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子已破，群鸟竞飞。“换脑子，找位置，探路子”成了各地人们解放思想的着眼点。

“东西南北中，大家往前冲”，都怕挤不上新一趟快班车再被拉下。

摆脱经济周期性**的关键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已是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及重大命题。

群鸟竞飞

“空中巴士”庞大的机体终于稳稳地停靠在首都机场。拖着疲乏的身体，我们回到了北京。

从6月初出发，到8月中旬返京，长达两月半的时间里，冒着炎炎夏日，我们以沿海、沿江、沿边为线，对我国经济的诸多热点问题进行了大跨度的调查采访。沿途所见让我们深深感到，以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为契机，我国终于迎来了深化改革、全方位开放、经济争上台阶的新一轮发展良机。同时，亦感到在迅速升腾的经济热中，夹杂着那似曾相识的各种新矛盾。

实施改革开放十三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出现过三轮周期性调整。其间，经济虽有热有冷，有放有收，但不论是矛盾的产生还是解决矛盾的方法，无一不是集中体现在“笼子”的松和紧上。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伴随主观客观条件的深刻变化，“笼子”已经不能约束日益健壮的“大马”。对今天的宏观经济格局和发展态势，许多学者、专家及省市领导人多倾向于这样的概括：笼子已破，群鸟竞飞。

“闯”和“放”

记者在沿海、沿江和沿边的一些省市采访时，强烈地感受到，通过学习、贯彻小平南方讲话精神，“换脑子，找位置，探路子”成了各地解放思想的着眼点。以开放促改革，以放开促发展，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成了人们的共识。

在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学习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结合我国、我省实际，我们算是开窍了，这就是一切为了国家富强，一切为了人民富裕，一切围绕搞富。对一切同搞富相抵触、一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地方都要冲破。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尺度和标准，只要依照这个标准，我们就什么事都敢干！

在东北，辽宁省委书记全树仁告诉记者：这些年困扰辽宁的所谓“东北现象”，说透了就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搞不活。以往思想不解放时，明明国外有不少成功的东西有助于我们搞活大中型企业，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帽子就捆住了人。小平同志帮助我们冲破了禁区，现在我可以说，借用资本主义成功的东西，“东北现象”可以改变，而且已在改变。

思想解放带来了一系列实践成果，具体反映在勇于破“笼子”上。不少省市对如何突破“笼子”束缚，敢“闯”、敢“创”问题都有了红头文件。山东省一位负责同志说：过去我们是没有红头文件不敢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不敢干；通过解放思想，我们决定今后各级政府，只要是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闯”什么？广东省提出了只要“不走错路、装错包、上错床”，都可以干。

为使各级政府有“创”和“闯”的政策保证，今年以来，许多省市采取了放权措施。对属于省里的权力，山东省原则上权放一格或委托下一级承办。江苏则将省一级的不少权限一直下放到乡一级。其中，尤以将3 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审批权下放到乡政府的举措对邻近省市的震动最大。对照江苏，大家都在反省自己。

由于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各地改革开放的力度明显加大。特别是沿海地区热点变热土，出现了“外商投资热”、“房地产开发热”、“土地成片出让热”、“第三产业热”、“股份制和开发区热”。尤其是同前些年视闯“红灯”、破“笼子”为越轨的观念相反，闯“红灯”如今成了不少地方乐于尝试的实践。

随着各地“闯”和“放”的实践越来越多，条条和块块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了，许多地区和单位要求经贸、海关等条条部门给权、发证和放行，不同意就采取变通的做法。

“广东示范”的震**

各地敢“闯”敢“放”，与“广东示范”的影响有关。在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广东示范”无一例外地成了各地学习研究的重要内容，一批批外省市的领导人纷纷去广东取经、考察。

