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公元前60年，一艘古代货船在希腊本岛东南端暗涛汹涌的水域中沉没了。两千年后，渔民们偶然中发现了仍散落在海**的船只残骸。潜水员在沉船现场打捞出一些古代物件，由于长时间的海水浸泡，早已面目不清。经过修复人员艰难细致的工作，这些东西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原来，这是艘装载着希腊奢侈工艺品的宝船。
潜水员们发现了大量大理石雕塑，其中包括一件体态俊美、呈摔跤运动造型的男像。他的一侧洁白无瑕，几乎呈半透明，而另一侧则由于千百年来微生物的侵蚀而变得千疮百孔。这件作品原本是件铜质的青年雕像，略大于真人尺寸，雕塑风格比沉船时间早三个世纪。也就是说，当它被装上船的时候，已经是件珍贵的古董了。
船上不只有古董和当时的艺术品。沉船现场发现的一块手掌大小、内嵌齿轮、已被腐蚀的青铜引起了计算机爱好者和考古学家们的兴趣。利用21世纪的扫描仪器，研究人员认定，铜块内部的东西乃是一套连锁齿轮，原本用来控制嵌在木匣两面的表盘和指针。
这个奇特的装置有点像立式座钟，虽然现代媒体的夸大宣传称之为“计算机”，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个机械计算器。当操作员转动手柄，两面的表盘和指针就会像现代印刷台历那样给出天文数据和日历信息，比如日期、日食预测、天体运行位置等。
无论这台精妙的仪器出自何人之手，完成这些零部件的拼装必定需要精湛的技艺和精准度。同样地，我们无从知晓这台装置的设计者的身份，但想必是位希腊天文学家。在我们已知的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发明家中，声名最盛的当数来自财富之都叙拉古的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最著名的发明之一是带有运动部件的天球形天文仪器。公元前211年，罗马人占领叙拉古，军队总司令便从所有战利品中选择了这一件据为己有。当上文提到的船只在安提基西拉岛(Antikythera)沉没时，这个天球仪依旧是克劳迪·马塞卢斯(ClaudⅡ Marcelli)家族的传家宝。将军的后代们将它保存在罗马的府邸中，供好奇的访客们一饱眼福。
阿基米德天球仪的命运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艘载着安提基西拉岛机械的沉船本该驶向罗马。
沉船现场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窥探文化传播过程的窗，极好地说明了罗马人对希腊文明的热衷。他们喜爱的不仅是希腊艺术，更有科学，刚刚提到这些仪器正是希腊天文学的结晶。彼时，希腊人对古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已有深入了解。在古典文明史上，这是我们第一次可以详细追踪这样一个广阔、漫长的文化传播过程。
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可以尽情享受征服希腊所带来的文化盛宴，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位于意大利的另一处考古遗址揭示了此类货物平安抵达意大利港口之后的去向——罗马共和国里有钱有势的顶层人物是希腊文化最重要的消费者。
大约公元前40年，一个不知名的罗马富豪在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城外的维苏威山(Mount Vesuvius)半坡建造了一栋富丽堂皇的别墅，那一带随即成为罗马富豪们的度假胜地。宽阔的台地俯瞰着碧蓝的那不勒斯湾，带围墙的花园里有柱廊遮挡骄阳，一条微型运河为人们带来清凉。别墅各处装点着精美的希腊雕塑品，其品质足与安提基西拉沉船的艺术品媲美。在意大利漫长的夏季里，一代又一代的房主在此享受海景，还可以命令奴隶为他们朗读图书馆里的希腊书卷。
