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过去任教的那所大学里，大约有12年时间，办公室紧邻着拉丁文教授约翰的办公室，我们俩常常互相串门。令我惊讶的是，相比之下，我的办公室显得整洁得多。他来我的办公室通常是因为他精妙的大脑正飞速运转，需要找个人聊聊。他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在《新约》研究上倾注了越来越多的精力。
同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一样，基督教的创立之初和早期阶段在专家们中间也引发了很多争议。约翰在此领域的研究亦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去附近一所大学的神学院听他的演讲。一名身着紫色教士服、外罩灰色西装的圣公会资深教长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眼望上苍，似乎在默默地祈祷自己有力量听完约翰的演说。
早期的基督运动(约翰有时如此表述)围绕着一个能用自然力治疗患者的魅力非凡的犹太人，此人在短短的一生中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罗马行省犹地阿。他作为宗教行家的公开身份引起了罗马当局的注意。他们将他视为政治上的威胁并判处其死刑，这可能是因为总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不愿在疑似煽动性言论的问题上显得不够强硬。
公元30年前后，耶稣被钉十字架，此后不到两代人的时间，他的生平、来世以及首批追随者在罗马各城的传教活动就以希腊文本的形式流传开来。其中五种文稿留存至今，成了《新约》，即《四福音书》(four Gospels)和《使徒行传》(Acts of the Apostles)。让约翰着迷的是，当年那些阅读或听旁人诵读这些早期基督文本的说希腊语的人“听到”的究竟是怎样的希腊语。
他确信，这些文本并非仅仅是写给能阅读希腊语的犹太人——包括新运动时期的犹太追随者——这类理想读者的。他认为，那些作者使用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以便引起非犹太世界里受过教育的、说希腊语的人们的兴趣。这些潜在的读者不仅已经熟悉、而且能够欣赏希腊高级文学中的暗喻手法。
人名双关就是此类技巧中的一种。约翰指出，“Iesous”是个希伯来(Hebrew)名字的希腊写法，可译为“耶和华之拯救”。他统计了福音书中“Iesous”与表示“治疗”或“治愈”的希腊动词(iasthai)同时出现的频次。当年的希腊读者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听到”这个双关语，就好像潜意识广告一样。因此他认为，这个双关语起到的作用是将耶稣生动地描绘成了治疗师，或者更确切地说，远远胜过那些异教治疗师的神一般的治疗师。
约翰的观点在学界不算主流。不过，当时的确存在宗教竞争。正如关于该论题的一本书的书名所示，罗马帝国是“一个充满神明的世界”[353]，帝国各地的城镇都会出资和组织对当地神明的崇拜活动。在土耳其西部的以弗所，使徒塔苏斯的保罗(Paul of Tarsus)曾与一个为生计发愁的银匠有过一次值得一提的碰撞。银匠为该城举世闻名的保护神阿耳忒弥斯塑了像，而保罗恰恰就是在这里公然宣称，那是人造的神。
如今，你仍可以漫步在保存完好的罗马帝国昔日最大的城市之一以弗所的大道上。铺着大理石的街道和广场连接着众多公共建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经过现代修复的公共图书馆，它的正面是一排华丽的大理石立柱和代表了捐赠者之“智慧”“学识”和“见识”的雕塑。
另一座恢宏的公共剧院的墙上曾刻着至少568行希腊铭文。所有文字都刻在一人身高以上的位置，想必古代石匠是借助了梯子或脚手架完成此项壮举的。看上去，这一大片醒目的红色铭文意在吸引古代路人的注意。
