产业结构规划。比如广东现在应建多少机场，这是战略性产业，要由政府实行宏观控制。全国性的、战略性产业由中央审批，省市战略性产业由省市审批。至于竞争性产业，比如家电行业，要放手，让市场调节资源配置，政府只提供信息，不卡你生，也不保你死。利用优胜劣汰的市场调节资源配置，这样搞上三五年，没哪个英雄好汉敢随便上新项目。项目选得不对，市场机制会惩罚他、教育他，就会培养出成批合格的投资者、企业家。这也是解决重复建设、产业结构失调的好办法。

王志纲：听说外贸体制方面人们意见不少，您怎么看？

王琢：进出口的许可证管理体制也非改不可。过去是批条子（批件），弊病很多，助长了行贿受贿，又不能做到公平竞争。许可证、配额，都应当实行拍卖制度。1 000头猪的出口配额，谁出价高卖给谁。他出高价说明它有效益，这样就把死笼子变成了活笼子。现在的情况是，企业、市场已经向商品经济跨进几步了，政府的机构职能和政府的宏观调节机制还是产品经济的那一套，它们和商品经济运行发生了矛盾，这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不突破就难于前进了。

中国改革这第三步，正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还要强调一点：商品经济要有较高的自由度，但不能搞自由化。现在许多人只讲价值规律，不讲再生产规律。其实要经济协调发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规律都要讲。再生产规律就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两个规律的关系是：要实现再生产规律，就要实行两个调节机制，一个叫做“自发调节机制”，就是靠价值规律调节，即市场调节；一个叫做“自觉调节机制”，就是政府自觉地运用经济手段、政策、法规等进行宏观调节。只要我们把这两样东西配合起来，就既能使经济发展有活力，有较高的自由度，又能协调稳定持续发展，实现良性循环。只要社会主义经济能搞到这个程度，我相信社会主义必然无敌于天下。

一九九二年六月

四海归来话时势

“东西南北中，一齐往前冲。”

目前国内经济形势的积极意义要估计够，但隐含的危机也不能掉以轻心。

王琢：约你约了三四次，今天总算把你请来了。你们记者最大的优势是见多识广。你这次去全国跑了两三个月，我最关心的是，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你怎么看。今天你来讲，我来听。

王志纲：也好。上次是我向你请教，听你的；这次是我向你谈谈我采访的见闻与感想，也算通报一点信息。总体来看，是上下思想大解放，中国经济终于摆脱徘徊局面，各省市是“东西南北中，一齐往前冲”，十分热闹，十分激昂。从徘徊中走出来，积极意义要估计够。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困扰我们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失衡的阴影，即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又放的怪圈，又再度显现。尽管在量上与质上同传统的，包括1988年底的治理整顿所面临的条件和基础有相当的变化，但是从根本上看这种结构上的矛盾所带来的威胁照样存在。

其中由于经济放活和宏观缺乏有效制衡，使这个矛盾尤为尖锐。我为什么很欣赏你的制衡经济构想呢？因为你是抓住当前主要矛盾来讲问题的。这下矛盾又出来了，微观、中观放开搞活和宏观没有有效的调控手段这个矛盾开始出现了，宏观失控导致宏观效益极为低下，微观搞活、宏观失衡的矛盾引出经济活动中一系列的无效行为。

这就是说，在全国沿海地区以外的市场机制不发达的广大地区，经济发展高速度是作为一种政治伴生物而表现出来的。对许多官员来说，高速度就是改革开放，低速度就是保守。投资行为变成政治行为，经济表现为一种赶超型经济、赶超型的投资，到处铺摊子，至于效果如何没人管，先把摊子铺开再说，由此而使得基本建设战线越来越长。我在沿江、沿边、沿海三条线采访时发现，不独闽、粤、沪这类发达地区，西到云南边境的西双版纳，中到湖北、湖南的沿江城镇，东到山东半岛的城市乡村，到处都在搞开发区，到处都在筑巢引凤。巢多凤少，以至于民间这样描述开发区：“何为开发区？田野推平让它种不上庄稼，旁边插上块招商的广告，就是开发区。”重复建设越来越多，以后“胡子工程”也将愈来愈多。建设不是以市场为导向，投资者这个主体还没有转换过来，投资主体还是政府，是一种政府行为，一种政治行为，是不考虑经济效益和未来的发展，不考虑投入产出的。市场经济所应有的一切，它是不考虑的。

