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30日—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

一名水手蹲下身来，挠挠山羊的头。“嘿，伙计，我该走了”。

山羊没有注意到男人的存在。它直愣愣地盯着前方，嘴里啃着草，双眼中透着一股躁狂的劲儿。

山羊站在一艘战舰的前甲板上，身体两侧几根直立的金属杠限制了它的移动范围，脖子上戴的项圈将它跟金属杠锁在了一起。山羊的前方放着一桶水，一大捆草料放在它很容易够到的位置。还有几只山羊被以同样的方式锁着，以同样的热情大嚼着草料。

水手继续说：“是的，我知道你很忙。我只想说照顾好你自己。”

“嘿，乔！”一个声音从船尾响起，“快点来！”

“我这就来！”他喊了一声。

水手站起身。“不管怎么说，伙计们。享用你们的草吧。希望我很快就能再见到你们”。他再一次拍拍山羊的脑袋，然后冲向船尾，从视线中消失了。对他的离开无动于衷的山羊继续忙活的嚼着草。

十分钟后，一条巡逻船从战舰一侧脱离开，引擎有力地噼啪作响。但是随着巡逻船与战舰之间的距离拉远，噪声越来越轻，直到最后，响声也听不到了。热带湿润的空气笼罩着尤为安静的战舰。此时唯一的声响是海浪的拍打声，以及不间断的嘎巴嘎巴的咀嚼声。

一阵温暖的轻风拂过水面。越过船头，可以看到整支舰队的战船或远或近地停着—有几艘停在附近，但大多数聚集在两英里远的地方。小型巡逻船零星散落在水面上，在战舰之间忙碌地穿梭着。

时间流逝。太阳西沉，落在了地平线上，在海面投下长长的影子。小船离开大船出发，大船安静地漂在水上，随着海浪摆**着。山羊下巴的肌肉收缩着，牙齿将草料磨成草浆。

太阳在火红色天幕中落下。群星在上方显现，在赤道的天空中闪烁着。山羊在金属杠之间跪下身，睡了个小觉，但是太阳从东方一升起来，它们即刻醒来，又重新干起了活儿—嚼了又嚼，嚼个没完。

太阳变得更耀眼了，赶跑了早晨的凉爽。

在上空，一架飞机划过天空。机身倾斜着，向着远处的地平线加速飞去。山羊们对此完全毫无留意。

突然间，一阵明亮的光闪过。在数英里之外的战舰群上空，一个巨大的能量球爆炸开来。它越变越大，大得不可思议，吞噬了好几艘船。随后，眨眼间，它转变成了紫色的烟柱，升起数英里高。山羊们无视了这件事，毕竟还有草要嚼。

一阵冲击波快速穿过水面冲向舰船，船下面的海水变得漆黑一片。一秒之内，冲击波撞上了舰船。一声巨响，仿佛空气也被震碎了一样。战舰的金属舰身因为压力而轰响着。一股炙热的风呼啸过甲板。浪花和船体残骸飞得到处都是。随着剧烈震动的船体，山羊们调节着身体平衡，随后，以钢铁般的、毫不动摇的决心，它们低下头来，又啃了一口草。

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发生在1945年7月16日的清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荒漠的上空。科学家和军官们从十英里外观看了整个过程，爆炸的那一瞬比白天的太阳还要耀眼，照亮了周围的群山，一朵七英里高的蘑菇云在空中升起。

第二和第三颗原子弹在不到一个月后，就从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街道上正在奔忙于日常生活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抬头看着空中出现三架美国飞机。他们对它并无感想，因为美国空军数月来已经小规模地出动了许多次，通常只是散发一些传单而已。但是这一天，这些飞机却装载着致命的武器前来。首先，出现了一瞬耀眼得无法言喻的闪光。短暂的瞬间之后，两座古老的城市顷刻被火焰吞没。

在接下来的数周乃至数月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拼命了解这种力量使人恐惧的原子弹，可能造成的影响。新闻报纸充斥着紧急的问题。原子弹的存在对国际关系意味着什么？有哪个国家能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吗？美国会分享原子能的秘密吗？针对这一武器，有任何可能的防御措施吗？这些问题吸引了公众的关注，但是在聚光灯以外的学术世界里，一些科学家沉思着一个更为古怪的问题。他们想知道，原子弹对那些患神经症的山羊会有什么心理上的影响？在1946年7月1日，世界上第四颗原子弹在南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上方爆炸，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