倘若有好奇的陌生人在这个贸易港口向当地人询问其含义，得到的答案可能是：这些文字写的是一个富有的捐资人将这些金银的宗教图像送给以弗所的同胞们，好让他们在盛大的年度游行中抬着它们穿街过巷。
希腊人给这些图像列了份清单[354]。其中大多数(10份)描绘的是最卓越的城市女神阿耳忒弥斯。其余的包括“我们的皇帝大人”(即公元98-117年在位的图拉真)及皇后，“神一般的”奥古斯都，其他希腊神祇，拟人化了的“尊敬的元老院”、罗马人民以及众多市政团体，还有城市的缔造者们。这种异教信仰、对帝国的忠诚、公民爱国主义的混杂交融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何帝国的很多居民在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盛大宗教庆典时会觉得这里是个“充满神明的世界”。
罗马皇帝的宗教地位值得进一步探讨。不仅在以弗所，而且在整个帝国，到处都有向罗马皇帝致敬的神庙、雕像、祭司、祭坛、祭品和游行，就好像皇帝也是神。学者们认为，对罗马统治者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希腊人的风俗。
正如我们所见，希腊人被非凡的亚历山大统治后，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便迅速出现。亚历山大死后，希腊人转而崇拜他的继任者——那些希腊化时期的国王。随着罗马征服了东方，希腊人开始把这股新势力当作女神罗马(Roma)来崇拜，更是把罗马人——通常是将军们，例如弗拉米尼努斯——视作希腊的“解放者”。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之后，他们又开始崇拜他和他的妻子，如此以往。
这里有一段日本信徒在1912年为了嘲讽西方人而写的关于已故明治天皇(Emperor Meiji)之神性的文字：
所有的士兵和水手都准备着为他们的天皇而死，将军们也是如此，带着自己对天皇的忠诚指挥着那些士兵和水手……如果穆斯林把他们的灵魂都汇聚在对穆罕默德(Mohammed)的信仰上，如果基督徒们将灵魂都汇聚在对基督的信仰上，那么结果也是如此。我常常遇到嘲笑信教民众之迷信观念或对日本天皇之崇拜的所谓哲学家。无论他们的理性观念多么正确、多么精准，我得说，他们的哲学太肤浅了。他们应该再向前迈一步，想想集中起一整个国家的灵魂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之汇聚，其本身就是统治着我们的神。[355]
前基督教皇帝治下的罗马属民没有留下什么可以与这种混合了宗教与民族的狂热相匹配的东西。在他们的例子中，有多少是来自上层的鼓励，又有多少是当地政府的自发行为？在整个帝国境内，充当皇家祭司和女祭司的市民们，他们私下里是怎样想的呢？这些人大多与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阿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而后者曾以惊人的理解力将宗教仪式解读为“大众的鸦片”。民众们“信奉”(比方说)图拉真的神性，也向其他超自然力量祈求奇迹，我们能否知道，这两种“信奉”是不是一回事？从古到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概括出个体在一生中对上帝的思考(与言说或行动相对)？上述所有问题以及其他相关种种，都还有待探讨，在此无法阐述。
我们能够确知的是，在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人眼中，对皇帝的崇拜是另一种形式的阿谀奉承；也有人认为，皇帝在各地的神庙象征了罗马的统治，当然，并非总是以好的方式。当不列颠王后布迪卡(Boudicca)率军起义时，起义者就以位于现在的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的“供奉克劳狄的神庙”[356]作为攻击目标：它“始终满足着人们的想象，像座永不终结的暴政的堡垒”。
对于很多人，或许是大部分人而言，他们已习惯于把神性视作理所当然。城镇里用于帝王崇拜的纪念物和仪式也提供了娱乐消遣——角斗士表演、狩猎，以及节庆物品分发、祭祀宴会等等。这些崇拜活动可能令他们切实地感受到那位鲜有人能亲眼见到的遥不可及的统治者，树立人们对“神一般的”权力的信心。
