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现代生活中，征兵很少能够成为公共艺术领域的永久主题。然而在共和时代的罗马那样一个军事化的社会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公元前2世纪晚期的一座古城露天纪念碑——现已不复存在——的浮雕正是以征兵为题材创作的。
两名身着平民服饰的年轻人站在两名坐着的官员面前，其中一名官员一边听取年轻人的个人信息，一边在成堆的簿子上做记录。一名手执盾牌利刃的步兵侍立在旁。这幅作品[238]描绘的是军事普查的场景，官员记录下的详细信息将决定这些年轻人在罗马军队中的岗位。
关于大理石浮雕中刻画的官吏工作场景的真实性，我们可以从位于斯洛文尼亚(Slovenia)西南高地的普里雅玛(Predjama)城堡的藏品中找到证据。19世纪80年代前后，该城堡的主人开始从邻近一处曾为古代定居点的考古遗址中收集罗马人的兵器。如今，这个博物馆里收藏着各种各样的致命武器，包括带刺的箭头、弹射弩、深受罗马军人喜爱的投掷长矛上的沉甸甸的刀刃以及所谓的燃烧矛，还有一种一端开口的支架，用来填装火球。公元前3世纪末期到公元前2世纪早期，这批在当时相当罕见的武器在罗马人与阿尔卑斯东南部地区部族的战争中被埋葬。
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曾对使用此类兵器的罗马军队进行过细致描述。他的记叙中包含种种惊人的细节信息，可见他与消息灵通的罗马上层人物过从甚密。他的记述也涉及他认为希腊读者们会感兴趣的问题——罗马军队何以看起来势不可当。
他对罗马军事纪律的描述定会让希腊人大吃一惊。罗马设有军事法庭。在开庭时，主持审判的官员——
只是拿短棒碰一碰那个被定罪的人；随后，所有士兵都会拿着短棒和石头一拥而上。大多数情况下，受此惩罚的人会当场毙命；纵有偶尔熬过这一关的，在经受了酷刑、设法逃出兵营之后，最终也没有希望活下来。他们不能回到家乡，也没有人敢收留他们。因此，一旦落入这种不幸的境地，到头来都只有死路一条。[239]
会被判死刑的罪行包括表现懦弱、偷盗、撒谎和古希腊人所说的“滥用身体”，也就是成年士兵以受方角色同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因为这种行为损害了他作为士兵的德行，可能被视作有损于军队士气。
波利比阿写道，这种严刑峻法所带来的结果就是：
有时候，人们即便面对死亡也会坚守岗位，由于他们害怕回家后受到惩罚，决不会擅离职守；而另一些人，那些在战场上丢失了盾牌或长矛或其他武器的人，会不顾一切地冲向敌人，指望能夺回武器，或者能避免屈辱地死于自己的同胞之手。[240]
波利比阿笔下这支显得相当专业的军队是从以氏族为基础的武士群体一步步发展而来的，他们在早期古罗马人及其邻居间的小规模冲突中承担了大部分作战任务。笼罩着迷雾的早期罗马历史使得年轻的共和国无法从一连串发生在意大利半岛的战事中脱身，也令她在公元前275年时有效地控制了波河(River Po)以南地区。关于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虽然大致的轮廓相当清晰，细节却难以重构。
当时，罗马接连不断地卷入了与说意大利语的邻近国家的战争，有时几场战争还会相互重叠。起先是萨宾人(Sabines)、沃尔斯奇人和伊特鲁里亚人，继而是意大利中部的撒姆尼人(Samnites)，混居在那不勒斯湾及内陆的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意大利南部那些说意大利语的民族以及希腊城邦，间或还有外来入侵者——公元前390年，一伙高卢人袭击了罗马；公元前280年，即希腊化时期，来自希腊西北地区的国王皮拉斯(Pyrrhus)又登陆意大利，帮助其希腊盟友塔拉斯[Taras，即塔兰托(Taranto)]对抗非希腊敌人。
