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是由诸多不同群体组成的，有时，这些群体之间有广泛的共性，有时则不然。2011年，一座希腊化时期的墓穴在经过修复后重新开放，向公众展示了古代罗马共和国时期——即从驱逐国王到公元前30年所谓的共和“覆灭”这段时间——最强大的一支社会群体的价值观。

这个墓穴位于与古罗马墓地大道阿皮亚古道(Via Appia)相连的一座天然凝灰岩小丘之下，由若干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组成。通道的壁龛里曾摆放着至少八具来自同一家族、时间跨度达两个世纪的石棺。如今，参观者在入口处可以看到最古老的那具石棺的复制品(真品保存在博物馆)。棺盖上刻着死者的祭文：“(卢修斯·科尼利)乌斯·西庇阿[(Lucius Corneli)us Scipio]，格涅乌斯(Gnaeus)之子。”在石棺较长的一个侧面，死者曾孙辈中的某个后人(公元前200年左右)又加刻了一首赞美这位祖先的诗句：

卢修斯·科尼利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格涅乌斯之子，勇敢又明智，才貌双全、气概非凡，他是你们的民选行政官、执政官和审查官；他攻取了陶拉西亚(Taurasia)和基萨乌纳(Cisauna)，也就是萨莫奈(Samnium)；他击败了整个卢卡纳(Lucana)，从那里带回了战俘。[215]

罗马人的名字包含很多信息。雅典人只有一个名字，在正式语境中则会连带上其父亲的名字，比如：桑提波斯(Xanthippus)之子伯里克利。而罗马公民称谓的正式写法不仅包括其本人的名字(卢修斯)和父亲的名字(格涅乌斯)，也包含家族名字(科尼利乌斯)，有时候还会带上祖传的姓氏(西庇阿)。显然，这种命名系统帮助罗马男性建立起了特定父系氏族的身份认同。科尼利乌斯·西庇阿家族那样的贵族们会通过几代人使用同一块墓园的方式来加强这种谱系认同感。

卢修斯的墓志铭是写给罗马人看的。在撰写者的设想中，来来往往经过此处的人会停下脚步，阅读和赞叹这位死者的品格。在这段溢美之词中，有几个很关键的罗马词汇突出体现了这个西庇阿所代表的某种符合男性道德标准的公民服务意识。

西庇阿堪称楷模。他“勇敢”，有“男性气概”，曾以三种公共官员的身份为国效力，其中包括备受敬重、竞争激烈的执政官和审查官之职。最重要的是，他的后代强调他是一名常胜将军，并一一列举了他代表国家征服的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土地。

借着这个家族陵墓遗迹，一个由贵族的人生观主导的社会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一代又一代，冠着同样家族姓氏的男性们渴望成为国家最高领导者，渴望率领大军攻城拔寨。他们自幼浸**在某种道德氛围中，这种道德准则在其他以武士贵族为主导的社会里也很常见。它强调名誉、荣耀和卓绝的男性气概，而这一切都可在公共服务中得到展现。正如西庇阿的墓志铭所体现的，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凭借美德为国效力，而他们的美德也需要得到公众的认可。

这个家族里最后葬于此墓地的是一名女性，据推测，死于公元前2世纪20年代。她的墓碑上是这样写的：“保拉·科尼利亚(Paulla Cornelia)，格涅乌斯之女，希斯帕卢斯(Hispallus)之妻。”除了她的贵族身份，我们对这个保拉·科尼利亚一无所知。她的家族选择用描述古代自由女性的传统方式——即某个男人的女儿、另一个男人的妻子——来定义她的身后名。虽身为贵妇，墓志铭却如此平淡，古罗马人的传统观念可见一斑。

后世的罗马人倒是记住了大约同一时代、同样来自这个家族的另一名女性。此人也叫科尼利亚，死于公元前100年左右。这位科尼利亚在守寡期间将两个贵族儿子抚养成人，两人都曾在罗马政坛辉煌一时。后世的一名作家称，正是她在幕后斡旋，才成功地说服年轻的盖乌斯(Gaius)放弃了打击政敌的计划。