如今，很多人并不把宗教视作国家的基础。但正如我们一再看到的，本书中提到的古代国家并非如此。在罗马，皇帝本人是神一般的人物，同时也是罗马宗教的至高大祭司。他不仅要负责维护罗马神祇与罗马民众之间的良好关系，还要监督其他罗马祭司。这是一项相当严肃的使命。
公元1世纪80年代，负责照管象征国家永恒的神圣之火的六名罗马维斯塔的女祭司(Vestal Virgins)，其中一人被控失贞，图密善皇帝觉得有必要施行活埋的传统惩罚。但直到最后，她始终坚持——或者更确切地说，用行动展现了——自己的贞操：
无论她是否清白，至少看起来显然是清白的。即使当她被推进可怕的深坑时衣袍被钩住，她仍转身整理好，当刽子手向她伸出手时，她抽身拒绝，带着恐惧回避着，就好像她的贞操和纯洁的身体会被他讨厌的触碰玷污。[357]
除了国家宗教和地方行省多多少少带有官方色彩的崇拜之外，还有很多非官方的、大体不受约束的宗教形式。
19世纪初，一名自称让·德安纳斯塔斯(Jean d'Anastasi)的神秘人物——可能是亚美尼亚人——出现在奥斯曼治下的埃及。他同帕夏交上了朋友，开始向埃及古董商收购古希腊莎草纸文稿。后来，他将藏品拍卖，这些文物最终流入了欧洲各大顶级博物馆。以下是其中的一份莎草纸文稿摘录：
取一小枝月桂，在叶子上写下两个名字，其中一个是“[AKRAKANARBA] KRAKANARBA RAKANARBA AKANARBA KANARBA ANARBA NARBA ARBA RBA BA A”；另一个是“SANTALALA ANTALALA NTALALA TALALA ALALA LALA ALA LA A”。再取一小枝有12片叶子的月桂，在上面写下以下心形的名字，同时开始说出神圣的话语(等等)。[358]
J. K. 罗琳(J. K. Rowling)的读者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魔法学校。产生这种感觉并不奇怪。使用该法术(莎草纸上接着还有很多行咒语和相应的命令)的古人也会觉得自己处在既陌生又熟悉的境地——是的，这是古埃及的智慧，但结合了希腊的主神：咒语呼唤的乃是阿波罗和宙斯。
这与21世纪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揭示道德提升或美与宗教冲动之关系的研究中探讨的那种基于人性的宗教体验不同。我们先前已经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西西里赛利努斯的希腊定居者对鬼魂的畏惧。与如今的宗教信仰和活动不同，罗马帝国早期的“超自然”或“超常”的风俗宗教更多的是一种不间断的宗教谱系的一部分。罗马世界里充斥着自由预言家、魔法师、术士、占星家、释梦者、算命师等等。
官方对这些活动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宽松。事实上，皇帝们也在自己的宫廷内豢养着此类人物。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据说拯救了马库斯·奥勒留的罗马军队的奇迹般的大雨，正是由一名宫廷随从召唤来的。这个名叫阿努庇斯(Arnouphis)的埃及法师召唤了空气之神墨丘利(Mercury)，带来了降水。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创始人被钉十字架之后仅仅一代人的时间，罗马皇帝就开始了迫害基督运动，这显得极不寻常。至少，古人是这么觉得。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城。与1666年的伦敦大火非常相似，这场火灾同样肇始于商店，肆虐了数天，让城市的部分地区化作一片冒烟的废墟。
两场火灾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寻找替罪羊。1681年，伦敦市的高级市政官在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立柱上添加了一条纪念那场大火的铭文，将灾难归罪于“天主教派的背信弃义和恶意”[359]。而在帝国时代的罗马，火灾的罪过则指向了“基督教徒”。
