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湛蓝，海风拂面，波涛汹涌，去过岩石**的爱琴海提洛岛的人一定对此难以忘怀。

弃舟登岸，眼前的海岛仿佛一片古老的废墟。大理石碑散落各处，上面的文字依旧清晰。参观者可能会发现，这些文字有时用的是拉丁字母——我们的文字之源。一个上部已不知所终的雕塑底座上，清晰地刻着这样的拉丁文：“在提洛岛上经商的意大利人和希腊人(致敬)盖乌斯之子卢修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Lucius Munatius Plancus)……”[271]早在罗马军队纵横希腊爱琴海之前，这里就已有商人活动，待军队进驻之后，商人们更是蜂拥而至。公元前2世纪晚期，意大利人以扇形之势沿着越来越长的罗马地中海海岸开始了真正的大迁徙。文中提到的“希腊人”可能来自海对岸、意大利南部的老移民点。从葡萄栽培到艺术品市场，这些循着财富而来的侵入者从事着各种行当。为了方便交易，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与元老普兰库斯等罗马要人的关系。

公元前166年，罗马人将提洛岛设为自由港，这就意味着经船运由此岛进出的货物不必交税。位于基克拉泽斯群岛中心的提洛岛地理位置优越，四通八达，一时间成了彼时的香港，一处连接东西方的集散地。

尽管爱琴海阳光灿烂，但提洛岛也有阴暗的一面。基督纪元前后的一名希腊作家描述了该地的一项特殊贸易，且罕见地称之为“罪行”：“提洛岛一天之内就可以接收和发送一万名奴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罗马人在毁灭了迦太基和科林斯后发了财，需要很多奴隶。”[272]然而，在此从事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却无从断定该贸易的具体展示和交易地点。

地中海东部的海盗是奴隶贸易的重要供应商，他们将受害者带到这个永远不乏买家的大市场。这些奴隶中很多人最后到了意大利。公元前2世纪30年代，一名路过伊特鲁里亚的年轻罗马贵族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本以为能领略自由民耕种放牧的田园风光，没想到却看到了“野蛮人”奴隶[273]。

贵族提比略·塞普罗尼斯·格拉古向罗马公民发表了公开演说，后来又谈到了自己的担忧：“那些为意大利而战、而死的人们……虽然被称为世界的主人，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地。”[274]古代作家们对这个格拉古特别感兴趣，在他们看来，他针对罗马农业经济开出的药方预示着罗马漫长的动**年代的到来。

何出此言？根据古代作家们的记述，罗马人从撒姆尼等意大利敌人手中夺取了土地，并将其划分成小块分给移民和其他人。然而，使用奴隶的大地主的农庄越来越大，小农们则受到排挤。失去土地的小农无法满足服兵役的财富标准，也无力养活家庭，随之而来的是，按税额征兵——招募军队的传统手段——变得不再可靠。作家们指出，这一点才是真正令出身将军世家的格拉古担忧的。

如今的历史学家认为，格拉古对罗马社会问题的解读并不准确。关于古代罗马人口规模的陈旧事实和数据，以及考古学家提供的关于乡村贫困人口或农场奴隶营房的不确定证据，在专家们中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可以确定的是，格拉古有心讨好民众。正如我们所知，罗马公民大会的投票程序偏向有钱人和他们所关心的事务。至于罗马穷人——更不用说意大利人了——则要依靠其他方式进行抗议。据说，罗马民众“在柱廊上、议政厅墙上和纪念碑上张贴告示，呼吁他(格拉古)为穷人收复公共土地”[275]。