“对于广东，我们上海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行——不过——不错’的‘三不’阶段。”在上海采访时，一些领导干部向记者谈了他们的“广东观”：开放之初，从传统角度看广东，我们上海人的评价是“不行”，看不上眼，认为像他们那样的经济发展，无非是钻了国家政策的空子，是歪门邪道；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眼见广东经济呼啦啦上去了，在不得不承认广东真是上得快、搞得活的同时，加了一个“不过”，对他们变通中央约束之策持保留态度；而今，算真正服气了，不仅在经济成就上服气，而且深感广东闯出了一条阳关大道，一条“放得开，搞得活，上得快”、自己解放自己的成功之道。

上海市长黄菊告诉记者：改革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国地方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实践证明，先放后导、边放边立，应为明智之举；只有放手让各地试一试，才可能找出切合各地实际的发展路子来。

“广东示范”对各省市造成的震撼是深刻和广泛的。一些内地省市的干部说，经过三年治理整顿，再下广东学习，回头对比自己，顿时陷入一个两难之境。广东经济大发展，说穿了，就是从本地实际和利益出发，对中央的要求适合自己的就听，不适合自己的就变通。例如资金，国家搞笼子控制，它就找别的渠道；中央让经济降温，它自营照搞。回过头来看，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的经济发展了，是硬道理，而我们听话的却落后了，里外不是人，群众有怨气，上面不满意。结论是：再也不能唯上而要唯实了。

山东省结合学习广东经验，在解放思想的同时，由纪检、监察、法制部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参加，对全省现行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一次彻底检查。除了查那些不适应新形势、需要修订的政策外，还要查外省市已经实行并取得成效的“变通”政策是否已被采用。

与此同时，广东理论界一些人士提出了“改革要向产品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笼子经济——突破”的意见。上海理论界出现了先放后导、通过彻底实施市场取向的变革，来最终解除高度集中的旧体制的武装的观点。

各地经济发展均驶上快车道

思想大解放的直接结果是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迈开了大步子。各省市领导部门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均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发展战略，提出了高速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目标。

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沿海地区，广东制定了“跳跃”式发展、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目标；福建提出了“南北拓展，中部开花，连片开发，山海协作，共同发展”的战略，计划用8年时间赶上广东；上海则以浦东开发为契机，决心发挥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作用，拟以10%的发展速度，用20年时间赶上新加坡。

在各项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均名列全国前茅的山东，上半年工业增长20??8%。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李春亭对记者说，山东具备了起飞的条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提高速度应高于全国。省里制定了“全面开放、重点突破、梯次推进、东西结合、加快发展”的战略，并确定了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保持国民生产总值10％～12%的发展速度，力争提前到1994年实现翻两番；第二步，到本世纪末翻三番；第三步，到2010年，全省经济总量赶上韩国。

沿海大跨步之时，已经滞后的内陆和沿边省市也不甘示弱，各自依据自身条件制定了发展战略。有效利用本地资源、强化县级经济实力的乡镇企业发展战略被各省区广泛采用。云南省提出了10年内乡镇企业每年按30%的速度发展的计划，北方有的省甚至提出乡镇企业几年内要翻番，要求各级政府层层落实。

各地争相加速发展的实践反映在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上是“五快”、“二紧”。“五快”是：（1）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快，原定1992年的增长速度为6%，而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2%；（2）工业发展速度更快，上半年为19%，其中6月份超过20%；（3）信贷规模增长快，1~5月贷款额为860亿元，超过原定620亿元的指标，预计全年会突破4 000亿元的信贷规模；（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加快，上半年增长32??4%；（5）进出口增长快，1~7月份全国出口增长19??2%，进口增长33，8%。“二紧”是：交通运输紧张，能源、原材料资源紧张。1992年上半年能源、原材料大幅度涨价；交通运输成了国民经济的“瓶颈”，不少地区以运定产，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采取得力措施加快发展这些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一个关键。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议论和评估

怎样看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给我国带来的新经济形势？记者在采访中就这一问题请教了不少专家、学者和有关省市领导人，他们有的喜，有的忧。

