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这个问题里的“他们的帝国”换成“我们”，那我们可以开玩笑地回答说，感谢自奥古斯都以降的那些被罗马人视为害群之马的皇帝，或者更确切地说，罗马社会的最高层——帝国时代的元老们和骑士们，感谢他们的荒唐之举，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谈资。

奥古斯都把元老院的规模削减为600人，并谨慎地进一步慢慢改变其成员来源，使之不仅接纳具有一定财富、出身高贵的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公民，也接纳外省的罗马人。他还从原有的共和国贵族中扶植起一个衰败的核心家族，让他们继续以行政官的身份为国效力，协助维持宪法相关事务的常态。奥古斯都认为此举对于建立起围绕新政治现实的共识很有必要。出于同样的考虑，他选择了一个低调的词汇来描述自己的非官方最高职位——princeps，或称“首席公民”。

1884年，罗马的一处地下墓穴在偶然间被建筑工人发现，但随即遭到毁坏。当时留下的资料极少，根据出土的铭文、大理石半身像和石棺判断，这组群墓的主人们有可能就是那些旧贵族的一支。

据说，如今保存在哥本哈根的那尊有着亚历山大发型的庞培头像也是在此处出土的。雕像创作于庞培去世之后，是为了纪念庞培的后人与另外两个家族——李西尼·克拉苏家族(LicinⅡ Crassi)和卡尔普尼·皮索家族(CalpurnⅡ Pisones)——的联姻。艺术史家们还鉴定了另一尊据信同样是从这里出土的雕像碎片，塑像刻画的那名年轻女性是皇帝克劳狄的女儿，承父母之命也嫁入了这个家族。

另一项考古学发现则更有历史意义。那是一座石质葬礼祭坛，如今保存在以罗马浴室废墟为基础修复而成的罗马国立博物馆里。逝者的后人用工整的拉丁字母刻写了祭文，以“缅怀(卢修斯)·卡尔普尼乌斯·皮索·弗鲁吉·李西尼亚努斯(Calpurnius Piso Frugi Licinianus)”[307]。

“皮索是马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和斯克里波尼亚(Scribonia)之子，因此承袭了两个家族的贵族身份；他的形象、举止都很老派，为人堪称严厉……”[308]几十年后，一名罗马历史学家钦慕地描述了这位皮索的品质，而这也正是公元68年称帝的那名老人看中的。彼时，尼禄统治引发的军官叛乱刚刚过去，政坛动**之年初始。新皇帝伽尔巴(Galba)想收个养子做继承人，于是从元老院精英中收养了一名德行兼备的同胞作为自己的“恺撒”。他开创的这种做法后来成了公元2世纪时无子嗣皇帝的常规解决方案。

从皮索的墓志铭中看不出他和他的新父亲即将到来的命运。当时，他31岁，刚刚当了四天的恺撒，就和养父双双被伽尔巴的政敌的部下杀死。他们把两颗头颅用杆子挑着，“和军团之鹰并排竖在一起”[309]。这一事件充分表明，在奥古斯都创造的帝国体制里，共和国留下的职业军队才是真正的“国王缔造者”。

刚才提到的那名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也是元老院的成员，生活在公元100年前后。他不无讥讽地讲述了奥古斯都之后的四代帝王统治，以及奥古斯都王朝的末代皇帝尼禄自杀后的所谓“四帝之年”(Year of the Four Emperors)。

我在英格兰读大学预科时，古代史考试指定用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章的标题，其灵感便来自塔西佗论述的一个悲哀的主题：“贵族的末日。”[310]塔西佗带着普鲁斯特式的喋喋不休的兴致细数了古老家族的姓氏，回顾了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对他们接连不断的打压。在这些皇帝眼中，老贵族既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能平起平坐——毕竟他们与皇族通婚，也因而成了对手。皮索在公元68年时所拥有的声名虽然最终为他招来了横祸，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早期皇帝们的担忧不无道理。

帝国精英们可能物色了另一名皇帝候选人，他似乎与皮索一样是个“老派”人物。不幸的是，军队对家族的历史名望不感兴趣。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职业军人想要的是金钱激励。在这一点上，伽尔巴显得相当吝啬，即便对训练有素的禁卫军也过于抠门儿，导致后者最终成了杀死他的凶手的同谋。塔西佗写到了皮索之死，同时还提到他那些死于暴力的近亲：“他的兄弟马格努斯(Magnus)被克劳狄处死，克拉苏被尼禄处死。”[311]

