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岁时，我被敬爱的博士生导师派去希腊亲眼见识我当时正研究的地方。于是，有一天，在希腊南部的偏远地区，我一边吃着午餐，一边检视着被用来建造漂亮的中世纪教堂的古代石料。
这些残片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建造大门的石料来自昔日的一块巨型石碑，它曾经矗立在这一带的一个叫格隆垂(Geronthrae)的罗马外省小镇市场里。我可以认出上面刻的一些古希腊文。比如，有几行文字列出了亚麻头带的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后面都以件为单位标明了各自的价格。
事实上，这是罗马皇帝的一次尝试。从小扁豆到狮子，他试着为帝国中1000多种商品和服务规定最高价格。人们在别的地区也发现了此敕令的其他部分，这就意味着，虽然专家尚不能肯定该敕令是否通行帝国全境，但至少其适用的地区很广。
行此尝试的是戴克里先，以四帝的集体名义发布。公元293年，他创立了四帝共治的制度，8年之后又颁布了这条敕令。这是他帝国改革的一部分，旨在让过去60年处于军事危机中的帝国恢复稳定。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昔日的军事危机给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一连串(大多)短命的皇帝们曾通过提高税收、减少新铸币中稀有金属的手段，艰难维持着无休止的战争。相应地，这些手段使得民众开始囤积品质较好的旧币，甚至宁愿采用实物交换的方式，也不愿接受现金支付。
有一名差不多可算是同时代的作家认为，法令试图控制的物价失控状况乃是由戴克里先自己的政策造成的，特别是他进一步提高税收以支付军费，再加上因四名皇帝在帝国不同地区实施统治而需要新建首都的开销。同样是这名作家声称，该法令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不得不被废除。不过，由于他是基督徒，对戴克里先怀有敌意，因此其说法未必可信。
另一方面，与现代政坛上演的把戏类似，彼时的统治集团也将经济困境归咎于商人的贪婪。在此问题上，他们尤其关注经济困境给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带来的痛苦：
人尽皆知，在为满足公共福祉而派驻军队的所有地方——不仅是乡村和城镇，还有各条公路沿线——到处都有谋害社会利益、牟取暴利的胆大妄为之徒……有时候，单是一项条款，士兵的奖金和军饷就都要被剥削，举国上下为维持军备所付出的统统进了可恶的掠夺者的腰包，以至于似乎士兵们整个军事生涯、整个服役期间的贡献，都被这些到处大发横财的奸商窃为己有……[373]
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末的军事复兴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在罗马先民们将地中海变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几个世纪后，罗马的战争机器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且军队的福利是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关于君士坦丁看望老兵的交流记录恰好还留存至今，向我们展示了彼时皇帝和士兵之间的亲密关系：
聚在一起的老兵们大喊：“君士坦丁·奥古斯都!要不是为了特别待遇，我们何苦熬到退伍？”君士坦丁·奥古斯都回答：“我定会让老兵们越来越幸福，而不是越来越困窘。”[374]
现代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Novi Sad)坐落在多瑙河南岸，该城的制高点有一处曾经守卫着这一带帝国边境的罗马堡垒遗址。在当地博物馆，你可以看到一顶出自那个时代的精美的罗马头盔。这是一顶镀银的铁盔，镶嵌着玻璃和宝石，是考古学家们所说的“山脊式头盔”的豪华版。