在彼时白热化的罗马政坛，盖乌斯的另一个政敌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他母亲。我们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但据说盖乌斯如此反驳：“所有罗马人都知道，她不与男人来往的时间比你还长，可你像她那样生过孩子吗？”[216]

相互竞争的贵族间彼此进行性攻击在共和时代的罗马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政治手段，一如在古典时期的雅典那样。盖乌斯回应的着眼点不仅在于嘲讽对方的同性恋情，也强调了科尼利亚的“美德”。为人妻，她不但可以为自己的生育能力骄傲——据说她生了12个孩子，而且选择了守寡，以保持对已故丈夫的忠诚。身为政坛要人的亲人，她拥有左右公众生活的不寻常的影响力。或许，正是这种身为罗马主妇的质朴赋予了她如此行事的道德权威，即便在她亲生儿子眼中亦是如此。

这些罗马人长什么样？罗马有家比较新的博物馆，叫蒙特马尔蒂尼中心(Centrale Montemartini)。布展者利用一间废弃的发电厂为展厅，将古代雕塑置于机器时代的重重管线之间。与布展环境一样显得格外突兀的是其中一件雕塑作品：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手持两个同样是秃顶的中年男性人头[217]。事实上，他拿在手中的那两颗头颅原本应是半身塑像。这尊雕像体现了罗马贵族家庭的一个古老传统，即在家里比较醒目的区域展示其祖先的“头像”。罗马的作家们提到，这些古老的家族往往将祖先的脸谱与家族树放在一起，并用花环装饰衬托出他们的名字。

“头像”可能是用模子拓出来的，与杜莎夫人(Madame Tussaud)蜡像馆的风格类似。无论如何，这种风俗似乎说明了共和时期罗马统治阶层对塑像雕塑家的期待。

若是你有足够的耐心浏览位于意大利北部都灵(Turin)的古董博物馆(Museo di Antichit?）的网页，或许可以看到一幅中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古代肖像[218]。依照现代审美标准，这幅画像上皱起的前额、下垂的面颊、后退的发际线以及严厉的表情都会令人感到不悦。此外，从侧面看，头顶的形状也有些怪异，有个天生的凹陷，就是今天所谓的鞍形头。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无不明确地表现出罗马共和国时期贵族的写实品位，即喜欢对世界展示出冷酷无情的真实面孔。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一如历史上其他时期、其他地方的上层阶级，罗马共和国的贵族阶层也是一个杂合体。西庇阿家族和恺撒家族据说属于古老的核心宗系，即老贵族(patricⅡ)，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王制时代，甚至本身就是国王。后世的罗马早期史作家记录了这些特权贵族与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普通民众之间由来已久的社会冲突。

在寻求政治平等的斗争中，拥有武器的平民所采取的极端策略是成批成批地逃离城市：

……他们撤退到城外三英里、阿尼奥河(River Anio)对面的圣山(Sacred Mount)……自发地搭起营地，修筑篱笆沟壕，平静地生活着，除了维生的必需品，他们什么都不拿。就这样日复一日，既不主动挑衅也不回应挑衅。[219]

平民是早期罗马军队的中坚力量，罗马人所说的这些“撤退行动”有点类似于罢工抗议，是两个集团较量中的有力武器。第一次撤退行动发生在公元前494年，结果是民众从贵族手中争取到两个平民行政官的席位。无论平民与执政官之间发生怎样的冲突，这两名每年由“人民大会”选举出来的行政官都不容侵犯。

古罗马人认为，当时的民众压力也带来了民众权利保障的重大变化。遵循一些久已建立的、具有非官方法律地位的风俗，他们的祖先们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便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据说，平民们成功地促使这些风俗转变为成文法，并得到公开展示——该事件据信发生在公元前450年左右。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公元前1世纪晚期的记载，负责该事务的10名地方行政官明确声明，“所有人的权利一律平等，无论是最高阶层还是最低阶层”[220]。当然，这有可能是后世的美好想象。

原本的12块铜表早已遗失，最初的表述也随之逝去。现代学者们根据后世罗马作品中的引用拼凑出了法规的大部分内容：

折断自由民的骨头，罚300阿斯(罗马币)；折断奴隶的骨头，罚150阿斯。

禁止在他人田地上放牧。

女性不得因出丧而毁损面容或号啕大哭。[221]

