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宾夕法尼亚州乡间的一家精神病院。

罗伯特的卧室是一间狭窄的隔间，有一扇小窗和一张古旧的军用折叠床。空气里医院消毒剂的气味很重。他坐在床边，盯着墙面上剥落的油漆和褪色的地板砖。随后他拿起笔记本，开始写：

第一日

我以为混进一家精神病院会很困难，但是我进来了。当我来到住院处时，心里忐忑不安。我以为自己肯定是要暴露的。其实我没必要担心。当时的交谈大致是这样的：

主治医生：“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我听到声音。”

“声音？什么样的声音？”

我直视他的双眼，看起来尽可能地真诚。“一个男性的声音。”我暂停了一下以加强戏剧性的效果，“他说‘砰’，有时说‘空’。”

他与我对视了一会儿，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移动。我担心他不会相信我，但是随后他拿起笔，在一本便笺簿上写下了一段笔记。我猜他相信我了。

“‘砰’和‘空’。”他重复道。

“是的。偶尔说‘空无’。”

他点点头，好像这说得通一样。

“声音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三周以前。”

“你觉得这个声音很打扰你？”

“我自然感到担忧。”

“你和哪位医生聊过这事吗？”

我摇了摇头。“我不认得这一片的任何医生，但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个不错的医院，所以我决定直接来这里。”

他再次点了点头。对话换了话题。我们聊了一会儿我的家庭生活。我告诉了他实情。比起父亲，我和母亲更亲近，但是和父亲的关系在改善。他觉得这很有意思。接下来我就了解到，我被安排入院了。就是这么简单！

对医院的第一印象：干净但简陋，墙边缘都腐坏了。

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会在这里待多久？几天，几周，几个月？我突然紧张了起来。我让自己陷入什么样的境地了？

不远处一扇沉重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罗伯特抬起头来。从走廊尽头传来脚步接近的声音。声音在他的房门附近停了下来。随后一名护理员的声音尖厉而嘲讽地响起：“关灯了，混蛋们！”

突然间，所有灯都灭了。罗伯特叹了口气，靠回到**，听着规律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他松开了拿笔记本的手，本子滑落到了地面。“砰。”他说，然后大笑起来。然后他又说了一遍，但是这一回说得更轻，也没有笑。“砰。”

大约在1970年的某个时刻，斯坦福大学的大卫·罗森汉教授给他几个朋友打电话，向他们力荐了一个疯狂的点子：嘿，让我们都装作疯了，混进精神病院吧，然后我们可以弄清医生能否看出我们和真病人之间的差别！这一建议得到的回应大致是礼貌的静默或者得体的回避—这主意很有意思，大卫，但我有点儿忙。然而，罗森汉继续争取—来吧，这会是一场冒险！最后他说服了他的朋友。他们想：毕竟，干吗不呢？这是20世纪70年代—每个人都在做疯狂的事！

用欺骗手法混进精神病院并不是新念头了。多年来，士兵们一直这么做来逃避战争。军医管这个叫佯病。1887年，记者内利·布莱为了调查纽约布莱克韦尔岛女性精神病院的条件，装疯混进了医院。她的卧底工作的结果发表在《纽约世界报》上，引发了一桩丑闻，并导致陪审团调查了该精神病院。1952年，人类学家威廉·考迪尔为了研究精神病院的社会结构，装作病人，进入了耶鲁精神病学研究所。但罗森汉的目的略有不同，而且比那些早期尝试更加雄心勃勃。他对躲避服兵役并不感兴趣，不想公开某个特定医院的条件，也不想开展人类学研究，他想曝光的是整个精神病学的实践本身。

反精神病学运动

时间到了1970年，对精神病学专业的不信任已经流行并累积了一段时间。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捍卫个人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不扮演约束性社会角色的自由，以及只要你没有伤害其他任何人，就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自由。但是整个社会运动似乎与精神病学擦肩而过。躲在四周围满了高墙和铁丝网，建筑渐渐腐坏的精神病院里的精神病学家，开始越来越像某个已逝年代—诸如15世纪的特兰西瓦尼亚[2]—的古旧事物一样。很多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人带着怀疑的眼光看他们，认为他们不过是现状的守卫者而已，是“正常”行为的执行者。解放你的思想？这些“思想警察”—作家肯·凯西这样称呼他们—要是有话说可就没指望了。