皇帝们都免不了对罗马社会顶层人物——比如元老们和杰出骑士们——有所猜忌。一方面，每代帝王都需要他们去履行其在罗马社会中被赋予的使命，要依靠从元老院和骑士阶层中选拔的官员来管理国家。另一方面，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使得元老们沦落成了朝臣，只能靠阿谀奉承来保住或提升地位。反过来，皇帝可能会将猜忌化为残酷的镇压行动，一如对待皮索兄弟那样。又或者，他可能会利用自己惊人的财力换来军队和有钱有势者的忠诚。面对向精英阶层大开杀戒的皇帝，除了孤注一掷地反抗，元老和骑士阶层几乎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从容赴死是选择之一。尼禄皇帝怀疑他的导师、富有的元老塞涅卡(Seneca)参与密谋反对自己，立即决定将他处死。与当时的很多罗马上层人一样，塞涅卡也是斯多葛学派(Stoa)的信徒。该学派发端于雅典，因来自塞浦路斯的创始人自公元前313年之后在“拱廊”(stoa)下讲学而得名。

冒着失之偏颇的危险，我们可以把斯多葛学派的一系列复杂信条概括如下：在所有动物中，唯独人类具有理性，正确地训练理性可以让人们从生活中获得合乎道德的精神幸福，而物质则无益于此种思维方式，因此由物质激发出的情感，即便是因丧子而生的悲痛，都是有害的。

尼禄派兵包围了塞涅卡的房子。当百夫长闯入他家时，他正与妻子、友人一同进餐。他拒绝在死前写下遗嘱，并对泪水涟涟的朋友们说，他留给他们的最丰厚的遗产是他们对他恪守道德的生活方式的记忆，他还责备他们这么多年来都忘了为对抗“即将到来的邪恶”而投身哲学修习。随后，塞涅卡和他动人的妻子当场用匕首割脉自杀。

死神迟迟没有降临，塞涅卡保持着超常的镇定，回忆起苏格拉底之死，并寻求加速死亡：

塞涅卡……恳求自己向来敬重的挚友、医术高超的斯塔提乌斯·阿奈乌斯(Statius Ann?us)拿来此前预备给自己的毒药，这种毒药也曾了结了那些被雅典民众公开判处死刑的人的性命。毒药拿来了，他挣扎着喝下，寒意浸透了他的四肢，他的躯体抵抗着毒药的侵袭……接着，他被抬进浴缸，窒息在蒸汽里。[312]

活着的人永远都可以拿起笔。这给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提供了向那些已死去的“恶”君宣战的武器。彼时，大部分同时代或稍晚的作家都是元老(比如塔西佗)或骑士。有现代学者提出，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些离奇故事——比如说，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封自己的马为执政官——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虚假报道。古代君王亚历山大就是个好例子，他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都免不了成为此类诽谤的对象。

皮索死后，他的遗孀又活了约30年，深得世人敬重。当时的一个罗马书信作家记录了坊间流传的这位著名女性临终前的脆弱表现。据说，有个骗子靠着花言巧语来到她的床边，自称是占星家，预言说她会康复，后来又声称某个占卜者通过观察祭祀肝脏得出了与自己一致的结论。被痛苦折磨的遗孀相信了这个说法，她改变主意，招骗子回来，对他百依百顺，但终究难免一死。若是剥离掉那些罗马式的细节，这个骗取遗产的故事同如今那些年老体衰的富人身边上演的遗产闹剧几乎如出一辙。

维拉尼亚(Verania)的出身与丈夫不同。贵族出身的皮索在被伽尔巴选中之前并没有担任公职的记录。就社会背景而言，他的岳父昆图斯·维拉尼乌斯(Quintus Veranius)更符合皇帝治下的元老的典型。公元49年，他因尽忠尽责而赢得了执政官职位。在他的一生中，曾被任命为两个行省的总督，这两个行省处于帝国两极，无论是在历史、文化还是气候上都相去甚远。

