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2月4日—德国，柏林。

西蒙几乎要睁不开眼睛了。他抑制住想要把头靠在面前桌子上的冲动，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冯·李斯特教授身上。教授在教室前面念叨着些什么。

自己能来上课就已经是个奇迹了，西蒙想，因为昨晚又和几个朋友痛饮了一番，凌晨三点才踉踉跄跄地走回家，四个小时后就挣扎着起了床，浑身散发着难闻的烟酒味。起床时，沮丧地意识到自己仍处于醉酒的状态，喝了一杯浓黑咖啡也只有轻微的缓解而已。西蒙他赶紧出门，走进了早晨清冷的空气里。

西蒙还是准时赶到了，现在他安坐在报告厅里，周围是二十四张陌生的面孔。他唯一的任务，是在一个小时里保持清醒，然后就可以回家钻进温暖的被窝了。这张木椅子能让人坐得舒服点吗！学校为什么不能把暖风打开？毕竟现在是冬天了！

西蒙费力地听着教授讲课。他听到教授提到法国犯罪学家加布里尔·塔尔德的名字。“据塔尔德称，构成社会的根本力量，”冯·李斯特解释道，“是模仿和创新。”西蒙觉得听课太费力气了，他转而开始在书本空白处涂鸦。

靠近教室前排，一名年龄大一些的学生高举手臂。教授停下来向他致意：“你想补充些什么吗，赫尔·K？”

“哦，不！别让那蠢货发言。”西蒙想，“那个人总是有意见。他应该闭嘴让教授讲完，这样我们就都可以回家了！”

“是的。”赫尔·K站起来说道，“我想从基督教道德观的角度来分析塔尔德的理论。”

西蒙翻了个白眼，继续他的涂鸦。他无意听取赫尔·K的任何言论，但他的注意力被响亮而急促的声响引回了教室前方。坐在赫尔·K旁边的男生手掌向下用力拍了一下课桌。“别讲你的基督教道德观，”男生大嚷，“我受不了！”

西蒙微微一笑。说得好！突然间讲座变得更有意思起来。

赫尔·K转过身来面对指责他的人。他在愤怒的沉默中盯着这个人看了一会儿，气得从脖子红到脸。最后他脱口而出回应道：“先生，你冒犯了我！”

“闭嘴！”他的对手回嚷道，“每天你都没完没了地啰唆你的基督教道德观。我受够了。一个字也别再说了！”

赫尔·K的脸涨得更红了。一根血管在他的太阳穴搏动着。“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

接下来的事发生得太快，西蒙差点儿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赫尔·K向前冲去，把他面前的桌子撞翻在地。突然间他手持一柄手枪，指向另一个人。他肯定是从大衣下面拔出来的手枪。他的对手跳起来，和他扭打了起来。在两人打斗时，枪忽上忽下地运动，没办法看清。冯·李斯特教授冲过来制止打斗。三个人缠斗着，胳膊和腿都扭在一起。

“当心！”有人尖叫，“小心！”随后枪响了……

在20世纪早期，根据当时德国学生的生活文化，很容易想象一个诸如西蒙一样的醉酒学生，在柏林大学参加冯·李斯特教授的冬季犯罪学研讨班的情形。虽然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整个场景的其他部分，包括激烈的对话、暴力的缠斗和枪响，确实曾经发生过。

但当时有个意外的转折。在枪响之后，冯·李斯特退后，手里拿着冒烟的枪，用引人注目的夸张动作宣布，刚才所有人看到的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事件—是应用心理学的一项实验。枪里装的是空弹。赫尔·K和他的对手为了全班假装争执。冯·李斯特解释说：“这一实验的目的，是探究目击证据的可靠性。”全班所有人都看到了同样的争斗，但是每个人对它的回忆都会是一样的吗？为了弄清此事，冯李斯特要求学生写下一段话，描述他们看到了什么。

还没从争斗的惊吓中缓过神来的学生们，顺从地趴在桌子上，开始动笔。但是当他们在记忆中搜寻时，能不能完整描述出他们刚才见证的事件的全部真相，这一点值得怀疑。他们无疑都见过舞台上的演员，但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在研究项目中表演的演员，因为这次事件是科学上的第一例。虽然实验者们在过去偶尔使用欺骗性的方法，但却未曾有人制造过像这次这样精心策划的骗局。

21世纪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观看播放了几十年的《偷拍》这样的电视节目，因此，对我们来说，欺骗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常常还是好笑的）工具，用来研究人类行为。但是如果你审视20世纪以前的科学，行为研究者故意欺骗实验对象，或者对他们隐藏信息的案例就很少见了。而且即使你找到了相关事例，其欺骗程度通常也很轻。例如，1895年，卡尔·西肖尔在开展感官研究时，要求实验对象手握一根电线，同时他给电线通上较弱的电流。“你感觉到电流了吗？”他问道，然后实验对象点点头。西肖尔偶尔会在没有打开电流时，问同样的问题，而他经常发现他的实验对象仍然会点头，示意他们感到了电流。西肖尔令他们相信电流已打开是欺骗性行为，但这只是个善意的小谎，没人会为此感到不快。

