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2日—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
海军上将威廉·布兰迪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站在巡逻船船头，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同时注视着前一天原子弹实验制造的损毁现场。围绕着他们的宽阔环礁成了舰船的坟墓—曾经强有力的战舰被原子弹的力量胡乱地扭曲和炸成碎片。在他们正前方五十码处漂浮着独立号航空母舰的残骸。其飞行甲板被炸碎了，仿佛被巨大的锤子敲开了一样。船侧敞开裂口，露出了内部弯曲的钢梁。它上面的结构像一块摊饼一样被夷平了。
“没我预想的糟糕。”布兰迪说。
福里斯特尔赞同地点点头。“如果原子弹最坏也就做到这样，那么我们的饭碗就保住了。”
“司令，”他身后的一名水手喊他，“拖船船长在对讲机上。他说酒匂号正在下沉。”
布兰迪转过身。“让我们现在就去看看，”他下令道，“全速前进。”
船上的发动机轰鸣了起来，船加速向北方进发。几分钟后，抵达了酒匂号船侧，酒匂号比独立号的情况还要糟。这艘六千吨的日本战舰有一半已经沉入水下，船尾靠在环礁的海底。可见的部分都烧焦了，扭曲着。船侧有一个洞正在迅速进水。
“他们叫它太平洋上最招人恨的船。”布兰迪评论道。
“这些人会很高兴看到它沉了。”福里斯特尔补充道。
突然间酒匂号剧烈地向左舷倾斜，随着金属的巨响，开始更迅速地往下沉。他们看着它沉下去。在船头的最后一部分滑入水面以下时，一个绿色的大气泡浮了上来，就像打了个巨大、肮脏的嗝一样，表明它曾经存在于此。“我想可以肯定地说，它上面的测试动物无一幸存。”布兰迪说。
放射学家詹姆斯·诺兰紧张地走向两名军官，担忧地低头看着他手举的方形盖革计数器[5]。“有什么问题，诺兰先生？”布兰迪问。
诺兰皱起眉头。“先生，这里辐射的读数已经严重超标。”
布兰迪大笑，转向福里斯特尔。“诺兰先生的计数器太精巧了，连我发光的表盘也会让它超标。但是好吧，让我们迁就他，离开这鬼地方吧。”
布兰迪对巡逻船的船长喊出一道指令，发动机再一次轰鸣起来。船做了个急转弯，加速向着环礁远处的边缘前进。
在船离开之后，酒匂号最后所在的位置一片沉寂。耀眼的阳光照射下来，渐渐地，水中深绿色的污渍消散了。很快不再有迹象表明这片水下还存在什么东西。四个小时过去了，随后一艘掠过环礁的小船发出的噪音打破了沉寂。一名水手站在船上，扫视着海平面。
“嘿，看看这里，”水手对他的同伴说，“那是什么？”
小船转了个身，在水中起伏的一个白色小东西的一侧停了下来。水手在船侧俯身查看它。
“老天爷！是一头猪！”他大喊，“而且是活的！你在这儿干吗呢，小伙计？嘿，弗兰克，帮我把它弄上船。”两个人从船侧俯身，抓住它，然后费劲地把它拖上船。猪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叫唤着。
“我以前不知道猪还能游泳，”弗兰克说，“我猜这只会。”
弗兰克检查了它的耳标。“311号。它是哪艘船上的？”
另一名水手从仪表板下方取出一个文件夹，把它翻开，手沿着一列数字向下移动。他困惑地摇着头。“这肯定不对。”
“出了什么问题？”
“上面说311是在酒匂号上。”
“酒匂号？不是刚沉了吗？我以为那上面的动物都死了。”
“根据这里所写的，它就在那艘船上。”
弗兰克怀疑地挑起眉毛。“这不可能。”
另一名水手大笑起来。“也许这头猪有不死身之类的！”
两个人一起低头看向这头猪。仿佛要从它身上找到谜团的答案一样。
猪也回看他们，大声地哼唧着。
核武器的历史通常对那些制造炸弹的物理学家，如J.罗伯特·奥本海默以及爱德华·泰勒等人给予特别的关注。释放原子的力量无疑是一项卓越的智慧成就，但是还有一群研究者，他们同样从事核相关问题的研究，而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有可能要大得多。事实上，这可能曾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挑战。
物理学家们需要找出的不过是如何炸毁一切的方法。而其他这些研究者试图找到在核武器爆炸后，保证生命体活下来的方法。他们所建立的，是一种所谓核武器下生存的有趣科学。