为了避开反对意见，格拉古利用民选职位，抛开法规细节行事。他力排众议，推行新法规，开启了土地改革的进程。此外，他还一反常例，试图谋求连任，以保护自己不受来自政敌的叛国指控。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反映出他的政见在那些身为大地主的贵族同僚中引发了怎样的反对。他自己的堂兄领着一群抱着同样想法的元老及其随从在罗马的大街小巷搜寻格拉古。最终，身着便衣的格拉古与另外300多人死于石头和乱棍之下。格拉古违背了元老院的主流政治观念，动摇了罗马共和国统治阶层长期形成的共识。正如希腊作家蒲鲁塔克在公元100年左右所写的：“据说这是自废除王权以来罗马发生的第一次以流血和公民死亡收场的骚乱。”[276]

这位格拉古[277]有个非常崇拜他的弟弟，叫盖乌斯，比他小9岁，也对改革充满热情。10年之后，即公元前123年，盖乌斯也当选为保民官，继承了兄长未竟的事业。与兄长不同，盖乌斯深谙雄辩之术，知道演说就像是某种形式的戏剧。据说，他是第一个将生动活泼的大学授课方式运用到公众演说中的罗马人，他在讲坛上来回走动，魅力四射。后世罗马人还记得他演说的只言片语，比如：“奢侈并非维持生命的必需品……”[278]这句话或许是在为令保守贵族们心神不定的新观念辩护。他每月向居住在罗马的成年公民发放谷物补贴。此举受到传统派的诟病，但深受没有土地的城市无产者欢迎。原因很明显：若谷物价格因供应紧张而上涨，他们将是第一批受害者。盖乌斯是位严肃的政治家，言出必行：

他以最大的热情投身于道路工程，既注重实用，又讲求优雅。他规划的道路笔直地穿过乡野，没有一丝偏差，路基用沙土夯实，路面以石料铺就。洼地被填平，纵横交错的激流与沟堑上都架起桥梁，道路两边高度相等，沿线各地均整齐美观。[279]

在意大利开展的这项基础建设是对向贫苦农民重新分配土地方案的支持，该方案由其兄长开启，盖乌斯继之。参与筑路竞标的罗马商人也从中受益。他们属于倾向于寡头政治但表面上并不参政的骑士阶层。

格拉古[2]也利用这个阶层去控制那些滥用权力、贪婪搜刮罗马民脂民膏的元老院行政官。随着罗马在地中海地区领土的扩张，这种利用职权中饱私囊的情形越发严重，因为古代社会并不把我们所谓的腐败当成多么恶劣的问题。不过，崇尚公正的格拉古另有打算。他将原本属于元老院的法庭陪审团职权交给了骑士，让后者负责处理外省人诉罗马行政官敲诈勒索的案件。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项改革使得骑士们在因履行公共合同而与元老院行政官发生冲突时有了强大的武器。格拉古进而又做出一个关键性的决定，让骑士有机会参与利润丰厚的税收事务。此举更如同火上浇油。彼时的罗马本质上仍是个只有基本官僚体系的城邦，事务外包使得共和国无须建立专门的税收机构。不管是否有心为之，格拉古的行为点燃了导火索。短短几年之内，骑士阶层作为一股新兴力量登上了罗马政坛，与保守的元老们有合作亦有交锋。

盖乌斯·格拉古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行事的出发点很可能真的只是恪守原则，而不为党派政治所左右(也就是说，不是一心只想着为兄长复仇)。无论如何，他制定的法规和其兄长的一样，将贵族阶层分成了对立的阵营。当反对派执政官开始着手废除这些法规时，盖乌斯纠集起一群武装支持者。反对派执政官得到元老院紧急法令授权，以同等重量的黄金悬赏盖乌斯的人头。据说，此执政官的一个朋友用长矛挑来了盖乌斯的头颅，但事先挖出了大脑，灌进熔化的铅。

洞悉政坛秘密的不只有格拉古兄弟。提比略·格拉古死后几十年，也就是公元前107年，有名执政官试图用另一种方法解决罗马军队的招募之忧。盖乌斯·马里乌斯(Gaius Marius)没有依赖每年从有产阶层中招募士兵的做法，而是从最贫困的公民中征召志愿兵。此前，统治阶层一向认为穷人不适合当兵，在他们看来，有产者才是国家最好的卫士，在政治上也更“可靠”。