在历史上，并非只有罗马人喜欢宣称自己是为“公正”和“虔诚”的理由而战。他们相信，早在远古时代，他们的祖先在开始军事行动时会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在这种仪式上，一名被称为外事祭司(fetialis)的专业祭司会亲自进入敌方领土，指责对方犯了某种错误，要求予以纠正。如果对方不予理睬，“按照惯例，外事祭司会将一根带铁质尖头或在火中硬化过的木矛带到敌国边界”[241]，然后“当着不少于三名成年男性的面”说完外交套话，“将矛投掷到对方的领土上”[242]。罗马人非常重视这套宗教仪式，无论在与敌人的争执中是否真的占理。因此，虽然祭司投掷长矛的行为暗含着错在对方的意味，但这种传统本身并不意味着早期罗马人只是为了防御才投入战争。
共和国早期和中期时的罗马人似乎一直在打仗。历史学家们仍然不能确定他们主要是在抵御外敌入侵，还是(恰恰相反)相比于当时其他国家更为好战。倘若是后一种情况，他们是否有一个长期的主导策略，比如先**平意大利，进而扩展到更大的战场。
在“罗马崛起”过程中，有很多代人、很多亲身经历者都对罗马的目标做出过笼统的陈述。也许最保险的做法是假定其中既有防御也有侵略，掺杂了经济利益和对盟友的义务，以及随着接踵而至的胜利而日益膨胀的傲慢。
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说的，公元前200年左右，当罗马人开始自己记录历史时，着实还没什么可以书写。现存最早的出自罗马人之手的记录写于公元前1世纪20年代，作者李维堪称那个时代的文化巨擘。他去世后约一个世纪，一名罗马人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提到了这样一则轶事：
你难道从来没读到过吗？有个加德斯(Gades，即西班牙的加迪斯)的公民如此仰慕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的名望与声誉，千里迢迢前来只为看他一眼，一旦目睹了李维的风采，他便回家了。[243]
我无法想象今天有哪个历史学家能获得如此的推崇。李维为渴望了解古罗马过往的罗马读者们撰写了一部爱国史，阐释了罗马人之所以伟大的独特美德。他当然无意扭曲事实，但对于美化、甚至虚构事实，他身处的那个社会比如今这个社会宽容得多，更何况，他最终描绘出的是一个与罗马人已有的认知、与他们对罗马“特性”的理解大致相符的诗化的想象。
举个例子，李维讲述了执政官率兵对抗撒姆尼人却遭到惨败的故事。胜利者对罗马士兵极尽羞耻之能事，逼迫他们弯腰从三根长矛下面钻过去，矛的架设方式模仿架在阉牛脖子上的轭：
首先被押到轭下的是几乎半裸的执政官，接着是他的下属，以官阶高低为序；随后是几个军团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全副武装的敌人站立两侧，不住地谩骂、嘲弄。罗马士兵中很多人被刀剑所迫，有些人因为明显表现出对征服者的愤恨而被当场打伤或屠杀。[244]
在李维看来，撒姆尼人的行为是背信弃义的，但他也承认罗马的指挥着实差劲。此外，自然条件亦对罗马人不利。正如他在描述撒姆尼人伏击罗马军队的地势时提到，那里有个所谓的考丁岔路(Caudine Forks)——如今单凭历史描述已很难确定其位置。李维还提供了额外证据——不少于五次的演讲，有的来自罗马人，有的来自撒姆尼人。他把整个事件作为给罗马读者的一个教训，但同时也为这令人沮丧的故事配上了一个戏剧性的、以牙还牙的结尾，即六年之后的卢克利亚(Luceria)之战：
在罗马人取得的各场胜利中，没有比此次命运的突然逆转更辉煌的了，尤其是，倘若果真如我在编年史中读到的那样，撒姆尼的总指挥官、赫伦尼乌斯(Herennius)之子庞提乌斯(Pontius)及其下属被押去钻牛轭，以偿还当初执政官所受的侮辱。[245]
罗马人扩大势力范围的手段不仅有战争，也有结盟和协定。他们在那几个世纪进行的外交活动甚至可以量化。公元80年，罗马城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不下3000份“关于结盟、签署协定、授予特权等行为”[246]的古代记录。公元1世纪晚期的一名希腊作家给出了一份很可能是真实的协议摘要，该协议签订于公元前493年，协议双方为罗马人和拉丁人：
指天为誓，指地为盟，罗马与拉丁诸城间永保和平。既不彼此交恶，亦不引入外敌，不向试图攻击罗马或拉丁诸城的敌人提供便利。如遇战事，倾尽全力彼此援助，平等地共享战利品。[247]