当时的军事反击引发了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新装备的应用是诸多革新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这种由中间的所谓山脊连接两个半碗形的甲片构成的头盔。由于结构简单，这种头盔适合大批量生产。此外，军队也进行了重组：
君士坦丁还推行了其他一些举措，结果却使得野蛮人可以毫无阻挡地**。正如我已经提到的，由于戴克里先的先见之明，帝国各处边境都有可以驻扎整支军队的城市、要塞和堡垒。这样一来，野蛮人就无法越过边境……君士坦丁却把大部分军队从边境撤回，屯集在并不需要驻防的城市，毁了这道防线。[375]
此处的宗教偏见意味颇浓。这段文字摘自另一名作家的罗马史，对异教徒的同情使得他对基督徒皇帝带有成见。当然，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军队建制确实发生了变化。野战部队，即驻扎在帝国境内、由皇帝亲自指挥的精锐部队，和驻扎在诸如哈德良城墙等边境地区的卫戍部队，二者之间出现了明显区别。这些机动部队的任务是对帝国安全防线上的任何漏洞做出快速军事响应。
所谓的山脊头盔或许是罗马人从东方邻居的盔甲中借鉴来的。“库萨和之拱”[376](Arch of Khosrau)——或者用阿拉伯语称为T?q i Kisr?——是位于巴格达以南约15英里的一处古代遗址。网络上有一幅标注为2009年的照片，显示的是美国军官和伊拉克官员站在遗址前讨论战后重建问题。
这座拔地而起的烧砖拱门被穆斯林作家誉为世界奇迹，曾装点着公元3世纪在罗马东部边境崛起的伟大帝国的宫殿。有着波斯血统的萨珊王朝的国王们与罗马人一样野心勃勃。君士坦丁做出的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反制他们的威胁，而正因为这个决定，他的名字至今仍被传颂。
在伊斯坦布尔老城，搭电车来到火焚柱广场(C?emberlitas?? Square），你便能看见成群的鸽子围着一根古老立柱的基座啄食。立柱的下部嵌在奥斯曼时期的石礅里，被火熏黑的上半部于20世纪70年代被套上了铁质的加固圈，唯有石柱的材质暗示着这根残破不堪的纪念柱本来的荣耀——斑岩，这种来自埃及的紫色硬质石料深得恺撒们的青睐，乃是地位的象征。
这几乎是君士坦丁堡的创建者留给世人的唯一可见的记忆。立柱的顶端原有一尊君士坦丁的金像。公元324年，他在原希腊定居点拜占庭(Byzantium)的基础上重建了该城，并使之成为罗马的新首都。彼时，经过多年内战，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度已不复存在，君士坦丁成为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除了彰显荣耀，新城的名字也清晰地体现出皇帝彼时在战略上的考虑。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军事要道连通了君士坦丁堡与易受攻击的罗马北部边界(多瑙河)和东部边界(萨珊人在那里虎视眈眈)。对于帝国军队而言，此处既是基地又是堡垒。长矛在手，君士坦丁亲临城墙沿线，希望这道屏障可以保护西侧易受攻击的新基地。
君士坦丁对自己的形象也有新设想。罗马古代艺术宝库之一保守宫(Palazzo dei Conservatori)的庭院里摆放着一排巨型人体部件，其大小约为真人尺寸的八倍，均由大理石雕刻而成，其中包括一只手、一只手肘和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年男性头部，神色平静而威严。
这尊巨大的君士坦丁雕像脸部光洁，他是继一长串喜欢以髭须短发的硬汉形象示人的军人皇帝之后第一个重新启用这种面貌的皇帝。或许，他希望人们联想起罗马帝国的缔造者、没有胡子的奥古斯都。后者的形象与此处的君士坦丁一样，梳着刘海儿，一副青春永驻的模样。又或者，他想自比亚历山大，第一位没有胡子的青年天才。不过，君士坦丁雕像的眼睛与众不同，硕大的双眸似能洞察一切，向上凝望的目光又好似暗示着他的绝对统治权源自某个更高的领域。
