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写作之际，购买一枚品相良好的哈德良银币约需480英镑或600美元。这种银币在罗马铸造，一面是打扮成凯旋将军模样、被塑造成和平缔造者的哈德良皇帝头像，另一面是个亭亭而立的女性，在拉丁传说中代表“PAX”——和平。她手持一只角状容器，里面盛满了自然物产，这个象征着富足与繁荣的古老标志物被称为丰饶之角。

图案的含义不言而喻。作为军事统帅的皇帝凭借自己的武功让帝国免受敌人侵犯，由此而来的和平局面给帝国的居民们带来了繁荣。尽管银币传达出了比单纯没有战争更为积极的和平意象，但同时也强调，是皇帝的军事胜利才使得和平成为可能。

军事胜利彰显了罗马至高无上的权威，其他一切皆源于此——和平的帝国及其带来的有序生活，以及帝国对被征服者展现出的宽容，对胆敢挑战罗马权威的大不敬者的羞辱，等等。

塔西佗写道，奥古斯都“用甜蜜的休憩赢得了所有人的心”[328]。他说的所有人，不只是外省人，也包括罗马和意大利的罗马人。倘若塔西佗更关注外省的情况，他或许还会提到，彼时地中海地区已有约四代人享受了难得的长久安宁，这无疑是古罗马人带给属民们的最大的恩惠。

和平不仅促进了繁荣，还传递了一种心理感受，人们觉得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稳定，这种感觉在古代一定从未有过。公元1世纪和2世纪，罗马帝国不少城镇的石碑和建筑上均涌现出大量碑文，这也与和平女神给人们带来的对未来的安全感不无关系。

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一种“他们-我们”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帝国之外是所谓的野蛮人，在被罗马军队征服之前，那些人粗鲁、不开化。公元122年，哈德良皇帝巡视不列颠，做了件在罗马历史上前无古人之举。

我在纽卡斯尔大学任教时教过一门关于哈德良的课程，那时，我曾把学生带到学校的考古学博物馆里。这个博物馆有一些从不到1英里之外的哈德良长城沿线收集来的藏品。我向学生们展示了一块并不起眼的罗马城砖，上面用拉丁文刻着：“恺撒大帝图拉真·哈德良·奥古斯都(Emperor Caesar Trajan Hadrian Augustus)的(工程)。第二军团奥古斯塔(Augusta)奉行省特使奥卢斯·普拉托里乌斯·奈波斯(Aulus Platorius Nepos)之命(建造)。”[329]从措辞中可以看出，这项工程深得哈德良重视，为此委派了私人特使。各军团分段筑起了一条首尾相接的长城，横亘在如今的英格兰北部。在考古学家们看来，这条城墙修得不算好，但整项工程绝不轻松。城墙全长达74英里，其中一半是泥土夯就，另一半是约10英尺宽、12英尺高的石质结构。

在罗马帝国的这个偏远角落，哈德良长城无疑是最受瞩目的遗迹，引得游客们纷纷收集纪念品。在大英博物馆，你可以看到一只精美的青铜碗的现代仿制品(真品由私人收藏)，外面一圈是城墙图案的珐琅装饰，上面用拉丁字母拼写着哈德良长城各要塞的罗马名字。这只碗的真品原本属于距此约300英里之外、英格兰西南部一栋罗马别墅的主人。

专家们对哈德良建造城墙的目的各执己见。它是保护该省免遭北方“野蛮人”侵袭的防御工事，还是为了控制人员和货物流动的类似于海关的设施，又或者旨在展示罗马的资源和意志，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甚至只是一项为训练边防士兵的纪律而设的工程？

答案或许是其中之一，或许以上都是。我本人认为，哈德良希望关于这座城墙的消息能传回到帝国核心地带，好让外省人相信，罗马皇帝时刻准备着保护他们免遭蛮族侵扰。一代人之后，小亚细亚的一名富有的希腊地主似乎听说了不列颠长城，并在公开演说中赞美了罗马帝国的优势：

驻扎于某地的军队就像城墙一般环绕着文明世界……(这种城墙)并非用沥青和砖块筑就，亦非徒有其表。哦，不过，常规意义上的城墙也随处可见——是的，有很多，就像荷马在提到宫墙时所说，“用石头精心修葺，一眼望不到头，锃亮耀眼赛过青铜”。[330]