参军的罗马穷人中似乎有不少失去土地的乡村居民，他们是早年那些农民军人的后代，格拉古曾试着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对这些人而言，在这个罗马扩张似乎永无止境的年代，志愿参军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彼时的罗马军队正朝着为物质回报而战的职业军队方向发展。长期服役之后，这些人可以指望从将军那里得到一笔退休金。

从罗马驱车向东一小时就到了坐落在山巅的意大利小城帕勒斯特里纳(Palestrina)，从这里可以远眺罗马郊外的美景。这里古称普莱内斯特(Praeneste)，曾是拉丁人的城市，坐落在古代圣所之上。该圣所规模宏大，其遗迹在这个现代小城中仍相当醒目。

为了达到从远处便能震撼人心的效果，一位不知名的古代建筑师用七层人造阶地、坡道和柱廊铺陈出了这座剧场般的庞然大物。任何参观过科斯岛(Kos)上希腊化时期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神殿的人都会记得，那座神庙同样是依山而建，有着巨大的阶梯和宽敞的露天庭院，视觉效果与此地非常相似，好像二者遥相呼应。事实上，这也不是不可能。公元前2世纪晚期，这座福耳图那女神圣殿修建之时，普莱内斯特城里的名门望族也在希腊世界里，他们在提洛岛留下铭文的那些意大利商人中声名远扬。

地中海东面的文化对这个公元前2世纪的拉丁古城的影响也可以从帕勒斯特里纳考古学博物馆的展品中得到体现。该馆的镇馆之宝是一段工艺精湛、充满异国情调的马赛克路面，描绘了托勒密王朝晚期埃及尼罗河畔的繁华生活。显然，有了意大利中间商在地中海贸易与新兴的罗马消费市场间穿针引线，普莱内斯特的上层家庭已经富裕起来。他们一方面在家乡大兴土木建造公共纪念碑，一方面也把财富花费在希腊化时期的希腊风格装饰上，以表达一种骄傲的本地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不再单单根植于意大利中部传统。

出现在意大利中部城镇的这种独立精神在公元前91年发生了明显转变：

120年前，在卢修斯·恺撒(Lucius Caesar)和帕比留斯·茹提里乌斯(Publius Rutilius)执政期间，全意大利都拿起武器反抗罗马人……意大利人的命运与其事业一样，既残酷又公正；因为他们要求得到那个他们为之奋战的国家的公民身份。年复一年，他们在每一场战争中投入了双倍的兵力——无论骑兵还是步兵，然而他们在这个国家里却没有公民权。他们的努力让这个国家无比强大，但国家却傲慢地将这些同种同源的人当作外来者。这场战争夺去了30多万意大利青年的生命。[280]

这段话出自后世一名罗马历史学家之笔，他的先人虽身为意大利人，但在那场战争中却明显忠于罗马。至于反叛者，他们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用硬币上的图案表达对罗马的感受。大英博物馆保存的一枚硬币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头强健的意大利公牛踩着一只无助的罗马狼，狼痛苦地仰天长嚎。

古文献中记载的这场战争的伤亡人数可能不准确，但体现了后人对大规模冲突的记忆。原本极不情愿的罗马人亡羊补牢，于公元前90年和公元前89年先后通过了两项律法，终于承认意大利人拥有罗马公民身份。虽然有部分叛乱者渴望彻底脱离罗马，但该历史学家的祖先准确代表了一个无意对抗罗马、更愿意与其携手的意大利阶层：“罗马人慷慨回报了他的忠诚，特别授予他公民身份，并让他的儿子们出任仅有六个席位的地方官之职。”[281]