凯西所写的1962年的畅销书《飞越疯人院》将这一反精神病学的感受传递给了广泛的受众。他的小说讲述了一个生性自由的罪犯兰道尔·帕特里克·麦克墨菲的故事，他由于相信精神病院的生活会更好过，为了从监狱的劳改农场转移到精神病院而装作精神失常，但是一到了精神病院，麦克墨菲就发现患者的神志看起来比工作人员和医生要清醒得多。小说以悲剧式的调子结尾。医生给麦克墨菲做了额叶切除手术，摧毁了他的反抗天性。

20世纪60年代，在专业学者中同样出现了一场“反精神病学运动”。这项运动的一名领导者罗纳德·莱恩本人也是一名精神病学家。他谴责传统的精神病学使人丧失人性。他声称精神病成了一种标签，当权者用来排斥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思想者。他暗示，精神病学上的诊断，不过是社会用来归类并无视那些它所不能理解事物的手段。把那些疯子锁起来，然后忘了他们！

罗森汉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和法学教授，他曾经听过一回莱恩的讲座。他坐在听众席中间，仔细地聆听，虽然他并不是对他听到的一切都感到赞同，但莱恩的主张的确引起了他的思考。精神病学诊断能有多准确？那些被锁进精神病院的人不应该受此待遇吗？在他思考这些问题时，他想到了开展一个实验的点子。他想象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却被关进了一家精神病院的场景。如果某个图表中的标签显示他精神不正常，他有精神疾病会怎样？医生会弄清诊断是错误的吗？他们能看出他和一名真正的患者之间的区别吗？如果他们不能—如果几天或者几周的观察之后，仍然坚持错误诊断的话—这不就能说明莱恩是对的，精神病学诊断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瑕疵吗？

这一念头烦扰着罗森汉。他没法把它抛诸脑后。也许他也遇到中年危机了。他已婚，有两个孩子，过着稳定的市郊生活。也许他是在寻求冒险。不管理由是什么，他决定把想法付诸行动。他连续几天不洗澡、不刷牙，让自己看起来很粗犷，衣服的边边角角都有些破损。1969年2月，他走进了医院大门，告诉那里值班的工作人员他的名字是大卫·卢里，他有幻听。那个声音说：“都是空的，里面什么也没有。是中空的，它在制造空洞的噪音。”他当场就被收治入院了。诊断结果：精神分裂症。

一进了医院，罗森汉就成了神志清醒的典范。

他表现得很礼貌。按时洗漱，也很合作。每次大夫问他关于幻听的事，他就会向大夫保证他不再有幻听了。他等待他的精神正常被识别出来，但是这并没有发生。时间一周周地过去，终于，罗森汉被安排出院了。然而，精神分裂症的标签就这样留在了他的身上。医生们仅仅是在标签后面附加了“缓解期”的字眼。

罗森汉感觉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精神病学专家确实不能透过精神分裂症的标签看出他精神正常。对他来说，这意味着精神病诊断过程有严重的瑕疵，但是他知道这一测试并不能令批评家确信这一点。他们会认为这是一场意外。而且，不管怎样，他都稍微破坏了一点实验的完整性，他事前通知了这所医院的首席精神病学家—作为万一有什么差错他还可以逃离的路子。于是罗森汉开始炮制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一个没人能忽视的测试。他想象一群“伪患者”在北美各个医院出现，不提前通知任何内部人员。这将是一场全面的对精神病学界的正面攻击。就在这时，他开始给他的朋友们打电话了。

伪患者研究

罗森汉集合了八名志愿者：五个男人、三个女人，其中包括一位儿科医生、一位画家、一位家庭主妇，以及他自己。罗森汉仔细地训练他们该做什么以及该如何表现。当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医院时，抱怨了一种特定的问题—幻听。具体表现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声音说“砰”“空无”或“空洞”。他说，他选择这些词是为了引导观察者怀疑对方有一种有趣的存在主义方面的问题。

