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学院。

杰森一路沿走廊冲向教室。他正好停在教室门前，停下来平复了一下呼吸，然后在打开的门上敲了敲。“这里是视觉研究的教室吗？”

教室里六名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方桌四周。一个清瘦、秃顶的男人身穿灰色夹克衫，系着领带，站在教室的前方。“你来对地方了。”男人微笑着回答。他的声音很轻柔，带着一点东欧口音。“请进。”他向一把空椅子做了个手势。

“对不起我迟到了，”杰森一边坐下一边说，“公交车开得真慢。”

“没关系。谢谢你能来。我正在对其他志愿者做自我介绍。我是阿施教授。我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心理系工作。你们来到这里因为你们回复了我在你们学院报纸上刊登的广告。”

阿施停顿了一下，从身边课桌上的一堆卡片中拿起了两张，把它们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样志愿者能看到卡片的内容。一张卡片上画了三根长度不一的竖线，标号分别为1、2和3。另一张卡片上只画了一根竖线。

阿施继续道：“正如广告所说，这是一个视觉判断方面的心理学实验。程序很简单。我想也就占用你们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将给你们看一系列成对的卡片。左边的卡片，”他指向那张卡片，“总是会展现单独一根竖线。右边的卡片总是会展现三根不同长度的竖线。我想让你们选出右边卡片与左边卡片上的竖线长度相同的那根线。”

他停顿了一下，等这些内容被消化。杰森看了一眼卡片。他即刻看出2号线和左边卡片上的那根线的长度相同。

“你们每个人都按照座位顺序依次说出自己的选择。明白了吗？”每个人都点点头。“好，那么我们开始吧。”阿施对紧挨他左侧的第一位志愿者做了个手势，这名志愿者身穿熨得很平整的衬衫，外表十分整洁，“请开始。”

“2号线，”这名志愿者说。下一位志愿者重复了这一选项，再下一位也是，再下一位仍然答案相同。杰森坐在倒数第二个。轮到他的时候，他也说：“2号线。”这会很简单的，他想道。

第二轮以相似的方式进行了下去。七名志愿者全都选择了1号线。多没意义的实验，杰森想。

随后第三轮开始了。阿施将新的卡片放在架子上，向第一名志愿者点头示意。

“1号线。”年轻人说。

杰森眨了眨眼。1号线？他更仔细地看了看卡片。3号线看起来才是正确答案。事实上，这点还挺明显的。杰森认定是这名志愿者犯了错误，等待着下一个人纠正他。然而相反，第二名志愿者也说1号线。下一名也是，再下一名也是。

杰森感觉很困惑。他听错了说明吗？为什么每个人给出的都是错误的答案？“1号线。”他旁边的学生说，随后轮到他了。他没时间考虑情况。“不可能其他所有人都错了，”他想，“我肯定是误解了研究者的意思。”

“1号线。”他脱口而出。

他旁边的人在椅子里换了个姿势。阿施的视线向下瞥了一秒。杰森的胃稍微收紧了一些。他仅仅模糊地听到他左侧的志愿者同样说出了1号线。接着他们就继续进行第四轮了。

同样神秘的现象又一次发生了。当阿施将新卡片放上架子时，杰森看出来答案是2号线，但是第一名志愿者说3号线，其他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回答。当轮到杰森时，他心想：“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不想毁了这个人的实验。”他也选了3号线。

接着又经过了三轮。正如前几轮一样，其他志愿者选择的线很明显是错误答案，但每一次杰森都重复了他们的答案，尽管每次这样做都会加深他的不安感。他奇怪自己怎么会对实验说明有这么大的误解。在刚听到说明时，他觉得它们特别简单。他们是在比较线条的宽度吗？或者涉及什么视错觉了？但是这两个解释都说不太通。杰森想，如果其他志愿者在给出答案时听起来没那么自信，可能也不会这么糟。

现在到了第八轮了。阿施在架子上放上了新的卡片。杰森看出答案应该是2号线，但是当第一名志愿者说出1号线时，杰森也不是那么惊讶了。第二名到第六名都做出同样的选择也没令他感到震惊。又轮到他了。一种不舒服的、沮丧的感觉蔓延到了杰森全身。他真希望实验能结束。他也希望自己能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每个人都在等他说话。他可以感到他们的双眼盯着他，打量着他。他看向卡片。2号线显然是正确答案。