一喜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人们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放出现了空前的好形势。不少干部群众告诉记者：前些时候“反和平演变”，不少地方“真抓实干”，不用说改革开放没法搞了，连经济都发展不了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贯彻遇到困难，因为有利于经济的姓“资”，而姓“社”的又搞不活经济，政治冲击经济，到处人心惶惶，直到小平同志发表了讲话，形势才算转了过来。

二喜持续滑坡的经济终于出现了好转，各地有了改革开放的主动权。上海市长黄菊告诉记者：持续了若干年滑坡的上海经济，1992年终于出现了根本性转机。一是经济发展由低速到高速，上了一个台阶。1～5月，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3??9%，这样高的速度是二十多年来所没有的。二是金融市场活跃，资金由紧缺到宽余，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循环。过去，经济一加速，资金就紧缺；今年这么高的速度，资金仍相对宽余，显示了金融改革的活力。

忧的是多年来一直困扰我们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的深层次矛盾，诸如产业结构比例失调问题，“瓶颈”问题再度突出——能源、原材料、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加工工业增长大大快于基础工业增长。一些省市领导形容今天的形势是：“东西南北中，大家往前冲”，都怕挤不上新一趟快班车再被拉下。

走了一路，除了经济争抢头班车，力求发展上新台阶是各省区共有的原始冲动外，宏观经济是否会出现问题也是人们议论较多的一个话题。综合专家学者的分析，可分为“乐观派”和“忧虑派”。忧虑派有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协调均衡论。经济学家、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李家镐明确表示：高速度上台阶，再整治，再上台阶的做法是种浪费；局部得到，全国浪费，和当年的“大跃进”没什么区别。他认为，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创造各种条件，使经济在协调发展中获得最高、最满意的速度，即创造有条件的、有后劲的速度。他告诉记者，现在这种搞法，谁动手早谁得利，慢了吃亏，所以大家拼命往前蹿，经济必然过热出问题。

第二种，体制弊端论。原广东省体改委主任、经济学家王琢从体制上论述了经济失控的必然性。他说，原来政府部门的职能是适应产品经济纵向运行的产物，现在，它同商品经济横向运行相矛盾；原来的政府宏观调节，即以条条管理为标志的死笼子，是适应产品经济纵向运行的产物，现在，死笼子同活鸟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这个活鸟就是商品经济大鹏鸟。这个矛盾不解决，不是大鹏鸟撞破笼子，就是笼子把大鹏鸟困住。他明确地告诉记者，三年治理整顿是用死笼子把鸟困得半死不活，现在的形势，可能是活鸟要把死笼子冲破，导致通货膨胀。他认为，体制不转换，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破坏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而这种体制转换绝不是像有的学者所鼓吹的“市场经济万能论”，“无为而治万岁论”。依据广东13年实践的利弊得失，他认为：新机制应该是两只手，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市场，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是政府。只有两只手有效配合，才是最佳选择。

第三种，结构失调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冒天启认为，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加快，中国已进入高速发展新阶段。但是鉴于传统的体制结构、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高速度必然伴随通货膨胀的反弹。论据有二：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历来由投资带来，这次也不例外；二是高速度靠的是信贷膨胀支撑，信贷膨胀助长通货膨胀。

也有一些人士不认为目前经济已经过热，而认为高速度是一个新的经济启动点。

经济学家、上海市计委副主任蔡来兴认为，1992年内宏观经济运行不会有大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全国原定为6%，估计会到10%，物价指数上升幅度上半年为5??5%，全年可能为6%～7%。信贷规模虽然扩大了，货币发行量也增加了，但问题不大。从较长期展望，核心问题是经济能否正常循环。

中国有没有实现高速发展的有可能呢？蔡来兴认为完全有可能，关键看环境、条件是否具备。他说，从我国南方这些年的实践看，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实现起飞总要保持10～20年的发展、20%的出口增长率和10%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广东13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3??6%，全世界第一，出口增长率20%以上，属起飞之列。其间虽有波动，但未大起大落。原因何在？在于它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出口市场，而且国内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事实上，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也是靠市场启动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保证经济起飞的条件。