然而，当人们开始在冯·李斯特的教室里打斗，还拿出一柄手枪时，就完全是另一个量级的欺骗了。在演员和道具都小心地编排过的情况下，相较科学实验，这更像是一部舞台作品。随着20世纪的发展，在心理学研究中使用演员最终变得十分常见，但研究者会把他们称为“共谋者”或者“同伙”，而非演员，也许这些字眼听起来更正式也更科学一些。

一周前天气如何

尽管冯·李斯特实施了实验，但他并非是想出这个点子的人，只是提供了实验环境而已。这一实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八年前—1893年3月。那时哥伦比亚大学的J.麦基恩·卡特尔要求心理学专业低年级班的五十六名学生针对四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写下答案：

一周以前天气如何？

栗树和橡树会在早秋落叶吗？

旷野中的马会迎风站着还是背风站着？

苹果的种子会指向哪个方向？

每一道题学生们都有三十秒的时间写下答案。这是垃圾食品或者汽车出现之前的时代，所以卡特尔认为马和苹果是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能经常观察到的事物，但是当他查看答案时，结果令他惊讶。学生们的回答花样百出。例如，他们对天气的回答“出现了所有三月初可能出现的天气”。他们的猜测包括“晴”“雨”“雪”“暴雨”“多云”“局部多云”和“局部晴朗”。正确的答案是：一周以前，早晨下了雪，在下午晚些时候放晴了。对于所有其他问题的回答也显现出了类似的混乱。然而，当问及他们对自己的答案的准确度有多少把握时，学生们却表达出了强烈的自信。

卡特尔把他的研究结果发表在了《科学》期刊上，吸引了法律界学者和心理学家的注意。长久以来目击证词不是很可靠一直为人所知，而卡特尔的研究则暗示了它们可能有多么不可靠。受高等教育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坐在相对安静的教室环境里，回忆上周的天气尚且如此费劲，那么想象一下，一名目击证人在法庭高压力的环境下作证得有多容易犯错吧。

卡特尔的研究尤其吸引了一位年轻的德国心理学家的注意，他就是路易·威廉·斯特恩。斯特恩是一名杰出的创新者，浑身充满不竭的能量，在多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上都投入了**。在其职业生涯早期，他发明了“可变音调发声器”或称为“音锤”的装置—能够令研究者就人们对音调微妙变化的敏感度进行研究。后来，他对海伦·凯勒开展了一项研究，还发明了智商的概念。这些都是他在四十岁之前的成就。19世纪90年代末，在他还不到三十岁时，读到了卡特尔的研究。于是他决定对目击证词，进行了心理方面的研究。他开展了一系列“回忆”实验。给实验对象看一张照片，然后要求他们描述刚才看到的细节。实验对象无一例外，全都犯了许多错误—即使他们事前知道自己会被问及看到了什么，甚至当斯特恩要求他们只描述自己完全确信的东西时，情况依然如此。

斯特恩的回忆实验，令他确信法律体系亟待改革。他确信基于错误的目击证词，有许多无辜的人被送进了监狱。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他的实验，以及卡特尔的那些实验，对于法律界来说过于抽象，难以造成影响。律师们会把它们当成实验室人为制造出来的概念而弃之于不顾。他认定，当下需要的，是更为戏剧化、没人会遗忘，且毫无疑问真实的东西。他想出了在一间教室里安排一场罪案的想法。斯特恩推测，这将尽可能近似地模拟证人目击一场真实罪案的情形。他把自己想出来的这个点子称为“仿真实验”。随后，他说服自己的朋友冯·李斯特，用他的课堂作为开展实验的场所。

斯特恩很清楚目击证词的不可靠性，所以实验结果并没有令他惊讶。正如所料，冯·李斯特的学生提供的罪案描述充斥着省略、改动和彻底的错误。在描述谁挑起了打斗时，学生们提供了八个不同的名字。他们对于打斗持续了多久、枪是什么时候响的，以及冯·李斯特是怎样介入干预的，意见各不相同。他们对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断章取义。有些人甚至声称持枪者逃离了现场。但是让冯·李斯特和斯特恩觉得最困扰的是，对最激烈的事件—带枪的缠斗—的描述，产生的错误最多。换句话说，当学生们最是集中注意力关注正在发生什么的时刻，也是他们的回忆最为模糊的时刻。

全世界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一不同寻常的实验。“作为教室实验的虚假争吵。”《纽约世界报》的头版头条这样写道：“洛根斯波特报则使用了更耸人听闻的描述：人们以科学之名打斗。”

斯特恩和冯·李斯特都利用宣传，提出对法律系统做出重大改革的必要性。“如果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最可靠的根基—值得信赖的证人的证词—被严谨的科学研究所动摇，整个体系会变成什么样呢？”冯李斯特发问道。他暗示，答案是在法庭中依赖心理学专家的建议。但是这一建议在法律界反响并不好。法庭程序依照的是数个世纪以来的古老传统，法官和律师是社会的支柱。但是心理学家又是谁？他们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新手罢了。所以律师们问道：“为何要在法庭上授予他们一个荣耀的位置呢？”面对着这样的阻力，改革毫无进展。