正如此处随机列举的条款所示，这些规定都是乡村社会的陈规旧俗。尽管其中很多都已过时，但罗马人赋予十二表法(Twelve Tables)巨大的象征意义。李维完全可以声称，“时至今日，它们仍是一切公法和私法的源头”[222]。

经过约两个世纪的斗争，平民成功地迫使贵族做出一些让步，赢得了与贵族通婚的权利，并可以依法要求年度执政官中至少有一个平民。此前，自国王下台之后，罗马执政官一直由两名首席年度行政官担任。结果，平民阶层中富裕家族的参政开始令统治阶层发生了变化。

到了公元前2世纪，老贵族出身的科尼利亚与平民出身的新贵提比略·塞普罗尼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的联姻已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双方家族里都有人曾担任执政官，登上过政坛巅峰。这是最重要的分水岭。到了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开始把执政官的后代称为贵族(nobiles)。

得益于出生率，一个枝繁叶茂的贵族家庭在短短20年间(公元前123-前102年)出了6名执政官。据说，当时有一名罗马剧作家像阿里斯托芬那样在舞台上公开嘲讽罗马的政客，他的讽刺对象就包括这一家人。他暗示说，他们的成功靠的不是美德，而是耻骨间旺盛的繁殖力：

奈维乌斯(Naevius)早就在评价梅泰利(Metelli)时写下了诙谐又粗鲁的韵文。“梅泰利家的人生来就是罗马的执政官。”接着，执政官梅特卢斯(Metellus)怒气冲冲地回答，“梅泰利家定会让诗人奈维乌斯尝尝苦果”[223]。

这一幕生动地展现了罗马共和国里自由言论冲突的画面。一方面，普通人用看似极现代的方式进行口诛笔伐；另一方面，傲慢的行政官就像法国大革命前的大领主那样，威胁要对此人身攻击给予暴力报复。

公元前2世纪，一名见多识广的希腊访客写了一篇关于罗马政治体系的说明文章，试图阐释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他写道，这个体系保持着精妙的平衡，“没有人——哪怕是罗马本地人——能够断言，该体系从整体而言究竟是贵族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224]。

这名叫波利比阿(Polybius，公元前118年前后去世)的希腊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理解描述了这个在他出生(约公元前200年)之前不久形成的体系。他认为，两名执政官在任期内是国王般的人物：在罗马，他们是“一切的主人”[225]，作为战时的军团总司令，他们对所有下属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另一方面，他说，若抛开执政官(这种情况相当常见)，罗马的体制更像是贵族制。元老院是由富人组成的议事机构，起初一年选举一次，后来(自公元前4世纪晚期)变成终身制，成员包括很多前任行政官。它负责管理国家财务、审判严重罪行、接见外国使节。现代历史学家们着重指出，元老们似乎垄断了民事、军事、司法和宗教，有时甚至完全把持了这些职位，因此，在西方民主制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力分治在当时并不存在。

接着，波利比阿又指出，“人民”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指的是由行政官召集起来参加公共会议的罗马公民。在涉及死刑的司法案件中，他们拥有最终决定权。他们要就维持和平还是发动战争的问题进行讨论，还要选举任期一年的行政官——这是最关键的职能。就连傲慢的梅特路斯也要仰仗公众投票。即便如此，因为罗马的女性(哪怕是如科尼利亚那样的贵族女性)没有投票的权利，所以这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

波利比阿向他的希腊读者介绍了错综复杂的公民大会，我也该谈谈我的看法。在此，我们应该抓住两个要点。首先，在罗马政治里，针对不同类型的议题，有不同的大会。其次，罗马社会倾向于从群体而非个体的角度考虑问题。公民们在大会上很少以个体身份投票，而是往往基于其财富或部族以团体身份投票。每个团体都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一个接一个，直到达到总体多数。这种团体投票制度在实践中意味着，某个团体的选票比其他团体更受青睐——富人优于穷人，“郊县的”优于内城区的。