君士坦丁稳定国家的手段包括常见的权力世袭。继承王位的是他的一个儿子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公元337-361年在位)。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君士坦提乌斯无疑想在现实中承袭其父的全能形象。
公元356年，39岁的君士坦提乌斯独自驾着一辆金色战车出现在罗马大街上，周围是身着盛装铠甲的士兵。根据文献作者记载，皇帝本人“身上的各种宝石闪烁耀眼，好像向四周散发着光芒”[377]。在2009年凡尔赛宫(Versailles)的一次展览上，时装设计师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对类似的镶嵌珠宝的旧时法国宫廷服饰如此评价：“使民众感到眼花缭乱是与他们保持距离的最佳方式[378]。此类服饰制造了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在君士坦提乌斯的那次表演中，真正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在此场合下的奇怪举动。像如今的某些国家首脑一样，要不是因为民众对他的畏惧，场面会显得非常滑稽：
尽管他身材矮小，在通过高大的城门时却弯下腰。他目光笔直地盯着前方，就好像脑袋被钳住了似的。他既不向左看也不向右看，车轮震动时也不摇晃，一路上没吐唾沫，没擦擦脸，没揉鼻子，两手纹丝不动，活脱脱如一尊雕像。[379]
在城门下弯腰这个细节尤其有趣，似乎小个子君士坦提乌斯因为拥有了至高的权位便认为自己如超人般高大。这名公元4世纪的罗马皇帝还展现了一个新形象：尖顶王冠。早先的皇帝们都谨慎地避免佩戴这种冠冕，因为它过于明显地标榜个人统治，很可能与罗马传统价值观发生冲突。
公元3世纪的军事动**催生了激进的解决策略。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下，新的罗马帝国出现了。这个改革后的国家需要变得更强大、更集权，以便应对更大的挑战，保障罗马人的安全。为此，旧有的行省被重新划分成百余个较小的单位，以便安置大规模扩编的官僚队伍——据估计约有3万至3.5万人，并从各省征缴更多税收。
这些官员主要来自旧元老院贵族之下的阶层，也就是骑士阶层。骑士们比元老院贵族更开放，人数更多，也更能适应快速成长过程中的国家所需要的管理思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元老，成为帝国管理队伍中的一个专门职业阶层。
增加的税收为帝国所需的更大国防预算提供了资金。为了让日益膨胀的国家权力合法化，就需要重新塑造位于体制顶端的统治者的形象。他被诠释为专制君主，拥有无限的、普世的、神圣的权威。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君士坦丁的皈依为罗马的国家核心价值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东西——排他性的一神教。君士坦丁召开了几次主教会议，试图让所有基督徒在信仰问题上达成一致。第一次宗教会议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Nicaea)——即现在土耳其西北部的伊兹尼克(Iznik)——召开，与会的300多名教长就基督教义问题形成了一份总体声明。这就是如今被称为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的最初版本。他的儿子、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也是基督徒。
基督教徒在宫廷里和社会上的大量涌现对于罗马的其他宗教绝不可能毫无影响。公元2—3世纪，成群结队的朝圣者涌向了土耳其西岸的一栋巨型建筑。据说，阿波罗神可以通过这座神殿里的女祭司发出神谕。如今的参观者仍然能领略这座昔日的希腊神殿的精美方石走廊和宽敞的庭院。到了君士坦丁初登大位之时，这座恢宏的神殿已经建造了五百年，却仍未完工。
在那之前几年，犹豫不决的戴克里先曾在迪迪玛(Didyma)就是否该继续打压基督徒之事询求阿波罗的神谕。此后不久，一名基督教作家描述了这个故事，称神谕对皇帝派去的占卜者的回答正是“与上帝的宗教为敌者会说出的话”[380]。