不死的原子猪
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人们马上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在原子弹袭击中活下来。然而，从一种显著的迹象可以看出，美国军方首先关注的，并不是保护普通大众免受这种恐怖新武器的伤害，而是评估其战舰的易毁程度。如果原子战争打响，将军们想要确保战舰仍然能够浮在水面上，可以继续作战。由此催生了十字路口行动。
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一行动的计划是在南太平洋比基尼环礁聚集一支目标舰船组成的舰队，并在船上装载动物船员（大白鼠、山羊、猪、小鼠以及豚鼠），然后在整个舰队上空投下一颗2.3万吨级的原子弹，从而模拟原子弹袭击舰队的情景。
爆炸之后的数小时内，海军派出船只返回环礁，调查现场。不出所料，所有位于一千半径范围之内的舰船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只有五艘船沉了。对海军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迹象，令海军上将们情绪高涨起来，他们曾经暗中担忧原子弹会让整个海军成为历史。然而，在第二天，7月2日发生的一件事，给海军带来了更大的希望，让他们觉得原子弹并没有人们所夸耀的那样强大。水手们无意间发现了一只在环礁中游泳的猪，检查它的耳标发现上面写着311号，说明它曾被锁在一艘日本巡洋舰—酒匂号主甲板的一间洗手间里。
在日本投降之后，美国海军得到了酒匂号。他们没有当即拆掉这艘船，而是决定把它纳入十字路口行动。由于这是敌军的战舰，海军上将们想要确保它会被击沉，于是把它停在距离爆炸点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
它确实燃烧着沉入了海底，其上层结构被炸弹夷平，船尾被炸开许多洞。船上的任何实验动物似乎都不可能活下来。然而，这头猪就在这儿，仍然活着，而且很明显没有受伤。
人们将猪带回了研究船伯利森号，在那里海军的军医卡尔·哈里斯上尉检查了它。为了验证它的身份，哈里斯翻出了给酒匂号上的动物们拍的照片。包括最小的老鼠在内，所有研究动物都被拍了照，位置也都被仔细地记录了下来。在照片中，哈里斯找到了在酒匂号主甲板上拍下的311号猪。他可以根据体形和体貌特征看出这和照片上是同一只猪。它五十磅重，六个月大，品种是波中猪，全身大部分是白色，带有黑斑。尽管让人难以置信，但可能的结论只有一种：311号猪不知怎么活过了爆炸，然后从洗手间逃脱，逃离了下沉中的舰船，然后在环礁的水面漂浮了数个小时，直到最后被人们发现。
媒体使311号猪瞬间出了名。报纸的头条大肆宣扬它奇迹般的幸存。《华盛顿邮报》称“这只小猪在爆炸之后游起了泳”。《芝加哥论坛报》则宣布说“比基尼环礁捡回的猪仍然活着”。尽管它从死亡手中大胆逃脱出来，但是没人认为它能活多久。毕竟，它曾暴露在大量辐射中，不仅因为爆炸本身，还因为它在被辐射的水里游过泳，它余下的日子似乎不多了。
一开始，311号猪展现出辐射病的迹象，确认了这种悲惨的预判。它的血细胞总数严重地减少，也显得易怒和焦躁。但是随后311号猪身上发生了更惊人的奇迹，几周后它似乎摆脱了辐射的影响，大声哼唧着，快活地到处蹦跶。根据海军生物学家的判断，它十分健康。它显然遭受了现代科学可以加诸它的最糟的对待，却随随便便就摆脱了这种痛苦，就好像在说：“你们就这点本事吗？”
比基尼的研究者们无法解释它的康复，他们把311号猪送回位于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海军医学研究院，在那里科学家继续监控它。每个月他们都会采集血样，血样始终正常。直到一年以后，它长成了三百磅的成年母猪，当研究者试图让它与其他猪**时，才发现了一些可能的辐射损害迹象。它看起来已经不能生育了。这大概是一桩“塞翁失马”性质的事件。如果它能怀孕，谁知道它会生下什么样的变异小猪呢？
311号猪给人的教训大概是，原子弹就像一个任性的破坏之神。有时候它会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放过一条生命。但是二战后，被焦虑所驱策的社会选择从它的例子中学到的东西却令人宽心、乐观得多。如果一头小猪都可以活过一场原子弹爆炸，那么任何人都应当能够活下来！也许说到底，原子弹并没有那么强大！