为了平息(纵火)的谣言，尼禄找到了被告，并对那些人施以最适宜的惩罚，那些因其可耻行为而遭人痛恨的人是一帮基督徒……大批人被定罪，其中少数被控纵火，多数被控反人类……他们被裹上兽皮，被狗撕成碎片，或被钉在木桩(或十字架)上，在黑夜中点燃，成为晚间的一道景观。[360]
然而，我们能够单凭一名罗马历史学家的叙述就相信关于尼禄的这件恶行故事吗？该事件发生后过了大约两代人的时间，塔西佗开始记录早期罗马皇帝的历史。与修昔底德一样，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古代历史作家，对于任何想感受古罗马历史书写高度的人来说，他的作品都值得一读。
塔西佗无意间写下的，有可能实际上是他那个年代流传的关于该事件的添油加醋的版本。撇开基督徒不谈，尼禄或许的确试图找出“肇事者”，安抚民众。通过对犯人施火刑，他践行了一种罗马式的惩罚。惩罚方式并非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钉十字架，而是对纵火犯以眼还眼——活活烧死。
如果“基督徒”这个元素是后来才被加入故事的，那么有可能是因为在公元2世纪初期，这个新兴教派正渐渐渗透进罗马人的观念中。这是基督教发展的结果，不过不是在罗马城发展，而是在罗马东部地区说希腊语的行省。基督运动早期劝人改宗的使徒们在那里留下了详细的资料，比如先前提到的以弗所的例子。
公元79年8月24日，那不勒斯湾的维苏威火山爆发。目击者中有个罗马博学家，据他外甥的说法，他每天下午都会晒日光浴——这算是日光疗法的早期记载。对火山喷发的痴迷要了舅舅的命，他还没能安全地靠近火山便死于浓烟。
后来(公元110年左右)，这名外甥，也就是罗马执政官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被派往位于如今土耳其北部的黑海行省出任总督。一些当地人向他告发另一些当地人是“基督徒”，一时间令他不知所措。他对控告的调查为现存最早的关于基督运动的“官方”立场提供了信息。他听说，人们向基督祈祷，发誓遵守诸如不通奸、不说谎之类的道德约束，还共同进餐。
这场运动在城市中产生了一些影响，城镇中的基督徒数量已经多到了足以引起市场祭祀用肉类价格明显下跌的程度。基督徒厌恶动物献祭，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此类活动。对于罗马帝国的居民而言，无论他们的地方文化传统怎样，祭祀多多少少都是一种共同的宗教实践。在那样一个时代，基督徒的做法显得格格不入。
普林尼认为乡村也有基督徒。他做了个简单的测试，让被告“用酒和熏香祭拜”，他特意带到法庭的一尊皇帝雕像。综合考虑当时罗马社会基于身份地位的法律特权，他处决了没有罗马公民身份并拒绝放弃基督信仰的外省人。
他在不确定是否需要以及该如何处罚这些人时，曾写信给皇帝寻求进一步指示。该信件以及图拉真皇帝的回信都被保存了下来，极具历史价值，在此值得整段引用：
为所有此类案件制定一般性规则是不可能的。无须特地去寻找他们。倘若他们真的被带到你面前，且罪证确凿，就必须受到惩罚；但是，若被告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且通过援引我们的神明为证，就让他(虽然之前有嫌疑)在忏悔后得到宽恕。任何起诉都不接受匿名举报，否则将会开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且与我们的时代精神相悖。[361]
你只须想一想那些近代宗教排斥的例子就可以意识到，帝国的这种立场是相对“温和的”。皇帝虽然是国家宗教的总监督人，但似乎并没有从“神学的”方面反对人们成为基督徒。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以个体权威身份出现的、在公众场所“说教”[362]的人，无论他们宣扬的是宗教还是哲学观点，早年的皇帝们都会定期镇压。除了各类法师和其他神棍，异族神明的祭司及其追随者也会时不时成为罗马当局打压的目标。出于相似的原因，新兴的基督运动中的流浪传道者和聚集在他们身边的人们会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此外，由于帝国当局怀疑各类团体聚会具有潜在的颠覆性，更加剧了上述情况。宗教监督的群体性使得早期基督教团体始终缺乏安全感。根据普林尼的记录，在他统治的地方，即如今的土耳其西北部，私人团体被图拉真严令禁止，基督徒甚至不敢举行晨祷会。
