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茅尔学院。

“我觉得我们不该待在这儿。”

“嘘！安静！”

“但他们看见我们怎么办？”

“他们不会的！记住，我们是在做科学研究。”

“但……”左边的女人用一只手捂住了她紧张的同伴的嘴。就在那一刻一扇门旋开了，两个女人赶紧在她们藏身的床底下又往里挪了一点。

她们听到有脚步声接近。几个女人的腿进入了视线，随后传来了她们的说话声。

“贝蒂，我真的很期待这次派对。”

“我也是。我只希望食物够每个人吃的。”

“我想应该够。咱们看看，饼干、薯片、派……”

在床底下，两个研究者开始记笔记，但是因为她们趴在地上试着不制造任何噪音，所以很难找到舒服的写字姿势。她们笨拙地将重心从一只胳膊肘转移到另一只胳膊肘上。她们听到上方有往桌子上摆放物品的声音。随后是更多的对话。

“你听说萨拉在和谁约会吗？”

“没有，跟我说说！”

“布拉德！”

“我的天！我不信。”

“他太可爱了。”

一个研究者在笔记本上翻页，翻的时候失手把铅笔弄掉了。铅笔掉在硬木地板上发出了很响的敲击声。转瞬间，说话声停了下来。研究者在原地僵住了，屏息祈祷着不会被发现。几秒钟的沉默感觉像是过了几分钟一样久。两个女人心脏突突跳动着。终于，在她们头顶响起：

“贝蒂，你听到什么了吗？”

“听到了，还有谁在这里吗？”

长长的停顿。“我想可能是老鼠。你知道，在这些老建筑里有很多老鼠。”

“哎。多恶心！我会告诉宿管备些鼠夹的。”

隐蔽式观察作为一种科学调查手段，开始时相当地单纯无害。1922年春季，每晚七点三十分左右，亨利·T.摩尔教授会离开他在纽约市的家，沿着百老汇大街著名的“白光大道”散步，这条街因被闪耀的店面招牌和广告牌灯光照亮而得名。他走在吵架的情侣身后，站在公交站闲聊的商务人士身边，等在剧场外面倾听那些看完表演出来的人交谈。他总是在笔记本中记下他听到的谈话，尽管他经常不得不在过往交通的轰隆声中竭力分辨，才能听清人们说了什么。

摩尔这样系统性地偷听的目的，是研究男人和女人在日常对话中是否会强调不同的主题。他发现在交谈的各类话题中，女人聊男人较男人聊女人要频繁得多。这种暗中监听的方法是带有欺骗性的，但是程度还很轻微。毕竟，他的实验对象都处在公共场所。其他人可能会听到他们的话，对这一点他们肯定是有心理准备的。摩尔仅仅是为了他的科学研究，利用了这一点而已。

两年后，卡尼·兰迪斯和哈罗德·伯特扩展了摩尔的研究，在更多不同类型的场所窃听人们的对话。他们穿着橡胶跟的鞋，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形象”，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火车站、百货商店、酒店大厅闲逛，记下他们偷听到的所有对话。就像摩尔一样，他们得出结论：“关于人的话题在男人的思想中占的比重较小，而在女人的思想中占的比重较大。”

1938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女子文理学院—布林茅尔学院，隐蔽式监听的技巧发展到了下一个合理阶段。玛丽·亨勒为了她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在那里展开了研究。她受到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赫特曾经提出的一条假说的吸引。皮亚赫特观察发现，儿童在交谈时，大量地提及他们自己。皮亚赫特将这种自我沉浸的原因归结为儿童时期的“自我中心”，并从理论上说明，随着儿童年岁的增长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他们将不再这样关注自身，致使他们话语中提及自己的次数减少。亨勒决定对这一理论加以测试，方法是暗中听取成年人的对话，并记录他们提及自己的次数。幸运的是，她手头就有大量的成年人可供她偷听—她在布林茅尔的同学。

为了开展研究，亨勒请她的朋友玛丽安·哈贝尔帮忙，她们俩一起启动了一场全面的间谍行动。

但是和以往的研究者不同的是，她们并没有限制自己只在公共场所收集数据。相反，她们将调查的范围延伸到了最私密的场所。正如她们所说：“不知情的实验对象在街道上、百货商店里和家中被追踪。”她们蹲在女生宿舍的洗手间隔间里，偷听洗手间八卦；她们拿起电话接收器监听私下的讨论；她们溜进同学的房间，藏在她们床底下。