蔡来兴认为，分析经济形势，不能不重视如下社会新因素：一是伴随从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实现，外资正加速涌入。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支持不了，而现在，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强了资金的支撑力。二是治理整顿结束后，市场调节和各项改革的力度大大加强，微观层次上市场调节已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三是资金投入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往我国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主要靠固定资产投资，大量投入资金重复建设，资金循环易出问题。而现在，市场调节力强，加工业本身强大，利益机制对盲目投资已发挥制约作用。另外，政府导向也在发挥作用四是产业结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的重工业比重过重，轻纺加工业相当薄弱，重工业一加速，受能源交通制约，最终推动原材料和消费品价格上涨。现在，加工工业比重工业强大得多，生产能力过剩。从上半年看，重工业增长虽高于轻工业，但它受“瓶颈”制约，不会导致轻工业下落。我们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大量外汇还可用于进口原材料。另外，消费品充裕，价格又已放开，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轻工企业要把原材料涨价转嫁到消费品上，东西就更卖不掉，所以不会转移到老百姓身上。

基于上述分析，蔡来兴认为：所谓经济过热、原材料涨价——牵动消费品涨价——转嫁老百姓这个链条，如今已不直接。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生长期，发展是健康的，没有出现过热，更不会出现1988年那样的抢购风。

把握大势

我国怎样才能保持一个好的发展速度？怎样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协调、稳定、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作为宏观经济中的一个老话题，伴随经济的升温，今天又突出地摆在社会面前。总结经验教训，面对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主客观条件，国际国内环境，许多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认为，摆脱经济周期性**的关键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已是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及重大命题。

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对记者说，小平同志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述，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旧观念，解决了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新旧体制的转换，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的同志说，以往一谈到市场经济，马上想到一个“公式”：资本主义=无计划性=生产无政府主义=经济危机。其实，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本质特征。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不一定排斥计划。西方国家政府是以宏观政策去体现宏观计划的，企业则按照订单合同去组织生产，这也体现出了一种计划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计划是渗透到市场中去的，更符合市场的需要，因此也是有生命力的。

经济专家们普遍认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和分配形式上仍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区别所在。但无论是哪种市场经济，其最基本的特性就是经济的运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形式。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整个经济的运行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不是其他。

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联系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市场第一、计划第二”的观点。他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主要是靠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我们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观点；经典著作关于国家统一组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一些前提条件至今不具备；由于现在客观上还存在着不同的所有制，相当程度上还摆脱不了个体劳动，国家与地方之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国家计划就不可能做到各环节平衡；加之现在是由上而下地计划，由下而上地反馈情况，而统计手段又落后，信息不完全，在这种信息残缺不全的基础上制订的计划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只有把整个经济建立在市场上，经济才能正常运转。

改革开放13年来，广东经济以平均每年13??6%的速度迅猛发展，经济效益显著，即使在全国实行紧缩方针的治理整顿期间，也未出现大的波动，其原因何在？易振球说，这主要是得益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广东先从农业生产、流通领域入手，逐步在整个经济工作中改革国家集中计划过多、管理太死的旧体制，缩小国家指令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经过13年改革，广东经济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品种已由过去的118种减少到3种，工业方面90%以上的日用品生产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安排，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的总产值现在只占工业总产值的7%。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已实行市场调节，全省计划统配物资品种已减至原来的1/10。投资也主要是通过市场组织，1990年国家计划投资占全省建设投资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40%多下降到4??41%，95%靠利用外资、企业自我积累和银行贷款。这些数字说明，在广东，市场调节已占主导地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是广东高速度高效益发展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我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显赫成就也得益于市场取向的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认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没有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就不会有我们党和国家的今天。”