倘若说意大利城镇的上层阶级曾有意愿开战，那是因为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像那两名地方官一样，对以元老和行政官的身份积极投身罗马政坛感到不耐烦。至于罗马人，为何他们虽自认为对值得接纳的新来者敞开了怀抱，但仍难免被担忧所左右，这一点或许不难理解。符合条件的意大利人究竟有多少，准确数字虽不得而知，但很可能不下数十万。

罗马贵族担心这些新公民会扰乱他们长期以来对公投的控制。罗马政客警告说，在这场游戏中，罗马人的位置[282]可能会被新公民取代。由此判断，这其中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担忧，借用21世纪初期英国首相在谈到移民问题时的辞令，就是担心被“淹没”。

受回报激励的职业军人队伍让统治阶层的将领间争夺军事荣耀的传统竞争出现了新的转折。在征服非洲的战争中，同样是这个盖乌斯·马里乌斯，因为麾下低级军官出生入死俘获了一名敌军将领而获得荣耀，进而成为罗马最成功的将军之一。若干年后，那名叫卢修斯·科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的低级军官本人也成了声名赫赫的将军，并因协助平定意大利盟军叛乱而当选为执政官(公元前88年)。元老院任命他为军队统帅，对付来自东方的新敌人。

尽管年事已高，但苏拉的老对手马里乌斯仍巧妙地让元老院改变了主意。在罗马南方等待新指挥官的军队正是苏拉之前平定意大利叛乱时率领的那支，他已经通过许诺回报赢得了旧部的好感。一到兵营，他便轻而易举地说服这六个军团向罗马进军。他的部下一路大开杀戒。眼见兵临城下，元老们判处马里乌斯及其同党死刑。

随后，苏拉率军征讨希腊化时期另一名野心勃勃的国王米特拉达特斯(Mithradates)。此人是波斯皇族后裔，盘踞在今天的土耳其北部地区，试图以未来领袖的身份号召希腊人和非希腊人武装抵抗罗马的统治，从而达到扩大自己领土的目的。苏拉在希腊拉开了反击战的大幕。

1990年，一群美国考古学家在可以俯瞰喀罗尼亚平原——就是公元前338年腓力大败希腊人的那片平原——的山顶获得了一个意外发现。考古学家们在一堆碎石中找到了一块刻着希腊铭文的石头，上书“英雄荷莫洛考斯(Homolo?chos)和阿纳西达莫斯(Anaxidamos)”[283]。根据当地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记录，这两名英雄乃是喀罗尼亚的公民，在公元前86年曾率领与罗马结盟的希腊军队上山驱逐了一小股米特拉达特斯的军队。之后，苏拉率军在下方的平原大获全胜。普鲁塔克提到了苏拉在山上竖起的胜利碑，碑文正是“用希腊字母”书写。与对手马里乌斯截然相反，苏拉在表彰和奖励下属方面不遗余力。

将米特拉达特斯的军队逐出希腊后，苏拉与他握手言和。随后，他回到意大利，但罗马已被他的政敌控制。苏拉拒绝解散军队，这使得他实际上成了入侵者。他再次向首都进兵，获得不少元老的支持，并被元老院任命为独裁官——过去为应对军事危机而设立的应急领袖职位。

苏拉倾向于通过维护保守派贵族——比如与他联姻的梅泰利家族——脆弱的优势来恢复稳定。这些“最好的人”——他们如此自称——实际上是形形色色反对改革的人，他们想要恢复过去那种能够确保贵族阶层主导权的传统城邦政治体制。

苏拉试图通过施行恐怖统治让他们得偿所愿。仿佛是现代政治清洗的古老版本，他公布了一份不再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名单，名单上的数百人成了死神的猎物。与此同时，他通过了针对旧宪法漏洞的反动立法。格拉古兄弟曾利用保民官的权力推行改革。现在，苏拉试图严格限制职权来使该职位丧失对平民贵族的吸引力。