18世纪的挖掘者在此找到了数百件烧焦的块状物，他们起先以为是木炭或木头，其实是约2000件莎草纸书卷。公元79年，喷发的维苏威火山将炽热的气流、蒸汽和泥浆倾倒在赫库兰尼姆之上，也封存了这些书卷。与此处的雕塑和建筑相比，这个现存唯一的古典时代的图书馆才是这所如今被称为莎草纸别墅的真正宝藏。
该图书馆的部分藏书据信曾为希腊哲学家菲洛德谟斯(Philodemus)所有。他的家乡在如今的约旦(Jordan)。公元前1世纪，抱着找个罗马富人做资助者的希望，他来到罗马，并如愿以偿。至于他的书最终怎么到了这所别墅里则是个谜。无论如何，别墅的某个主人显然热衷于收集希腊哲学书籍。
若想深入了解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贵族阶层对希腊文化的态度，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再来说说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他留下的大量作品——单单现存的书信就超过900多封——让我们得以详细地重现他的全希腊式教育。
20多岁时，这名年轻的骑士离开罗马，东赴希腊，前往当时最负盛名的学术中心求学。他在雅典和罗德斯(Rhodes)拜入名师门下学习希腊哲学和公共演讲艺术。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还能阅读艰深的希腊文著作。这在公元前1世纪时可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因为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当时的希腊书面语和日常口语的差异已越来越大。
作为公众人物，西塞罗或许显得自命不凡，但他的思想的确令人叹服。他对希腊的高等教育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希腊研究中，其痴迷程度远远超过了那些富有的罗马别墅主。他避开当时罗马政界愈演愈烈的压力和危险，开始专注于用自己的希腊研究成果著书立说。他是一名极富天分的拉丁作家，且试着利用该才能向本阶层的罗马人普及艰深的希腊哲学论题。他无意同希腊大师们在知识原创性上一较高下，而是着重为讲求实际的罗马人选取更有用、更切身的东西。这种做法究竟算是对大师的致敬，抑或是盗用，智者见智。
对于希腊文化优越性的问题，西塞罗的态度极具罗马特色。他怀着爱国热忱试图证明，尽管拉丁语的词汇量较小，但足以传达出希腊学者精妙的思想。他声称，其实自己的母语至少在某些时候更优越。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典型的罗马式观点着眼于道德。例如，他指出，拉丁语用convivium这个词指称常规进餐，强调的是群体性(英语中的“宴会”一词也是如此)；而希腊语中对应的词汇symposion则指的是某种更低级的行为——酒会[292]。
在如今这个越来越讲求语言自由的年代，《牛津英语辞典》平均每年要新增1000个词汇，词汇的内涵揭示了社会道德标准的说法听上去或许有些过时。就此而言，尽管——或者正因为——在如今人们的印象中，古罗马人纵欲无度，但彼时的罗马却展现出了复古的强烈道德感。
在这幅不仅是文化传播、更是文化交流的复杂图景中，有西塞罗赴希腊求学，也有希腊人来罗马献艺。希腊哲学家菲洛德谟斯——就是著作藏于赫库兰尼姆图书馆的那位——亲自来到罗马为自己的专长寻找买家。菲洛德谟斯是希腊哲学大师伊壁鸠鲁(Epicurus)的门徒。伊壁鸠鲁关于享乐的学说吸引了一个名叫卢修斯·卡普尼乌斯·皮索·恺索尼努斯(Lucius Calpurnius Piso Caesoninus)的年轻贵族。有些学者认为，这个皮索，尤利乌斯·恺撒未来的岳父，正是那个不知名的莎草纸别墅主人。