在宿舍暗中监视年轻女性不是好色者幻想中才会出现的情形吗？人们禁不住好奇两名研究者到底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她们是否暗中听到了室友间悄声坦白性方面的秘密呢？她们偷听到什么与犯罪相关的内容了吗？另外，亨勒和哈贝尔会在床下藏多久？她们被抓到过吗？不幸的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好奇没法得到满足，因为研究者没有分享太多细节。她们仅仅提到数据收集过程“很艰辛”，没有再说其他的。

至于她们的实验结果，证明了皮亚赫特是错的。成年人，至少那些被亨勒和哈贝尔偷听的成年人，谈论她们自己就像儿童一样频繁。两组人提及自己的谈话次数占比都在40%左右。但是谁在乎呢？（除了一些心理学家）亨勒和哈贝尔的研究，绝对是调查方法比研究内容有趣得多的一例。事实上，要不是研究手法是非正统的，这项研究很可能会沉寂下去，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然而，这项研究在探讨研究伦理学的教科书中，获得了较次要、却被反复提及的位置，同时伴随着这样的警告：开展实地考察不推荐采取藏在床下的方法。

午夜顶点

亨勒和哈贝尔可能太谨慎了，没有将她们研究中的全部有料细节都写进报告。然而，隐蔽式观察被动机不纯的人用在与色情相关的事情上，不过是时间的问题。1955年，那一刻到来了，一家妓院在美国旧金山开业。表面上看，它就和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家相似的场所一样。内部装潢得很花哨，康康舞演员和虐恋主题的女性照片挂在墙上，每个抽屉中都可以找到性玩具，饮料无限畅饮。但是那些和妓女做伴的男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被观察，观察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的心理学家，就藏在单向透视镜的后面。他们也无从知晓自己喝的饮料中被加入了致幻剂—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虽说第二天早晨，当他们醒来时，回想昨晚的经历—必定是他们此生最奇怪的夜晚，有可能猜到自己无意间喝了什么东西。

美国中央情报局称其为“午夜顶点行动”。其目的是在不知情的实验对象上使用LSD，以为中央情报局提供关于LSD应用的真实心理学数据—诸如该药能否被用作吐真剂，或者洗脑工具—同时也给了中央情报局一个机会，磨炼他们在性要挟方面的技巧。美国纳税人的税金发挥作用了！

就像我们对亨勒和哈贝尔的研究很感兴趣一样，我们也十分好奇，随着实验对象的意识被卷入眩晕的旋涡，堕入致幻剂造成的精神错乱中，中央情报局的研究者们到底看到和听到了什么。但是这些细节仍属国家机密。该行动在1963年被终止，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此行动的存在才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被公开披露。所有相关文件都受到了严格审查。没人知道那些不知情的参与者后来怎样了，或者他们可能承受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情人、朋友、奴隶

当然，中央情报局从事的就是监视的行当，他们在午夜顶点行动中的行为虽然并未因此得到容忍，但是也不是完全出人意料。然而同样的借口，并不适用于社会工作者玛莎·斯泰因。

1968年，斯泰因考虑到应召女郎和男性顾客的行为缺乏科学信息，于是就此主题开展了一项为期四年的研究。六十四名纽约市的应召女郎参与了合作，因为她们觉得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研究者尊敬她们，认为她们的工作很重要而感到高兴。斯泰因也开始暗中监视起妓女和男性顾客互动的全过程。在多数情况下，应召女郎已经在住处安装了单向透视镜和窥视孔—要么是为有窥视癖好的顾客准备的，要么是用来让别人观看正在“受训的女孩”的。这时候斯泰因的工作就很容易做了。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斯泰因必须躲在衣橱里，偷偷从门缝里向外窥视正在发生什么。应召女郎则通过确保顾客背朝着她来协助此项工作。

与亨勒和哈贝尔以及中央情报局研究者不同的是，斯泰因并不羞于直率地公开披露她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得益于她仔细的研究，我们了解到在她观察的一千二百三十名男性中，4%有易装癖，11%要求三人**，17%想要在**过程中被绑起来，30%喜欢刺激肛门，36%法式亲吻了应召女郎，几乎所有人都要求**。她的出版商，希望这样的坦率可以转化为出色的销售业绩，在诸如《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等报纸上对她的书—《情人、朋友、奴隶：男性的九种性类型》—大加宣传。承诺读者可以通过“透视镜观看超过一千二百名男人身处**易中的场景”。当然，在书中斯泰因也完全兑现了这一点。

其实，在科学研究中使用隐蔽式观察的简短历史，还不至于把我们吓得妄想症发作，经常要检查床下和衣橱里面。可以肯定，大多数心理学家，不会经常性地监视他们的邻居。然而，如果你来到不熟悉的环境，比如酒店或者宿舍，迅速查看一下四周，避免古怪研究者的骚扰可能不失为一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