苏拉没有忘记自己的下属。漫步在庞贝(PompeⅡ)破败的街道上，游客很快就会注意到一些古老的涂鸦。其中一幅涂鸦的作者甚至拿这个习惯开玩笑：“哦，墙壁啊，我真是惊诧，背着这么多作者的长篇大论，你竟还没倒下。”[284]他们用的是拉丁语。这一点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庞贝城最初的居民是罗马的意大利盟友，他们使用的是自己的意大利方言奥斯肯语(Oscan)。公元前80年，作为对庞贝人参与叛乱的惩罚，冷酷无情的苏拉将手下两三千名士兵派驻到庞贝，分给每人一块肥沃的土地——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老居民地位下降，说拉丁语、有罗马公民身份的殖民者成了新贵阶层，并将他们的语言确立为该城的官方语言。一名古代作家说，苏拉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要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安置多达20个兵团的老兵，果真如此，很难想象意大利不少地区已有的土地持有模式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苏拉死后，罗马人依旧生活在动**不安中。罗马在意大利之外开战，在政治上需要任命有能力的将军来赢得战争，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不愿拘泥于传统政治的野心勃勃的统治阶层成员而言，苏拉的手段仍然有效——讽刺的是，苏拉生前致力于恢复传统政治。苏拉死后8年，也就是公元前70年，执政官们通过立法恢复了保民官的全部权力。正如我们从格拉古兄弟身上看到的，这些权力对于政客而言是越过保守贵族、争取民众支持的潜在武器。

当时有个名叫格涅乌斯·庞培乌斯(Gnaeus Pompeius)的执政官——通常被称为庞培(Pompey)，是名杰出的将领。他在公元前1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不断率军征战，获得胜利，赢得了非凡的个人声望，或者用罗马人的说法是“auctoritas”(权威)。他指挥的其中一场战斗一举解决了当时仍然拥有相当实力的米特拉达特斯，迫使其逃往黑海对岸的克里米亚。接着，庞培率领忠心耿耿的大军进兵叙利亚，废黜了最后一代塞琉古国王，将这个曾辉煌一时的帝国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叙利亚。庞培令地中海该地区的人们想起了早年来自西方的另一名征服者，而他本人也以此自比。

在哥本哈根宏伟的古文物博物馆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Ny Carlsberg Glyptotek)里，你可以细细凝视堪称最独特的一尊罗马雕像。这尊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头像刻画的是一名中年男性，宽下巴，薄嘴唇，额上有皱纹，按照今天的审美标准着实算不上仪表堂堂。令人羡慕的满头秀发另当别论，尤其是前额那几绺富于艺术表现力的卷发。

雕像刻画的就是庞培。古代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写道：

他的头发在前额处微微翘起，配合着眼部优雅的轮廓，与亚历山大大帝半身雕像有着某种相似，当然，这种相似更多的是神似而非形似。正因如此，在他早年，很多人都用这个名字称呼他，庞培也没有拒绝。[285]

庞培喜欢这种比较。他当然算得上名将，他的军事成就已经为他在那样一个弱国[3]里树立起了个人权威。但他并不像当时的一些将军那样渴求帝王般的地位。不过，另一名与他实力相当的将军却另有打算。

比庞培略年长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但家境并不宽裕。与庞培一样，他也通过平民路线获取了个人进阶。两人为此一度结为政治盟友，并通过婚姻来巩固这种关系，就好似一对希腊化时期的国王。保守派贵族试图阻挠这对盟友。公元前59年，与恺撒同为执政官的马库斯·卡普尼乌斯·比布路斯(Marcus Calpurnius Bibulus)对此产生了宗教上的顾虑。

恺撒利用保民官的职权推动立法，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能与庞培在东方的成就相媲美的在西线获得军事荣耀的机会。

所有的高卢人都被分成三种，一种是比利其人(Belgae)，一种是阿奎丹尼人(Aquitani)，第三种人自称凯尔特人，我们则称他们高卢人。这三种人各有自己的语言，风俗和法律也各不相同。[286]