伟大的荷马的这句话的确适合被希腊权贵引用来颂扬保护其生活方式的罗马边防军和边关屏障。锃亮金属的类比也非常有趣：倘若如某些专家所言，哈德良城墙最初是经过粉刷的，那么这个比喻倒是很贴切。

有迹象表明，哈德良统治时期，有些外省人对罗马给予被征服臣民的安全承诺信心不足。公元117年，人到中年的哈德良从图拉真手中接过王位，这名曾身经百战的将军不得不立即着手恢复“和平”。

哈德良的一系列措施中还包括一件闻所未闻的事——从前任已占领的东部地区撤军。罗马人在幼发拉底河东岸有个麻烦、好战的邻居——帕提亚人，他们那摇摇欲坠的帝国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地区。在有些人看来，此次撤军似乎意味着罗马承认遇到了劲敌。

哈德良的政策是试图打消民众的顾虑。正如我们在序言中提到的，哈德良的雕像在东地中海地区相当常见。他往往被塑造成一名脚踩战俘的得胜将军，从战俘的“蛮族”裤子和弓箭可以看出，那是个波斯人。众所周知，帕提亚的骑射手可以一边飞驰一边转身向后放箭，在中世纪发明马鞍之前，这是项令人敬畏的骑兵技艺。

罗马当局或许认可了这尊原作已经遗失的雕像，而且明确表示，他们很乐意看到东部省份主动创造出他们自己的雕像版本。哈德良身边的一些人可能希望用以往那种宣传罗马人战无不胜的手段来加强外省人的信心。此外，帝国疆域内也有“敌人”：

那些人吃受害者的肉，用他们的肠子做腰带，把他们的血涂抹在自己身上，用他们的皮做衣服；他们还把很多人从头到脚锯成两半，拿一些人去喂野兽，强迫另一些人像角斗士那样搏杀。总共有22万人丧生。他们在埃及和塞浦路斯也实施了很多类似的暴行……[331]

上述文字来自一名罗马历史学家关于流散犹太人暴力起义的描述，这些人居住的地方彼时是罗马的一个行省，现在是利比亚。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眼中，这些暴行说明叛乱者尚未开化，与野蛮人无异。

罗马人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如今无从证实。但很显然，在哈德良即位前两年爆发的那场犹太起义规模相当大。流散在利比亚、埃及和塞浦路斯的各犹太族群之间或许曾有协同计划。有些学者认为，起义者的终极目标是从罗马人手中夺回犹太教的传统中心耶路撒冷(Jerusalem)。

已被长期统治却依旧拒绝臣服的，除犹太人外再无其二。罗马帝国内的犹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强烈的身份认知。这种认知乃是基于种族、语言、风俗，以及对先王——大卫(David)、所罗门(Solomon)等——统治时期的光辉历史的记忆。这些犹太身份标记无不与其独特的宗教紧密相关，基于所有犹太人皆耳熟能详的神圣经文。

在早年发生在罗马犹地阿行省(Judaea)的一次起义中，罗马人烧毁了犹太圣殿。直到如今，犹太人仍会在每年的斋戒日纪念发生在哈德良登上帝位前半个世纪，即公元70年的那次毁灭性事件。若仅仅说罗马人的这种做法会令身处各地的古犹太人震惊，那实在过于轻描淡写。

哈德良的对策不只是留意犹太人的动向。人们倾向于认为，正是这名才智出众但却让人难以捉摸的皇帝激起了公元132年的犹太起义。哈德良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是个地地道道的罗马人，但据说也热衷雕塑和建筑。他对希腊文明的仰慕进而发展成对娈童文化的实践，公元130年他巡视埃及时便带着相貌清秀的希腊青年安提诺乌斯同行。

根据两个世纪后编纂的哈德良时代的罗马史，犹太人发动战争的原因是“他们被禁止行割礼”[332]。希腊人认为割礼有伤风化。“希腊化的”哈德良是否如一名学者所说的，也有这种审美偏见呢？

此外，他还决定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罗马士兵定居点，消息一出便引起轩然大波。殖民地铸币厂几乎应声而动，发行硬币纪念哈德良在传统的罗马典礼上亲自扶犁驭牛划定农田边界。他此举是想将埃利亚卡庇托利纳(Aelia Capitolina)——他用自己的名字埃利乌斯·哈德良乌斯(Aelius Hadrianus)和朱庇特的名号[卡庇托林努斯(Capitolinus)]重新命名了该地——变成罗马在潜在的敌方领地的桥头堡。