这份颇具启示意义的协议表明，罗马人很早就让盟友参与他们的军事行动，期望他们分担军事压力和风险、分享经济回报。它也展示出罗马人利用这种互助条约让自己插足别国战争以及向盟友提供保护的能力。协议勾画出这样一个未来：彼时，意大利半岛的盟友将为它提供比单一城邦所能提供的多得多的人力。这个未来就是罗马共和国。
罗马人也为我们留下了“殖民”这个概念。公元前4世纪，他们开始增强对被征服的意大利半岛邻国广袤土地的控制。罗马以东约100英里，意大利中部高地上一个叫作阿尔巴福森(Alba Fucens)的地方曾是当时大批殖民地中的一个。如今，这里是阿布鲁佐(Abruzzo)山脉群峰脚下的一片风景区。在那里，你可以看见规划出殖民地未来发展的矩形布局，以及在公元前303年殖民地设立之初建造的多边形石头防御墙。
后世的罗马人西塞罗把这些位于意大利的老殖民点视为“防范潜在危险的适宜地点”，因此起到了“帝国堡垒”的作用[248]。阿尔巴福森似乎正符合这样的描述。它占据着小山上的一处防御工事，罗马人又将已有的一条军事道路一直延长到那里。考古学家们还在周围村落发现了古罗马勘测工作的痕迹。古代勘测员使用简单的工具在被驱逐的原住民的土地上规划出道路网，然后分成矩形地块分给新居民。根据李维的记录，有6000户家庭迁至此地，他们中既有罗马人，也有拉丁人。这些殖民地可以解决土地不足的问题，同时又能满足战略需要。
希腊西北部亚尼纳(Yannina)的一家新近翻修的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些工艺品，让人想起在公元前4—前3世纪统治巴尔干南部地区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其中一件展品是一个马其顿式盾牌，上面刻着“国王”皮拉斯(公元前319—前272年在位)的希腊名字和头衔。据说，这面盾牌是公元前274年皮拉斯大败邻近的马其顿人之后缴获的战利品，他将它带回家乡献给宙斯，考古学家们就是在圣所里发现它的。
这名好战的国王雄心勃勃地想要像与他同时代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们那样，拥有自己的国家和领土。六年前，尚武精神令他回应了来自位于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城市——即原先的斯巴达定居点塔拉斯、后来的罗马城市塔林敦(Tarentum)——的请求。公元前295年，罗马人在意大利中部地区获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就将触手伸向意大利南部，对该地的居民造成了威胁。
据说，当塔林敦使者前来游说时，国王想到了特洛伊的陷落，“希望自己也能重演那场胜利：阿喀琉斯的后裔对阵特洛伊殖民者”[249]。皮拉斯家族的确自称是荷马英雄的后代，他在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盟友打交道时似乎也强调了这种振奋人心的血统。同时，他们也一定熟悉关于特洛伊难民在意大利半岛找到新落脚点的希腊传说。正如我们先前所知，这些人之中就包括传说中罗马人的祖先。
皮拉斯起初低估了罗马人，这与希腊人长期以来对“野蛮人”的蔑视不无关系。据说，当他第一次看到秩序井然的罗马军营时惊叹道：“你或许可以叫他们野蛮人，但他们的纪律一点也不野蛮。”[250]在随后的战斗中，双方各有输赢。令皮拉斯气馁的是，罗马人及其盟友似乎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弥补战斗减员。或许正是这一点促使他最终放弃了冒险西进，渡过亚得里亚海返程。
11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64年，罗马人开始了波利比阿所说的“史上最长、最胶着、最激烈的战争”[251]。在西西里小城卡斯泰尔韦特拉诺的小型考古发掘现场，我亲眼见到了自2004年以来由潜水员和捕鱼网陆续从西西里西北海岸的埃加特斯岛(Aegates)——即今天的埃加迪群岛(Egadi)——打捞上来的令人振奋的战争物资。
这些文物中有一组保存完好的“船鼻”[252]，也就是罗马人安装在战船船首的青铜撞击器，其中一些还带着用于固定在船体木料上的钉子。这一发现帮助考古学家否定了一个现代理论，即罗马人使用的撞击器像蜂刺那样一经撞击就会与船体分离。这批撞击器中有10只带有拉丁文的罗马行政官名字，想必，他们的职责就是“验收”制造商的工作。