近年来，土耳其最长的海滩常常被誉为“未遭破坏的世界”。漫步在西南岸的帕塔拉(Patara)沙滩，我像很多人一样发现了这片沙滩受到严格保护的原因——登岸产卵的赤蠵龟在沙滩上留下了像轮胎印一样的足迹。而在海滩尽头、沙丘之外，则是另一番景致，那里有一座恢宏的古罗马外省城市遗址。

这处废墟拥有公元2世纪前后罗马城镇的一切基础设施。有举办露天演出的大型剧院；有两侧商铺林立的大街，其中一家店铺门口还雕刻着避祸驱邪的**的阴茎；有神庙宽阔的入口；有土耳其式的公共浴室；有带屋顶的议事厅；有横跨引道的三重拱；还有依靠喷泉水压将淡水输送到各处的古老的引水渠。

不畏夏日酷暑的游客可以徒步参观两种相当少见的罗马建筑。2011年，我参观了其中一座，那里已是一片荒芜。从沙丘中挖出的废墟原本是个高耸的圆柱形塔楼，内有螺旋上升的阶梯，从残存的青铜铭文判断，此乃以尼禄皇帝之名建造的灯塔。

沿着一片看似沼泽湖泊的边缘前行，就能找到另一座建筑。这里曾是古代港口，如今则被陆地包围。庞大且保存完好的建筑分为若干隔层，正面的拉丁铭文写明了它在古代的用途。

铭文写道，哈德良皇帝在此处建了一个谷仓[313](公元129年)。哈德良此举是否为了当地外省人的利益，专家们尚无一致意见。或许，他想在这里囤放进口的粮食，又或者是想给当地商人提供可租用的库房，以此刺激商业发展。灯塔和谷仓见证了支撑着罗马城市生活的海运贸易，尤其是在风沙最终掩埋了海港之前，古帕塔拉作为港口的重要地位。

在这里工作的土耳其考古学家尚未完全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发现。1993年，一场神秘的纵火案点燃了依旧覆盖着大片杂乱废墟的灌木丛。火灾无意间曝光了一堵中世纪时期的墙，砌墙的石块来自一座被拆毁的罗马时期的柱形建筑[314]，上面还刻有文字。

该发现在专家中引起了轰动，因为石刻的内容非常罕见。柱子上的文字呈红色，记录了一个罗马帝国统治的标志性故事——筑路。罗马人沿用希腊人的叫法，将帝国的这一部分称为吕西亚(Lycia)，因此这条道路便“贯穿吕西亚全境”。碑文随后罗列了各地区的道路和长度，看上去像是一项协同合作的工程，既有对现有道路的测量，又新修了部分道路。

这座建筑也揭示了罗马人是如何在该地区开始强制实施直接统治的。几乎可以肯定，该建筑原本是克劳狄皇帝(公元41-54年在位)的雕像。在建筑的正面，吕西亚人，或是当时代表他们的人，热情地自称为“热爱罗马、热爱恺撒的忠实盟友”。他们感谢罗马皇帝，称他为“(吕西亚)民族的救星”。

这是因为，这位皇帝曾将吕西亚人从“内乱分裂、无法无天、盗贼横行”中拯救出来。在这场危机中，皇帝派遣的代表将吕西亚城市联盟的控制权从“轻率鲁莽的多数人”手中拿走，转交给了“由最好的人中挑选出的市政官”。不难看出，在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帝国在该地区修建道路乃是出于安全考虑。罗马道路的首要意义在于军事和战略意图。

罗马人为帝国做了很多，但不包括推行民主。碑文的措辞掩饰了一场带有反罗马色彩的群众运动，运动的矛头直指统治该地区的亲罗马的上层社会。为了整治混乱局面，公元43年，克劳狄派出了昆图斯·维拉尼乌斯。昆图斯的解决方案是组建一个新的地方寡头议会来统治吕西亚联邦，以此取代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已失去罗马信任的前议会。昆图斯作为吕西亚的第一任罗马总督在此驻扎了四年，监督着这种强制性的稳定局面。

维拉尼乌斯重新任命的地方官员都是当地名流。前往帕塔拉的游客可以很容易地在剧院墙壁上找到一段当年的希腊铭文[315]，为了更醒目，刻着铭文的石板一圈还镶上了边框。这是“帕塔拉的公民”维利亚·普罗克拉(Vilia Procla)向当时(公元47年)的皇帝效忠之后，送给本城同胞的一件慷慨大礼。她完成了自其父晚年开始的修复被地震损毁的剧院的昂贵工程。