1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逆转——基督徒展开了报复。公元313年，基督徒煽动逮捕了迪迪玛的一名高级祭司，他是能将女预言家神秘难解的话语翻译成优雅的希腊语的人之一。彼时，包括他在内的一众预言家“在罗马法庭的残酷折磨下供称，那一切只不过是人类的欺诈妄想，是场精心策划的骗局”[381]。
这同样也是另一名基督徒的看法。此人就是为君士坦丁效力的优西比乌。他自然会将迫害视作针对基督徒的阴谋的一部分，而传统神谕则纵容了这种阴谋。事实上，无论迪迪玛的祭司们在严刑之下给出了怎样的供词，实情很可能是，他们只不过是依照自己对世界的传统看法回复了戴克里先寻求的神谕。
当社会规范有可能受到威胁时，罗马当局就会采取行动。在君士坦丁时代，“规范”就是基督教信仰。皇帝已经正式认可了基督教，并用帝国的资金修建基督教堂。在这个对于基督徒而言的革命阶段，大多数人可能对宗教领域的纷争并不感兴趣，但即便是少数狂热者也能制造出不少麻烦。随着公元4世纪的到来，旧宗教的践行者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防范心理。
爱琴海东部的希腊帕特莫斯岛(Patmos)上有座11世纪的希腊东正教修道院，是为了纪念早期的基督教圣人、传福音的约翰(John Evangelist)而建。据说，他于公元90年在附近的一个岩洞里写作了《新约·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
除了其他景观之外，来到这座修道院的人还可以参观一所陈设精美的博物馆。展馆里满是盖有金印的帝国法令文件和皇帝敕令、中世纪的手稿和各种做礼拜仪式用的物件，相比之下，角落里摆放的该岛前基督时代的文物显得有些不太协调。在这其中，有一件铭文的历史价值远远胜过旁边的其他残片。
贴着博物馆的墙壁，一块多少算是完好无损的石板上刻着16行古希腊文诗歌。铭文的时间难以确定，但从字体判断可能不晚于公元4世纪早期。作者是个不知名的诗人，赞颂的是一个名叫维拉(Vera)的女性为侍奉女神阿耳忒弥斯所做的杰出工作，后者在该岛上有座圣殿。
根据碑文记载，她是某个名医之女，出生在这个岛上，在距此不远的小亚细亚大陆长大成人。此后，她回到帕特莫斯，当了女神的祭司。诗歌生动地讲述了她的首要责任是“在祭坛向帕特莫斯的女神献上用适当的方式屠宰的、仍在抽搐着的小羊胎”[382]。诗文中没有详细提及，但维拉大约是亲自操刀，这是古老的宗教崇拜中作为祭司的传统职责。这段碑文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在开篇如此强调这项在希腊和罗马世界中极其寻常的宗教活动。
有些学者推测，之所以要以这种方式强调维拉的行为，乃是因为在诗歌创作的那个年代，血祭已不再如过去那般寻常。维拉和她的宗教伙伴们有可能正是由于不敢在小亚细亚大陆的城镇里进行血祭，才一路来到相对封闭的帕特莫斯。根据古代作品记载，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帝国东半部地区的异教寺庙曾被基督狂热分子袭击，有时罗马官方也参与其中。
若某个罗马统治者引起了小说家的兴趣，通常意味着此人的生平可圈可点。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在1964年发表的小说里就写到了皇帝尤利安(Julian，公元361—363年在位)。有书评家这样定义历史小说，说此种体裁的作品“不是历史，而是富于想象力的再创作，是一座梦想的大厦”[383]。这后半句话恰好可以用来描述尤利安本人，他也相当勤奋地致力于建立“某种梦想的大厦”。
君士坦丁的侄子尤利安也是个“小个子”。他在位仅短短16个月，就在公元363年与波斯人的战斗中被杀，时年32岁——与亚历山大大帝死在美索不达米亚时同龄。在其他方面，尤利安与哈德良更相似。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崇尚古典希腊文化，包括斯巴达文化，尤其热爱雅典文明。
尤利安是个怀抱理想主义的年轻统治者，有心打破等级壁垒。当时的一名作家，也是他的崇拜者，描述了他依照罗马的老式道德传统，抨击奢靡生活、消减宫廷太监的奢侈品、恢复军队纪律的行动。出乎意料的是，他还想干涉宗教事务，维护罗马诸神。这个成长在基督教家庭中的秘密异教徒，直到登上宝座才“原形毕露”。