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低级行政官的名字是在撞击器浇铸之时便有，而非后来加刻的，像是在夸耀，似乎成功督造海军订单便能给他们带来个人荣誉。有两名行政官的名字旁边还有额外的装饰——手执花冠、长着翅膀的女性图案。她就是胜利女神。在这些致命武器上雕上她的形象，其含义毋庸赘言。
波利比阿描述了公元前242年罗马舰队攻下埃加迪群岛的那场战斗。那是他们第三次尝试通过海战来赢得这场持续了22年的战争。罗马人执着地要成为海上强国。他们已耗尽国库，只能孤注一掷地呼吁富人们以爱国主义精神做出牺牲，自掏腰包组建第三支舰队。负责指挥舰队的执政官本人也决心不让这最后一次机会因拙劣的航海技术所毁：
他每日操练水手，进行各项演习；由于他对纪律的重视，水手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训练有素，能面对各种挑战。[253]
罗马人之所以需要强大的海军，乃是因为他们正与称霸地中海中西部地区的迦太基人作战。波利比阿完整地记载了这场战争。他既同情罗马，又因自己的希腊人身份而多少能够置身于事外，堪称此战的最佳记录者。他回顾了这两个国家历史上长期以来的条约关系，对战争的导火索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看到的，这段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前。波利比阿写道，罗马人——
眼见迦太基人不仅把利比亚纳为附庸，征服了西班牙的大片地区，还占领了撒丁和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的所有岛屿。因此，他们担心，如果迦太基人称霸西西里，就会变成最麻烦、最危险的邻居，会威胁到意大利的每个角落，让罗马人陷入重围。[254]
用现代术语来说，这种思维叫作防御性帝国主义。波利比阿认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罗马人才会支持一项不道德的事业：他们帮助了一股不得人心的势力，在西西里东部引发了动**。在罗马人看来，这些流氓雇佣兵的活动阻碍了迦太基人统治全岛的计划，因此，支持雇佣兵符合罗马的利益，尽管有些罗马人对此还有顾虑。这与现代西方实用主义政治如出一辙。
公元前242年，罗马人在埃加迪群岛的伟大胜利为第一次布匿战争(First Punic War)画上了句号。迦太基求和。罗马要求迦太基撤出西西里，并在20年之内支付一笔数额庞大、但不至于无法承担的白银作为赔偿。战后仅仅4年，罗马人占领了迦太基领地撒丁岛。
他们对这种——用波利比阿的话说——“盗窃行径”[255]的辩解是，迦太基人打算利用这个岛对意大利发动攻击。波利比阿认为，这种落井下石的不公正行为足以激怒迦太基人，成了他们20年后(公元前218年)袭击意大利的潜在原因。那一次，杰出的迦太基将领汉尼拔(Hannibal)精心策划，从迦太基的西班牙军事基地发动进攻，大胆地率领军队在夏季翻越阿尔卑斯山。
罗马人历来把汉尼拔视作可怕的对手。“面对危险，他既有决绝的勇气，亦有了不起的判断力。”李维写道。同撒切尔夫人和特朗普先生一样，他睡眠时间很少。有鉴于此，李维提到的他的那些缺点也许就不足为奇了：“他残酷无情，比布匿人更不守信义；他不关心真理，不在乎圣洁，不敬畏神明，不遵守誓言，没有宗教顾忌。”[256]
第二次战争几乎让罗马臣服。公元前216年，在一个叫作坎尼(Cannae)的古城附近——即如今的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大区，罗马人的运气跌到了谷底。汉尼拔凭借出色的指挥歼灭了由当年罗马执政官率领的八个兵团。根据现代学者的估算，罗马军队损失了数万人，其中包括一名执政官。