这两名富有的捐助人称自己既是罗马人也是吕西亚人，也就是说，他们具有罗马和帕塔拉的双重公民身份。二人的名字也是罗马式的，而非本地名字。他们仰慕罗马人的行事风格。铭文里将表示罗马式“遮阳篷”的这个拉丁词汇译成了希腊字母。有个故事可以说明这种色彩明快的装饰物在地中海的骄阳下有多么受欢迎。故事发生在暴君卡利古拉(公元37-41年在位)身上。相传，在首都举行角斗表演时，他下令在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将遮阳篷收起来，“并命令在场任何人不得离开”[316]。

渡过大半个地中海来到这些罗马时期城市遗址的现代游客会发现，从西班牙到叙利亚，古罗马行省中的人们带着某些相似的生活痕迹。就社会层面而言，地方政府就是帝国精英阶层富豪统治的翻版。符合财富标准的富裕城镇议员们主持着本地政务，包括征收罗马税务。高级官员中的骨干人员则直接由罗马派出，旨在密切监视地方政府，他们有时——但并非总是——有军队做后盾。

在帕塔拉这样的城镇里，贫穷与富有总是共存。外省的富人在这样的小城里从事着维多利亚时期“慈善资本主义”的古老版本。奥古斯都和他的继承人们重建了罗马，让它展现出罗马权力的威严(还是那句话，让罗马“更伟大”)。维利亚·普罗克拉等地方捐赠者则希望通过兴建一个微缩版的城市景观来讨好远在罗马的靠山，特别是皇帝陛下。

她的动机可能还包括对她“最亲爱的祖国”的真实情感，正如她在铭文中把帕塔拉而非罗马称为祖国。不过，斥资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大理石上并没能让普罗克拉成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5]。虽然帕塔拉的居民们喜欢当地剧院的演出和公共浴室等其他便利设施，但基督教义的仁慈关注的是未来。

2014年，我听了一场芬兰公共卫生专家所做的关于古代卫生设施的富于启发性的演讲。[317]他的主要观点是，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没有水源传染疾病的概念，因此，痢疾、斑疹伤寒和腹泻是当时主要的致命疾病。他指出，罗马城市常常把公共厕所修建在浴室附近或浴室内部，而家用厕所则紧挨着厨房。

除非当局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水源，否则帕塔拉城内那些恢宏的土耳其式罗马浴室实则有害健康。由于不了解疾病风险，他们在修建从12英里外引水的水渠时并没有优先考虑上述问题。对于这座城镇而言，浴室和其他事物一样，乃是地位的象征。总之，我们不应把罗马的卫生设施想象得过于美好，它是否真的提高了帝国城市的生活水平，这还是个有待论证的问题。

结束了吕西亚的任期之后，昆图斯·维拉尼乌斯前往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省份赴任，并在下一个皇帝在位期间死在了任上：

维拉尼乌斯用几次无足轻重的进攻打击了志留人(Silures)之后，死神阻止了他进一步扩大战果的脚步。他在世时以勇猛独立闻名，然而，他的临终遗言却透露出奉承讨好的弱点；对尼禄极尽恭维之后，他补充说，若是自己能再多活两年，本可以为他攻克该省。[318]

塔西佗对这种阿谀奉承之恶有着独到的见解，认为这是他那个阶层的人为了让皇帝相信自己的忠诚而不得不为的一种掩饰。当年的志留人就是居住在如今威尔士南部蒙茅斯郡(Monmouthshire)的布立吞人(Britons)。对于如今从伦敦来的房主而言，这只不过是一段不足三小时的通勤路，那里的本地商店售卖着和首都商场里相同的奢侈品。我们很难再从当年罗马人的角度去设想。在他们征服此地之前，不列颠曾是那样遥远，宛若传说中的土地。

但他们最终征服了那里。公元43年，奥古斯都的养子克劳狄(非直系后代)为了证明自己无愧于皇帝之尊，决定继续尤利乌斯·恺撒未竟的事业。他死后，他的继承人们继续战斗。公元208年，罗马皇帝打到了苏格兰。彼时，罗马人已经基本占领了如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