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市场还没有发育成熟，市场机制还未在全社会范围内成为资源的基础配置者，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矛盾和条块分割、传统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这些构成了国民经济难以全面腾飞的主要障碍和公共部门（包括国家预算和多数国有企业）陷于重重困难的基本原因。可以说，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如不进行彻底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克服这些障碍和困难，从而不可能有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美好的明天。因此，人们普遍同意这样的观点：“对市场经济进行再认识并纳入我们党的纲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用市场手段解决经济矛盾

有的学者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要走放开的路，不要走搞死的路。那种“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经济恶性循环，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如果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放开的结果会是另一种样子。

改革开放前，广东的农副产品供求矛盾突出，自1979年起在全国首先逐步实行产品价格和经营渠道“双放开”后，农、牧、渔业全面发展，农副产品多起来了。

轻工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明证。过去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导致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许多商品都要凭票证购买。轻工部长曾宪林说，轻工产品有几万种，各厂家的情况和消费者的需求都不一样，许多情况不是我这个轻工部长和计划部门所能掌握得了的；因此，在全国提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我们提出了“消费品工业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改革思路；现在除盐、纸等三五个国家指令性计划品种外，其他轻工消费品的价格和生产经营基本上放开了，有力地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如今工业消费品的供应早已全部取消了票证，并出现了买方市场；没有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没有轻工业的今天。

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不少同志认为，我国经济虽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解决矛盾的手段也同时存在，这就是“市场”，就是“放开”。要通过“放开”促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只有“放得开”，才能“搞得活、上得快”。

当前，首先是要培育和放开各种生产要素市场。没有一个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就无法建立起市场经济。

其次，要进一步放开价格，尤其是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价格。价格是市场变动的信号，不放开价格，就无法形成一个市场配置资源所必需的能够反映资源丰缺程度的价格体系。

经济学家、上海市计委副主任蔡来兴说，由于经济加速发展，许多生产资料成了短线，价格上涨，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放开价格，过去那种价高压住的办法只会压死，使短线更短、长线更长；而放开生产资料价格，既能促进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又能促使那些承受不了生产资料涨价因素的加工工业企业转产和通过内部挖潜提高质量，这对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有利；从这点看，价格不仅能够调节供求关系，还能调节经济总量。

第三，放开企业，使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在这方面问题最大的是国有企业。同那些靠市场调节的“老乡”（乡镇企业）、“老外”（三资企业）相比，“老大哥”（国有企业）大多笨拙迟缓，亏损面大。我国能否建成市场经济体系，国有企业的机制转换、转轨变型是个关键。

辽宁省委书记全树仁告诉记者，由于历史的原因，辽宁75%的工业是重工业，80%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这样的企业有几万个，它们的产值、税收都占全省的80%左右，没有它们就谈不上辽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辽宁的改革开放一定要以搞活大中型企业为中心，不仅要把它们推向国内市场，还要推向国际市场。

他认为，当前亟须狠抓《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落实，在企业改革上动真格的。一要政企分开，认真落实企业自主权。二要最大限度地缩小指令性计划，让企业直接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在市场竞争中锻炼成长。全树仁说，大连造船厂历来是按照国家计划造军舰，可到1985年，没有那么多的舰船可造了，于是这个船厂在辽宁和船舶工业中最早取消了国家计划，从那时起就被逼进了国际市场置之死地而后生。经过数年脱胎换骨的改革，在辽宁的大企业中，现在它最活，船越造越大，造船水平越来越高，经济效益越来越好，还打入了造船工业王国丹麦的市场。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作用，大连造船厂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深刻的变化。三要以开放促改革、改造，大胆利用外资“嫁接”改造老企业，积极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发展外向型经济。四要放水养鱼，增强企业转向市场经济的实力。据介绍，辽宁对许多企业已采取了投入产出承包，即首钢的办法，对有的大中型企业，还要给予特区的某些优惠政策。

建立同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宏观调控机制

我们在全国著名的商品粮基地即湖北省采访时，一些干部反映，湖北被粮食这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二百二十多亿斤粮食谋划压在省内，由此背上了三十多亿元的财政包袱。他们说，这怪我们“太听话”了，中央说全国无粮不稳，要湖北发挥粮仓作用，我们就作为政治任务来抓，叫产就产，明知是包袱也要产。