另一方面，罗马的选举活动相当活跃，公民团体行使投票权的方式虽不能说是全然民主的，但给了普通公民参与的机会。这就是一篇拉丁短文给人的印象。据说，这篇短文是公元前63年某个人给参加执政官竞选的兄弟提出的建议。且不论该作者的见解从何而来，至少看起来，他对公元前1世纪中期的罗马选举政治颇有洞见。

显然，候选人必须全力以赴赢取选票。他们所使用的某些技巧在普选和现代媒体尚未出现的近代英格兰选举中也很常见。候选人会利用代理人的关系网来扩大支持者阵营。面对面接触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候选人要尽可能显得平易近人，所有潜在的投票者都应有机会见到他。与普通人一起出现在竞选活动中时，他应该记得他们的名字，并表现出自己的魅力——在古代，这一套做法就好似如今政客亲吻婴儿的举动。

声誉就是一切。在那样的社会里，公众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舆论。候选人自然要公开驳斥他的对手。在尽一切可能树立自己的声誉的同时，他也应该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哪怕仆人的闲言碎语亦不可忽视，因为“大体而言，每个变成公众八卦的谣言，寻根溯源都是从家里传出去的”[226]。这句话很有趣，它暗示了在罗马大宅邸里当仆人的奴隶所拥有的力量。

候选人当然要富有，并愿意把钱花在竞选活动上。如果，像在18世纪的英格兰那样，他自掏腰包招待潜在选民，就应该亲自出席。他要努力阻止对手贿赂选民，让对方明确意识到自己正紧紧盯着，并且会毫不犹豫地提起贿赂指控。

类似的内容不胜枚举，此外，还有对“新手”的特别建议。罗马人所说的新手指的是某个家族中第一个成为执政官的人。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年度执政官名单可以清楚地看出，罗马选民偏爱来自政治世家的候选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总是具有不合理的吸引力，这也是当今政坛——包括西方民主社会——的特色。在彼时的罗马，幕后资助现象相当普遍，大家族周围总是依附着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他们是候选人的铁票仓。这种情况带有浓重的王朝色彩。

不过，“新手”时不时能够登上执政官宝座的事实说明，罗马贵族阶层绝非封闭的圈子。从现存资料来看，我们所知最多的“新手”是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此人于公元前43年遇刺，享年63岁。公元前64年，西塞罗成功当选执政官。从表面上看，他恰恰符合我们刚刚讨论过的竞选活动的要求。他具备多项受选民青睐的个人素质，更重要的是，他曾在罗马法庭上担任辩护人，练就了公共演说的技巧。

关于西塞罗的政治追求，还有一则更深刻的故事，这个故事也体现了罗马社会的包容性(在相当程度上)。西塞罗家并非罗马本地人，他们住在东南方87英里外一个叫作阿尔皮努姆(Arpinum)的小山上，也就是如今的阿尔皮诺镇(Arpino)。从历史上说，阿尔皮努姆人不是罗马人，他们是邻近的说意大利语的沃尔斯奇人(Volsci)的后代。不过，西塞罗本人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

罗马人很早就表现出与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非罗马邻居们分享一部分公民权利的意愿，这也符合他们作为通婚者后裔的自我认知。这种做法的目的可能主要是(希望)通过建立这些宜人的定居点中的民众对罗马的忠诚度，来提高自身的军事安全性。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得到实际的回报，希望新公民们能在罗马军队中效力。鉴于新公民并没有在罗马公民大会上投票的权利，人们一定奇怪，他们对于这种承担罗马公民义务而不享受公民权利的所谓荣誉会做何感想。

尽管如此，罗马人并没有排除非罗马邻居们提升身份的可能性。在罗马首次将阿尔皮努姆的男性列为二等公民之后一个世纪，也就是公元前188年，他们给予了这些人完全公民权利。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提及这种地位提升时，使用了拉丁词语“自治市”(municipium)来指称他们以及其他二等公民所在的城镇：

对于福米埃(Formiae)、方迪(Fundi)、阿尔皮努姆“自治市”的居民，保民官盖乌斯·瓦勒留斯·塔波(Gaius Valerius Tappo)建议授予他们投票权——此前他们已经有了除投票权外的其他公民权利……该提案得到通过，但规定福米埃和方迪的居民应在伊米利亚(Aemilia)部落投票，阿尔皮努姆的居民在科尼利亚(Cornelia)投票……[227]