“1号线。”他说。

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居民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从众”的危险了。这一词汇会在人们心中唤起极权主义控制的画面—比如纳粹的宣传。但在美国人看向他们自己的国家时，他们担心类似的令人不安的群体思维迹象，正在潜入他们的社会，美国的自我形象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坚定的个人主义—正在悄然而逝。年轻人都如此竭力地想要看起来相似，说话也相似，每个人都穿相似的运动衫，戴相似的戒指、相似的学校徽章……这难道不会令人不安吗？那些通勤的商务人士，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儿像一支身穿统一的灰色法兰绒套装的克隆大军？1958年，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美国大学生表示，他们预计自己人生中感受最深切的个人问题将是：他们对成功的渴望和抵抗“社会从众压力”之间的矛盾。

一项针对从众的实验

所罗门·阿施对从众的压力和危险尤其清楚。他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小型犹太社区中，但于1920年，也就是他十三岁时搬到了美国。作为在纽约下东区生活的一名青春期少年，他拼命想融入美国社会，最后也成功了。到20世纪50年代，他成了布鲁克林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之后他看到战争肆虐他的故乡和人民，而他的回应是研究纳粹宣传和教化的方法，希望了解纳粹是如何成功地掌握政权和控制德国公众的。然而和很多同事不同，阿施拒绝相信个人在面对群体压力时无计可施的心理—即使压力是国家施加的。他感到个人显然有内在的力量去抵抗压力。1951年，在搬家到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沃斯莫尔学院之后，他决定对个人的信念加以测试。

犹太习俗是阿施的灵感来源。一天，他回想起自己七岁时在波兰吃过的一顿逾越节[1]晚餐。作为传统，额外的一杯酒被放在桌子上，敬献给先知以利亚。“看着，”一位叔叔俯身对他说，“以利亚会喝上一口的。”年幼的阿施在享用晚餐的过程中，都热切地盯着杯子，希望目睹以利亚喝酒的样子。最终他说服自己相信这杯酒的**高度降下去了一点点。以利亚来过了！

现如今，阿施再以成年人的眼光回想当时的经历时，意识到了是暗示的力量使他看到了从未发生的事。因此他想到，群体压力会不会也有相似的能力，以改变成年人眼中看到的东西，或者至少改变他自称亲眼看到的东西？例如，如果一群人声称两条线长度相同，即使它们显然并不相同，那么他们一致的观点会不会足以令一名不知情的实验对象表示同意呢？所以，哪一个更有力：是他们自己的感觉，还是依从群体的压力？阿施决定弄清此事。

正如蜘蛛吸引猎物飞进自己编织的网一样，阿施在附近的哈弗福德学院的学生报纸上刊登了广告，并向志愿者承诺，如果他们参与了一个“视觉判断方面的心理学实验”，就会得到一小笔报酬。于是，受试者一个接一个掉进了他的陷阱。

实验的进展与引文场景中所描述得很像。一名哈弗福德的学生，在约定的时间来到现场，发现一批志愿者已经等在房间中了。他没有对此作任何感想，径直坐了下来。随后阿施走了进来，解释道志愿者的任务是比较线条的长度。这肯定听起来很容易，容易得近乎荒唐，但是很快，实验在哈弗福德的志愿者眼里开始变得超现实起来，所有其他受试者都开始给出错误答案—这本来不算太糟，但他们给出的都是一样的错误答案。心理学家罗杰·布朗在事后描述，这种安排如同“认识论的噩梦”，因为它给了受试者一个严酷的选择：是我疯了，还是其他所有人都疯了？

当然，困惑的哈弗福德学生不曾知晓，他其实是房间里唯一真正的受试者。其他围坐在桌边的年轻人都是“托儿”—与阿施串通好的斯沃斯莫尔的学生。阿施指导他们在十八轮实验中的十二轮给出错误的回答。如果哈弗福德的学生有一种妄想式的怀疑，感觉房间里所有人都在看他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确实都在看他。

阿施的研究助理亨利·格莱特曼偶尔协助开展这项实验，很多年后他讲述了这项测试是怎样令人深感痛苦的。当志愿者们开始重复明显错误的答案，整个过程就像在观看慢放的火车事故一样，让人很难不感觉尴尬难忍。“你会为他感到羞愧，”格莱特曼说，“我会有一种和看到演员念砸了台词一样的尴尬感。我想和他一起钻到地底下去。”