在山东，省顾委主任、原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也给我们讲了一件有关粮食的事。他说：“多年的经验证明，谁当商品粮基地谁吃亏。山东烟台原先每年西调粮食11亿斤，我当省委书记时帮他们免掉了，我认为农业始终是个基础，但农业内部结构应当调整。应让农民放开走，什么效益好就种什么，不能捆在粮食上。烟台解下粮食这个包袱后，结果水果等农副产品发展起来了。”

记者在一些省市还听到这样一种议论：广东和福建同属改革开放先行省，但广东“没听中央的话”，会“变通”，因而发展得最快；山东原来和河北、河南的经济实力不相上下，但山东“只半听了中央”的话，所以把河北、河南甩在后面了；而像河北、河南、湖北这些“全听中央”的省份，现在相对落后了。显然此话失之偏激，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宏观管理存在着与经济发展严重不相适应的问题。

我们的“条条”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烟台市政府副秘书长孙致远说：“我们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向外出口的大门没有全开。烟台有12个外贸公司，却只有6个享有自主出口成交的权力。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大中型企业应有进出口权，而我们最近为二十多个大中型企业申报进出口权，却只批了5个。外贸管理跟不上形势。”

我们的“块块”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客观实际，给基层单位定高指标，派重任务，规定他们增长速度要达到多少多少、引进外资项目要多少多少等，这显然是瞎指挥，存在很大的盲目性。

作风拖拉、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低，更是政府部门的一大顽症。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举了一个典型例子：一个美国商人来昆明办一家“牛肉面大王”快餐馆，就这样一个30万元人民币投资额、100平方米场地的馆子，要经省里七大机关审批，并且办了一年手续还没有办完。普朝柱十分感慨地说，政府部门的职能不转变，我们的经济就只会搞死而不能弄活。

加快改革宏观管理体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机制，如今已成了各地的共同要求。

发展市场经济，不是不要宏观调控，不是要排斥计划的作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和地区普遍利用宏观政策和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取得了成效。特别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和实际上是搞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更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是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更不能忽视。不过，经济专家们普遍认为，新的宏观调控与旧的宏观管理截然不同。政府今后要制订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主要是运用经济杠杆、法律手段调控经济；改革税收、财政等经济制度；并抓紧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为企业进入市场、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首先，改“审批制”为“指导制”。

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对宏观机制的改革提出了把“审批制”转变为“指导制”的意见，其着重点在于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他说，怎样对市场运行进行规范，怎样搞好科学的宏观调控，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改变老的思路。过去90%以上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由国家的集中计划来控制，实际上是一种“分配制”。通过改革开放，这种格局基本上被打破了，已进入到一个“审批制”阶段，包括审批贷款、项目等。但是，这种审批带有很明显的传统计划经济的痕迹，往往具有主观随意性和行政命令性。20世纪90年代应从改革产权机制入手，使行政管理与资产管理相分离，资产所有权与生产经营权相分离，政府向企业提供指导意见和服务，同企业之间主要存在税收关系和合同关系。这样企业就真正成为生产要素市场，不靠政府分配、审批的独立生产经营者，宏观管理也由“审批制”发展为“指导制”。

其次，把“笼子经济”转变为“制衡经济”。

著名经济学家王琢提出的“推行宏观体制改革，转换宏观调节机制”，将适应产品经济运行的“笼子经济”转变为适应商品经济运行的“制衡经济”的思路，则偏重于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方面。他将“制衡经济”表述为：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推行分层次的宏观调节体系；把宏观调节总量的“死笼子”改为活笼子，实行分层次的浮动平衡和自我平衡的宏观体制，主要形式是实行分级负责的宏观承包制。

他认为，“制衡经济”比“笼子经济”更能解放生产力，更能调节总量平衡，而且能够做到控而不死，活而不乱；而“笼子经济”不是卡得过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笼子被撞破，导致总量失衡，通货膨胀。