专栏作家H.I.菲利普称赞311号猪为“精神胜过物质，而猪胜过这两者的标志”。《生命》杂志赞誉它为“扛过了大爆炸的小动物”。《科利尔》杂志宣称它的幸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故事”，并将它在比基尼的经历改写成了儿童故事—家长们可以在睡前给孩子们阅读的具有启迪性的故事。故事不带任何讽刺意味地向读者描述了“原子猪帕蒂”（《科利尔》是这样给它命名的）是怎样被爆炸抛出日本巡洋舰，又是如何利用这突如其来的自由与其他比基尼上受辐射的动物欢聚和畅聊，最后被救的：
帕蒂在空中飞呀飞。随后，一刹那间，它一头撞进了环礁的水中，发出一声巨大的哗啦声！它一直向下沉啊沉，沉啊沉，鼻子朝下，直到撞上珊瑚的海底。它四肢并用让自己在水下恢复平衡，接着猛地撞上了一条身上带条纹的虎鱼。虎鱼生气地嚷道：“上面到底怎么回事？”
美国政府希望将311号猪在宣传方面的潜力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于是，在1949年美国政府将它移出了海军医学研究中心—那时候它的体重已经达到六百磅了—并将它安置在一个光荣的位置，华盛顿市的国家动物园里。每一天，慕名而来的人在它的围栏周围缓缓地移步，敬畏地注视着这头神奇的不死之猪。并不是所有公众都不加质疑地把它当成希望的标志。一些人对它有所怀疑。动物园的园长向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道，他不断地收到来自人们的询问，担心它仍然具有放射性，会威胁到访客和其他动物的安全，但是园长向每个人保证，它是彻底无害的。
爆炸区的生活
有战舰和猪能从一场原子爆炸中幸存下来挺好，但在1949年苏联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政府终于回过神来，担心起保护平民的事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人对于建立一个防弹的社会展现出了最大的热情，而大部分的欧洲人只是在这一领域缓慢地跟随着美国人的步伐，显然他们认为无论超级大国之间发生任何冲突，他们那里都会成为炸弹爆炸的地点，因此不管他们做什么，活下来的机会都十分渺茫。苏联大体上则更关心如何保证其党内最高领导人活下来，而较少关心如何拯救普罗大众。
为了平复公众越来越强烈的恐惧心理，美国政府建立了联邦民防署，调动科学资源研究平民该怎样才能在一场原子战争中活下来。从21世纪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最初的尝试最让人吃惊的特点是，很多研究者竟认为保护居民免受核武器的伤害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1950年，放射学家理查德·格斯特尔（我们在神经症山羊的故事里遇到过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如何在原子弹袭击中生存下来》。
在书中，理查德·格斯特尔语气轻快地建议读者：“如果发生了突然袭击中，而你人正在户外，那么戴上一顶帽子至少会给你一点保护，使你少受强热的伤害。”一本来自美国政府的宣传册《原子弹袭击下的生存》给出了类似的建议：“为了降低因爆炸受伤的概率，有一件重要的事是你可以做的：面朝下扑倒在地。”
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许多研究都低估甚至完全无视了放射性尘降物的威胁。1951年，《社会卫生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沃特·克拉克分析了原子弹袭击之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健康问题，但是他对于爆炸留下的辐射没有表达任何担忧。相反，他担心爆炸可能会使人们过多地发生性关系而破坏人们的日常生活。他写道：“许多背井离乡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如果预感袭击将再次发生，就会因此产生通常在大灾难之后出现的鲁莽的心理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的道德标准预计会放宽，**的行为会增加。”克拉克力劝所有被炸弹袭击的地区实施管制，“严厉打击卖**活动，并采取措施阻止**”。他建议可以将牧师转移到被炸区域，带领人们把通奸控制在最低程度。