另一个涉及政治因素的问题是，皈依基督教的人拒绝承认现有神明的神性。由于皇帝本人也是神，因此在罗马人看来，这种抗拒便带有政治色彩，似乎暗示着对罗马帝国的敌意。
此外，基督徒与他们所在的城市与乡村日渐疏离所带来的危险也不容小觑。人们通过参加宗教节庆等活动来确立对本地神明的认同，这是当时社会构成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因如此，早期的基督徒会在较大社会范围内不受欢迎。这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解释，为何人们把基督徒视作“他者”，且向当局检举。
在如今的里昂(Lyon)，层层叠叠的道路与建筑环绕着古罗马殖民地卢格杜努姆(Lugdunum)的露天剧场遗址。公元4世纪初，首次为基督教徒作史的一名作者提到了公元177年发生在这里的事情，这则故事也是关于罗马高卢省基督教的最早记录。
记述说道，出于某些不明的原因，一个或多个暴徒袭击了当地一些被认作基督徒的人，把他们拖到首席地方官面前，后者则把他们关押起来等待罗马总督的到来。当这些人被带到总督的特别法庭上时，总督使用普林尼的方法对被告进行测试。把那些不肯放弃信仰的人送去竞技场喂野兽，这是罗马人通常用来惩罚低等种族的方式。这位名叫优西比乌(Eusebius)的作者还描述了令人发指的死亡细节。
这些事件发生之前10年左右，另一名希腊作家——一个非基督徒——曾嘲笑基督教对永生的信仰，“他们因此蔑视死亡”[363]。作为基督徒，优西比乌细致描述了竞技场上的痛苦，因为这证明了受难者作为基督徒的意义——他们宁愿为信仰而死，恰恰可以说明基督徒是怎样的人。
他也笃信，这些英勇的“殉道者”[364]将在往生得到奖赏。因此，基督教传统有理由展示这些迫害。但这种宣传需要并不意味着该故事或其他类似的故事乃是杜撰出来的。直到今天，宗教迫害仍未绝迹，殉道者也依旧相信天国的报偿。
公元249年，新皇帝德基乌斯(Decius)颁布敕令，要求帝国所有居民向神明献祭。接下去发生的事情，我们从埃及尼罗河谷的一处考古现场可以找到一些证据。1904-1906年，挖掘人员在那里发现了大量被当作垃圾丢弃的古代莎草纸。
阿莫尼乌斯(Ammonius)和提乌斯(Taeus)之子奥勒留·盖昂(Aurelius Gaion)致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的祭祀长官。我一直都遵照神圣的(即帝国的)法令进行献祭、奉酒、礼敬诸神，现在，我与妻子和儿女们一起，在您面前献祭、奉酒、品尝供奉，由此，请您证明我的陈述。[365]
这份用希腊文书写的证明显示，皇帝的命令要求民众——似乎不仅仅是埃及，而是整个帝国境内的人们——当着地方官的面进行献祭和品尝祭品，并得到相应的官方文件，以证明他们始终用该方式崇拜神明。
除了这份来自古奥克西林库斯的证明以外，还有一些证书来自埃及，这表明整个帝国官僚机构立即执行了皇帝的命令。德基乌斯的敕令是古代国家政权在宗教领域的不寻常的延伸。罗马当局过去通常采取的随和姿态意味着，有组织的宗教基本上属于地方性事务，由城市和乡村里的祭司与女祭司负责。以前从未有哪个皇帝下令在全帝国范围内进行宗教监督，且要求所有人都获得官方的证明文件。
很多基督徒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吃了苦头。一名叫奥利金(Origen)的基督教智者当时侥幸死里逃生，后来的历史学家提到“他为了基督这个词吃了多少苦，被关在地牢里，套着铁圈，受尽折磨”[366]。就此而言，皇帝的命令给忠诚的基督徒带来的恐惧无可否认。尽管如此，上文奥勒留·盖昂的证明文件中没有任何地方能表明，他和他的家庭乃是因被怀疑为基督徒而特别要求提供宗教证据。因此，学者们不再认为德基乌斯的所作所为仅仅是针对基督教，尽管他当时一定意识到、且不赞成这个人数众多的教派的“非主流思想”。