随后的叛乱演变成了全面战争。起义者推选出首领，并声称要独立建国。哈德良不得不统兵亲征。战争以罗马人的疯狂报复告终。根据一则古犹太传说，惩罚地点在耶路撒冷西南的古比塔(Bethar)，那里是起义军最后的据点：

渎神的哈德良拥有一片占地18平方英里的大葡萄园，差不多相当于从提比利亚(Tiberias)到塞弗瑞斯(Sepphoris)那么大。他把那些在比塔被杀的人钉上十字架，变成了围着葡萄园的篱笆。[333]

在此要重申的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上对古代帝国的这种铁腕统治评头论足无异于事后诸葛。哈德良在平定叛乱的同时似乎也批准了被专家们称为“省级”硬币的新货币。由罗马官方铸币厂发行的各种面额的硬币都有统一的主题和只有最高权力机构才能安排的独特题材。这些硬币的价值在于体现出哈德良的治国思想正走向新的方向。

各类硬币的一面都是同样的哈德良头像，另一面则是帝国的不同地区——据说总共有25个——以及哈德良巡视该地区并赐予礼物的图案。比方说其中一个典型图案是，身着托加袍的哈德良示意一名跪着的女子平身，旁边有一行拉丁文注释：“为了高卢的复兴。”

硬币颂扬的是帝国各地区的多样化以及统治者对各地区一视同仁的关心。相比于外省人对中央政权的感受，此处体现出的罗马统治者形象显得更加仁慈。这是一种官方态度，旨在掩饰长久以来罗马人对公民和非公民的差别对待，体现出皇帝对所有人的关心。正是本着这种罗马帝国乃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的理念，后世皇帝于公元212年进一步将公民身份赐予帝国境内的几乎所有自由民。

哈德良对帝国边界防卫的担忧促使他取消了前任实施的一项庞大工程。一个世纪之后，仅存的20座“横跨在如此深、水流如此湍急、河底如此泥泞的大河上”[334]的石拱桥令罗马参观者惊叹不已。这条大河就是多瑙河(Danube)。

近代旅行作家帕特里克·李·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讲述了沿河旅行时听说的一些故事。据说，曾有可疑入侵者逆流而上，向西直抵维也纳，甚至更远的地方。这些所谓的入侵者包括巨大的鲟类生物，它们真正的家园在“黑海(Black Sea)、里海(Caspian)和亚速海(Sea of Azov)”[335]。不过图拉真和哈德良对这条河的担心并非来自东方，而是来自北方。

大体而言，罗马人对帝国的认知与不列颠人不同，在后者眼里，不列颠帝国就是地图上那一大片粉色的领土。而由于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与征服，罗马人的认知更符合他们的军事思想，更看重他们所谓的“统治权”，即对周边族群发号施令的权力。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也渐渐形成了有限地理空间主权的意识。在他们的设想中，北方有多瑙河和莱茵河(Rhine)两条大河，分别从南面与西面隔开了帝国边界外的一片辽阔的未知地区，他们称之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

公元100年前后，该地区成了一名20世纪古代史学家所谓的“史上最危险的百本书之一”[336]的主题。这本书吸引近代德国民族主义者——包括纳粹分子——的地方在于，该书作者、罗马人塔西佗将日耳曼人描述成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风俗和道德的、祖祖辈辈居住于此的真正的日耳曼民族。

在此必须及时说明的是，塔西佗并非只是毫无根据地一味赞美，他的叙述完全符合罗马人对日耳曼“野蛮人”的固有印象。这些日耳曼人曾全歼由奥古斯都的亲戚亲自率领的罗马军队：

阿累夷人(HarⅡ)除了比刚刚提到的那些部族更强悍，还会借助艺术和时机来展现他们身为野蛮人的天生凶猛。他们拿着黑色的盾牌，身上涂着油彩。他们选择在黑夜里发动进攻，并通过死亡般的恐惧、幽暗的外表，让敌人胆战心惊，无法面对他们怪异的、近乎亡灵的模样。[337]