年轻的皮索和菲洛德谟斯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这位哲学家写过一首(流传至今的)希腊诗歌，邀请他的罗马朋友去他的“陋室”共享“母猪**和希俄岛的美酒”[293]。这样看来，菲洛德谟斯就好像是个为生活奢华的赞助人提供粗浅哲学服务的弄臣。这首诗同时也凸显了当时——公元前70年前后——罗马贵族和为了寻求资助而聚集到首都的希腊知识分子之间双语交流的轻松自如。
罗马对希腊文明的吸收绝非简单地挪用，它也为希腊人向新主顾们售卖文化资本提供了机会。公元前2—前1世纪，输入罗马的不仅有希腊的工艺品和思想，更有希腊人自身。到了基督纪元前后，罗马已经继亚历山大里亚之后成为又一个新的希腊文化之都。
修辞学对塑造罗马社会的贡献功不可没。正如我们所见，在共和时期，对于罗马政界成员——无论是格拉古还是西塞罗——而言，口才是最重要的素质。他们要定期在法庭、公民大会和元老院里面对广大观众发表演说。
我们早先提到，古希腊人首开传授演讲技能的先河。从风格、动作、主题，到观众的心理状态以及如何抓住观众，他们对此做了细致分析，步步分解，写成指南，开设课程。现在，罗马人开始思考该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将这种希腊技能应用到公开讲演中去。公元前2世纪，传授希腊式公开演讲艺术(即“修辞学”)的专业教师开始在罗马授业。
对于罗马人而言，这可是利害攸关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声音更能展现一个人的性格。”[294]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这句名言得到了现代研究的支持。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如今的听众会从可信度、语言能力、男性气概等方面判断一篇演说。而在很久以前，罗马人就已经形成了关于演说气质的独特理论。
在公民大会上就严肃主题发言的演说家应该符合罗马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标准。这个主张背后蕴含的思想大有来头，乃是出自严肃的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 the Elder，逝于公元前149年)。他的名言“好人善言”[295]影响了罗马人长达几个世纪。罗马演说家的言谈既可体现他的“善良”，也可展现他的“刚毅”，因为这二者在罗马人的观念中是密不可分的。
作为一名杰出的演说家，西塞罗本人也留下了关于罗马讲演术的文字。他想以高尚的罗马方式来提升拉丁语公共修辞的道德维度。他相信，好的演说者也应该具备哲学家的素养，因为在缺乏宗教道德教化的情况下，哲学曾经为希腊人、现在也为罗马人提供了自我修行之路。
西塞罗卷入了一场在罗马上演的、关于最佳希腊演讲技巧的论战。在公元前2—前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小亚细亚——即今天的土耳其——的希腊文明主导了希腊讲演术。正如我们所知，公元前1世纪时期罗马的头号敌人、米特拉达特斯国王的王廷就在小亚细亚，不仅如此，他还在西海岸城市说希腊语的群体中建立起了反罗马联盟。因此，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喧嚣的罗马政坛，“亚细亚”风格的演讲方式就成了可以被对手攻击的把柄。伟大的西塞罗亦未能幸免。
在此背景下，一群有学识素养的罗马青年开始自称“阿提卡人”，指称的是雅典周边被称为阿提卡的地方。为了与“亚细亚”技巧保持距离，这些演讲爱好者声称自己的演说风格乃是师法古代雅典人。批评者指责“亚细亚式”修辞华而不实；西塞罗则认为“阿提卡式”枯燥乏味。由于没有录音，我们无从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进行比较。但可以肯定的是，与今天的情况一样，它们对听众的感染力必然同时取决于文化态度和技巧。
有一点非常清楚：最终，罗马人认为最好的公共演说应该是古雅典式的。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期，指导罗马皇帝图密善(Domitian)家族年轻人的演说家指出，“以阿提卡风格说(拉丁语)是最好的表达方式”[296]。