通过要求帝国的所有居民遵守罗马传统宗教的核心风俗，德基乌斯为彼时新出现的“普遍的”罗马人身份提供了一个宗教维度。回想公元212年，彼时的皇帝将罗马公民身份赐予了几乎所有的帝国居民，无论他们的种族和母语为何。而现在，德基乌斯提出，作为一名罗马人，还要履行向神明供奉动物祭品的仪式。
上一章我们提到了另一名行伍出身的强硬派皇帝戴克里先。作为御敌策略的一部分，这名思想保守的统治者像前任德基乌斯一样，试图通过消除宗教“偏差”来重建罗马人与其神明间的传统纽带。想必，在皇帝看来，基督徒的数量之多已足以构成威胁，于是他在公元303年发动了全面攻击：
戴克里先统治的第19个年头……皇帝手谕传至各地，下令将教堂夷为平地，焚烧神圣经典，并宣布，剥夺所有在教内担任高级职务者的公民权，其家人若不放弃基督信仰，则剥夺自由。[367]
这次以一举扫除基督教派为目的的所谓大迫害(Great Persecution)，很自然地为早期基督徒中流传的大量殉道故事添加了新内容。被当作垃圾的罗马埃及古莎草纸再一次揭示了埃及普通基督徒——他们是当代处于困境中的哥普特人(Copts)在宗教上的先祖——为逃避敕令惩罚的迂回躲闪。
有一份莎草纸文稿是一名埃及乡村教堂朗读者的宣誓证词。对于大多不识字的教徒而言，这个为他们朗读《圣经》的阿谟尼乌斯(Ammonius)非常重要。他在一份官方誓词中证实，他所在的已被当局拆毁的教堂“既没有金银、钱币、衣物、牲畜、奴隶，也没有房屋和地产，没有礼物也没有馈赠”[368]。
他列举出的这一串内容点明了当时官方本指望在教堂里找到的东西——哪怕只是个小小的埃及乡村教堂。然而，他们一无所获。这可能意味着该教堂比较穷；同时也说明，阿谟尼乌斯至少隐藏了一些更有价值的动产，比如教堂用的器皿；更有甚者，可能有同谋官员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尽管身为教堂朗读者，阿谟尼乌斯却声称自己“不识字”，让别人替他在誓词上签名。朗读者自己是个文盲，这倒也不是不可能——阿谟尼乌斯或许是靠记忆背诵。
不过，或许自称文盲只是他耍的花招，好让自己不必按照要求对皇帝起誓。倘若如此，则这份文件的字里行间就暗藏着对全能的罗马皇帝的小小反抗。此类事件有多普遍，取决于当时基督徒的数量，具体情况无从知晓。
正如我们所见，戴克里先建立了四帝共治的体系，由两名高级统治者(奥古斯都)和两名次级统治者(恺撒)共同承担治理罗马帝国的重任。公元305年，已60岁出头的戴克里先做了一件帝国统治史上没有先例的事情：退位。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隐退到为自己准备的位于如今克罗地亚斯普利特(Split)——现在的新城就坐落在老城废墟之上——的深宫里，并于七年之后死在了床榻上。
缺少了他的主导，权力共享的新体制滑向了内战。战争由公元306年的一名奥古斯都之死引发。他麾下的军队立即宣布由该皇帝的儿子、一名30多岁的军官担任继承人。六年之后，也就是公元312年，这名如今赫赫有名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在率军出征时经历了一次超自然事件。
他眼前的天空中呈现出异象，如果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一定令人难以置信。但既然这是由获胜的皇帝本人在很久之后、已然获得朋友和社会的尊崇之时亲口对史家所说，且发了誓，又有谁能怀疑呢？更何况，后来的证词已经确认了此事的真实性。他说，那个中午，天色开始变暗，他亲眼看见天空中出现一个明亮的十字，就在太阳上方，上面还有“征服”的字样。他和随他出征的整个军队都目睹了这个奇迹，惊诧不已。[369]
这个传说中的景象抛给历史学家的问题与其他所有关于奇迹的断言如出一辙。不久前，我参观了位于现代叙拉古的圣母之泪教堂。这座绚丽的石头和大理石建筑乃是为一尊廉价的圣母马利亚(Madonna)石膏像而建，此像就封存在主祭坛上方。
据说，1953年的时候，那尊像原本挂在一对年轻的叙拉古夫妇家的卧室里。妻子的眼睛部分失明。某天早上，她醒来，发现自己痊愈了，看见的第一件东西就是马利亚的像在哭泣。据目击证人证实，石膏像继续哭了一会儿。专家们对眼泪样本进行了分析，称其成分与人类分泌物一致。次年，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Ⅻ)公开承认该事件的真实性。