1954年，华盛顿教会学院的两位研究者，生物学教授莱斯特·哈里斯和营养学教授哈丽雅特·汉森开展的一项实验，同样无视了辐射的影响。哈里斯和汉森想要了解，如果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想在原子弹袭击后逃离一座城市，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可是，他们并没有把放射性尘降物视作危险之一，相反，在他们看来，挑战如何在补给有限且没有栖身之地的情况下在户外生存下来更重要。于是，他们提出了“生存行动”。这一行动涉及带领一群志愿者在马里兰州的森林里露营三天。参与者只能带一个睡袋和十二磅重的救生包，包括急救必需品以及诸如奶粉、干蛋制品、饼干和花生酱在内的食物。
大多数志愿者都是该学院的学生，但是为了让整个测试感觉起来更为真实，哈里斯带上了他的妻子玛乔丽，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六周大的查尔斯，二十个月大的黛比和三岁大的杰杰。
救护车警笛鸣响标志着实验的开始。所有志愿者都挤进汽车里，驱车驶离华盛顿市十一英里，然后他们徒步走到森林里一个偏远的地点。他们支好帐篷，然后在林中搜寻可食用的野草和漆树花，熬成漆树花茶。夜晚降临时，所有人都聚集到篝火前唱歌。晚上十点，他们躺到睡铺上睡会儿觉。差不多就在他们躺下来凝视星空时，研究者们意识到：如果在夏天开展实验，而非十一月才开展就好了，因为太阳落山后气温会迅速降到较为寒冷的二十八华氏度。早晨五点，哈里斯承认这对孩子们来说实在太冷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急匆匆地摸索着把孩子们抱起来，徒步走出森林，然后开车把他们带回了家。他告诉媒体：“当孩子们的身体开始发青时，我想是时候带他们回去了。”那些成年志愿者则在外面费劲地多待了两晚，尽管在测试的最后，他们抱怨说马里兰郊外的地面在他们的背上印上了永久的痕迹。
生存城
1955年，在距离美国拉斯维加斯西北八十英里的内华达荒漠的尤卡平地上进行的一场实验，给人们对原子弹下生存的了解又添了一些严酷的事实。海军通过把战舰停靠在原子弹爆炸现场，来了解其舰队的易毁性。和海军一样，民防署的官员做出决定，想要评估一场核战争中城市和乡镇可能遭受的损毁程度，唯一的办法是建设一个典型的城郊社区，然后在此引爆炸弹。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民防署联合开展了此次测试，代号为“线索行动”。
在荒漠中央，研究者们以超过一百万美金的开销，建起了一处人造社区，由十座家具齐全的房屋组成，这些房屋还拥有地下室、药柜、餐室和装满食物的冰箱等设施。房屋排成两行，一行距离爆炸点四千七百英尺，另一行在一万零五百英尺的位置，方便提供不同距离下爆炸效果的数据。社区里还有六家小商店，一座拥有两个发射塔的无线电广播站，两条电力线以及天然气线路，还有二十多辆卡车和拖车。研究者们乐观地给这片建筑群起名为“生存城”。然而他们显然是在阴郁得多的情绪下给街道选了名字：死亡街，末日路和灾难巷。
六十个玻璃纤维制成的人体模型被放进了房子，摆放成正在过日常生活的样子，比如洗碗、坐在餐室桌前或者躺在**睡觉的样子。这些人体模型有个共同的名字，源于其生产商，叫达令家族。在其中一些房子里，研究者们还建造了室内的炸弹掩体，由水泥或者木架做成，希望由此确认这些最近开卖，每个大约五百美元的商品，能不能在爆炸中提供什么保护。在其中一个掩体里，他们放了一对斑点狗，在另外一个掩体中，他们放了一群受过跑迷宫训练的大白鼠。退伍军人管理局一位医生的妻子，四十三岁的玛丽安·雅各比太太写信给美国民防署，志愿和斑点狗及大白鼠一样，坐在一座房子的室内掩体里。但是民防署的官员拒绝了她的请求。当她听到这一消息时，她告诉媒体：“我真是受够了失望。”关于她丈夫对她不同寻常的请求做何感想，没有相关报道。