十字路口行动

第四颗原子弹，以及患神经症的山羊的故事，开始于美国海军的办公室，就在日本政府在1945年8月投降后不久。海军上将和上校手里拿着照片，看着照片中广岛和长崎遭遇的恐怖的毁灭，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涌上心头。他们担忧的倒不是那些受伤的日本平民，而是在担心自己的未来。他们的声音中带着忧虑，询问彼此这样的问题：有任何舰船能在这样的武器下幸存下来吗？说得更清楚一点，海军（也就是他们的工作）是不是突然间要被淘汰了？

在这些忧虑的驱动下，海军高层规划了十字路口行动。该行动的计划是用整支舰队作为一颗原子弹的试爆目标，看看到底能造成多少破坏。如果整支舰队都沉没了，那对海军来说将是一个坏消息。最后，他们采用了“十字路口行动”这样的名字，来表明战争科学正处于十字路口，而这一测试将指明前进的道路。

为了与原子弹惊人的破坏力相匹配，十字路口行动被定为一次大规模军事任务。美国海军夸口称：这是有史以来开展的最大规模的实验。统计数字也令人震惊：四万两千人，二百四十二艘船，一百五十六架飞机，七百五十台摄影机，五千个压力计，两万五千台辐射记录仪，以及两颗原子弹—第一颗将从飞机上投下，第二颗将在三周后从水下引爆。

所有的这些军事力量，就这样突然降临在南太平洋的那个风景如画的比基尼环礁—进行实验的地点上。比基尼当地的居民，一群从战争中幸存下来，没有受过任何严重影响的原住民，被告知他们必须离开。他们得到了模棱两可的承诺，说当美国政府完成实验后，他们就可以返回这里生活（如今他们仍在等待）。

与军官和水手们相伴的，是一大批研究者，因为十字路口行动既是军事实验，也是科学实验。核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光谱学家、X线学家、生物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兽医、血液学家、水产捕捞学家、海洋学家、地质学家、地震学家，以及气象学家悉数到场。陪伴研究者的是堪比“诺亚方舟”[1]的动物大军：五千只大白鼠，两百只小鼠，六十只豚鼠，二百零四头山羊，以及两百头猪。动物们将要作为人类船员的替身，被转移到目标舰船上。它们将揭示一次原子弹袭击可能造成的死亡率，以及船员可能遭受的各种伤害。

对动物的使用在公众中间激起了广泛的抗议。超过九十人写信给海军，提议让人员登上目标舰船，以取代动物。志愿者是一群形形色色有自杀倾向的人，有着喜欢被炸死的念头。其中很多是本来也不会活多久的老人，还有一群人是圣昆丁监狱死刑名单上的犯人。一位写信者要求：如果军方接受他的服务，不要把他的名字公之于众，因为他不想让公众认为他疯了。一份解密的报告称：为了测试的目的，事实上人类会“比动物更令人满意”。然而，研究者拒绝了所有的人类志愿者。

在单纯被炸之外，一些动物被用来满足更具体的实验目的：有几个品种的小鼠，经过培育后具有更大或更小的患癌概率，被生物学家用来测量炸弹在致癌方面的属性；医生们在其他动物身上涂上厚厚的乳液，模仿人类的发型剪掉它们的毛发，或者给它们穿上军队制服的仿装，以及“防闪光”的套装。用来测试不同的乳液、发型和织物在防辐射方面的属性。在心理学家的要求下，几只表现出神经症倾向的山羊被一并带上了船。

在比基尼，患神经症的山羊是唯一专门为心理学实验准备的动物。1947年，十字路口行动的官方报告《比基尼的核爆》发表。报告谜一般地解释说：山羊被安排在那里，因为研究者想弄清“剧烈的爆炸现象”会对山羊们神经症的倾向有怎样的影响。实验的想法是将山羊放在一艘离炸弹落点足够远的船上，以确保它们不会在最初的爆炸中死亡，但又要离得足够近，以获得完整的影响效果—能够感觉到炸弹的热浪吞噬它们呼吸的空气。