由于他的登位完全是凭借出身，专家们无法确定他的罗马宗教复兴计划究竟有多少支持者，甚至无法确定这个计划究竟是怎样的。据说，他颁布了一些法令，“下令重开神殿，为祭坛奉上贡品，恢复对诸神的崇拜”[384]。通过古代文献，我们可以从此次宗教反击中得出这样一种明确的印象：彼时基督教对古代宗教的蚕食越发严重。
例如，尤利安被告知，基督徒们将基督教圣徒的遗物带到了神谕宣示所附近，甚至带入神殿中，显然是想以此干扰神性，让神谕者沉默。对此，他下令烧毁迪迪玛阿波罗神殿附近的教堂里为此目的而存放的遗物。
所谓的宗教不宽容在双方都有。就连可敬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也认为，与他同时代的尤利安禁止基督徒教授文学或公共演说的命令有些过火。尤利安此举背后的目的似乎是为了限制基督教对社会精英阶层年轻人的影响。
专家们想知道，他是否有野心更大的“改革”异教的计划。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还伴随着他秘而不宣的个人宗教态度，对于后者，我们通过留存下来的他本人的文字有了不少了解。这么说吧，那个年代，在尤利安这样心思缜密的人看来，旧宗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元前7世纪，希腊中部某个虔诚的信徒在献给阿波罗的青铜像上刻下铭文：“曼提克洛斯(Mantiklos)让我作为第十个向神射手、银弓的持有者献祭的人。福波斯(阿波罗)，请给予回报吧。”[385]这种不加掩饰的“我献祭你赐福”的想法是旧宗教的核心理念，献祭的东西各种各样，包括维拉献上的无数动物及其胎儿。到了尤利安时代，则有“身着长斗篷、举止高傲的人”[386]为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提供更深奥的表演。
根据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作家对典型的古代哲学家外貌的描述，破烂的披风——这是为了向苏格拉底的破衣烂衫致敬——几乎成了他们的职业制服。
一名古代作家遇见了曾教导过年轻尤利安的哲学家马克西穆斯(Maximus)。彼时，他已垂垂老矣，却仍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他的演说：
他的声音……宛如发自荷马史诗中的雅典娜或阿波罗。他的眼眸一闪一闪，好似在说话；他蓄着长长的花白胡须，目光中流露着灵魂的灵动……与他交谈时，就连最见多识广、最能言善辩的人也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屈从、认可他所说的，就如同那话语来自神谕；他真是妙口生花。[387]
从那个时代的风格判断，这个马克西穆斯是名哲学圣人。他致力于当时在异教徒智者中非常流行的对柏拉图哲学的神秘改编。他也表演奇迹，比如这名古代目击者所记述的：
他点了一支香，默默念诵着某种赞歌，他的法术如此强大，女神像起初开始微笑，继而甚至大笑起来。我们都为这一幕惶惶不安，但他说：“别害怕，很快，连女神手持的火炬也会点燃。”他话音未落，那火炬就开始燃烧。然后，我们带着对戏剧般的奇迹的惊叹离开了。[388]
尽管年轻的尤利安被此类高级智慧深深吸引，但他在宗教领域举足轻重。他对基督教典籍知之甚多，完全可以指出《圣经》中的上帝缺乏善的神性。作为皇帝，他逆转宗教潮流的尝试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这很难说。因为成为罗马最高统治者后不到六个月，他便开启了谋划已久的对帝国东部萨珊波斯的战争。
与罗马将军们早年在东部边境的多次尝试一样，此次军事行动也一败涂地，总司令本人亦丧了命。根据当时在尤利安军中效力的阿米亚努斯记载，波斯人出其不意地伏击了皇帝。“忘了”[389]穿盔甲的皇帝没有骑马，只拿了一面盾牌投入战斗，结果被敌人的长矛刺穿“肝脏下部”。