凡此种种，就出现了我们在国家统计年表中看到的矛盾报告：一边称形势很好，一边又不得不承认经济效益还是不理想，其实根本没有经济效益可言。

各地争相往前冲的实践反映在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上是“五快”、“二紧”。“五快”是：（1）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快，原定今年增长速度为6%，而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2%；（2）工业增长速度更快，上半年为19%，其中6月份超过20%；（3）信贷规模增长快，1～5月贷款额为860亿元，超过原620亿元的指标，预计全年会突破4000亿元的信贷规模；（4）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加快，上半年增长32??4%；（5）出口增长快，1～7月全国出口增长19??2%，进口增长33??8%；“二紧”是：交通运输紧，能源、原材料资源紧。今年上半年能源、原材料大幅度涨价：交通运输成了国民经济的“瓶颈”，不少地区以运定产。以广东为例，现在铁路吃紧，只能运进30%的货物，运出为50%。

王琢：都是老毛病了，反复出现。

王志纲：现在表现得更突出了。如果说，以前一放一收的周期有五六年的话，现在两三年就到了走不动的时候了。

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因素已有一些良性质变。在市场机制发育比较完善的沿海，投资主体、投资行为已有了积极转换。

这里面也要看到一些局部的积极质变。沿海特别是广东、福建、江苏，这些市场发育相对比较完善的地方，在投资行为、投资主体、经济运转方式上都同中部、西部大多数仍处于政治赶超型的区域有很大差别。

沿海地区出现几大转换：

第一，投资主体本身的转换，由政府转为企业。投资作为企业行为既有很大的扩张能力，同时也相对有清醒的自我约束能力。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投资方式的把握上，开始脱离了原来的政治决定一切、政府操纵一切的投资方式，初步按照市场经济的投资方式来进行选择。这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典型，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现在已掀起新一轮升级换代热。最近我下去走了一趟，看到昔日热衷家用电器的企业家们，有的搞起了汽车，有的搞起了摩托车，一投资就是五六个亿，旁边的人都为他们的决策捏一把汗，可他们却相当自信。为什么？这些在江海里游出来的弄潮儿，浪里白条，时下经济大为过热的状态，固然成全了他们，但是他们的投资行为、投资项目的选择方向基本是以市场取向来进行的，所以，对此我觉得危险不是太大。

这些珠江三角洲的老板都熟知中国经济的周期率，低谷后面是**，常常是三四年来一次，所以，从1989年经济疲软时他们就着手准备，1990年大量投入，1991年开始产出，进入1992年，一下抓住“革命**”，就上了一个台阶。有钱支撑了，就可以抗危机。而内地不少省市，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统一号令下，经济疲软时企业偃旗息鼓，开禁后又蜂拥而上。往往是大量的投入还未形成生产力，经济就进入了紧缩时期，结果常常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潭不能自拔。而沿海地区懂得先行避实就虚，对危机有相当的抵御能力，抗上两年，等你们治“死”了，他们在旧的基础上又重新站立起来，然后在一次次螺旋型运动中自我提高、发展壮大。这种打法在广东这边表现得很突出。

浙江一带也有这个特点，市场意识极为发达，在市场导向、投资行为、自我约束等方面他们都与政治行为、产品经济还占主导地位的北方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第一个转换。

第二，沿海在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方面，也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来受封闭的国家条条块块的笼子控制，你在海边，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炒外汇，也没有办法把原材料弄进来。而现在给它经济扩张提供了比较大的天地。记得我6月从北京出发的时候，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是1 ∶6，8月回到北京已经是1 ∶7??3，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大批规模扩张的企业需要原材料，而国内找不到，因此要用外汇进口原材料，把外汇市场炒得越来越热。美元在国际上疲软、贬值，而在中国却表现得相当坚挺。

这里讲一个小插曲。上海市市长黄菊对我说，浦东项目里有一个重要的工程，7月份突然原材料断档，既无水泥又无钢材，国内钢材、水泥市场有价无市，原来签订的许多合同都撕毁了。你想想，一年前签订的合同，原来钢材比方说1 500元一吨，现在涨到3 000元一吨，厂家当然不干。

在笼子经济状况下，工程只好停工待料。现在市长现场办公，当场拍板，从国外进口，价格不论，只要把材料买到手，保证工期。这一细节很说明问题，别看他是市长，要在三五年前根本不敢讲这句话。今天在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调度两种资金上比原来有很大进步。

另外，原来只要经济高速启动，上海就走不动了。原因在中央笼子，国家银根一紧缩，上海就没有办法了。黄菊说，上海今年好了，资金绰绰有余。原因是上海的金融改革在全国领先一步，在资金的融通上有很大自主权，其中包括外国银行大批进入。环境宽松，经济发展上处于主动地位，使上海人对经济过热形势的判断前后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弯。1988年经济过热，上海是最支持中央搞治理整顿的。今年我到上海，他们却拼命反对收缩，对今日态势持积极态度。同是过热，两种态度，关键是机制变了。