参与行动的一位资深放射学家理查德·格斯特尔，随后在《星期六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自己在比基尼的经历，并做了一段简短的说明，来描述这些山羊参与实验的目的。他透露：“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们亲手选出了实验的山羊，它们被安排在现场，这样科学家们就能够看到核爆对它们的神经系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通过这样的方式，或许也就能知道人类在精神崩溃和惊慌失措方面的易感性。”换句话说，这是对恐惧的实验。这些敏感的动物将被迫注视呼啸的原子巨怪，从海面高高升起七英里，而科学家们将观察它们的反应。研究者想要弄清，并观看它们无法理解的原子灾难，会不会即刻令这些山羊坠入疯狂的深渊。

士兵敏感的心脏

从来没有科学文章详述神经症山羊实验背后的缘由，也从来没有记者调查过它们为何出现在比基尼。

如果不是官方报告和格斯特尔的文章中简短地提及这些山羊，我们甚至不会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闲逛着走上十字路口行动严肃的舞台，挑衅地咩叫着，然后就这样从视线中消失。为此，人们很容易就把它当成一个，由某位不知名的心理学家为原子弹测试设计的一次性的古怪实验，从而置之不理。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在此之前，曾存在一整段的科学研究历史，这段背景不仅解释了为什么研究者会担心核爆可能引发“精神崩溃和惊慌失措”，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专门选择山羊作为实验对象。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有必要跳回到几十年前—比基尼原子弹爆炸之前，当时医生们第一次注意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现代战争的残酷条件似乎造成了士兵们集体发疯的现象。

战争一直如同地狱一般残酷，但是在19世纪中期，由于军事科技的发展，战争明显变得比以往更加残酷。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杀戮中，军医开始注意到一种奇怪的新型患者出现在医院里。这些士兵外表看起来很健康，没有明显的伤势，但是他们的情况显然不太好。他们展现出诸如呼吸短促、严重的疲乏、心悸等症状。事实上，这些人几乎无法维持正常的身体机能。雅各布·曼德斯·达科斯塔医生针对这些士兵开展了一项研究，并得出结论，他们患上了某种形式的心血管疾病。他说他们“心脏脆弱”。他的同事们称之为“士兵的心脏”。

在一战期间，大屠杀的战场转移到了欧洲，枪炮以及毒气的受害者不断涌进医院。但是与美国人之前发现的一样，有许多士兵，身体看不到明显的伤处，却仍然完全丧失了行为能力。他们控制不住地颤抖，不管吃下什么都会吐出来，而且还大便失禁。这类病患的数量之多令医生们感到不安。这些发抖的士兵占了病房所有病例的10%。医生们现在开始怀疑他们患上的不仅仅是心脏的疾病，而是某种神经崩溃或者精神瘫痪。现代战争的恐怖—蜷缩在战壕中，无助地暴露在炮弹爆炸、警报，以及俯冲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似乎超出了一些人的承受能力。战争使人发疯。医生们为这个病想出了一个新名字“炮弹休克”。

这种病有了名字是件好事，但是将军们想知道的是，怎样治愈这种病。军队里大量的士兵没有出现显著的身体原因，却依然无法战斗。那么，这些人如何才能被医治好，重新派到前线呢？关于这个问题医生们并没有答案。他们能做的也不过是把最严重的病人送上回家的船，让他们“烂”在精神病院里，并催促那些不那么严重的病人自己振作起来。将军们出手相助，宣称如果任何人想要当逃兵，就会被枪毙。

战争终于结束，似乎战士们的这一问题也被解决，但是二战又打响了，随着二战的到来，炮弹休克又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了起来。现在不光是士兵遭受到了战斗神经症的折磨，就连平民也因为身处持续的空袭警报和炸弹袭击的压力之下，开始出现精神崩溃的情况。

急切地想要做些什么的军医们，找到了更适合的治疗方法。在现代科学心理学的指导下，他们确信能够以某种方法打败精神恐慌这一不可见的敌人。他们将手伸进心理学的工具袋，然后拿出了解决方案。