尤利安死在了军帐里。这次挫折给帝国安全带来的影响远比他对罗马宗教的短期修补严重得多。为了让剩余军队安全地撤退，罗马屈辱地同意将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五个省割让给波斯国王。被移交的罗马城堡中包括唯一一个两国商人均可合法进行贸易的城市尼西比斯(Nisibis)，也就是今天位于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的库尔德(Kurdish)城镇努赛宾(Nusaybin)。罗马人再也没能夺回该城。
大约在同一时期，生活在黑海北部的一个游牧民族越过了罗马帝国的多瑙河边界，开始令他们的西方邻居寝食难安。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来自伟大的罗马城市安条克——即如今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安塔基亚——的儒雅绅士阿米亚努斯，向读者们生动地描绘了这些草原上的麻烦制造者。
他们的衣服是用田鼠皮缝制而成的。他们在马背上生活，甚至睡觉也不下马。他们吃“任何动物的”生肉，骑在马上把肉放在两腿间切割、温热。他们在男孩一出生时就划破他们的面颊，好让伤疤在青春期长了胡子之后也能显露出来。这些人自然是“丑得可怕”“野蛮得超出想象”。此处登场的是Huni，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匈奴人，一个喜欢“沿途掠夺、毁坏一切”[390]的蒙古部族。
匈奴人的暴力推进打破了欧洲东南部地区的平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被罗马人称为哥特人(Gothi)，是我们所知的最早说“日耳曼”方言的民族。哥特难民们在首领的带领下开始涌向多瑙河北岸。他们向罗马皇帝发出了寻求安宁生活的庇护的信息，承诺若被允许进入帝国并在位于如今保加利亚的地方安顿下来，就将为罗马而战。
瓦伦斯(Valens)皇帝默许了。不过，这种默许更多的是因为懦弱，而非实力。接着，便出现了悲惨的一幕：
他们连续好几天夜以继日地利用船只、木筏、空心树干过河。由于这条河是迄今为止所有河流中最危险的，且连续的降雨导致河水上涨，加之人太多，很多人都在与波涛搏斗、试图游过对岸的过程中淹死了。[391]
皇帝下令给这数万难民提供食物和可耕种的土地。然而，官员们未能有效执行命令，新来者受到了恶劣的对待。两名负责的罗马将军甚至借机大发横财，用狗作食物换取哥特儿童为奴。难民们被赶到荒废的土地上。一系列事件最终使得瓦伦斯亲自率领帝国军队开赴“世界上争夺最激烈的地区”[392]。
此话出自当代一位著名的军事史学家之口，他提到了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埃迪尔内(Edirne)附近发生的15场战斗或围攻。沿着河谷的三条“行军大道”在大平原的一侧会合，另一侧就是伊斯坦布尔——彼时的君士坦丁堡。哥特人顺着其中一条大道而来，他们的营地或许就在埃迪尔内——即彼时罗马的亚德里安堡(Adrianople)——之外，如今名为马拉查里(Murat?ali)的村庄里。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他们用马车组成了车阵。
公元378年8月的一天，哥特人占了上风。这名并不擅长指挥的罗马皇帝没有听取等待援军的建议。哥特人放火焚烧庄稼，烟熏敌人，接着趁罗马人阵脚未稳便发动进攻。罗马军队有至少三分之二阵亡，连皇帝本人也丢了性命。
在随之而来的紧急形势下，新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接过了对哥特人的作战指挥。尽管战争又持续了四年多，但他仍无法有效击败哥特人。交战双方于公元382年签署协议。协议的内容正如瓦伦斯最初承诺的那样，罗马人给哥特人部分土地——很有可能是如今保加利亚的某个地方，换取后者的军事效忠。
亚德里安堡的军事惨败意味着，罗马的兵力无法再以过去那种方式彻底征服、统治哥特人。在政治上，哥特人有了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在自己的首领的统治下保留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包括蓄胡子、穿长裤和兽皮衣，以及其他非罗马式的衣着。