这是我在英格兰上学时大学预科班拉丁语考试指定用书的其中一本的卷首语。命题人喜欢这段拉丁文的平实文风，难度也正合适。作者是恺撒，讲述的是他在高卢之战取得的成就。为了避免代入个人色彩，他在写作时使用第三人称叙事。

恺撒扩张罗马版图的战场南起地中海沿岸业已征服的狭长地带，北达英吉利海峡，恰好就是今天的法国。在东部，他征服了直达莱茵河西岸的领土，也就是如今的德国西部地区。在他眼里，英吉利海峡并非罗马军队无法逾越的屏障。他曾两次派远征军由海上进攻南部的“不列颠人”(Britanni)，一直打到如今的哈福德郡(Hertfordshire)。

恺撒用文字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掩盖了自我膨胀的军国主义，将征服变成了一次无心插柳的帝国霸业——敌人才是挑衅者。至于这场混战的规模，另一名古代作家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数据：

他在高卢发动的战争虽然不满10年，但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取了800多座城市、征服了300个国家，在不同时间内与300万人展开激战，其中100万人在短兵相接中被斩杀，更多人成了阶下囚。[287]

如此规模的军事“胜利”在罗马引发了政治轰动。其中之一就是，它将相比之下黯然失色的庞培推进了保守贵族的阵营。这些人对恺撒的实力和意图深感恐慌，威胁要以玩忽职守罪对他提起政治控诉。作为回应，恺撒效仿苏拉的先例，率领胜利之师入侵意大利。

接下去的战争让罗马的内乱愈演愈烈，北非和希腊也被卷进了战场。此时的庞培既要保住自己的政治生涯，也要顾及苏拉几十年前试图维护的共和制度。恺撒追击庞培的军队进入希腊，于公元前48年在法萨卢(Pharsalus)赢得决定性胜利。庞培战死沙场。

当恺撒最终**平敌手回到罗马时，他像苏拉一样登上了独裁官的宝座。恺撒的独裁风格让保守贵族更难接受。他有自己的祭司，即他的密友马库斯·安东尼乌斯(Marcus Antonius)，其职责是监督公众把独裁官当作神来崇拜。随后，恺撒将自己的独裁任期延长至“永久”，显示出独断专权的决心。公元前44年，嗅到了僭主气息的年轻贵族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及其同谋决心恢复他们所谓的自由，在元老院抓住毫无防备的恺撒，将他刺死。

翻开我那本旧埃及旅行指南，我看到了一份来自莲花船舶(Le Lotus Boat)的表格，邀请我评价搭乘该公司的船从卢克索(Luxor)顺流而下到丹德拉(Dendera)的那段旅程。那时，造访尼罗河沿岸的历史古迹还是相当安全的。我一直没填这张表，但愿意给我们那位既风趣又博闻的导游打高分。他带我们参观了丹德拉古庙的一堵墙，上面刻画的是当时的埃及统治者——著名的克利奥帕特拉——献祭神明的场景。

这位托勒密女王拥有其王室的悠久传统赋予她的双重身份。她小心翼翼为埃及子民保留着虔诚的法老形象，但在埃及之外的世界，流通硬币上的克利奥帕特拉形象则是希腊式的，扎在脑后的头发和衣着都体现着亚历山大大帝时代马其顿君主的风范。或许是因为工匠的失职，或许是因为她的特征令艺术家难以捕捉——有些人就是这样——每一枚硬币上的她都不尽相同。

年轻的克利奥帕特拉凭着财富——而非权力——成了罗马举足轻重的金主。恺撒遇刺时，正在罗马访问的她匆忙乘船离开骚乱不安的首都。那些自视为已故独裁者的政治继承人的人发誓要找凶手报仇。对于其中一人而言，这更是做子女的责任：恺撒没有合法儿子作为继承人，因此收养了妹妹的孙子屋大维(Octavian)。恺撒的旧部将他们对恺撒的忠诚转到了打算为父报仇的养子身上，这个精明而早熟的19岁小伙子于是拥有了自己的军队。一本古代传记是这样描述屋大维的政坛之路的：