到了哈德良时期，日耳曼部落迁徙到罗马寻求安身立命之地已有一段时间了。在他们全盛时期，罗马人可能是出于对与来自帝国之外的、未征服的独立族群共享土地的担忧，曾拒绝过他们的要求。而当罗马人最终接纳他们时，采取的是一种接纳属臣的姿态。一名于公元1世纪50年代统治如今的塞尔维亚(Serbia)地区的罗马将军曾吹嘘，自己如何“让10万多名居住在多瑙河沿岸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孩子、首领和国王集体迁移，并强迫他们缴纳贡品”[338]。

哈德良之后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不得不开始面对来自多瑙河沿岸的重大危机。公元2世纪60年代中期，多瑙河对岸的部落联盟渡河而至，进犯罗马帝国南部领地。形势步步恶化，敌人向南直逼亚得里亚海之滨的意大利城市阿奎莱亚(Aquileia)，并包围了该城。首都一片“惊恐”，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皇帝甚至从帝国各地召来非罗马祭司各显神通。

1890-1891年，一名法国考古学家在雅典西北50英里处发现了24块在中世纪时期被拆毁充作墙砖的大理石碑。碑上的古希腊文记录了“自愿为伟大的、神圣的恺撒大帝(马库斯)。奥勒留·安东尼乌斯·奥古斯都而战的年轻战士们的名字”[339]，下面附着80名当地人及其医生的名单。这些健壮的年轻人来自一个如今叫塞斯比阿(Thespiae)的乡镇，虽然被称为志愿者，但他们事实上是帝国为了多瑙河之战而大规模征兵时被罗马人征召入伍的。

除了在希腊这样的和平省份征兵，角斗士、强盗和奴隶也被强制服兵役。为了给这支紧急组建的部队提供资金，皇帝马库斯·奥勒留变卖了家族银器，或者准确地说，宫廷奢侈品——“除了服饰、高脚杯和金杯，他甚至还卖掉了金塑像以及伟大艺术家的画作”[340]。

在罗马，一根古老的柱子依旧矗立在原来的地方。这根石柱不如略早的图拉真柱那么出名，被称为马库斯·奥勒留柱。立柱上的螺旋装饰性文字赞颂着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的胜利，从中可以看出罗马人希望一劳永逸地恢复北方边界安全的愿望。

除了一眼可见的景象之外，立柱上还刻画了一个更有历史意义的特殊场面。一名长发、留着胡须、体形庞大的神，波涛从他的头上和伸展的手臂间倾泻而下，落在下方的战场上——雕塑家凭借想象描绘出了队列整齐的罗马军团和成堆的日耳曼人尸体。这幅作品表现的是当时皇帝征战北方过程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场景，罗马军队出其不意地打败了一支日耳曼军队。

在炎炎夏日里被敌军包围，又被切断了水源，干渴难耐的罗马军队眼看就要溃败，“突然间，乌云密布，暴雨倾盆，如有神助”[341]。彼时还是孩童的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后来描述了随皇帝出征的埃及法师施法改变天气的故事。立柱上那个长着翅膀的巨神倾泻下的就是带来胜利的雨水。

还有些人坚信，被当时的人们视作奇迹的事情完全可以用神圣的职责来解释：“跟随他(皇帝)征战的基督徒的祈祷带来了降雨，消除了日耳曼的干旱。”[342]写下这句话的人叫德尔图良(Tertullian)，彼时同样是个孩子，后来成了多产的基督教作家。

关于立柱上的这名神祇，最不寻常之处乃是其身份的不确定性。你或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帮助罗马人摆脱困境的是某个知名的罗马神祇，比如朱庇特，但雕塑家似乎刻意避免塑造这样的画面，而是选择了一个难以辨识的神祇形象，让持不同宗教信仰的观看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做出解释。在公元2世纪晚期，古代宗教构成经历了一次大变动，罗马的官方艺术似乎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里更多地介绍基督教派的兴起。

我在当博士生时曾在希腊南部度过了数周，研究古代斯巴达遗迹。如今的斯巴达城是19世纪的产物，与古代更负盛名的老城有部分重叠。漫步在街巷里弄，你会发现不少建筑工地都因发现了古代遗迹而停工。这些遗迹很有可能属于罗马时代。落满灰尘的塑料布有效地保护了马赛克地面和罗马浴室的地下火炕供暖系统。在铜器时代，早年声名赫赫的斯巴达人的子孙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繁华的罗马帝国城镇中。