罗马人对同时代的希腊人从整体上抱有偏见：他们夸夸其谈、逃避战争、有恋童癖、生活奢侈、缺乏男子气概。这种主导群体对被征服群体的刻板印象在很多帝国关系中都不罕见。
罗马人倒是倾向于仰慕那些早已作古的希腊人，尤其是伟大的古雅典人和古斯巴达人。毕竟，这些城邦就像罗马一样，不只立足于欧洲，更在战场上(波斯战争)赢得了荣耀，建立起了对其他城邦的统治(雅典帝国和斯巴达帝国)。正如西塞罗指出的，很多罗马人会将希腊取得的“战争荣耀和对他人的统治”[297]与自身联系起来。
罗马的公共演说家们尤其推崇德摩斯梯尼(逝于公元前322年)的雄辩术。正如我们所知，这位雅典政治家发表了一次又一次演说，敦促自己的同胞对抗马其顿的腓力。50多幅罗马时期的德摩斯梯尼肖像足以说明他在罗马深得人心。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保存的一幅作品以“严厉、悲伤而决绝的表情”展现了这位伟人的品格[298]，或许正捕捉到了罗马上层人士在以他们所谓的“阿提卡”风格发表讲演时的“情绪氛围”。
罗马人对待希腊文化的矛盾态度在罗马上层阶级中造就了一种带负罪感的趣味。出身大家族的罗马人喜欢在私下里享受这种乐趣。他们躲在乡间别墅里，远离窥探的目光，身边围绕着说希腊语的侍者和希腊奢侈品，甚至披上希腊式衣袍来激发“内心的希腊情绪”。不过，在首都的公共场合，他们则小心翼翼地裹上罗马男性的传统服饰——宽大的托加袍。
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中输入的希腊艺术品大部分被传统精英阶层(也就是罗马的元老们)所占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罗马社会金字塔较低层的暴发户们也开始希望得到这些象征着财富与地位的东西——一如人们对贵重奢侈品的通常态度。现存的一篇西塞罗的法庭演讲词里提到，独裁官苏拉(逝于公元前78年)昔日的一个奴隶的住宅里堆满了昂贵的希腊商品，其中包括一些来自被毁不久的希腊城市科林斯的著名青铜器。
罗马上流社会对此类抢眼的青铜图腾有着特别的偏好，尤其钟爱那种独特的泛白的合金色泽。当时最有名的罗马新贵特里马尔基(Trimalchio)家里的桌子上就放着一个来自科林斯的驮橄榄筐的微缩青铜毛驴。此人曾身为奴隶，是个盖茨比式的人物，也是公元1世纪中叶的罗马小说《萨蒂里孔》(Satyricon)中一个可圈可点的角色。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城市贫民或许只能在从东方归来的罗马将军(比如弗拉米尼努斯)的凯旋仪式上，在战利品游行的队列中，伸长了脖子、远远地瞅一眼希腊工艺品。不过，意大利南部和地中海东部的希腊文明也以其他方式渗透进了他们的生活。
大体而言，罗马人是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戏剧创作和表演。第一个将希腊戏剧改编成拉丁文本的罗马剧作家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在随后的那个世纪里，罗马的行政官们常在节日期间举办根据希腊戏剧改编的流行喜剧表演，引得罗马市民蜂拥而至。这些剧本中约有26出得以保存至今。它们都是希腊风格的情景喜剧，包含大量歌曲，因此事实上是音乐剧。又或者甚至可以算作幽默剧，如果在表演过程中，那些笑话直接得一目了然[299]——正如一名学者指出的——总能让观众或捧腹或叹息。
现存剧作中的幽默情节对现代观众而言大多无伤大雅，甚至似曾相识，但也有令人难以接受的。比如(有一出戏里)，一个年轻人假装成阉人，以便同他仰慕的姑娘接触……然后强奸她。不过，我们不能因这个情节转变而责怪罗马改编者，“强奸少女”的喜剧创意其实出自两个世纪前的一名希腊剧作家。
罗马戏迷们坐在临时搭建的木看台上欣赏喜剧，也欣赏由希腊神话改编的悲剧。看台的搭建和事后拆除均由主持演出的行政官负责。在喜剧全盛期(公元前2世纪)，贵族们竞相推动罗马公共设施建设，但却没有为他们的城市修建一座当时中等规模的希腊城镇都拥有的标准市政设施——精美的石质剧院。