王琢结合广东改革开放13年中央给予广东财政、信贷、外贸三块包干后的运行实践，阐述了实施“制衡经济”体制的积极性。

关于信贷包干，王琢介绍说：从1981年起，人民银行总行对广东信贷资金实行差额包干的制衡经济宏观体制。具体办法是实行“存贷挂钩，多存多贷，差额包干，一定三年”，即以1980年广东信贷收支差额（当时为贷差）为基数，在三年内每年由人民银行总行调给广东4亿元，三年合计12亿元。实行的结果是，广东实际只使用了7亿元，为中央节约了信贷资金5亿元。他认为，这是“制衡经济”比“笼子经济”更具有制衡力量的有力例证。

作为一个相反的例证，王琢介绍说：1984年，人行总行对广东停止实行差额包干办法，把制衡经济的制衡机制退为“笼子经济”的制衡机制。就在这一年，广东贷差一下从一年2??5亿元增加到当年61亿元，国家在广东发货币达30亿元之多。王琢说，政策上的这一转变，地方自我制衡机制马上演变成伸手向中央争指标的膨胀机制。两相比较，“笼子经济”缺乏自我制衡力量；而制衡经济则有自我制衡力量，可以做到有活力而不失衡。他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如果多数省市实行这种“既有自由、又有制衡”的自我制衡机制，就不会反复出现需求过度膨胀或过度紧缩的现象，能确保全国经济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

简政放权，转变职能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宏观调控机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突破口在哪里？轻工部长曾宪林和著名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总经理于志安等同志认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机制，当前最迫切的是政府领导部门要切实简政放权、转变职能。

于志安说，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宏观是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1987年，我们“长动”兼并了政金不分、亏损严重的武汉市建材工业局（包括所属企业共两万余人），可是它的条条主管部门不仅不支持这种改革，反而耿耿于怀，以自己的权力制造难题，说我们搞糟了。这说明改革不涉及宏观、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行。现在上面一些领导部门的“改革”不是讲发展，不是真正搞简政放权，而是看本部门的势力范围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因此妨碍了企业改革。他还说，在产业方面，美国没有工业部，日本只有个通产省，而我国这么多部、局，简政放权怎么搞，应当好好研究。他赞成在政府机构改革上来一个“先撤香火后拆庙”，并认为香港政府那种“你办企业我支持，你赚钱我收税，你犯法我抓人”的做法，对我们处理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曾宪林同志认为，“小机关，大服务”，是政府主管部门建立新的宏观机制的总目标。当前亟须实行“领导转变观念、干部转变作风、机关转变职能”的改革宏观管理，以适应和服务于企业机制的转变。他告诉记者，1988年轻工部机构改革，撤消了大部分专业司局，只保留了食品司、造纸司两个专业司。最近部党组又决定首先从计划司、生产司和信息统计司开始，转变职能，真正做好“规划、协调、监督、服务”工作。例如计划司，今后的主要职能不应再是分钱、分指标、审批项目，而是通过编制《轻工行业改组改造发展指南》，提供行业发展的重要信息、技术路线、指导思想、国外发展趋势等，引导行业的发展。生产司也不再是分物、分指标，而是与信息统计司、轻工报社一起，共同抓好信息服务，搞好轻工业生产的“天气预报”（《轻工行业生产预报》），对轻工产品哪些畅销、哪些滞销、哪些短缺等信息，每季度发布一次，让企业随时掌握市场行情，及时调整生产。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从不承认商品经济到承认商品经济，从承认商品经济到确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据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规律，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艰难的突破。实践表明，伴随每一轮理论上的新突破，实践上都有一大收获。今天，当改革的锋芒已直指传统体制的最后堡垒、市场取向的改革已形成社会共识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确立，我们将迎来一个经济高速协调发展、社会繁荣昌盛的新时代！

（本文为公开发表稿，是在内参调查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刊于《瞭望》一九九二年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