如果说这场战事持续时间较长，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汉尼拔没有攻城部队，也没有进攻城市。相反，他的目标是打破罗马的联盟。他主张释放罗马盟军的士兵，但未能达到完全瓦解联盟的目标。与同皮拉斯交战时一样，罗马拥有更多人口，这使得该城即便蒙受了巨大损失仍能招募新兵进行反击。有一段时间，绝望中的罗马人甚至把十几岁的少年和经过挑选的奴隶也送上了战场。但到了公元前209年，他们已有足够的力量袭击迦太基位于西班牙的驻地。迦太基人吓破了胆，无力或不愿再支持汉尼拔，最终将他召回。罗马人穿过非洲尾随而至。公元前202年，帕比留斯·科尼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在此获得决定性胜利，逼迫迦太基议和。
波利比阿就是在这个时代出生在伯罗奔尼撒的。他在希腊世界里长大成人，罗马击败汉尼拔以及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得这里的人们常常紧张地谈论着罗马的意图。他记录了公元前2世纪希腊人就此问题展开的争论。希腊人认为，罗马看似势不可当的崛起纯属偶然。他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指出罗马人正为获得“普世权威和统治而大胆出击”，换言之，他们是有计划的。
历史学家们时至今日仍在就罗马帝国主义问题争论着。如果说当时的希腊人对此意见不一，那么现代专家们也不太可能得出什么统一见解。罗马人击败汉尼拔之后采取了一些控制手段，引起了希腊人的注意，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端倪。这些手段使得罗马可以向迦太基的马其顿盟友腓力五世(Philip Ⅴ)宣战，后者是希腊化时期国王的典型，一个好战的扩张主义者。
撇开种种带有帝国色彩的迹象不谈，希腊人和其他地中海居民目睹了罗马人如何一步步把从迦太基获得的海外领土变成了行省。首先是原本属于迦太基的那一半西西里岛，接着是撒丁岛。国王西耶隆死后，原本属于希腊的那一半西西里岛也改旗易帜。公元前211年，罗马军队兵临城下，阿基米德倾尽才智也未能阻止希腊首都叙拉古的陷落。再往后，公元前197年，罗马人向西班牙派驻了两名总督。随着总督的到来，向罗马纳贡的日子开始了。
所有这些胜利让罗马人坚信自己的优势，也让希腊人意识到他们并非总是在寻求土地，尤其是罗马人在希腊中部击败腓力五世的那一战。波利比阿试图以此战(公元前197年)为例，向希腊读者解释罗马步兵军团如何居然能够打败马其顿步兵，须知，后者的作战风格可是得了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军团的真传：排成紧密阵型，用长矛的尖刺阻止敌人。
波利比阿认为，罗马军团的优势在于更灵活。由于队形相对松散，士兵们无论是以他们喜欢的小团队为单位作战，“还是单打独斗”[257]，都有足够的空间挥舞盾牌和各种兵器。鉴于后来罗马军团令人惊异地击败了更多马其顿风格的军队，波利比阿的分析不无道理。
在随后的和平谈判中，获胜的将军提图斯·奎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展现出了罗马人的外交才干以及对希腊历史的了解。面对希腊要求永久终结马其顿君主制的压力，他指出，保留君主统治符合希腊的利益，因为马其顿武装保护了希腊南部免受北方蛮族侵扰。显然，罗马人并不急着把这副担子扛在自己肩上，也不想这么快帮希腊人除掉眼中钉。
弗拉米尼努斯还以罗马的名义宣布，希腊城市不再受腓力的部队控制。普鲁塔克(Plutarch)描述了希腊爆发的欢庆：
夜幕降临，(希腊人)厌倦了围着(弗拉米尼努斯的)帐篷欢呼，接着，他们招呼着、拥抱着遇见的每一个朋友和同胞，开始了觥筹交错的宴会。[258]
实际上，希腊仍处在罗马的“保护”之下。罗马人在三处战略要塞取代了马其顿驻军，表面上的原因——或说借口——是要保护希腊不落入希腊化时代另一个同样野心勃勃的国王手中。
这个国王就是塞琉古王朝的安提阿古三世。那段时间，他和他的军队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位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国核心区域，其意图在于收复先人丢失的小亚细亚和欧洲的领土。弗拉米尼努斯撤走军队后，希腊大门洞开。