温州经验一句话：无为而治是治穷致富的上佳之法，但并非求发展、上档次的唯一法宝。

这次去温州，感触很深。什么叫做温州经验、模式？它就形象地体现在温州的街市上。破烂的街道和如过江之鲫的温州人，你骑自行车，他开摩托车、菲亚特小轿车，都在狭窄破烂的街道抢道。坐在出租车里，面前险象环生，而司机却是镇静自若，穿梭而行拼命地往前赶。温州的经验，就体现在这条街道上，叫做“猫有猫道，蛇有蛇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是一种自然生态平衡，各人在拥挤的街道里找到自己的道，这是典型的放任经济的结果。在自由商品经济的初始阶段，其最大优势是把每一个细胞搞活了。有一个小机会，马上有人抓住，整个社会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表现了商品经济自由放任的威力。但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纯市场经济要上台阶、上档次是无法实现的。正如时下温州，空前膨胀、活跃的经济细胞如满河滩横行的螃蟹，全绞在一起了，谁也走不动，更不用说走快。而要解开牵扯，还得靠政府。温州特别像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个别市县那样，政府行为滞后，政府无所作为，民间富得流油，社会却破破烂烂。温州新上任的市长开始明白了，实行批租土地，用这笔钱来改造老城，尽管是晚了一点，但毕竟是在做了。

自由放任经济早期可以这样做，但是一任它走下去，后果难以想象。温州现在档次最高的工业是打火机行业，我称之为“个体经济的极限之作”，因为，作为作坊工业，这种生产方式再不可能生产更高档次的工业品。从家庭作坊生产出来的这种工业品凝聚了温州人的聪明，日本、德国新样式打火机一出来，温州人就能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价格极低。日本商人看到后，感慨地说，日本以后不要搞打火机行业了。日本人都服气了。

但是温州要上台阶，非得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上突破不可。聪明的温州人也意识到这一点，时下温州人开始搞股份合作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积累和集中到一定层次，就要求生产关系出现相应变化，就像一个不断成长的孩子得不断换裤子一样，裤子跟不上身体的成长是要崩破的，生产关系就是裤子。

王琢：温州经验用一句话说就是：无为而治，是治穷、治落后的上佳之法，但并非求发展、上档次的唯一法宝。

上海这条巨龙终于醒过来了。上海人通过对广东经验的认同，通过对昨日上海的扬弃，思想大解放，进入腾飞新时期。

王志纲：这次到上海，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今天的上海通过对广东经验认可的本身，把广东的经验学到手了，灵活变通，搞市场经济。也不是没有障碍，他们感到苦恼的是上海的老干部搞计划经济的水平太高了，太精明了，受产品经济的“毒害”太厉害了。有一位领导说，我一想变通，他们马上就去上告。

广东这边是新、老志同道合，上下沟通，坚持市场经济已成共识，该听、该干什么，大家心照不宣。可上海做不到。尽管这样，上海总体上毕竟醒悟过来了。这次我到上海，从高层到中层、低层，一个个扬眉吐气、眉飞色舞，对现状感到满意，对前景充满信心。上海人的心境为之大变。

在这个背景下，上海有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按上海官员们的说法是：围绕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取向，换了脑子，找到了位子，看准了路子。体现在“三二一”发展战略上，即首先发展第三产业，重振作为远东明珠的经济地位。具体说是把上海建成生产力要素的集散中心，简称“五个流中心”：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科技流、物资流。发挥上海的历史传统、文化科技和地理的优势，这样一来，解决了同邻近长江流域各省的同构性矛盾。

当上海提出这个转换之后，长江流域的众兄弟省全都支持，推拥其当大哥，上海从第三产业来扶持、服务长江流域，上海的“五个流”越发达，长江流域的工业也就越发展，相辅相成。上海市负责人明确告诉我，对于上海曾引以为自豪的第二产业，今后能股份化则股份化，能拍卖的拍卖，能出租的则出租，能换血的换血，能嫁接的就嫁接，能淘汰的就淘汰。上海只管少数支柱的企业：麦道飞机、桑塔纳轿车、宝钢、金山石化等。

王琢：战略性产业政府管，其他产业市场管。就如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那样：你开业，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破产，我同情；你犯法，我抓人；你死，我不保。竞争是很残酷的，但没有竞争不成。