最近，我参观了南威尔士的一处被罗马人称为“志留人的伊斯卡(Isca)”的考古遗址。这里的工作人员近来开展了一系列面向儿童的关于罗马文物的活动。“故事之夏”活动以罗马的要塞和浴室为特色。[319]孩子们可以给罗马戏剧面具上色，或者用贴纸自己制作罗马角斗士，活动现场就设在当地最壮观的历史遗迹——一座土夯的露天剧场。

孩子们的活动的确再现了公元74年前后驻扎在这里的罗马军团的某些生活方式。伊斯卡是一个带有坚固石墙的罗马军营。此处位于如今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附近的乡村景致表明这里土地肥沃——当然也就意味着可以征税，这正是罗马人对该岛的兴趣所在。

罗马人很快便见识到了布立吞人和吕西亚人的真正区别。我们已经知道，后者作为安那托利亚(Anatolian)的原住民，很早就已接纳、吸收了希腊文化。四个世纪之后，罗马人将他们与他们的爱琴海邻居笼而统之，通称为“希腊人”。本地捐助人维利亚·普罗克拉很自然就能意识到罗马式生活的优越。正如我们所见，这一切的核心都是希腊文明。

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认为那些尚未受到泛地中海生活方式影响的地方仍然蒙昧不明。近年来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特别有趣的发现，是一块在哈德良城墙(我们稍后会说到这个城墙)的罗马垃圾堆里找到的薄薄的木写字板。公元90年左右，一名罗马人用拉丁文在这块写字板上向战友讲述了自己的军事观察：“布立吞人不穿盔甲。他们有很多骑兵。骑兵不用剑，Brittunculi也不列队投掷标枪。”[320]在拉丁语里，“Brittunculi”是个贬义词，翻译成现代语就是“讨厌的小布立吞人”。放在如今，这就是所谓的不经意的种族歧视。像大多数希腊人一样，很多罗马人也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种族等级。对那些生活方式与他们明显不同的土著人，对那些依旧存在酋长、部落和木质建筑的地方，对他们熟悉的地中海风格的城市之外的世界，很多罗马人都缺乏敬意。

例如，塔西佗就认为应当在此类被罗马征服的领土上大力提倡罗马文明。他的这段叙述值得全文引用：

为了让一盘散沙、粗鲁野蛮、因而喜欢战争的族群通过领略奢侈品的魅力而变得平和安稳，阿古利可拉(Agricola)不仅自己鼓励，而且动用公共援助建造了庙宇、法庭和住宅，褒奖充满活力之人，谴责慵懒散漫之举。这样一来，光荣的竞争取代了强制。此外，他还向那些酋长的儿子提供文科教育，对这些相信自然力量的布立吞人的关注更胜于对勤奋的高卢人的关注，终使那些不久前还鄙视罗马方言的人如今却钦慕起罗马人的雄辩。由此，他们也开始喜爱我们的服饰，“托加袍”成了时尚。一步一步，他们被引向了堕落，引向了酒馆、浴室、优雅的宴会。他们无知地将这一切称为文明，其实却是奴役。[321]

这段文字同时也是个极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塔西佗的作品为何直至今日仍有很强的可读性。塔西佗生活在帝国体制之内。那个阿古利可拉，公元77-84年的不列颠总督，乃是塔西佗的岳父。塔西佗不仅对岳父尊崇有加，本人也是元老兼执政官。但这并没有让他放弃对由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官员们实施的帝国统治方式的尖锐批判。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批判略带凌驾于布立吞人之上的优越感。在他的笔下，布立吞的大家族都是与占领势力相勾结的保守分子。

一般而言，在一个被统治的社会里，往往是领导者凭借着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动员起抵抗运动。因此，一如亚历山大之于波斯贵族，罗马人也倾向于在外省推行合作治理模式。一切都是平等的，他们不仅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等级制度，还与之合作。他们希望那些拥有最多财富地位的人会顺从于新的“事实”，树立起同新来者和平共处的榜样。

英格兰南部奇切斯特镇(Chichester)议事厅柱廊上贴着“禁止骑自行车”的标志，意在保护墙上的展示品。这块损毁严重的索赛克斯(Sussex)大理石板于1723年左右被发现，之后不久便被当地公爵偷走拿去装饰他的庄园，继续着它重见天日后的多姿多彩。