安提阿古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罗马人挥师折返，两度挫败这名国王和他的马其顿式军队。罗马要求他从新近征服的蜿蜒山脉以西地区(即现在的土耳其中部)撤离。这对于从亚历山大超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曾经最大的帝国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希腊人用一代人的时间适应了新的政治版图。如今，主宰者已不是希腊人，行事风格也发生了变化。身处古代缓慢生活节奏中的希腊人并不了解战时的罗马风俗。西班牙出土的一段刻在青铜上的拉丁铭文罕见地记载了罗马人所谓无条件投降的概念：
色诺斯(Seanoci)的民众把他们自己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交给了得胜的将军、盖乌斯之子卢修斯·卡西乌斯(Lucius Caesius)，寄望于他的真诚之意……他命令他们交出曾夺取的武器、人质、逃兵、战俘、种马和母马。他们如数上交。接着，得胜的将军、盖乌斯之子卢修斯·卡西乌斯下令释放他们，并将他们投降前所拥有的田地、房屋和其他东西归还给他们。[259]
从铭文中提到的执政官可以判断出当时是公元前104年。罗马的这种“诚意”观念让投降的敌人心悦诚服地、永久地臣服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这对希腊人而言还是件新鲜事。公元前191年，罗马与安提阿古交战之际，另一个与罗马为敌的希腊国家开始同罗马人和谈。罗马将军的特使突然打断了埃托利亚(Aetolian)代表。波利比阿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埃托利亚人进一步掂量了实际情况之后，决定把整件事交给格拉布里奥(Glabrio)将军，交给罗马人的“诚意”。他们并不知道这种说法的确切含义，只是被“诚意”这个词蒙蔽，以为会因此获得更大的宽恕。但是同罗马人打交道时，将自己交给胜利者的善意无异于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投降。[260]
公元前189年，罗马人最终与这些埃托利亚人签署协议，他们对主导权的坚持在那份关于埃托利亚附庸地位的直白声明中表露无遗。习惯了和颜悦色的外交传统的希腊人定会大吃一惊，因为声明中的拉丁词汇maiestas的字面意思就是“更伟大”：“埃托利亚的人民应该诚挚地拥护罗马人民的事业和尊严。”[261]
西庇阿在札马之战(battle of Zama)中击败汉尼拔后，心怀感激的罗马人送了他一个表示尊敬的别名“埃弗里卡努斯”(Africanus)。将军们以获胜地作为别名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亚细亚格尼斯(Asiagenes)、马其顿库斯(Macedonicus)、亚该库斯(Achaicus)、巴利亚利库斯(Balearicus)、德尔马提库斯(Delmaticus)等等，这一连串名字为我们勾勒出了公元前2世纪罗马的主要战场。
罗马人对胜利之名的渴望与西庇阿家族男性夸夸自得的墓志铭一样，都体现了罗马贵族间追逐军事荣耀的竞争。一名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作家在回首那段历史时，描述了该阶层典型的非凡战斗热情：“他们追逐荣耀的竞争异常激烈，每个人都急切地击倒敌人、爬上堡垒，都渴望有人见证自己的英勇行为。”[262]
历史学家李维把他在罗马贵族家庭中看到的那些先人面具展示斥为伪历史，并将该现象归咎于这种竞争：
我认为，葬礼悼词和肖像下的铭文已使这些记录变得毫无意义，每个家族都在拼命为自己捏造胜利和职位——这种行为定然已给个人成就和公共纪念造成了混乱。[263]
公元前2世纪时罗马与其他国家间的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大家族的军事狂热推动的，如今仍未有定论。执政官们先提出宣战请求，接着便得到命令，这个程序可能会让人们觉得二者间必有因果关联。李维提到，弗拉米努斯在希腊取得的胜利令他受到罗马选民的青睐，进而被“推选”[264]为执政官，走上职业生涯的巅峰。