格莱特曼回忆起其中一些从众实验的受试者，在最终被告知真相之后，崩溃流泪—也许他们流下的是解脱的泪水，庆幸自己并没有疯掉。

阿施预想多数人会抗拒群体压力。但是结果却辜负了这样的期望。阿施测试了一百二十三个人。其中足足有70%的人至少在某些时间里屈从了群体压力，25%的人在超过50%的时间里表现出从众，另外的5%是核心从众者，他们总是与大多数人意见相同，不管其观点错得多么明显。

但即使是不从众的人—那些持续抗拒群体压力者，也常常表现得不自信。他们支支吾吾，在椅子中身体前倾，眯着眼睛看向卡片，一再道歉。“对不起，伙计们，”他们会说，“我总是有不同的意见。”当被问及他们是否认为其他人错了时（在真相被揭开前），他们不愿意直接承认，相反，他们倾向于对抗性不那么强的字眼，说他们“看法不太一样”。

阿施开展了数个变体实验。他发现，存在一个支持的伙伴—另外一个愿意反对群体的人—极大地增加了受试者不从众的可能性。同时，从众效应只有在个体面对三人或三人以上的群体时才真正奏效。但总体来说，实验结果令阿施感到不安。他沮丧地指出：“我们发现从众的倾向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此强大，以至于相当聪慧和善意的年轻人情愿把白的说成黑的，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它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指导我们行为的价值观提出了质疑。”

欺骗的黄金年代

1955年11月，阿施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他的研究。这很快引发了全新的担忧，尤其是在教育者中间，他们担心美国在向从众的方向发展。布朗大学的校长巴纳比·基尼数周后在一次教堂礼拜中告诉他的学生，他想在他们中间少看到一些从众的现象。巴纳比·基尼开玩笑地建议，他们应该通过做一些极为不同的事，来表现他们的个性，比如打扫宿舍房间。在哈佛大学，神学家保罗·蒂利克成功地在《圣经》中找到了一句关于从众的箴言，他拿来与会众做了分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第12章第2节）

但被阿施的研究影响得最深刻的还是心理学家。到了1955年，已经有许多研究使用了欺骗性的手段，但是从来没有人如此大规模地运用欺骗。从来没有人像阿施这样，在整个房间装满演员。他的同行被深深地打动了，他们迅速地着手设计自己独创性的欺骗手法。其结果是，接下来的二十年，成了在心理学研究中运用欺骗的黄金时代。欺骗变得迷人且赫赫有名。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不是心理学“圈内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心理学期刊中发表的半数以上的文章都报告了对欺骗的使用，这个数字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才不过20%。当然，一项关于从众的研究引发了这一不诚实的热潮，这其中也是稍有讽刺意味的。

受阿施实验的直接启发，许多研究，包括一些本身就十分著名的研究得以开展。例如，曾经作为阿施的助教工作过的麦考密克·米尔格拉姆，为了撰写博士论文，开展了一个经过修改的从众研究，想知道如果有比线条长度更利害攸关的东西加入实验会怎样。如果有人被迫做道德上令人难以接受的事，诸如向无辜的受害者放出致命的电击这种事会怎样？他或她仍然会愿意依从吗？

为了探索这一问题，米尔格拉姆像之前的阿施一样，通过在一份报纸中刊登广告的方式召集了志愿者，并向志愿者承诺了一小笔报酬，作为参与听起来无伤大雅的一项“记忆与学习研究”的回报。但从这里开始他的研究就与阿施的研究不一样了，他抛弃了由同谋者组成的圆桌小组，用一名权威的研究者取而代之—实际上是一名身穿白色实验室工作服的演员而已—他指导受试者对一名受害者放出越来越强的电击。研究者装出研究电击的威胁是否会协助记忆的样子。

电击是假的，但是志愿者对此并不知情，他们会听到受害者痛苦的叫喊声。每次志愿者表现出犹豫，伪研究者就会神秘地声称：“实验要求你继续下去。”令米尔格拉姆惊讶的是，三分之二的受试者没有任何质疑地接受了这一命令，继续按动按钮电击受害者，即使受害者看起来已经死了也仍在继续。米尔格拉姆的“依从研究”大概是20世纪最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了。