在这一时期，斯巴达人像希腊省其他城市的人一样喜欢雕刻铭文。如今，穿过城北郊外的橄榄林，便可以看见一座恢宏的、带有当地大理石看台的古代剧院，是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驻足在砖石墙前，你会发现上面刻满了骄傲的市政议员题写的铭文。

专家们把古代世界的这种热衷于在石头上刻字的现象称为“题词风”。与其他地方一样，在斯巴达，这种风气可以反映出时代的氛围。

在罗马人眼中，五位“贤明”君主的统治期是帝国的黄金时代。马库斯·奥勒留死后，王位由他的亲生骨肉继承，这是自提图斯(公元81年辞世)以来的第一次。对于那个时期，罗马元老、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写道：“现在，我们的历史从黄金王国堕落进了铁与锈的时代。”[343]这是狄奥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看法。彼时，他刚刚熬过了动**不安的年代，先是马库斯·奥勒留之子、残暴的康茂德(Commodus)的统治，继而是一场内战，最终迎来了一个混合着北非、叙利亚或许还有意大利血统的新王族。

从现有的遗迹判断，斯巴达的议员们在公元2世纪的头60年里最热衷于通过石刻夸耀自己的地方政治。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尽管马库斯·奥勒留很“贤明”，但他治下的罗马帝国动**不安，斯巴达人的刻碑欲也有所消退，看起来，似乎广阔世界里的黯淡事件挫伤了他们的本地热情。

倘若如此，斯巴达人的情绪或许会随着新皇帝的登基得到改善。在研究中，我重新检视了20世纪60年代在古代斯巴达地区建造现代菜市场过程中发现的两个带有铭文[344]的石块，它们曾经是一座壮观的纪念碑的一部分。该纪念碑的基座约有25英尺长，虽然原本的一排雕像已不复存在，但在当年想必是本地雕塑家的呕心之作。

真人大小的雕像刻画的是一个新的皇室家庭。出生于罗马阿非利加行省(Africa)、于公元193-211年在位的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他的叙利亚妻子尤利亚·多纳(Julia Domna)，以及两个儿子和儿媳。皇后的尊号显示出这个新皇室家庭与军队的密切关系——她被称为“军营之母”。

公元235年，年仅十几岁的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和其母被杀，塞维鲁王朝终结于暴力。彼时，小皇帝的将军们以他的名义在东、西两线发动了保卫帝国的战争。事发时，皇帝正和他的军队在莱茵河西岸准备迎击日耳曼军队，一名高级军官——谋杀的煽动者——已被罗马军队拥立为皇帝，罗马帝国由此迎来了一个新统治家族。当时有人尖酸地评述说：

……他的出身以及日常举止与野蛮人无异。他继承了他的祖先和祖国嗜血成性的脾气，一心想要通过暴行来强化统治。他担心元老和臣民们会鄙视他，无视他当下的好运，只盯着他卑微的出身。有传言说，他本是色雷斯(Thracian)山区的羊倌儿，后来凭着体格和力气进了当地的小兵营。他能成为罗马的皇帝，完全是靠运气。[345]

随后的半个世纪，外敌四起，帝国的防御越发吃紧。越来越浓烈的军事危机让有才能的士兵得以平步青云，无论出身如何，都有望达到权力的顶峰。由于缺乏传统的帝国执政体系的认可，特别是得不到元老院贵族和罗马平民的支持，这些借着军事力量登上高位的人要仰赖反复无常的士兵。

正因如此，短短三年之后(公元238年)，这个色雷斯的前羊倌儿(如果传言不假)就死在了自己的士兵手里：

这些人胆大包天地在中午走进了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的帐篷，在其卫士的协助下将他的画像从旗子上扯下来。当马克西米努斯和他的儿子从帐篷里出来试图交涉时，士兵们听都没听就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体被扔出去，任凭所有人亵渎、践踏，最后被狗和鸟撕成碎片。[346]

斯巴达市政议员们现在不那么乐观了。在国家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下，他们也开始削减开支。以前，他们会在石质基座上安放青铜或大理石全身像来纪念某位显赫人物；现在，当他们不得不塑像时，往往只会在方方正正的石头墩顶部刻一个头像。到了公元3世纪40年代晚期，曾经以刻碑为业的当地石匠几乎都失去了工作。