很久以后，也就是到了公元48年，很有可能是罗马皇帝本人吹嘘说，罗马对待外邦人的方式胜过古典时期的希腊列强：

斯巴达和雅典之所以覆灭，不正是因为他们虽然在战争中表现得强有力，但却把已被征服地区的民众当作外邦人吗？相反，我们的开国者罗穆路斯是如此明智，他既能在战场上克敌制胜，一旦取得胜利之后，又能立刻像欢迎同胞那样向被征服者敞开怀抱。[228]

公元100年左右的一名罗马历史学家认为，上述言论出自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之口。尽管如今的专家不会完全同意皇帝的这番“事实”陈述，但他的话的确体现了罗马社会长期秉持的一种态度。在雅典和斯巴达的鼎盛时期，这两个希腊城邦的公民总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封闭社会的特权。相反，罗马人从一开始就找到了将外来者吸纳入本国政治体系的方式。

罗马社会里有一类与众不同的外来者。罗马的自由民们不会把这类人当成完全的人类，而是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尽管如此，罗马人也赋予他们一定的公民权。

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罗马墓碑，这块石板高不到2英尺，宽度略大于高度。墓碑上描绘了一对深情地紧扣双手的夫妇，丈夫裹着罗马人称为托加袍的宽大衣袍，一副罗马公民的打扮。墓碑侧面刻着拉丁文墓志铭，一段是丈夫的，一段是妻子的。给丈夫的那段写着：

(卢修斯)奥勒留·赫米亚[(Lucius)Aurelius Hermia]，卢修斯的自由民，维米纳尔山(Viminal Hill)的屠户。因命运的安排先我(而去)的她拥有纯洁的躯体和仁爱之心，是我唯一的妻。她忠诚于她的丈夫，丈夫也同样忠诚于她。她没有因自私而抛弃自己的职责。奥勒留，卢修斯的自由女性。[229]

这块在罗马发现的墓碑刻于公元前80年左右，彼时，西塞罗刚刚20岁。不过，我们在此说到的这对夫妇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阶层。这名做丈夫的曾是个奴隶，娶了个曾经的女奴，二人都被同一个主人赐予自由。后来这名丈夫干上了屠夫的行当，经营有方，他的后代甚至能买得起这块墓碑。

这绝不是说罗马人对待奴隶的方式没有其他古代社会那么残忍。我记得，若干年前，我在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同事的妻子告诉我，她曾参演1960年好莱坞拍摄的电影《斯巴达克斯》(Spartacus)，该片讲述的是发生在公元前73年的罗马奴隶起义。

影片结尾，一名女子想把自己的婴孩抱给做父亲的看看，这父亲就是起义的领导者斯巴达克斯。为了找到他，她在两排一眼望不到头的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间穿行，直到在某个人面前停下脚步——那就是一息尚存的斯巴达克斯。“我演的就是那个婴儿。”同事的妻子出人意料地说。

这部影片对事实略有改动，斯巴达克斯其实死于最后一战。除此之外，大批起义者被钉十字架的场景确实出自历史记载：

由于山里还有大量逃兵，克拉苏(Crassus)继续向他们发起进攻。他们则分成四组继续抵抗，直到最后剩下6000人，悉数被俘，钉在了从罗马到卡普阿(Capua)的大路边的十字架上。[230]

如果这段古代文献属实，意味着有6000个十字架沿着古代大道排列，绵延约118英里，无疑是极其费力又无比残酷的惩罚。显而易见，此举的目的就在于不惜一切代价达到威慑效果。

不过在正常情况下，罗马人对待奴隶仁慈得令人惊讶，当然，这也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为了减少偷懒现象，奴隶主允许奴隶们积累财富、为自己赎身。赫米亚或许当奴隶时就是屠夫，积攒下足够的钱后，他不仅买到了自己的自由，或许还给未来的妻子赎了身。