5月5日，一颗3.5万吨级的原子弹在生存城爆炸。十座房子里的七座保存了下来，但它们的窗户全都炸没了，而且房子都被严重地摇撼过是以歪歪斜斜的。《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事后获准参观这些房屋，他描述了现场可怕的画面：
一些（人体模型）被爆炸点燃了，在它们肉色的躯体上有难看的灰色伤痕。其他的则被玻璃和木头碎片刺中。
还有一些已经身首异处，或者因为爆炸而失去了腿或者胳膊。那些小孩的模型情况最糟—婴儿、学龄儿童、青春期的孩子，被冲击波甩出去而呈暴力死亡的样子，身体僵硬，直视着前方，就像死去的真人会表现出的那样。
令人高兴的是，那些躲在掩体中的动物们情况好多了。尽管两条斑点狗所在的房子如同“破坏的间歇泉”一样不时爆炸，但它们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据线索行动的总指挥罗伯特·科斯比博士描述，“它们在冲击发生大约七个小时之后被发现时，还摇着尾巴”。那些受过跑迷宫训练的大白鼠同样平安地度过了爆炸。事实上，第二天被带回实验室后，这些大白鼠仍然能在迷宫里找到路，这促使科斯比提出，人类可能会展现出相似的耐受性，“能够承受核武器的爆炸并在数小时内充分恢复，继续他们的正常生活”。
研究者们意识到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也许会饿，想要吃家中的食物，于是在尤卡平地实验中加入了对冷冻食品的测试。在爆炸后，士兵们立即进入爆炸区域，从距离爆炸点四千七百英尺的一个房屋的冰箱里，以及距离爆炸点一千二百七十英尺、埋在地面以下五英寸的冰箱里取回了食物。这些食物—包括炸薯片、草莓、鸡肉馅饼、鳕鱼片以及橙汁—随后被拿给九名试吃员。仔细考虑之后，试吃员得出结论，大多数食物“适合端上任何家庭或饭店的饭桌”。只有两名试吃员给了差评，他们抱怨说从距离爆炸点较近的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肉馅饼和橙汁味道有点儿怪，但是没有怪到不能吃的地步。食物项目的负责人H.P.施密特总结说：“在原子弹袭击发生时，如果冰箱里留下的食物没有被直接击中，那么就可以安全食用。”尽管尤卡平地实验得到了一些令人宽慰的结果，比如动物们的幸存和据推测可以吃的食物，但研究者们不得不承认，总的来说，情况看起来很糟。达令家族所剩下的扭曲的“遗体”证明，没有躲在掩体下的人类在核爆周围任何地方都无法生存。像“戴一顶帽子”或者“面朝下扑倒在地”之类的建议派不上什么用场。
转入地下
到了1955年，科学家对于放射性尘降物的危害已比以往要重视得多。1954年，在比基尼环礁（十字路口行动之后，有测试继续在此开展）引爆的一颗氢弹，在长逾七千英里的海洋带上空扩散出核辐射云，令科学家和公众都为之震惊。在一条距离爆炸点四十英里的船上，二十三名日本渔民因为患上急性放射病，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而船上的电报员则去世了。曾检测过X光辐射对果蝇影响的遗传学家赫尔曼·穆勒，和其他遗传学家就辐射能够破坏遗传物质、引发癌症发出了警告。如果有人能更关注311号猪的话，或许可以从它身上发现一些关于辐射的长期危害的警示，它在1950年7月8日死于美国国家动物园，死去时的年龄才四岁半。然而，动物园管理者并没有记录它死亡的原因，而媒体也从未对它的早逝有任何报道。
生存研究者们承认，爆炸现场遗留的辐射会造成威胁，他们总结说，如果人们想在一场核冲突中生还，他们必须找到掩体保护自己，而且不仅在爆炸发生时，还要在爆炸后的数日甚至数周都躲在掩体里，直到最严重的放射性尘降物消散。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后期，研究的重心从地上研究转向了对地下掩体中的生命进行研究。这引发了全新的担忧。假设一个掩体抵挡住了最初的爆炸，里面的人能从心理上承受在受限空间里连续生活数周所带来的压力吗？
掩体实验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但最初的实验都是宣传上的噱头，出资赞助的公司想借此卖掩体给紧张的大众。例如，1955年6月，休斯敦家宅建造公司将克里斯马斯一家（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关在一个由钢板和钢筋混凝土制成的狭窄的掩体中三天。类似地，1959年7月，梅尔文和玛利亚·米宁森夫妇被锁在一个八乘十四英尺的后院掩体中度蜜月，以展现炸弹掩体公司产品的宜居性。