一旦志愿者入院，这一症状就会消失，他们将表现出神志完全清醒的样子，不会吃任何药。罗森汉还给他们示范了如何通过把药片压在舌头下面，装出已经咽下药片的样子。他让志愿者们都给自己取了假名字，然后就放他们出门了。1969年到1972年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医院里。

这些伪患者事后回忆起他们走向医院大门时，感受到一种复杂的情绪。他们因为该计划的大胆而感到激动，但同时又感到紧张，担心自己没法通过入院的面谈，担心值班的医生会即刻看透这一计策。他们还担心一旦成功入院，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尽管其中有几个人曾经在精神病院的护士站工作过，但他们中除了罗森汉以外，没有一个人曾经有过做患者的经验。他们只听过故事，讲述这类地方夜里或者周末会发生什么。这些故事没有一个能减缓他们的不安。

其实他们根本不必担心入院的问题。他们全都轻易地过了入院面谈的一关。他们都一样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除了一个人，同样的症状他被给予了“躁狂抑郁症”的标签。一经入院，他们就被带领到一个房间，医生给他们做了身体检查：伸出舌头，弯下腰，把裤子向下拉，咳几声。护士和护士助手在整个检查的过程中不断进进出出，看起来未曾察觉患者的裤子已经褪到脚踝处的事实。这是罗森汉的团队学到的医院生活的第一课：他们现在是没有隐私权的患者了。

精神病院病房的日常生活看起来没有像他们所担心的那么吓人。事实上，最大的问题是无聊。他们没事可做。患者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室闲逛、看电视，而工作人员坐在一个玻璃墙围住的空间里，它有一个别名叫“笼子”。两组人极少互动，工作人员给患者送药时除外。他们走出来，看似全无差别地给每个人大量的药片：阿米替林、三氟拉嗪、康帕嗪、氯丙嗪等等。伪患者将药藏进洗手间里，结果发现已经有其他患者把药丢在马桶底部了。

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伪患者在走廊里来回走动，试图和身边其他患者攀谈，或者在笔记本中写下他们的观察发现。写东西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其他患者的怀疑。有一次，在罗森汉坐下来写笔记时，一名患者拖沓着步子走过来，身体前倾靠近他，偷偷地说：“你没疯，你是一名记者，或者教授，你在查这家医院。”

“我来之前病了，”罗森汉坚称，“但现在我感觉好多了。”

所有其他伪患者都有类似的经历。有些时候，他们还注意到其他患者开始模仿他们，勤勉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神秘的词句。

然而，伪患者的行为似乎没有在医生和工作人员中引起任何怀疑。而且事实恰恰相反：做笔记经常被解读成了精神不安定的迹象。“患者从事书写行为。”一名护士在一名伪患者的记录中这样写道，仿佛这会引发什么问题一样。

伪患者曾希望一两天内就出院，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一直没有被安排出院，随着时间流逝，一种无力感在他们心中升起。罗森汉开始怀疑，医生和工作人员并没有把患者完全当成人类来看。相反，他们把患者看作动物，患者的观点无足轻重。例如，他注意到医生们避免和患者对视，并忽略他们的问题。工作人员经常公开谈论某个病例，无视他们正在谈论的患者就在现场或坐在休息室里，听得到所有内容。罗森汉描述了一个印在他脑中的特别场景：“一名护士解开制服的扣子，当着整病房男人的面调整她的胸衣。你不会有她在**谁的感觉，反倒是觉得她并没有注意到我们。”

伪患者也经历了精神病院生活残酷的一面。工作人员经常尖叫、辱骂患者。一名伪患者每天早晨都被这样的喊声吵醒：“快点，你们这些混蛋，起床！”

护理员因为患者轻微的不端行为就狠狠地出手打他们。在罗森汉看来，这些惩罚“太过分，即使对精神病学准则最激进的解读也无法证明其正当性”。他看到一个病人仅仅因为走向一名护理员并说“我喜欢你”就被打了一顿。伪患者从未受到惩罚，但那时他们表现出了模范患者的样子，堪称“合作者中的典范”。然而，那种易受伤害的感觉令他们身心俱疲。施加身体暴力的威胁蓄势待发，完全靠着工作人员随性的决定才暂且消停。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罗森汉安排了一位律师随时待命，以防出于任何原因，需要迅速将伪患者撤出医院的情形发生。