在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比布·拉塔内想知道自我保护的本能能否压过从众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依从群体行为的做法会置自身于险境，人们还会不会从众？

达利和拉塔内的志愿者们以为他们会参与到一场对城市生活问题的讨论中，但是研究者告诉他们首先需要填写一些表格，随后引导他们进入一个房间，在那里还有几个人已经就座，忙着写问卷。志愿者也开始填表，但是在几分钟后，烟雾开始通过墙上的一个小通风口进入房间。四分钟之后，烟已经多到令视线不清，影响呼吸的程度了。

研究者们建造了一个系统，将烟雾送进房间，但是志愿者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只知道，烟雾是起火的迹象。无一例外地，志愿者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环顾四周，查看其他人的反应。但由于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是研究者的秘密同谋，所以他们毫无反应，只是抬头看了看烟雾，耸耸肩。如果紧张的志愿者向他们提问，他们会说“我不知道”，然后继续填问卷。采取行动报告火情完全要靠志愿者自身做决定。达利和拉塔内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十名受试者中只有一名……报告了烟雾。其他九名受试者就在等待室中，待了整整六分钟，整个过程中烟持续不断地充满房间。他们顽固地填着问卷，挥手将烟雾从他们眼前赶走。他们咳嗽，揉眼睛，打开窗户—但是没有报告烟雾。

从众效应轻易地胜过了自我保护。

阿施的研究还影响到了许多更为奇怪的研究。麦考米克公司是一家香料、香草和其他调味料的生产商，其研究人员数年来一直使用偏好讨论组来测试其产品的可口性。但是在读过从众实验之后，他们意识到可能一两个口味独特的人，就会影响整个小组的观点。于是他们决定弄清真相。在一个五人组成的蛋黄酱偏好讨论组中，他们暗中安排了几个“蛋黄酱托儿”，他们受训表达对诸如“肉味”“柠檬味”或“苦芥末味”的偏好。令食品研究人员沮丧的是，他们发现“由讨论组单个成员发表的极为强烈的观点”确实会改变其他小组成员的意见。人们迅速采取了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是通过任何心理学研究，包括阿施的研究，了解到的从众效应。相反，他们是通过一个热门的电视节目《偷拍》得知的这一效应的影响。节目的制作人艾伦·丰特曾经受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训练。作为康奈尔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他曾经在心理系做过研究助理。节目中常常提到他的这段背景。

1962年有一段名为“面朝后”的节目片段，开场展示了一个秃顶的男人身穿一件黑色军大衣，站在一个电梯间里的画面。丰特的画外音说明他是这次的“偷拍明星”，不知情的被摄者。其他乘客：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进入了电梯，他们都是《偷拍》的演员。但是他们没有像习惯的那样面朝电梯门，而是面朝着背后的墙面。身穿军大衣的男人朝四周看了看，感到很困惑。丰特的画外音提供了心理学方面的描述：“你会看到这个身穿军大衣的男人如何尝试保持自己的个性。”男人蹭了蹭鼻子，看了看手表，来回瞥向其他的乘客。随后，缓缓地，无法抵抗群体静默的压力，他转身朝向了后墙。

接下来是在其他被摄者身上重复这一圈套的场景。一名商务人士，脸上带着困惑的神情，几乎立即转向了后墙。接着，丰特的演员成功地使一名吃惊的年轻人整个转了一圈。“现在我们来看看能否利用群体压力做点好事。”画外音说。所有演员都摘下了帽子。年轻人也迅速地照做了。

这段节目片段被认为是这个节目长久以来最经典的一段内容。而且，当然，它对群体压力的力量让人几乎无法抵抗的描绘，正是直接从阿施那里得来的灵感。

阿施的从众实验的其他版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被重复了数百次，在包括肯尼亚、斐济、津巴布韦、科威特、新几内亚，还有因纽特人所在的巴芬岛以内的，几乎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做过。研究者在不同文化间，发现了一些差异。例如，英国人似乎不是那么习惯于从众，更令人惊讶的是，日本人也不太从众。但是总的来说，从众效应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显得十分强劲。然而，一项针对跨越五十年的一百三十三项研究的系统分析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证据，显示这种效应好像随着时间弱化了。如今的人们似乎更愿意违抗群体的权威。这是件好事，还是人类社会开始滑入无政府状态的先兆，还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