最明显的治疗方法是停止轰炸和流血，但是这当然不在选项之内。心理学家转而想出了一种在士兵步入战场之前，就令他们“免疫”于战争恐怖的办法。这一理念源于人们不会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事物感到害怕，而不害怕就不会遭受精神崩溃。在研究者的指导下，英国军队建造了“战斗学校”，在那里士兵们用真枪实弹受训，广播里播放着战争的音效。这些学校的理念包含符合常识的核心。

在战斗训练中，将士兵暴露在更真实的环境中确有道理。但很快战斗学校的存在导致更为激进的想法出现—仇恨训练。

仇恨训练的理念在于，炽烈的愤怒会使一名士兵不受恐惧的影响，其效果比单纯习惯于战斗场景要好得多，由此可以保护士兵免受神经症的侵扰。给多家媒体写稿的专栏作家埃尔尼·派尔这样总结道：“航空军医说，如果一个人心中燃烧着对敌人强烈的恨意，他能够飞得更好，战斗得更好，存活得更久。因为这样他就会超越自我，暂时成为一个狂热者，不会为自己可能面临的死亡而感到忧虑。”

英国仇恨训练学院于1942年4月建成。参与训练的军官会被带入一间“仇恨房间”，在那里，他们会看到展示敌军暴行的照片—腐烂的尸体，挨饿的人群，患病以及死去的俘虏。他们观看绵羊在屠宰场被屠宰，然后在全身涂满动物的鲜血，一边涂一边狂怒地大喊。他们攻击人形的气球。在他们把刺刀刺进去时，气球爆炸，溅他们一身血。他们匍匐着爬过泥地，穿过仿真诡雷，教官在他们身旁边跑边嚷：“继续，继续，杀，杀……仇恨，杀，伤害……仇恨，杀，伤害！”

关于仇恨训练的新闻令英国公众不安。伦敦的《新政治家》杂志将这种概念标注为“缺德的胡话”，讥讽它为“一系列实验，设计用来生产对整个世界的仇恨和嗜血情绪，就好像（士兵们）是巴甫洛夫的狗[2]一样”。教士兵们学会仇恨也不大像英国人行事的风格。毕竟，英国人不应该是这场战争中的好人吗？很快人们就发现，训练反正也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它令士兵们感到抑郁而非令他们充满斗志—于是军方悄悄地关闭了仇恨训练学院的大门。

仿真闪电战

即使仇恨训练有效，也不过是预防措施而已。它对那些精神已经崩溃的人毫无用处。特别是，在1940年不列颠之战期间，德军用炸弹轰炸英国城市，造成数千名男人、女人和孩子神经崩溃，它帮不了他们。为了治疗这些现有病例，军队的心理医生F.L.麦克劳克林和W.M.米勒提出了“去条件反射”的理论。其想法与使士兵免疫于战争恐惧的概念相仿，但这将是在战争恐惧已经成为事实之后使之免疫。医生们假设病患可以通过熟悉感去除恐惧。他们会将病患安置在安全的环境中，让他们听令其害怕的声音—空袭的尖啸声（或被称为“呻吟米妮”）、步枪的发射声、炸弹的爆炸声。很多病人太过紧张，就连房门的吱嘎声也会让他们陷入慌乱尖叫的状态，但是医生们希望，不断重复地暴露在这些攻击性的声音中，能够很快使他们脱敏，不再产生恐惧的反应。

由于缺乏声音设备，麦克劳克林和米勒一开始用一个小型便携式战场警报器和“各式各样的锡盒和棍子”来模拟战场的声响。这些尝试并没有在患者那里引起多少反应。但随后，他们得到了由英国广播公司的技师安在全国各地的麦克风而录下的德国轰炸时真实战场的录音。这些录音被证明有效得多。午夜，在光线调暗的医院病房，医生们播放尖啸的警笛和持续不断的枪声。病人们从他们的房间里尖叫着跑出来，但是医生们仍然继续播放。他们站在被恐惧袭击的患者身边，握着他们的手，耐心地重复着这句话：“这些不会伤害到你。”他们的耐心得到了回报。几个月后，研究者发现“小孩子通过录音‘去条件反射’的效果太好了，以至于他们到了真实的轰炸环境中，仍然继续玩他们的玩具”。不过，也许这治疗稍微有点儿过头了。