第一次由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杰克·弗农开展的，长时间的、受到科学式监控的掩体实验—“藏身处项目”。他的实验对象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高中教师托马斯·保纳，妻子玛琪，还有其三个年幼的孩子。
研究开始于1959年7月31日，保纳一家住进了普林斯顿心理学大楼地下室的一间九乘八英尺的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周都居住在那里。条件也相当简陋，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也无法与外界接触。他们用蜡烛和手电提供照明，用保暖锅加热食物。靠着忍耐这种囚禁似的生活，保纳一家得到了五百美元的报酬。
保纳一家直到最终走出来时才发现，一个由研究者组成的团队通过隐藏的麦克风监控和记录了他们的一切行动。弗农没有提前告知他们这一点，因为害怕知晓此事会让他们有自我意识。他后来承认：“他们发现我们在窃听他们时非常生气，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生气。”
保纳一家通过读书和玩拼字游戏等方式来消磨时间，而威士忌也起到了缓解压力的作用。玛琪忧虑的频率高到窃听的心理学家团队都经常担心，他们会提前结束实验。但只要托马斯给她一杯威士忌，她就会放松下来。三岁的二儿子托利，在这种环境里也变得情绪化、沉默寡言，而且又开始尿床了，但是一杯有镇定效果的威士忌很快能让他好转。
屋内最大的问题是气味。这家人上厕所用的是一个化学式马桶，被小心地藏在一个帘子后面。然而，马桶不能以任何方式分解或者破坏掉排泄物，因此很快就积聚了一股恶臭的气味。房间的门上安装着手摇式通风机，但就算用了它，气味也只是稍微有所缓解而已，根本无法消除。这两位家长很快就把通风机变成了一种奖励办法：如果孩子们表现得好，可以允许他们摇动手柄，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
保纳一家错误地把马桶里的排泄物倒入了装垃圾的箱子里。这不仅加剧了难闻的气味，而且还在垃圾箱中引发了化学反应，不断冒出的气泡发出的声音令人不舒服。甲烷气体从垃圾箱中泄漏出来充斥了整个房间，使两个成年人都犯起了头晕。
为了让自己打起精神，玛琪每天都擦口红。这让她感觉稍微正常一些，尽管周围环境是这样的肮脏和恶臭。但当她意识到他们的囚禁期比她预计的要多出一天时，她承认自己仿佛要“被击垮了”。然而，最后从房间走出来时，托马斯和玛琪都称赞这个实验“非常有益”。玛琪告诉媒体，全家人比任何时候都更了解彼此，她愿意再次进行这个实验。
掩体实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蓬勃发展。数千人曾在研究者的监视下，在狭窄的空间内度过数日或者数周。1963年8月，研究者们甚至将两个男人和三十五头奶牛一起关了两个星期，来调查家畜生活在掩体中的反应。毕竟，在核战争之后，人们应该还会想要喝牛奶、吃汉堡，所以奶牛也应该受到保护！
通常大多数人（和动物）在被关的过程中，不会经历什么严重的困境，最大的问题是无聊感、失眠和难闻的气味。不过有一个例外，1960年一名男士参加了匹兹堡开展的实验，他确信研究者在秘密地通过单向透视镜用放射线照射他。他的实验不得不提前结束了。
心理学家了解到保纳一家所展现出来的反应相当典型。实验对象在实验开始时通常会出于一种冒险和兴奋的心态而感觉精神振奋，但是到了第四天就会变得抑郁和沉默寡言。随着实验临近结束，人们变得暴躁和易怒，但是在离开掩体时，所有的紧张情绪都会消散。实验对象几乎都会称赞研究组的团结一致，并就其经历的有趣之处做出评价。