随后有一天，突然间，一名医生把他们叫进房间，告诉他们可以出院了。其决定没有明显的逻辑。为什么是现在，而不是早些时候？他们的行为怎么改变了？出院的通知没有给出任何说明，也没有暗示对他们是否为真正的患者有任何的怀疑。正如罗森汉曾经经历过的，伪患者之前的诊断上简单地加上了“缓解期”的字眼。他们住院的总时长从七天到五十二天不等，平均时长为十九天。

插入精神病学心脏的一把剑

在罗森汉公开发表实验结果之前，关于这次实验的传言就已经在精神病学界散播开了。一家医院联系了他，坚称伪患者不会骗到他们，他们可以看出假冒的病人！罗森汉让他们证明给他看。他告诉他们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伪患者将会尝试进入他们的医院，他们要做的仅仅是发现闯入者。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和医生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向每个走进其大门的人都投下怀疑的眼光。在三个月中，一百九十三个人申请入院。工作人员将其中四十一人标为虚假病人，而另一方面，医生挑出了二十三个可疑的人。工作人员和医生在十九例诊断中意见相同。而事实上，罗森汉没有派出任何伪患者。他本想派人去的，但是他的志愿者病了。精神病学界：0分；罗森汉：2分。

1973年1月，罗森汉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科学》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期刊之一。用一位卓越的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施皮策的话来说，这就像“插入精神病学心脏的一把剑”一样。人们的愤怒显而易见。批评汹涌而来，谴责这一研究“由于方法不适当而存在严重的缺陷”，是“被当作科学的伪科学”。

很多批评者质疑：医院的医生能有什么不同的做法？他们应当指责伪患者说谎吗？但是他们有什么证据呢？将一个有幻听的人留院观察显然是正确的决定。

罗森汉回应道，他的批评者都误解了他的主张。问题不在于医院收治了伪患者。“如果有床位，”罗森汉写道，“收治伪患者是唯一人道的决定。”他坚称，问题在于最初的诊断，精神分裂症，随后变成了永久性的标签。这一诊断合理吗？为什么同意入院的医生对患者的描述不是患有幻听，然后就止步于此呢？为什么他们又向前进了一步，在精神分裂症内含如此众多负面意义的情况下，仍然声称它是他们问题的原因呢？这就像有人去家庭医生那里抱怨自己有咳嗽的毛病，却在完全没有开展任何检查的前提下，被当即告知他们患有肺结核一样。罗森汉提出精神分裂症已经成了“废纸篓诊断”—一种模糊的、笼统的类别，作为标签用在了几乎所有精神问题上。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罗森汉在这场论战中获胜了。在他的研究发表之后，20世纪70到80年代，使用诸如精神分裂症等宽泛的诊断类别的做法急剧地减少了。为了更客观统一地进行诊断，精神病学家想出了数百个全新的、更具体的疾病类别，随后通过一个检查清单式的诊断模型来进行系统化的疾病诊断。病人有症状X、Y和Z吗？如果有，他就有W综合征。

其实，罗森汉只是稍微影响了这一改变。显然保险公司才是毋庸置疑的改革催化剂，因为他们在那之前已经开始抱怨，为诊断模糊的精神病症支付治疗费，而这些病症却从未有所好转。但不管怎么说，罗森汉仍站在论争获胜的一方。

然而，就算罗森汉对诊断过程的批评确有先见之明，他的批评者也同样有些道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他的伪患者研究，虽然获得了诸多关注，但确实非常奇怪而且并不是特别严谨。它缺少一个对照组，容易受到具有实验偏差的指责（他的伪患者可能无意间表现得疯狂以获得他们想要的回应）。实验结论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逸事一般，甚至可能是择优选取出来的证据。罗森汉同时并未提供太多所涉医院规模和特点的相关细节，使人们很难了解它们有多大的代表性。人们真的能从这些少量案例就推出精神病学整体的情况吗？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许这些批评并没有说到点上。罗森汉的实验在客观性和无偏性上的问题，不比他的（伪）病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严重程度来得更深。但他并未打算开展一个无懈可击、逻辑上严谨的研究。相反，他想要撼动一下现状。他想给精神病学的传统守卫者们一记当头棒喝。而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这一击正中目标。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