事实上，公元前2世纪中叶时，工匠们曾在罗马城着手修建一栋石质剧院。随后，一名声名显赫的贵族——西庇阿家的一员——在元老院公开指出，这种希腊风格的剧院有违道德标准，不应为罗马人采用。他的意见占了上风，工匠们只得拆毁自己的劳动成果。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态度始终都是这么矛盾。
公元前2世纪，不断扩张的罗马帝国的城市中心尚未成规模。在巴尔干南部，马其顿的腓力五世(逝于公元前179年)的朝臣们还在嘲笑罗马城没有精美的建筑。相比之下，罗马城外的那些意大利盟友的城市显得壮观得多，比如巍峨的普莱内斯特，也就是现在的帕勒斯特里纳。
罗马城发展到那一步还要过很久。元老们之间的角力阻碍了大型工程的展开。有些贵族热衷于利用修建希腊化时期的希腊风格建筑——比如我们在前一章提到的牲口市场的圆形大理石大厅——来彰显对神明的崇拜，从而赢得选民的支持。不过，此类精美的建筑都是一点点逐渐积累起来的，彼时的罗马缺乏希腊城市的那种总体规划。
普通罗马人则有另外的渠道去感受城市空间的日益希腊化。腓力五世死后几十年，昔日马其顿最杰出的艺术品被移到了罗马，供罗马人随意欣赏。公元前146年左右，罗马推翻腓力王朝之后，一名罗马将军掠走了至少25件由亚历山大亲自在马其顿“国立”圣殿竖起的青铜雕塑。他在罗马修建了两座神庙陈列这些雕塑，并永久向公众开放。
我们在上一章提到，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不少获胜的将军都以同样的方式回馈罗马城。对这些物体的凝思是否让普通罗马人学会了欣赏希腊艺术？或许，毋宁说这些东西提升了他们的“国家”自豪感。至于那些被征服的人，我听过这么一则心酸的故事，说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访客看见家乡被盗的雕塑在罗马广场上展出，顿时泪流满面。
赢得内战胜利、独揽大权之后，即将成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开始了“国家”重建的浩大工程。鉴于彼时特殊的政治气氛，奥古斯都和他的政治帮手们选择了如今所谓的“潜移默化”的方式，且规模之大，在罗马政坛前所未有。
这种理念听上去或许很技术化，事实上也的确非常现代。操控技术是罗马上流阶层自幼修习的修辞课程的核心。与其他古代社会一样，罗马人也多多少少相信符号的力量，否则，为什么罗马家家户户都有**崇拜似的牌匾和护身符？
正如当时的罗马人所感受到的，这名地地道道的君王乾坤独断、圣心难测。没有人知道，奥古斯都为何要在罗马帕拉蒂尼山的新阿波罗神庙里安置50尊希腊神话中的女性雕像，她们是一个名叫达那乌斯(Danaus)的希腊国王的女儿。传说，国王将50个女儿嫁给了死敌的50个儿子，并授意她们在新婚之夜把丈夫杀死。帕拉蒂尼雕像群里也有这名国王的形象，他提剑在手，喝令杀戮。
奥古斯都用另一批大理石女性塑像装点了奢华的罗马新会场。这些被称为卡黎亚女像柱(Caryatids)的雕塑代表了希腊卡黎亚(Caryae)城里的所有已婚女性。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波斯战争中，她们的丈夫曾帮助入侵希腊的波斯敌军，做妻子的则要因丈夫的背叛而被迫忍受永无止境的惩罚。
在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新建筑中堂而皇之地展示这些行为不端的妻子，似乎表达了奥古斯都和利维娅力图通过事例说教提升民众道德的意愿，虽然他们自身的结合并不那么道德——奥古斯都年轻时曾强迫已怀孕的利维娅离婚并嫁给自己。尽管如此，奥古斯都后来决心要让罗马社会回归传统的罗马价值观，他颁布严刑峻法惩罚犯有通奸罪的罗马已婚女性，就好像试图将罗马近期的不幸至少部分归咎于“行为不端的”女性。