然而，有一个问题令研究者们困扰。不管他们将掩体造得多么逼真，他们都无法模拟真正的紧急情况下的危险感。参与者们知道这个经历最终会结束，他们会回到正常的生活中。研究者承认这限制了他们研究的适用性，因此一些人试图围绕这一问题，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法。比如，一位与民防办公室签约，研究掩体内压力来源的研究者唐纳德·T.汉尼芬于1963年提出：可以使用催眠来使实验对象确信真实的袭击已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他让自己的想象力信马由缰，详述了催眠可能促成哪些有趣的结果：
比如说，一个女性实验对象可以在催眠时被告知：“警报已经响起，当你、丈夫和儿子向掩体跑去时，你丈夫和儿子被奔跑中的人流冲散，最后你一个人来到了掩体。”暗示她发现自己没办法接近儿子，又看到儿子被慌乱的人群踩踏，可以进一步增加她的压力。调控压力大小的方法数不胜数。如果催眠可以被应用，可以很轻易地设计出一系列能提供大量有用信息的实验。
汉尼芬承认这一方法有道德上的问题，同时也有实际操作的问题，他声称“这些暗示不大可能在七天的时间里，在所有实验对象身上都同样保持有效”。但他主张在危机的时代，相较对知识的需求，这类担忧可能要被放在其次。幸运的是，事情从未走到这一步。或者至少，从未有研究者公开承认按照汉尼芬的建议做了实验。
掩体实验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展到了流行的顶峰，然后逐渐不再广泛开展，尽管离它们完全消失还有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能发现一些研究者将实验对象锁进地下房间里观察他们的反应。
一系列因素导致了这些实验的衰落。有资金的问题。各国政府清醒过来，意识到即使掩体有用，建造足够的掩体来保护哪怕是一小部分人口的开销也太过高昂。冷战紧张局面的缓解，也降低了为核生存做计划的紧迫性。生存计划所引发的问题又令人们变得恐惧起来。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密尔沃基市学区针对学龄儿童是否应该被刺上文身，以帮助人们在战争冲突发生后，更容易地辨认死去和受伤的孩童进行了辩论，但结论是反对的，因为文身在躯体被烧时会被抹掉。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场被称为“枪击你家邻居”的论战在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在论战中，宗教领袖们相互争论在紧急情况下，邻居试图进入一个基督徒家后院的炸弹掩体时，这名基督徒对邻居开枪在道德上是否可以被允许。面对这些两难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决定，他们宁可听天由命，也不为生存做任何计划。
但是掩体实验以及普遍意义上的生存研究不再流行，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人们越来越确信想要活过一场核战争是无谓的尝试。即使有人在最初的爆炸中因为藏在深埋地下的掩体里而活了下来，在数周里一直吃罐头食品和饼干为生，但也不能永远待在下面。
最终他们需要爬出掩体，然后走上被辐射污染的土地。在那里他们会发现自己不过是延迟了死亡，而非避开了死亡。1982年，关注社会责任医师协会的会长海伦·考尔迪科特在被问及政府官员和民防研究者为何这么久以来一直相信，人们有可能在一场核冲突中生存下来时，她的回答很好地总结了生存研究留下的遗产。她直率地回答说：“因为他们都疯了。就我的经历来看，他们全都对一场核战争带来的医学、科学以及生态后果一无所知。”
尽管科学界最终放弃了建立防弹社会的努力，许多这类尝试的物理设施仍然遗留了下来。在内华达的荒漠里，生存城的残骸仍然立在那里，除了作为观赏的景点，招揽来访拉斯维加斯的游客之外，别无他用。在很多房屋后院的地下，或者山体深处，炸弹掩体仍然留在那里等待着保护谁。它们的所有者从那时起给这些掩体找到了其他用途。它们成了老旧自行车、工具以及器具的储藏间。最近几年，尤其流行将它们改造成酒窖。也许这正是它们能有的最好的用途吧。人类或许没有能力在一场核屠杀中生存下来，但是如果这不可想象的事有一天真的发生了，至少最后活下来的人手头会有特定年份的醇酿酒，拿来为世界末日而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