当这场移民危机在欧洲东南部平原上演之际，另一个古老世界的车轮仍在滚滚向前。希腊南部，两个十几岁的兄弟正手缠皮革带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时刻进行训练。九个世纪前，雅典陶罐绘师首次描绘了这些年轻人孜孜以求精通的两种格斗运动：搏击(拳击与摔跤的结合体)，以及单纯的拳击。
得益于1994年在奥林匹亚发现的一块带有铭文的铜片，我们对这两个年轻人略有了解。铭文记载，兄弟二人先后成为青年奥林匹克冠军。不过，该发现真正的价值在于其明示的年代。铜片上的希腊铭文记载的是第290届和第291届古代奥运会，也就是公元381年和公元385年[393]。当时古代奥运会仍在举办。若干年后，也就是公元391年，上文提到的狄奥多西一世，另一个基督教皇帝，颁布了如下禁令：
所有人，无论来自哪个阶层，无论多么体面，无论是否有权有势或享有荣耀，无论出身高贵还是卑贱，无论其法定地位或财富如何，皆不得在任何地方或在城内向毫无意义的形象献祭无辜的牺牲。[394]
自古以来，血祭就是古代世界集体和个人崇拜众神的核心仪式。现在，这条新敕令明确晓谕全帝国的贵族与良民，崇拜旧神就是支持失败者。狄奥多西并没有特别针对某个庆典，但在奥林匹亚举办的竞技会终止了，那里的很多祭坛上也不再有祭品，包括宙斯的大火山锥。长久以来由当地地主家庭供养的祭司也消失了。
就在这条敕令颁布前，皇家随行人员已经目睹了教会新势力令人惊叹的公开展示。公元390年，同样是这个脾气暴烈的狄奥多西皇帝，让自己的军队肆意攻击居住在如今希腊北部塞萨洛尼基的平民。此举是对民众暴动的报复。在那次暴动中，当地人私刑处死了一名“军队首领”、帝国的最高级将领之一。
据说，有7000人在这场不受法律约束的大屠杀中丧命。之后，伪善的皇帝像往常一样去教堂祷告，却被主教斥责，不被允许进入教堂，也就是说，被逐出了教会。当世俗的与精神的两股势力最终达成协议时，便出现了中世纪的另一个征兆——帝王忏悔的不寻常场面：
皇帝鼓起勇气走进神圣的教堂，心中充满信仰，既没有站着也没有跪着祷告，而是扑倒在地。他撕扯着自己的头发，捶打着前额，泪流满面，恳求上帝的宽恕。[395]
对将军的私刑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可以窥探那个变化中的世界的窗户。他的名字——布特里克(Butheric)——暗示他具有日耳曼血统。公元5世纪，一名撰写历史的罗马律师声称，他的死是由他早先囚禁的一名颇受欢迎的马车夫引发的，后者偶然遇到并勾引了将军的酒侍[396]。塞萨洛尼基的热情车迷们在马车赛前嚷嚷着要求释放车夫，将军的拒绝引发了暴乱。
大体而言，在如将军这样的精英家庭中，酒侍通常由长相俊秀的年轻人担任，以效仿宙斯的酒侍、传说中的甘尼米(Ganymede)。有些现代作家从中看到了正直的“日耳曼人”(将军)与堕落的“希腊人”(马车夫)之间的文化冲突。又或者，将军仅仅是出于嫉妒，因为他自己也中意那年轻人。
关于布特里克其人，更可信的一点是，从他身上可以看出罗马野战部队对“野蛮人”兵源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加。在尤利安皇帝治下，此类军队往往只在不超出阿尔卑斯山的范围内才会为罗马而战。罗马帝国居然会接受来自军事辅助者的这种带有羞辱性的约定，想必当时的形势相当绝望。
围绕使用外国军队的历史趋势，虽然多年来一直争论不断，但我们并没有多少了解。正如一名历史学家所言，“谁可以携带武器是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对该问题的决定涉及微妙、复杂的考量”[397]。
例如，帝国招募“野蛮人”是由于人力短缺，还是恰恰相反，是由于帝国不想招募自己的臣民，好让他们有健全的身体从事税收所依赖的农业生产？皇帝的贫穷属民们不愿参战，是因为长久以来已习惯了地中海核心省份的文明生活，还是对帝国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和控制有了清醒的认识，又或者是因为基督教具有让更多人关注来世的副作用？
与此同时，那些不速之客，也就是哥特定居者们，并不满意。我们现在就来说说他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