公元3世纪中叶之后，雅典人也成了这个变化的世界中的戏剧性的标尺。雅典人曾和斯巴达人一样享受着罗马皇帝提供的恩惠。作为罗马时期雅典贵族家族的成员，狄密斯托克利、伯里克利等人的后代们见证了城市的扩张。城里出现了很多新的便利设施，为他们慷慨解囊的也不只有哈德良皇帝。

公元3世纪中期，当罗马皇帝们似乎再无力提供保护时，古雅典晚期的这种相对安逸的感觉消失了。前往卫城的游客在参观过程中首先要通过一个两侧竖着塔楼的古城门，城门的部分石块看上去不太协调，就好像是被古代建造者们反复利用。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们还做了一些艺术处理，比方说，在入口处的侧面用灰色大理石勾勒出与周围白色大理石形成对比的装饰带。

不过，到公元3世纪晚期才建造防御工事未免为时已晚。近年来，奥地利学者使用数字技术完成了一项壮举：读出了保存在维也纳一家图书馆里的早期希腊手稿。11世纪的抄写员曾循环利用这份手稿，在上面缮写了新文本。学者们在那些字迹之下发现了一段关于公元3世纪60年代初期野蛮人入侵希腊的记录。

通过研究，我们得知，入侵者向南穿过希腊，企图掠夺雅典和其他地区富饶的圣殿。没有了罗马军队的看顾，希腊人选出自己的将军，准备在古温泉关阻击入侵者。一名将军就这次希腊家园保卫战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你们的祖先曾在此战斗，没有让希腊倒下、失去自由城邦的地位，因为他们在波斯战争中英勇战斗……”[347]这一次，侵略者尚未抵达雅典便撤军了。至于若干年之后，也就是公元267-268年所发生的，我们已经从古代文献中得知：雅典人的运气和胆识没有带给他们胜利。

虽然遇到当地人的顽强抵抗，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赫鲁利人(Heruli)最终还是占领了这座城市。现代考古挖掘显示，经历悠悠岁月，满是著名建筑的古城中心市集广场在此时走到了尽头。它被赫鲁利人彻底摧毁，只剩一片断壁残垣。雅典人利用一切可以重新利用的，加固缩小的城市核心地区，其中包括卫城的新防御工事。在帝国其他很多地方，城市格局也相继缩小。

接下来的20多年里，持续不断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动**让帝国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在罗马东南边陲的行省叙利亚，一个古老的绿洲城市在帝国统治下兴旺起来，这全都得益于它所处的位置恰好在罗马帝国与东方进行奢侈品贸易的商队路线上。这是一个人种、文化和语言的混合之地，说希腊语的人和说闪米特(Semitic)方言阿拉米语(Aramaic)的人毗邻而居。正如教宗方济各(Ppoe Francis)在2014年提醒以色列总理的，这就是耶稣平日里使用的语言。

宏伟的建筑在帕尔米拉(Palmyra)拔地而起，当地显赫家族的野心也在滋长。随着罗马权威在当地的动摇，以及该地区的罗马臣民要求得到保护、免受萨珊(Sasanian)波斯人(Persians)——一股发源于如今的伊朗的危险新势力——侵扰的呼声，他们看到了机会。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泽诺比亚(Zenobia)横空出世。她是帕尔米拉一个王子的遗孀，有着阿拉伯名字，自立为王。通过将希腊智者吸引到自己的宫廷里来，她把帕尔米拉变成了东方的雅典。此外，她又入侵邻近的罗马行省，并于公元270年占领了亚历山大里亚。

后来有罗马作家称，她自比克利奥帕特拉，想必是相当厉害。再加上东方色彩和厌女情绪，她似乎和三个世纪前的那名“埃及女人”一样，也在罗马人中引发了恐慌，最终引来一名军人出身的罗马皇帝出兵镇压。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法兰克人(Franks)和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现在，我们要杀死1000个波斯人。[348]

据说，在一名出身卑微的军官率领下击败了法兰克人(罗马人对入侵罗马高卢的日耳曼人的称呼)之后，罗马士兵们唱起了这首歌。作为多瑙河上的守备军司令，奥勒良(Aurelian)还在一天之内杀死了48名萨尔马提亚人——这些人是在日耳曼部落的压力下迁徙的游牧民。还有些关于奥勒良的故事可能不乏夸张，说他恪守最严酷的罗马传统，士兵们都惧怕他。他被军队拥戴为皇帝，随后便出发征讨泽诺比亚。