打斗还在继续

尽管真人实验没有给法庭带来多少变化，但对课堂却影响不小。法学与心理学的许多教授都酷爱这个实验。

现在终于有办法避免学生们在讲座中昏昏欲睡了。那就是把他们吓醒！突然间课堂和学术会议都无一幸免，面临着随时闯入持枪或持刀陌生人的风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实验安排中加入了很多的转折，但是基本的情节仍保持不变。

1906年，在哥廷根一家科学协会举行的会议中，一名小丑突然间闯入会议厅，身后紧跟着一个系着亮红色领带，身穿白色裤子，挥舞着手枪的黑人。两个人都大嚷着不连贯的词语。小丑摔倒在地上，黑人跳到他身上。枪响了一声，随后两个人突然间跑出了房间。协会的会长走上前来，只有他知道这个场景是预先安排好的，但他还不想就此摊牌，他要求受到惊吓的参会人员写下他们的所见，万一此事被搬上法庭，将供法庭参考。人们一共提交了四十份报告。这些受人尊敬的科学家都近距离见证了闯入事件，但是他们的描述在一些最基本的内容上也大相径庭，如两人身穿什么衣服，或者缠斗持续了多久。会长估计只有六份报告中没有包含绝对错误的说法。

1914年，在维也纳一个法律学会的会议上，弗朗茨·科布勒律师在一名同事的演讲过程中站了起来，开始对他恶语相向。“你这个白痴！”“你这个傻瓜！”他们相互威胁。科布勒的同伴以为他疯了。被侮辱的同事随后对科布勒提起了刑事指控，特别法庭为了做出裁决询问了目击证人。直到那之后，科布勒才向所有人坦言，整个事件—争执和特别法庭—都是一场真人实验。对证词的分析显示，目击者对争执发生前平静时刻的描述比较准确，但是随着房间中紧张气氛逐渐升级，他们对事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混乱。

1924年，在华盛顿市，心理学家威廉·马斯顿正在美利坚大学上课时，一个陌生人敲门走了进来。这个人走向马斯顿，递给他一个信封，然后从口袋中取出了一把绿色手柄的长刀。随后转身面向学生，威胁地在他戴着手套的拇指上擦拭刀子。在这神秘的示威之后，他离开了房间。马斯顿要求他的学生写下刚才发生的事。神奇且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声称没有一个目击者注意到那把刀。

1952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场讲座中，两名听众，一名英格兰人和一名威尔士人，争吵了起来。英格兰人站起身，抽出一把手枪，击中了威尔士人。听众震惊地坐在那里，随后劳伦斯·高尔教授说明这一切都是预先的安排，并要求每个人描述他们所看到的情况。这一次同样，对现场细节的各份报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到了1975年，心理学家罗伯特·巴克霍特、达里尔·菲格罗亚和伊桑·霍夫在《心理规律科学公报》上撰文，带有一丝疲倦地评论道：“数十年来，假冒的‘罪犯’经常会跑进心理学课堂，犯下一些‘罪行’，并制造出目击者，而这些目击者的证词在之后会被证明不可靠、不准确。”然而，他们继续写道，“虽然对回忆不可靠的演示如此令人信服，但目击证词却仍在法庭中被高估，仍然是给许多无辜者定罪的依据。”于是他们安排了另一场真人实验，安排一名加州大学的学生海沃德在一百四十一名旁观者面前“攻击”一位教授。同样，目击证词被证明是易于出错的。

在这几十年的模拟教室罪案中，似乎从来没人想过这一实验是有潜在危险的。如果有人手里有枪，把它用在假冒的攻击者身上该怎么办？如果虚假的打斗引发了实际的冲突该怎么办？那些被迫目击冲突的学生们的感受又有谁管？今天，我们必须要问这些问题，因为校园暴力—真正的而非模拟的暴力—已经如此常见，如此令人悲伤，使真人实验看起来如同更单纯年代里的一项奇怪遗俗。事实上，一名教师会有意安排暴力冲突作为课堂练习，这在21世纪简直不可想象。

然而，让人回想起真人实验的各种场景，不断地在新闻中出现，常见得令人吃惊。2004年，在田纳西州的卡特县，武装者闯进了政府官员的会议中大喊着：“不会再有新税了！这里所有人必须投否决票！”这是由地方紧急事务管理局长策划的一场未经公布的恐怖主义“演习”。2007年，田纳西州斯凯尔斯小学的学生们收到警告，有一持枪男子在周边活动，当一名身着连帽衫的男子试图闯入教室时，学生们纷纷四下躲藏。他们的老师在事后坦言，他们觉得让学生们了解置身人质事件是什么感受会是个好主意。2010年3月，在伍斯特市的布莱克明斯特中学，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男人在惊恐的学生面前，开枪“击中”了一位科学课的老师。结果他只是在参与教职工设计的角色扮演练习而已，他们设计这个练习，目的是教孩子们学会如何“调查，收集事实，分析证据”。

对学生们来说，这些冒牌攻击者轮番上场的影响很明显：在课堂上睡觉还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