奥古斯都在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引发了分歧，据说，相关立法遭到了抵制。不过，鉴于奥古斯都的务实风格，除非他相信公众站在自己一边，否则不太可能贸然采取行动。令人惊诧的是，罗马统治者和他的谋臣们在利用劣妻石像对公民进行教化时，竟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希腊文化寓意。
奥古斯都在自己的政治声明——也就是所谓的“功业记”(Res gestae)——中大书特书了自己给罗马城方方面面带来的改善：
在我的第六届任期内(公元前28年)，我在元老院的授权下修复了本城的82座神庙，当时所有需要修复的庙宇，一座也没遗漏。[300]
我用私人战争收益修建了复仇者战神马耳斯的神庙和奥古斯都会堂。我在阿波罗神庙旁建造了剧院，这块地大多是我从私人地主手中买下的，应以我女婿马库斯·马塞卢斯(Marcus Marcellus)的名字命名。[301]
这定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既要修复已有的建筑，还要建造新建筑。奥古斯都的城市规划令我们先前提到的其他国家的类似计划相形见绌，尤其是帕加马或更早的雅典。
奥古斯都将罗马城变成了一个更具希腊风格的城市，它不仅赶上了，而且远远超过了邻近的意大利城市，比如普莱内斯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重用了一批建筑师和艺术家，这些人要么是接受了希腊思想的意大利人，要么本身就是希腊人。负责新会堂里女性塑像的雕塑家很可能是个雅典人。
从表面上看，这种对希腊人才的依赖的确像是希腊属臣反过来“占领”了罗马。当时的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曾指出过这种影响，让一些沉迷于希腊式享乐的罗马读者如坐针毡。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到访罗马的希腊人可能也会感到不安，因为新罗马所呈现出的整体效果是非希腊式的，这些视觉信息传达的是明明白白的罗马价值观。
罗马的废墟依旧向我们传递着那些壮丽的新建筑所蕴含的部分思想，奥古斯都会堂的遗迹依旧令人震撼。对于这座现存的罗马文明最伟大的丰碑，有些学者会说，奥古斯都想要修复或扩建的似乎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首诗：
我要歌咏，那最初的开拓者和他的双臂，
他命中注定，从特洛伊海岸流落到意大利，
这片神佑的拉维尼安(Lavinian)之滨。
从陆地到海洋，他饱受暴风雨的折磨，
那是来自天庭的暴力，
好让严厉的朱诺(Juno)的无眠的怒火平息；
他要历经战火，才能最终建立
这座城市，让祖先的神明
在拉丁乌姆(Latium)安居；
从此有了拉丁人，古老而可敬的阿尔巴(Alba)君王，
在山丘环抱中，建起罗马帝国。
缪斯(Muse)啊，请告诉我!是怎样的亵渎之行
或报复的悲伤，让天庭的女王震怒，
将危险的黑暗和无尽的苦工
加给这个如此虔敬的男人？
诸神竟能如此愤怒吗？[302]
如今的英国还有此类专职诗人，其职责是歌咏重大的公共事件。但可以说，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并没有阅读或聆听用高雅的习语颂扬国家意识的长篇诗歌的文化习惯，因此，我们很难领会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十二卷史诗对于古罗马人的重要性。这部史诗描绘的是特洛伊的流亡者、英雄埃涅阿斯，漂洋过海来到意大利，建立罗马的故事。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在罗马人中迅速成为经典之作，在拉丁文学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
诗歌开头，“天庭的女王”指的是女神朱诺。她试图阻止老对手、女神维纳斯的儿子埃涅阿斯，于是卷起风暴让他的船偏离航道，进入了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的怀抱。后面的诗文将会揭示，让埃涅阿斯偏离自己的命运轨迹的这次尝试失败了，因为朱诺的丈夫、众神之王朱庇特(Jupiter)[4]在守护着他。