他发动了五次内战，分别是在穆提那(Mutina)、腓力比(Philippi)、佩鲁西亚(Perusia)、西西里和阿克提姆(Actium)；其中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是对付马库斯·安东尼乌斯，第二次对付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Cassius)，第三次对付三执政之一安东尼乌斯的兄弟卢修斯·安东尼乌斯(Lucius Antonius)，第四次对付格涅乌斯的儿子塞克图斯·庞培乌斯(Sextus Pompeius)。[288]

无论行刺者当初是抱着怎样的希望，恺撒死后，元老院的职能并没有恢复，相反，旧有的秩序彻底瓦解了。屋大维发觉自己立刻与执政官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人们更经常称他为马克·安东尼)产生了竞争和冲突。二人结盟追拿刺杀恺撒的凶手，将他们逼入现在希腊北部的腓力比，一举歼灭(公元前42年)。

此后，屋大维、安东尼与恺撒遇刺时的副手通过合法组建一个所谓的“三执政”，一起填补了政治真空。两个半世纪后，一名罗马历史学家如此描述随之而来的新恐怖事件：

在苏拉的纵容下，曾发生过很多人因失去法律保护而被屠杀的事情，现在，这样的事件又一次重演，城里到处都是尸体。很多人在自己的家中被杀，还有不少人甚至在大街上、在集会场所、在神庙附近被杀；受害者的头颅再一次被堆放在演讲台上，他们的尸身要么留在原地，要么被狗、鸟吞噬，要么被扔进河里。[289]

这次大清洗中有名受害者叫西塞罗，他至死维护旧有政治体系，同时对安东尼展开了激烈的抨击。此后，三执政瓜分了帝国。安东尼占据东方，也因此与克利奥帕特拉女王——或者毋宁说女王的宝座——发生了以纯粹政治关系为开端的交往。凭借克利奥帕特拉的干练机敏与个人魅力，这种关系进而发展成了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的罗马-埃及联合统治。女王梦想着恢复昔日托勒密王朝在东方的荣光，安东尼则将罗马行省交给了女王，并试图通过对抗美索不达米亚的帕提亚(Parthians)帝国来赢得军事荣耀，可惜以失败而告终。

回到罗马，安东尼的东方政策让身处意大利的屋大维有了发动政变的借口。屋大维指责安东尼的所作所为背叛了罗马。他在意大利获得了足够多的支持，向托勒密女王宣战。身为强大的“埃及女性”，克利奥帕特拉本身就成了安东尼那些有厌女心理的罗马政敌的攻击目标。公元前31年，屋大维的舰队在希腊西北部的阿克提姆海岬决定性地击败了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安东尼和他的女王情人回到亚历山大里亚，双双自杀。屋大维将埃及并入罗马帝国版图，而后班师回朝。

也许谁都没有想到，屋大维这样一个纤弱的年轻人居然又活了45年。于是，种种历史因素让他有机会在获胜后把罗马由一个支离破碎的共和国变成了实际上的君主国。他一步一步徐徐而行。这其中有多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又有多少是他一开始便已计划好的？这些有趣的问题很难找到答案。

屋大维不仅巩固了自己在罗马历史上无可匹敌的至高地位，而且寿终正寝，并成功地将这份非正式的大权传给了自己的继承人提比略(Tiberius)。提比略在临终前也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这种处理独裁政体中权力交接的方式意味着，屋大维已经在事实上开启了世袭统治。他是历史上既有运气又有能力来塑造一种全新的、持久的权力体系的领袖之一。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乃是因为它在很多方面都顺应了时代。彼时，罗马社会的主要群体已为进入世袭君主社会做好了准备。