尽管医生们可以再现战场的音效，但医院病房的环境却不够真实。麦克劳克林和米勒想知道，如果在更真实的环境中会发生什么，因此他们安排了一次大规模的现场实验。1941年9月，他们带领一群受爆炸惊扰的神经症患者—包括男女老幼—进入到伦敦的一个地下防空洞。在那里他们给患者播放“仿真的空袭轰炸声”。扬声器放出炸弹爆炸声和空袭警报的尖啸声。出席实验现场的一位《联合报》的记者对场景做了描述：“声音在黑暗的地下室越来越响。枪声不断响起，接着是大炸弹爆炸。枪声又继续。更多的炸弹爆炸。随后响起火焰的噼啪声。接着消防车的声响加入了进来，其他声响继续着。”

记者拿着一盏手电，晃过黑暗的地下室，看到了很多紧张和焦虑的面孔。但是，并没有人晕倒或者大叫。所有人都保持着平静。因此研究者放大了音量。仍然没有人神经崩溃。高兴的研究者宣称这一实验证明了他们的理论，即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暴露在“仿真闪电战”的声音里，从而转变为在空袭时对恐惧免疫的状态。

在美国，医生们没有像欧洲的同事那样，遇到平民被炸弹惊吓的问题。然而，美国军方确实也在南太平洋开了一家类似的“战斗噪音学校”，由海军中校乌诺·赫尔格松领导，让经受战斗创伤的士兵在此康复。赫尔格松将焦虑不安的士兵置于战壕、地洞和掩体中。随后，正如《针对急性战争神经症的紧急治疗手册》中所述，他让他们听“模拟低空扫射，地面矿井爆炸，以及仿真的俯冲轰炸攻击声”。一旦被认定已获治愈，这些人就会被送返战场战斗。很遗憾，治愈的统计数据最后并没有公布。

通过实验患上神经症的动物

说到底仇恨训练和去条件反射，还是人们为了应对令人不知所措的情况，而做出的孤注一掷的、临时性的尝试。

但是在休战期间，研究者曾偶然发现一种现象，希望可以通过这种现象，更好地理解战争神经症，并用更好的方法来治疗它。他们发现有可能通过实验手段，使动物患上神经症。在实验室中，动物们可以被有效地转变为焦虑不安的患病动物。研究者们猜测，这样的能力将会使他们能够以一种更可控的、系统的方式分析神经症。正如1950年《大观》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就这一主题所说：“通过令动物—比人类更简单的生物—患上精神失常，科学家现在有了研究这种病的简单方法，其发现不会再因为复杂的人类情绪而出岔子了。”

俄罗斯的研究者伊万·巴甫洛夫是通过实验令动物患上神经症的第一人。巴甫洛夫以他在狗身上做的条件反射方面的工作而闻名，因此，他获得了1904年的诺贝尔奖。他训练杂种狗将铃铛的响声与食物的到来建立联系。很快他发现，铃铛的响声使狗因为期待食物而流口水，不管他是否给它们食物。流口水的反应成了他可以控制的事，他制造了条件反射。

1917年前后，巴甫洛夫正在进行一项条件反射的变体实验。他训练一条狗，让它每次看一个圆形时，都期待肉粉的到来。如果巴甫洛夫给它看的是一个椭圆，这意味着没有肉粉。巴甫洛夫逐渐将圆形和椭圆画得越来越像，直到狗无法分辨两者的差别。狗变得困惑。不知道该期待什么了。到底有肉粉还是没有肉粉？在无法承受这种无从知道的挫折感之下，它精神崩溃了。它狂叫着，疯狂地扭动着身体，啃咬周围的设备。巴甫洛夫写道：“它展现了急性神经症所具有的所有症状。”

在美国，几个巴甫洛夫的学生随后在其发现的基础上又扩展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威廉·霍斯利·甘特将他的狗尼克变成了精神失常的动物。

他使用与巴甫洛夫相似的实验安排。甘特告诉尼克，为了得到食物，它必须区分由节拍器制造的两种不同的音调。一旦尼克掌握了这一技能，甘特就开始使音调越来越相似，直到最后尼克无法区分两者。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尼克很快陷入了急性神经症的状态。一开始，它只是展现出不安定的迹象—哀鸣、喘息、剧烈地哆嗦。但随后，它开始彻底拒绝在任何条件下吃斯普拉特牌的狗粮—在实验过程中提供给它的狗粮品牌，而只吃普瑞纳康多乐牌的狗粮。