1995年，一名意大利化学家自己制作了一个类似的石膏像，试图揭穿叙拉古流泪的马利亚的真相。他指出，如果在石膏像眼睛周围不透水的釉彩上弄出划痕，被石膏吸收的水分就会像水滴一样凝结在那里。此前两年，也就是1993年，一名德高望重的德国学者指出，君士坦丁看到的景象乃是自然现象，是一种日晕，尽管这并不能解释天上出现的文字。
上面那段皇帝见闻的作者是我们上文提到过的优西比乌教士。彼时，君士坦丁已开始招募基督徒为自己出谋划策，而此人就是君士坦丁的随从之一。为了强调记录的真实性，优西比乌开篇以退为进，先承认此事难以置信。接着，他将皇帝本人作为不容置疑的消息源，更何况，皇帝还对自己的回忆发了誓。君士坦丁的幕僚显然意识到让罗马人相信这个奇迹有多么重要，因为它表明，他的崛起乃是上帝之力。
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优西比乌之前，另一名基督教作家已经提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根据他的记述，君士坦丁侵入意大利，向对手发动战争。他沿着罗马的主干道从北向南进军，打算在古城新近重建的城墙之外交战，距那里不远便是跨越台伯河的老桥米尔维亚大桥(Milvian Bridge)。他在睡梦中被告知，要让士兵们在盾牌上刻上“上帝的神圣标志”[370]。他照做了，继而克服了种种不利条件，大获全胜。
君士坦丁显然开始相信，自己的胜利当归功于基督教的上帝。就某种意义而言，他本人也成了基督徒。此举带来了历史性的影响。他首次向基督徒提供官方支持，取消先前的迫害。公元324年第二次击败对手之后，他成了帝国唯一的皇帝，并开始动用国家资金修建教堂。
有一本作于公元6世纪早期、题为《宗座之书》(Book of the Pontiffs)的作品称，正是君士坦丁下令建造了罗马城的第一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Saint Peter)[371]。教堂选址在城墙外的某处，当时的基督徒相信，这里就是埋葬使徒彼得的地方。
建筑师们采用了一种久经考验的、被称为巴西利卡的罗马公共建筑形式。巨大的矩形大厅由内部的立柱支撑，适合大型聚会，能满足基督教徒的集会需要。那本作品里还记载，君士坦丁和他同样信奉基督教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向教堂捐赠了刻有他们名字的金十字架。
海伦娜的名字在历史上鲜为人知。作家伊夫林·沃夫(Evelyn Waugh)以她的名字创作了一部同名历史小说。他在书中赋予了她布立吞人的身份，并依照自己的朋友、诗人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之妻佩内洛普(Penelope)的性格将她描绘成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小说里，年迈的太后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梦中得知了圣十字(True Cross)的埋藏地点。她派人举着火把挖掘，终于让十字架重见天日，还“带着一截木梁”[372]。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海伦娜发现圣十字的传说源于公元4世纪后期。真相是，她在公元327年前后访问了当时仍称为埃利亚卡庇托利纳的基督教遗址。那是哈德良皇帝在安置了军团老兵后给耶路撒冷起的名字。海伦娜听说自己途经圣地，便告知儿子，后者下令在那里建造另一座巴西利卡风格的教堂，即虽经改造但至今犹存的圣墓大教堂(Holy Sepulchre)。
至此，罗马帝国的宗教轨迹已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期的改革则为帝国统治带来了全新的氛围。我们将在下一章就此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