一九九二年十月

编后语

编：有关“中国走势”的文章主要有两篇，分别写于1988年和1992年。从这两个走势中得出个印象：1988年是改革开放很热乎的时候，也是治理整顿的前夜；1992年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刚结束，万花齐放、春意盎然之时，整个社会乐观的声音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两篇文章都发出了警世之言。l988年的“走势”中提出了诸侯割据的问题；1992年的“走势”中提出了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等诸多问题。是否与当时的主调不吻合？是事先带着的上层意图呢？还是在调查中一种主观的发现呢？

王：当你是个小人物时，常常人微言轻，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因为你是小人物，人家不注意，你可以说一些真言，冒出一些好东西。1988年那次就产生了这种结果，吓人一跳，像冒出的一支伏兵。但也有坏处：你是小人物，如果你的东西不是由于特殊的天时、地利、人和，常常会明珠暗投，不被别人理睬。倒过来，当你名声很大时也是有好处有坏处。好处是，上面器重你，对你寄予很大希望；坏处是，你不能任意挥洒。1992年我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那时我的名声到了顶峰，当时总社内参部给我的权力和自由度非常大，我可以任意纵横驰骋，他们等着“十四大”时能抱个金娃娃给中南海。但带来另一个坏处，由于他们对你寄予的希望过大和高度关注，你就不可能“作奸犯科”，不能按自己的思想发挥，这时的你已经不是你了。所以，我认为1992年这篇只能算是个半成品。当时我和搭档李晓岗辛辛苦苦地把稿子拿到总社，他们说，麻烦了，本来希望你们对市场经济的新框架、新思路，拿出一个对策性、蓝图性的东西，符合中央的精神，没想到你们却提出个预警录，非常担心“笼子已破，群鸟乱飞”（原来的题目），下一步中国要出大问题。这怎么得了，是同主旋律相矛盾的。

我在整个中国从四月份跑到七月份，北京的精神是一天一个样，我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从北京出发时，中央刚正式传达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精神。但当我回去时，大家已唯恐赶不上，拼命地推波助澜。这时我感到中国经济要出大问题，才做了这么一个题目，没想到通不过。最后改成个不伦不类、哭笑不得的东西——《笼子已破，群鸟竞飞》（修改后的题目）。即使这样，也捅了天，《瞭望》登了上篇，下篇就不敢登了。

“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其结果表现在我1993年的一次预言上。1992年底，我曾应《南方周末》之约，搞了一个大预言，题目都想好了，叫做《中国1993年房地产大跳楼》，最后由于种种压力没有发出，只发了一小篇言论。我认为道理很简单，房地产不跳楼，国家就得跳楼；要想国家不跳楼，房地产必须跳楼。1992年已到了疯狂的程度，1993年肯定过不去。

所以，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调查没有跟风，对实际工作、对人民负责，讲了老实话。

编：是的，从这组稿子中可以看出这种矛盾，凡是说好话就引用别人的话，而一谈问题，就流露出自己的真实观点。

王：你从这个角度看就很有意思了，反映出夹缝中的挣扎。读这种文章，可读出许多弦外之音，很有意思。

编：从《中国走势》提出三个大中心的观点，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广东、山东、上海从比细胞的活跃到比文化板块、文化的实力、文化的根基。你觉得三个板块各自的特色是什么？

王：广东这个板块，它的特点是每个经济细胞都充分活跃，通过搞活经济细胞，先强健肢体后完善躯干；而山东模式是孔孟之道加市场经济，山东人具有宏观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它是强干伸肢，躯干很有力，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延伸肢体，再到细胞。另一个比喻是广东相当于日本小轿车，一点火就着，启动冲刺快；而山东相当于黄河牌大卡车，很难启动，但启动之后马力大，后劲足。曾经有人说山东人“错误路线是模范，正确路线也是模范”，说明山东靠政策推动，而广东的起动带有民间的自发性。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广东，富和贵是一致的；而在山东，富和贵是分家的。广东官和商是水蒸蛋，分不出彼此；而山东，官和商是荷包蛋，蛋黄和蛋清是分开的。所以才能解释山东很多个体户带着千万家财投奔共产党，成了村党支部书记，照样有财产的分配权，而且成了一方诸侯，说一不二。不然挣了几千万，是个个体户，没有社会地位，别人照样看不起。

广东和山东各有特点，但殊途同归。但上海则不同，它不单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国家的工商业中心，类似于大脑神经。所以，不可能让它从原始积累做起，从细胞孕育开端。注定了，它要等整个中国这个巨人的机制从根本上转换以后，再逐步地调整、适应。中国这个巨人的肢体调整过来了，这时，再来调遣大脑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上海一旦回复到新体制的大脑中枢这个位置上，其以细密、精致为特色的文化优势将会得到充分发挥，作用不可小看。第三篇神州评说第三篇神州评说行成于思王志纲中国走势思考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