甘特发现有趣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尼克的神经症行为变得更为明显了，尽管它已经被移出了实验环境。在音调训练近三年后，每次尼克一被带到实验室，它都会开始恐惧地小便—在通往实验室的电梯中，在实验室外面的走廊里，在实验室里，大约一分钟就要小便一次。一年后，排尿行为发展成了“不正常的性**”，每当尼克遇到任何能令它想到音调训练的东西时，都会产生反应。就连在实验室外遇到甘特本人时—比如在农场—这条狗也会迅速“明显**”然后**。甘特充分利用了狗的这种情况，经常向来访的同事展示这奇怪的招数。甘特只不过才刚刚启动节拍器，尼克就迅速因为恐惧而**。甘特兴奋地写道：“我们可以放心地相信尼克，它每次都会照常演示的。”

另一位巴甫洛夫的学生，霍华德·斯科特·利德尔博士成了康奈尔大学的一位教授。1927年，他开始将巴甫洛夫通过实验使动物患神经症的方法用在了山羊身上。为了使山羊患上神经症，他首先在山羊的前腿上绑了一根电线，这样可以给它一次轻微的电击。随后他用一台电报响码器[3]的咔嗒声，来警告山羊即将到来的电击。咔、咔、咔、咔、啪！当他一天重复二十次这个过程，并每隔六分钟重复一遍时，一只山羊很快会显出焦虑的迹象，但如果他每隔两分钟就重复一遍警告和电击，山羊很快就会进入“紧张性麻痹”的状态，身体的每块肌肉都紧绷着，绑着电线的前腿僵直地向前伸着。实验结束后，山羊会趔趄着走出实验室，尽管它们的腿并无物理上的问题。当它们回到户外时，它们走路的姿势会正常起来。《大观》杂志的记者见证了利德尔的一次山羊实验：

当电击来临时，山羊跳了起来。没有提前预警的电击，即使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也不会让它“神经紧张”。但是当引入了警报信号—这时麻烦就来了。听到铃声或者看到闪光，它就会积累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当这种事经常性地发生，它就精神崩溃了。就像紧张的办公室职员经常会面临职场的焦虑和冲击一样，山羊被难住了，它很困惑，夜不能寐。它变得神经质、胆怯，躲避其他山羊，变得容易过度激动。

利德尔推测，这就是神经症的秘密。并不是电击引发了精神崩溃。是对电击紧张的预期，忍受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焦虑，知道下一次电击很快就要发生的折磨引发了病症。这一发现可以被直接用来对抗神经症。“把战争神经症想成实验神经症，”利德尔写道，“可能会被证明是有用的。”利德尔想象他实验室里这些因为等待下一次电击而恐惧得僵住的山羊，与蜷缩在防空洞里的人们，以及挤在掩体里等待下一次炸弹爆炸的士兵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两种情况下，都是这种单调的、持续的压力最终令他们精神崩溃的。

1937年，康奈尔大学给了利德尔一百英亩土地，供他开农场研究动物行为。当地的报纸把它称作“焦虑农场”。就像某种奥威尔式[4]的幻想乡一样，这里居住着利德尔实验室中患神经症的实验对象：神经质的猪阿基里斯在农场中闲逛，身边是患神经症的山羊荷马。《联合报》的一篇关于农场启用的文章向读者保证，那些受了刺激的动物会服务于有意义的目的。它们将“模拟人类社会，去发现神经紧张、精神病，以及行为不良的起因和治疗方法”。

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利德尔夸耀说自己具有这样的能力：“随机选择一只绵羊或山羊，就能自信地预见到当受到严格、短暂的调理后，它们会患上哪种实验室神经症。”利德尔还用农场上的狗、猪和兔子做实验，但是他比较偏好绵羊和山羊。他说：“狗和猪‘在行为上过于复杂’，兔子又‘太过简单’，而绵羊和山羊则恰到好处。”