维吉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荷马的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有意识的模仿。这不只体现在主题上——一名英雄在特洛伊陷落之后漂**在海上，也体现在诗歌的结构上，字里行间，维吉尔的拉丁文清晰地回应着荷马的希腊文。我高祖父的那本波普翻译的《奥德赛》是这样开头的：
缪斯啊!请说说，
那个智慧超群、饱经磨难的人。
他亲手酿成神圣的特洛伊
注定的陷落，毁了她精美的城墙，
从一地到另一地，颠沛迷航，
见识各样风俗，路过各异万邦。
在充满暴风雨的海上经历无尽的跋涉(等等)[303]
读者很容易看出二者的相似之处——男人、缪斯、特洛伊的陷落、流离之苦、暴风雨肆虐的海洋。这些，对于受过教育的罗马人而言一目了然。维吉尔创作《埃涅阿斯纪》时已年过五旬。通过对这首诗与希腊诗歌的细致比较，学者们认为，他当时定然完全沉浸在希腊诗人的滚滚潮水之中，那里不只有荷马，还有一大批写过此类史诗的不那么出名的希腊诗人，对他们的诗歌进行了无穷无尽的“即兴再创作”。
此类诗歌的含义微妙而隐晦，想要解读诗人自己对作品的态度更是不易。罗马读者似乎不太可能把拉丁文《埃涅阿斯纪》对希腊荷马史诗的模仿视作对希腊文化的致敬。尤其是，既然维吉尔的资助人是开国第一君奥古斯都，就更不难想象其间的竞争乐趣：在他们看来，这首罗马诗歌即便没有超越希腊范本，至少也可算旗鼓相当。
奥古斯都的政治影响也由此显现出来。在建立以自身之独特地位为中心的共识过程中，奥古斯都利用了自己的家族背景，而这些都被维吉尔忠实地编入了自己的民族史诗。诗歌把奥古斯都描绘成命中注定的罗马统治者，他乃是特洛伊的埃涅阿斯的传人，因而也就是维纳斯的后裔。奥古斯都能有这样值得炫耀的祖宗，全归功于被尤利乌斯·恺撒收养，后者的祖上自称是埃涅阿斯之孙尤路斯(Iulus)的后代。在维吉尔笔下，正是朱庇特亲自预言了年轻的“尤路斯”的统治：
在特洛伊人的杰出后代中，
看哪，出了恺撒!他的权力如海洋般广大，
他的声名如天空般辽远。他将继承
尤路斯的高贵姓氏，他是，伟大的尤利乌斯。[304]
随着奥古斯都的独裁统治进入第三个、第四个十年，关于内战的记忆已在很多罗马人的脑中渐渐消退，但年迈的皇帝并没有忘记。另一名命途迥异的罗马诗人奥维德，那个对通奸轻描淡写的色情作家，被流放到了外省炼狱般的托米(Tomis)——也就是现在的罗马尼亚康斯坦察(Constantsa)。彼时是公元8年，距老独裁者去世还有六年。
在随后的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罗马人对触手可及的希腊文明的态度依旧摇摆不定。有些声望颇高的罗马人觉得，除非他们能提醒自己不忘作为罗马人与作为希腊人的差别——尽管事实上这种差别越来越小，否则，罗马人将不再是地地道道的“罗马人”。
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他给罗马留下的是一连串四个根基不稳、彼此相关的继承人，他们的统治就像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的沙皇们一般摇摇欲坠。四人中的最末一个是奥古斯都的曾孙尼禄(Nero)。自从这名皇帝被杀、人们敢于放言无忌之后，古代作家便写了不少关于他的骇人听闻的故事。虽然间或会有历史学家试图帮他洗脱污名，但鉴于传闻之盛、罪名之恶——弑母、杀害兄弟姐妹、杀妻子，历史学家们面临的任务颇具挑战性。
若是没有这些流血事件，尼禄和巴伐利亚(Bavarian)国王、瓦格纳(Wagner)的资助人、于1886年神秘死去的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Ⅱ)倒是有几分相似。这两个古怪的年轻人都痴迷于艺术，且因此与当权派发生抵牾。二人均赢得了普通民众的拥戴，虽英年早逝，人们对他们的喜爱之情丝毫不减。