带着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所谓古典品位，这名公爵修了一座他称为“涅普顿(Neptune)与密涅瓦(Minerva)神庙”的蠢笨建筑来展示这块石板。1907年，当时的公爵拆除了神庙，将石板归还给奇切斯特，据说是因为国王爱德华七世住在庄园时抱怨神庙挡住了卧室窗外的景致。

该石板的历史价值在于其上雕刻的古老而精美的拉丁铭文：

献给涅普顿和密涅瓦，为了伟大的不列颠国王提比略·克劳狄·托基都布努斯(Tiberius Claudius Togidubnus)治下的圣所的福祉，铁匠行会及其成员出资修建了这座庙宇，普登提努斯(Pudentinus)之子普登斯(Pudens)敬立。[322]

铭文提到了罗马人信奉的主流神祇、对王室的忠诚祝福、工匠组织行会、市政慈善事业的私人捐献者以及“普登提努斯之子普登斯”这样一个纯粹的罗马名字。从表面上看，这段铭文有可能来自任何一个使用拉丁语的、从属于罗马帝国的西方城镇——奇切斯特曾经就是罗马的诺维奥马古斯(Noviomagus)。

当权者的名字和头衔则是另一回事。以“Togi”开头的名字在古代凯尔特人中相当常见。头衔清晰地表明，他曾是个亲罗马的不列颠首领，后来成了罗马在该地区的代理人。从名字的附加部分可以判断，克劳狄本人曾亲自与他商谈，双方达成了政治交易，在公元43年前后授予他罗马公民的身份。

这个托基都布努斯也依照塔西佗的岳父为不列颠上层家族设计的方式，重塑了自己的文化身份。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奇切斯特港水域不远处挖掘出了一栋豪华的罗马风格乡村别墅的遗迹。这栋建于公元1世纪70年代的建筑如此令人惊叹而又与众不同，它拥有100多间屋子、很多意大利风格的马赛克地板、带有水上景观的园林，它最初的主人必然是本地某个声名赫赫的大人物，很可能就是托基都布努斯。

罗马人对不平等的社会早已习以为常，他们自己的社会也是如此。得到普遍认可的上层社会地位可以弥合维拉尼乌斯与托基都布努斯之间的文化鸿沟，尤其是，倘若他们能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来促进私人关系的话。来自这座被称为菲什本(Fishbourne)的别墅遗址的一件不寻常的发现便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那是一小块原本镶嵌在戒指上的缟玛瑙[323]，玛瑙上雕刻着一匹马和一片棕榈叶。在希腊和罗马世界中，这个图案乃是胜利的象征。鉴于彼时是公元1世纪60年代，挖掘人员不禁会想：“它完全有可能属于这座宫殿的假定主人托基都布努斯国王。或许在未来的挖掘中应该留意寻找赛马场的迹象!”至于罗马人，你只要看过电影《宾虚》(Ben Hur)，就多多少少知道他们对马车赛有多么狂热。

我早年曾帮英国中等教育的大学预科考试出过关于罗马统治时期的不列颠的试题。我最喜欢的一个问题是：“拉丁语在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的普及程度如何？”此题旨在让考生思考罗马统治对本地人产生的文化影响。奇切斯特的铭文恰恰展示了拉丁语作为某个不列颠部落中心(比如诺维奥马古斯)的通用语言的早期状况。

另一个部落中心位于泰晤士河谷的雷丁镇(Reading)外，工匠们在黏土屋瓦和墙砖上留下了一些拉丁文涂鸦。其中一块破损的砖头上刻着拉丁词汇“puellam”[324](女孩)。正如一本关于罗马不列颠的书籍委婉地指出，这个“其余部分已经遗失的句子描写的是**”。该镇的砖匠里竟有识文断字之人，而且是拉丁语，这是很有趣的，他们或许是从当地行政中心——比如罗马统治下的西尔切斯特(Silchester)——那些说拉丁语的人那里学来的。

只言片字的拉丁语很难证明罗马不列颠的下层社会在与占领者相处时，能有以托基都布努斯为代表的有钱有势的布立吞人同样的感受。有些考古学家指出，当地人在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融合的过程中，可能根本没有采用原本的罗马形式。