比基尼的神经症山羊

在了解了利德尔实验的科学背景之后，将神经症山羊送到比基尼的逻辑也就清楚了。军医们深切地担忧原子弹可能造成的心理影响。原子弹的名气在广岛和长崎爆炸发生后的一年里越来越大，人们几乎要以为它有超自然的力量了。认为蜷缩在蘑菇云下一小会儿与躲在掩体中数周相当，都可能遭受到的精神恐惧，这一想法似乎也不无道理，而且这可能会即刻引发神经症。而且如果军方打算派士兵打一场原子战争，那么他们需要知道士兵们在战场上会做何表现。所以利德尔的神经症山羊将为此提供答案。它们将作为人类士兵的替身。于是，有证据显示，美国军方要求利德尔博士，疯狂山羊的专家，亲自选择几只山羊供他们使用。他选择了那些眼中闪现出不安神情的山羊，那几只尤为敏感的，最可能看到原子弹而有所反应的动物。

在山羊们得到了利德尔的批准，认证它们是彻底的神经症山羊之后，它们被从旧金山的康奈尔大学运走，送往比基尼。在1946年6月的最后一周里，水手们将它们挪上了目标舰船—尼亚加拉号，并停靠在距离爆炸点两英里的地点。研究者们接着安好做了保护措施的电影摄影机，并将它瞄准其中一只山羊，记录它的反应。最后，他们就等着原子弹投下的那一刻了。

1946年7月1日早晨，一支B—29超级堡垒轰炸机携带着“吉尔达”—长崎式原子弹的名字—从夸贾林环礁的岛屿起飞。全世界的人都聚到收音机前，收听这一事件的现场报道。随着轰炸机起落架的轮子脱离跑道，一名记者宣布：“飞机升空了。原子弹现在就在空中，在前往比基尼的路上。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最具爆炸性的实验！”

在投弹的一小时前，收音机的听众们开始听到不祥的“嘀、嗒、嘀、嗒”声。这是目标战舰宾夕法尼亚号上搭载的自动发报机，在播放一台节拍器的声音。当嘀嗒声停止，就意味着炸弹已经爆炸。

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军方的人打断节拍器的广播，公布投弹前所剩的时间。“还有十分钟，还有十分钟。”随后，“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大概在比基尼时间上午九点，听众们听到：“投弹，投弹，”紧接着就是，“听吧世界，这就是十字路口行动！”

原子弹从天空坠下。一开始的几秒里，它沿着几乎与飞机平行的路径滑行，随后它开始向下转向，以三百英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坠。在环礁上空五百一十八英尺处，它爆炸了。

球形的冲击波迅速穿透大气层。一开始以一万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扩张，但是走了三英里之后，它降到了与一阵狂风相当的速度。同时，一个巨大的火球在水面上形成。几秒钟里，它放出极明亮的光，强光中略带蓝色的光芒，随后它向上形成巨大的蘑菇云，就在五分钟之内，达到了超越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海军军官紧张地等待了四个小时，然后，把对辐射的担忧抛在一边，派出小船前去调查破坏情况。他们必须知道—有多少战舰沉了！

在最靠近爆炸点的地方，水手们静静地驶过曾经的战舰如今燃烧的残骸和扭曲变形的钢板，但是从海军的角度来看，尽管还有许多船只已经无法开动，但好消息是，只有五艘战舰沉了。最远的那些船只，比如尼亚加拉号，只受了最低程度的损坏。海军松了一口气。也许原子弹也没有那么恐怖。有些愤世嫉俗的人后来评论道，也许原子弹把整个舰队都击沉会更有益于世界和平一些。

爆炸炸死了10%的动物。水手们即刻着手工作，寻回那些幸存的动物，将它们送回到实验舰—伯利森号上。人们登上尼亚加拉号，将神经症山羊从围栏里放出来，并抓紧将拍摄了羊的行为的摄影机胶卷送回去冲洗。在伯利森号上的一间暗房中，研究者聚在一起，观看发生了什么。山羊抬头注视过蘑菇云吗？头脑疯掉了吗？理查德·格斯特尔描述了研究者们在闪烁的屏幕上看到的奇怪场景：“当胶卷冲洗过之后，它展现了山羊在爆炸前平静地吃草的画面。在爆炸发生瞬间，屏幕上出现了飞过来的物体；随后，画面再次清晰后，可以看到山羊还在安静地吃草，没怎么受到打扰。”