此外，他还享受了“凯旋仪式”[265]。公元前2世纪，打了胜仗的罗马贵族所能获得的最高公开敬意就是这种由元老院授予的、非常稀有的奖励，致敬的形式主要是在罗马大街上举行公开游行。古代作家们指出，获得此种奖励须满足一定标准。据说，其中一条标准是单次战斗中的歼敌数量不少于5000人，且将军能够平安离开战场。这就意味着将军会乘着战车，带着部下一起参加游行。
普鲁塔克在描述弗拉米努斯的凯旋游行时，关注到了另一个能取悦罗马民众的细节——战利品的展示：
向民众展示的金钱数量庞大。据图狄塔努斯(Tuditanus，罗马历史学家)记载，游行队伍带着3713磅[1]金条、43 270磅白银和14 514枚印着腓力肖像的金币。[266]
正如这次展示所表明的，罗马人将战利品视作公共物资。掠夺，始终是罗马战争逻辑的一部分。获胜的将军在分配较贵重的战利品时有很大的自由度，他可以给下属额外的现金——这种举动自然深受平民欢迎，也可以将金银交给国库，还可以利用战利品提升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
将军们也会用战利品资助公共竞赛或修建庙宇，兑现战场上的誓言。公元前2世纪，他们开始从希腊带回掠夺到的艺术品，以宣扬自己的胜利。1952年，考古学家在利古里亚(Ligurian)海边的罗马殖民地鲁纳(Luna)遗址发现了一个雕像底座，雕像已不知所终，底座上刻着：“我，盖乌斯之子、执政官马尼乌斯·阿西留斯(Manius Acilius)，(将此雕像)从斯卡斐亚(Scarpheia)带走。”[267]
此人正是出征希腊的马尼乌斯·阿西留斯·格拉布里奥(Manius Acilius Glabrio)。公元前191年，他洗劫了一个叫斯卡斐亚的希腊城镇，此处也是安提阿古的要塞所在。他的部下定然是将这尊雕像装船运回了罗马。雕像可能来自城里希腊人进行献祭的公共神殿，如今却成了胜利者的奖杯。对于格拉布里奥这样的贵族而言，战利品是他们追逐个人荣耀的另一种武器。
参观德尔斐考古博物馆的游客很少会在雕刻着战斗场景的浮雕前停留，毕竟，这个主题在希腊艺术中太常见了。然而，浮雕上参战者的盾牌却暗示了某些不寻常的东西。有些人使用的是马其顿式的圆形盾牌，有些人拿的则是罗马军团的椭圆形盾牌，后者的覆盖面积大得多，可以护住全身。
这块浮雕曾是一名罗马将军拿来装饰纪念柱[268]用的。此柱高33英尺，顶端是将军本人的雕像。浮雕刻画的是他于公元前168年战胜腓力之子、马其顿国王帕尔修斯(Persus)的事迹。对于前往德尔斐——希腊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朝圣的人而言，这根纪念柱明白无误地标志着马其顿王朝的最终覆灭。
22年之后，为了惩罚伯罗奔尼撒城邦联盟的叛乱，一支罗马军队侵入希腊南部。该联盟是当时希腊大陆上仅存的真正的军事力量。获胜之后，罗马军队随即将希腊城邦科林斯夷为平地。同年，另一支罗马军队以同样的方法处置了迦太基城。尽管这座非洲城市早已不复当年，罗马人依旧错误地——但或可理解地——将它视为实实在在的威胁。
希腊人对罗马人行为的看法一如既往地存在分歧。有些批评家认为，罗马人已被权力腐蚀，一如先前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他们说，罗马人在与迦太基人的最后一战中丢失了古罗马人的荣光，他们使用了“阴谋诡计”[269]，其行径更像个希腊化时期的国王。
波利比阿本人觉得，罗马人的堕落自海外战争始，在那之前，他们曾“保持着自己那套未受玷污的习惯和原则”[270]。他认为，如今，罗马将军接受贿赂已不再是什么稀罕事。尽管如此，波利比阿自己仍然忠于罗马，即便他曾经是罗马的人质。他强烈反对引发了公元前147年罗马入侵事件的希腊政治家。罗马获胜后，他用自己的知识为处理希腊事务的罗马官员服务。这种模式也成了未来罗马统治属民的方式：与那些欢迎他们的人合作。
彼时的希腊人开始公开谈论罗马对“陆地与海洋”的统治。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种转变的副产物——日益深化的内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