饮食[325]方面也是如此。从罗马不列颠遗址出土的厨余垃圾即是古代混合烹饪的明证——当地的羊肉佐以所谓的罗马番茄酱和大批量生产的鱼酱。当然，考古学家们明白，想从食谱推断政治局面绝非易事。

帝国时期，派驻各行省的官员大体上已不像共和国那些糟糕年岁里那般严苛。恺撒基本废除了常令总督们沆瀣一气的包税制度。没有战事时，总督们把大量时间用于主持所辖城镇的定期司法审判。公元100年前后，一名希腊作家精妙地捕捉了发生在亚细亚省(土耳其西部)某个城镇的一年一度的总督巡回法庭的喧闹场景：“法庭上……人山人海，会集了各色人等——诉讼当事人、法官、演说家、总督、随从、奴隶、皮条客、骡夫、店主、妓女、工匠。”[326]这种司法体制在字面上看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实践中，就如其他前工业时代的帝国中的情形一样，往往是家境富裕的人才能享受，那些人有时间、有办法千里迢迢前往总督法庭，且有能力承担因出庭而产生的司法开销。

即便在设有巡回法庭的城镇(这样的城镇在一个省中并不多)，大多数人或许也只能仰赖本地行政官的大权去处理琐碎纠纷和犯罪。这两类管辖权乃是基于不同的司法体系，一套是本地法规，另一套是罗马法律。司法权力重叠、甚至冲突的混乱并存局面不难想象。不过罗马人对此并不关心，相比之下，他们更在意判处死刑的专属权——那是总督的权力，罗马人冷冰冰地称之为“刀剑之权”。

现代法官在描述自己的一天时很可能会提到案头工作——当天的案件文书、判决书起草等等。埃及古物学家和考古爱好者们在翻找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废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莎草纸时，发现了数千份古代法律文书，由此推开了一扇生动的窗，让我们得以一窥彼时该地区的法庭运作方式。

为了说明这套成熟的体系，我们且以一份公元245年的文件为例。这份文件是一名埃及女性向埃及总督递交的申请的一部分。自公元前30年屋大维征服埃及起，埃及总督便一直坐镇亚历山大里亚：

致埃及总督瓦勒留·法穆斯(Valerius Firmus)，自奥勒利亚·阿尔西诺伊(Aurelia Arsinoe)。我请求您，大人，按照尤利乌斯和提图斯的法令，以及元老奥勒留·赫米努斯(Aurelius Herminus)的政令，允许我做监护人。2(年)，帕琼月(Pachon)， 26日(埃及的历法)。第94页，第一卷。[327]

页码确定了该文件在总督档案室中的存放位置。当时的法律文书均按照“页”编号整理，每一页都包含一系列“卷”，一卷的结尾连着下一卷的开头。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这间布满灰尘的总督档案室里，当年一定堆满了莎草纸法律文书。

这名申请人展现出了对罗马法细节的熟悉——她引用了赋予埃及的罗马总督指定监护人的权力的法规。罗马法历来认为，女性缺乏良好的判断力，在法律上不能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因此，未婚的阿尔西诺伊在其父亲去世后需要一名男性监护人处理她的事务。在罗马统治下度过了250多年，像阿尔西诺伊这样的埃及人已经渐渐熟悉了罗马法律体系的运作。

她也必须如此，因为她是罗马公民。到了公元245年，所有埃及人都已成为罗马公民。30年之前，罗马皇帝决定，帝国内所有的自由民都可以拥有该身份(即所谓的安东尼敕令Antonine Constitution)。从长远看，该决定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提升了罗马人的身份认同。

阿尔西诺伊生活的那个罗马世界在其他方面也正经历着快速变化。彼时的皇帝虽然有个希腊名字(腓力)，却是阿拉伯后裔，来自如今的叙利亚南部。然而，在那个多元性日渐统一的时期，腓力的即位似乎恰恰象征着，帝国的凝聚力开始受到人口大迁移的考验。

罗马人和非罗马人的越来越同质化，以及对帝国安全威胁的考量，这些问题，需要追溯至更久之前。为了更详细地探讨，我现在要回到哈德良皇帝的统治时期(公元117-1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