十字路口行动的官方报告提供了相似的描述：“山羊是镇定从容的动物……照片提供了清晰的画面，展示山羊在冲击波袭击、残骸纷飞时不受打扰地嚼着草的样子。”

换句话说，海军放的大型焰火，完全没有打扰神经症山羊们。它们看起来并没注意炸弹的爆炸。当有草可嚼的时候，谁会去在乎什么原子弹呢！

山羊没有反应的结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读。也许山羊天生就是呆笨的动物，并不适合用于这次实验。或者也许这些山羊内心已经极为紧张，就连爆炸的原子弹也无法打扰它们强迫性的嚼草行为。但对于海军来说，它们毫无兴趣的反应和舰队很大一部分舰船撑过了爆炸两件事加在一起，似乎是绝好的消息。“没有昏倒，没有精神崩溃。”格斯特尔在他的文章中夸口道。这里他想说的是，一场原子战争不会造成任何难以克服的心理问题。如果神经症山羊都可以应付原子弹，那么士兵和平民当然也可以做到。

在实验之后的日子里，一种几乎可谓轻浮的逞能心态攫住了美国海军。引爆原子弹之前人们心中累积了如此高的期待，以至于任何重要程度比不上天堂大门被打开，或者着起末日之火的结果都一样令人失望。在粗略的检查之后，看到损毁的情况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严重，海军军官采取了类似山羊的行动—表现得仿佛原子弹不算什么大事一样。海军上将布兰迪调查了舰队燃烧的残骸，然后轻蔑地宣称他见过许多受神风特攻队攻击的舰船，损毁程度要比这严重得多。尽管放射学家警告说这些舰船“比地狱还热”，但水手们还是成群结队地登上了其中一条实验舰，而且还胆大地围绕着环礁航行，作为一种力量的展示。从美国海军处得到暗示的一位《基督科学箴言报》记者嗤之以鼻道：“原子弹明显是一种被过分高估的武器。”显然，美国海军当时没能意识到，辐射不一定当场杀人。它可能会花数年，甚至数十年，来释放它的破坏力。但是美国海军很快就从实验动物那里上了一课，了解到了辐射的力量。尽管90%的动物都活过了最初的爆炸，但两周后一位军医却向《联合报》一位记者承认，这些表面上的幸存者，现在正“大批死去”。

那些神经症山羊也因为辐射病死了吗？我们并不知情。事实上，它们在比基尼之后的命运是一个谜。答案可能隐藏在十字路口行动大量的技术文件之中，沉睡在位于华盛顿市的国家档案馆中，仍然未被人发现。绝大多数幸存的动物都被送回了美国的实验室，以开展后续的研究。很有可能神经症山羊最终回到了康奈尔大学的动物行为农场，在那里它们与神经质的猪阿基里斯一起嬉戏着，度过它们最后的日子。

公众多半无视了比基尼动物们缓慢的死亡。人们更乐于关注令人愉快的说法：原子弹并不像之前看起来的那样可怕。这一无忧无虑的态度的终极标志就是实验后不久首发的“比基尼”时装。这片遭到辐射的环礁把名字给了一种暴露的、两件套的泳装，该泳装的发明者是法国工程师路易·雷亚尔，他夸耀说任何女性穿上他设计的这一时装，都会引发人们在观看原子弹爆炸时一样的反应。显然他没听说过那些无动于衷的山羊的事。

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忽略了那些动物。1946年7月22日，美国圣费尔南多谷山羊协会，在北好莱坞的费尔南吉利斯公园里组织了一场仪式，向那些在比基尼牺牲生命的山羊致敬。协会成员牵着他们自己的山羊出席。仪式最开始的计划包含吹响葬礼号，国旗降半旗，但是退伍老兵们认为山羊配不上这样的荣誉，在他们的抗议下，协会将仪式简化为单纯的静默片刻。在这短暂的片刻中，协会的成员们静默地站在那里，手放在心口。山羊们以它们独有的方式表达尊敬—它们在公园里闲逛着，一心一意地啃着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