对于我们而言，非常幸运的是，屋大维在中年时亲笔讲述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和成就。此类出自统治者本人之手的关于其时代的记录在罗马历史上非常罕见，但单单这么评价完全不足以体现这份资料的分量。现代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坐落于昔日的罗马城镇安西拉(Ancyra)之上，城里随处可见的断壁残垣上刻着一行又一行长长的拉丁铭文。标题之后，铭文是这样开头的：“19岁那年，我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自费组建了一支军队，当共和国受到某个派系的统治压迫时，我用这支军队成功地捍卫了共和国的自由。”

开头这句话语言平实、真切，并且表明虽然所述事件大体真实不虚，但作者有自己的立场。威胁共和国的那个“派系”就是他的敌人安东尼。在反对他的同时，屋大维声称自己是在拯救共和国，通篇将自己描绘成共和国的仆人，而非渴望独裁的将军。

他还提到了本方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全意大利”意味着，公元前1世纪80年代新公民的后代基本上都支持他反对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如何为退役士兵提供退休金，并根据“食物与竞技场”的传统为居住在罗马的无产公民慷慨地提供礼品。按照作者的记录，彼时的罗马人口已超过400万。

他提到，其中一次竞技场斗兽所用的野兽乃是从非洲进口，“约3500头野兽被宰杀”。幸亏从埃及掠夺的战利品为他带来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他才能承担得起如此昂贵的大众消费。

这些群体不太可能在乎共和国的“自由”。面对那些旧贵族成员，屋大维则声称已经“恢复”了共和，并刻意拒绝“独裁官”的职位，因为那正是令他养父栽倒的陷阱。在仿效先人、继承传统价值方面，他还声称自己引领了一场“回归”运动：“我提议通过了一些新的法令，恢复了很多在我们这个时代业已消失的、祖先的典范做法，在很多方面，我本人也为子孙后代树立了值得他们效仿的典范做法。”[290]

为了彰显道德保守主义，屋大维(他放弃了这个名字)掩饰着自己经不住质疑的早年经历(我们稍后会详谈)。他得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一名具有传统美德的贵族——的支持。马德里考古学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尊身着罗马上层已婚女性传统服饰的利维娅·杜路希拉(Livia Drusilla)的大理石坐像。虽然没有完全遮盖住生理性别特征，但她罩着面纱，从头到脚包裹在长及地面的宽大衣袍里。这不免让人觉得，经历了令人震惊的暴力和不可预测的内战之后，屋大维和利维娅试图将这种近代的文明定义具象化：

正如我们所知，文明的本质是迟钝。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发明，或者一系列发明，目的在于消除狂热的**、****的享乐、觉醒的危险、绝望的冲突，一句话，消灭野蛮时代的刺激。[291]

上文出自一名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之手，他还谈论过君主制的“魔力”，即不应暴露在“日光”下的环绕着统治者的神秘元素。在屋大维的例子中，魔力来自他本人和罗马民众共同营造的神圣氛围。这一切始于他接受的一个头衔。正如他谨慎地写道，该头衔并非他擅取，而是被“元老院命令”授予的。“奥古斯都”是个拉丁语形容词，用于指称带有些许“神圣性”的人。彼时，在更坦率的希腊世界里，雅典和其他城市已纷纷开始任命某个公民为“奥古斯都神的祭司”。

在道德征程中，奥古斯都还对一个令很多罗马人感到棘手的问题——他们与希腊文明的互动关系——表明了立场。希腊人曾经是他们的邻居，如今是他们的属臣。这种互动过程不仅确保了希腊文明在罗马统治下得以延续，而且对其在随后几个世纪里的繁荣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事实上，希腊文明在罗马人的文化生活中所留下的印记，远非罗马这个多文化帝国中的任何其他文明可比，以至于，你完全可以把帝国时代的罗马当作两种文化的结合体。下一章，我们就要更全面地考察这种“希腊-罗马”文明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