奥勒良击败并俘虏了泽诺比亚，而后掉头扑灭了帕尔米拉反叛的最后一点火星。据说，这一次奥勒良放弃了屠杀，自问：“照此下去，我该将这片土地和城市留给谁呢？”[349]他还下令用泽诺比亚的宝库修复帕尔米拉在战火中损毁的纪念碑，这倒是给当今事务树立了一个奇怪的榜样。

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帝国的另一端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分裂罗马、自立为王的统治者。2010年，英国媒体报道了在萨默塞特(Somerset)的野外偶然发现埋藏的52 000枚罗马-不列颠硬币的故事。最初的报道称，其中近800枚硬币是一个名叫卡劳修斯(Carausius)的人授权铸造的。

罗马资料中对此人的记载不多，说他同样出身行伍。罗马传说称，他奉命“清理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Saxons)出没的海域”[350]，也就是英吉利海峡。据说，为了避免因私吞战利品而遭死刑惩罚，卡劳修斯占领了不列颠尼亚，像泽诺比亚那样自立为王，并统治了这块分裂的领土长达七年之久，直到公元293年被属下杀死。

我们对卡劳修斯知之甚少。在关于他的有限文物中，最有趣的莫过于他发行的硬币。纵观罗马时代的硬币，唯有卡劳修斯的硬币上出现了罗马“民族”诗人的元素。2005年，有人在哈福德郡用金属探测器发现了一枚硬币，上面刻着外貌粗犷的卡劳修斯，以及他自封的头衔“元首”和“奥古斯都”。硬币的另一面是名女性(可能是不列颠人)和一名双手紧握的罗马战士，上面刻的拉丁文为“EXPECTATE VENI”[351]。

这句话从女性口中说出来，意思是：“哦，我期待已久的人啊，来吧!”谙熟维吉尔的长诗《埃涅阿斯纪》的现代专家可以认出，这个铭文似乎是在有意识地回应《埃涅阿斯纪》卷二中特洛伊人在睡梦中听到的问题：“期待已久的赫克托耳(Hector)，你从哪个海岸来？”

太有意思了。这说明卡劳修斯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罗马)修养的人。我们仔细琢磨一下，究竟是谁有可能对这种优雅展示感到安心，并重要到需要用这种方法来获得保证呢？是罗马不列颠这片富饶的濒海领土的平民主人，他们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教养。

这个无赖皇帝发行的另一种硬币也值得在此一提，因为这种硬币说明，他试图向当时的人们暗示自己在公元3世纪末欧洲大陆出现的新王权构架中的合法地位。硬币的一面是三个(而非一个)部分重叠的留着胡子的皇帝侧像，上面的拉丁文写着“卡劳修斯和他的兄弟们”[352]。卡劳修斯在此恬不知耻地将自己与那些正致力于恢复欧洲大陆帝国稳定的军人皇帝相提并论。

这枚硬币刻意营造出的团队精神让人们想起威尼斯的一个著名景点：总督宫外引得游客驻足拍照的奇特雕像群。那些显然相当古老的雕像之所以吸引了那么多人，乃是因为刻在一种叫斑岩的紫色石头上。罗马的皇帝们喜欢选择这种材料为自己塑像，因为在真实生活中，他们穿的就是象征地位的紫色衣袍。

艺术史家曾经不屑于谈及这些雕塑的风格，认为它们标志着古典艺术的衰落。四个成年男性，外貌相似，都穿着军装，成双成对地站着，如兄弟般两两相拥，全都怔怔地盯着参观者。如今的专家们则认为，雕塑家成功地传达了团结的政治主张和军事勇气。

这组群像刻画的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四人似乎代表了始创于公元293年的一种新政治体系：皇帝团。两名年长的——就是先前与卡劳修斯一同出现在硬币上的——外加两名年轻的皇帝。他们希望向罗马公众展现一幅和谐的画面，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帮助帝国回到正轨。最先获得皇权的是该体系的创立者，名叫戴克里先(Diocletian)。我们在下一章将会说到，他是名举足轻重的改革者。

在戴克里先倡导的四人团队(即所谓的四帝共治)治理下，罗马当局再次对基督教展开了迫害。现在，是时候探讨一下罗马帝国早期的宗教了，因为其中的一个最终将帝国变成了一神论国家，其深远影响至今仍伴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