尼禄不仅自视为艺术家的资助人，而且亲自投身表演艺术。他喜欢出现在剧院舞台上，接受罗马平民的喝彩。在上流社会眼中，堂堂一国之君竟从事这种抛头露面的行当，着实有失体统。作为一名希腊风格的吟唱者，他的嗓音虽然沙哑，却与里拉琴相得益彰。
尼禄还是个充满**的演员。这名罗马皇帝会穿上全副希腊悲剧演员的行头，出现在崇拜他的首都观众的面前。扮演男性角色时，他会佩戴有自己特征的面具。出演女性角色时，面具则是以他的妻子波贝娅·萨比那(Poppaea Sabina)——据说她在怀孕期间被丈夫一脚踢死——为原型。
为了给这些音乐和戏剧演出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尼禄设立了一个长期的希腊文化和运动节，每五年举办一次，就像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盛会一样。这在罗马历史上是一次开山之举，是罗马拥抱希腊文化的踌躇之旅上的里程碑。
不到30岁时，尼禄在热情的驱使下又迈出一步——横渡亚得里亚海去参加真正的奥林匹克盛会。据说后来，他因一名高级将领叛乱而匆匆赶回首都，但为了保护嗓子，竟忽略了向元老们和(更糟糕的是)帝国卫队发表动员演说。走投无路的尼禄自杀身亡，他的对手随即废除了短命的“尼禄大赛”。
作为皇帝，尼禄犯了致命的错误。但作为希腊艺术的观众，他和众多罗马人有着共同的爱好。如今，站在罗马最热闹、最优美的纳沃那广场(Piazza Navona)，你仿佛能依稀听到尼禄死后持续不绝的文化碰撞的回响。这处17世纪中叶的细长U形公共空间还保留着古代运动场的痕迹，其废墟一直留存到文艺复兴时期。
死于公元96年的图密善皇帝是该项公共设施的出资人。这座运动场有约1.5万至2万个座席，是罗马第一座永久性的希腊风格体育场。图密善的宏大运动场迎合了大众的趣味。然而，与尼禄不同，图密善在表演过程中只是静静地坐在看台上。
通常认为，哈德良皇帝的统治(公元117-138年)标志着希腊文化在古代意大利发展到了顶峰。哈德良中年即位。与尼禄一样，他对希腊文化的热情也带有个人因素。他委托一个不知名的雕塑家创作了古希腊最著名的面孔之一：一个低着头的英俊少年，头发卷曲，微微噘着嘴。原作虽已失传，但我们仍可从现存的100多尊雕像中领略其容貌。这少年名叫安提诺乌斯(Antinous)，是哈德良的希腊男宠，公元130年在尼罗河参加皇家巡游时溺水身亡。
哈德良对希腊化的推动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希腊行省的扶持堪比二战后美国为欧洲打造的马歇尔计划——道路、桥梁、公共建筑、土地改良，甚至向他最偏爱的雅典人发放罗马式的年度救济粮。哈德良将这一切统统倾注在帝国的一个衰败不堪、在战略上毫无价值的角落。如今，漫步在雅典城中心普拉卡区(Plaka)——实际上就是土耳其老城——的游客会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土耳其浴室圆顶，以及一处意义深远的废墟，其正面是一排带有绿色和白色粗波浪纹的大理石柱。这里曾是哈德良为雅典人建造的庞大、奢华的文化中心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一栋图书馆。
回到罗马。元老院的拥护者早就摸透了哈德良的底儿：他是个“哈希腊族”[305]。这种说法实是莫大的侮辱，几乎相当于说他言行举止不像个罗马人。据一名罗马历史学家记述，当他钟爱的安提诺乌斯溺死尼罗河后，他因悲痛而“像个女人一样”[306]长吁短叹，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偏见。
哈德良送给希腊的礼物引出了下一章的问题：“罗马人为他们自己的帝国做了什么？”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我将着重讲述哈德良皇帝极力捍卫的罗马和平，以及公元2世纪的罗马所面对的日益增长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