如果奴隶主愿意，可以通过一些方式从法律上正式确认奴隶的自由。若获得自由的奴隶是男性，他可以获得部分公民权利，他的作为自由民出生的儿子则可以获得包括投票权在内的更多权利。墓碑上的赫米亚身着托加袍，表明他生前对自己的身份非常自豪，这完全可以理解。罗马市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都是以这种方式获得自由的前奴隶的后代。

西塞罗是体现罗马社会流动性的另一个例子，但与上面的例子相反，他来自社会顶层。他的确有自身的天赋，但也有继承来的优势。他不仅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而且，正如他本人所言，他乃是罗马“骑士”[231]的儿子。这个术语用拉丁文写作eques，需要稍稍解释。

在英国古老的荣誉体制中，国王的“骑士”不必像骑兵那样去冲锋陷阵，同样，在西塞罗时代，罗马的骑士也无须作战。他们已经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世袭社会群体。作为一名年轻的骑士，西塞罗有资格佩戴特别的金戒指，并在托加袍上镶一条紫色的边。

由于骑士们不是元老院成员，因此并不担任公职。不过，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在共和国的政治管理上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那些通过国家契约赚钱的人。自公元前67年起，骑士们在议事厅里有了专属座席。他们在此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为自己欣赏的政治家助威喝彩。

除了表面上置身于政务之外，骑士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财富。就土地而言，骑士的产业至少相当于一个乡绅。同如今一样，他们的第一桶金是在什么时候、如何赚得的，是个颇为敏感的话题。奥古斯都(Augustus)时代的罗马骑士奥维德(Ovid)——此人也是一名诗人——就扬扬得意地宣称自己的财富“不是新近靠运气挣来的”[232]。

他提到了当时“靠血汗钱”[233]发家的新贵骑士，也就是在罗马近期的内战中凭借军事合同发财的人。我们在下一章会对此详述。在阿尔皮努姆——此地在近现代成了羊毛工业中心——这样的社会里，西塞罗的祖先可能就是这些乡绅暴发户中的一员。

来现代罗马参观的见多识广的游客们，若想看看共和时期的古代遗迹，最终很有可能会面对着台伯河边业已风化的圆形建筑。这片遗迹看起来有些比例失调，因为由白色大理石柱组成的柱廊的弧形上层结构和原本的屋顶已不复存在。尽管如此，残余部分仍令人惊叹。

根据建筑风格和材料，考古学家们认为该建筑建于公元前2世纪晚期，是该城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昔日里显然是座神庙。以圆形建筑为庙宇的罗马神祇包括赫拉克勒斯(Hercules)。鉴于这栋圆形建筑坐落在老城的牲口市场，很有可能最初便是为这位神一般的超人而建。古罗马的牲口商崇拜赫拉克勒斯，希望他的神力可以保护他们和他们的牲畜，因为铲除邪恶正是赫拉克勒斯之所长。他本是希腊的神祇，罗马人将他的名字拉丁化，成了罗马的神。

回到波利比阿，那位睿智又深谙罗马人生活方式的希腊观察者，我们会发现他对罗马宗教有一些有趣的见解。他在有生之年(公元前2世纪)目睹了罗马的伟大崛起，他关于罗马宗教的评论也随着他对罗马兴盛史的全景式描绘留存至今：

我认为，在其他国家会被摒弃的东西，我指的是对神祇的敬畏，正是将罗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无论是在私人生活中还是在公共事务中，神祇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无出其右。[234]

他以罗马行政官之廉洁为例，在他们中间，极少出现财务腐败现象。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在神祇面前所做的就职宣言。共和时期的罗马人宗教观念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即征兆或罗马人所谓的“神迹”。我们恰好有一份公元前203年的有趣的记录可以为证：

来自各地的征兆在人们心中唤起了新的宗教畏惧。渡鸦不仅扯掉了议事厅上的镀金饰品，而且将其吞噬。老鼠啃坏了柱廊上的金质花环。卡普阿周边地区全是蝗虫，人们却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雷亚特(Reate)出现了一匹有五个蹄子的马驹。在安纳尼亚(Anagnia)，起初是间或出现流星，后来一颗巨大的流星当空燃烧。在福路西诺(Frusino)，太阳周围出现了细细的光环，接着那光环外又出现了一个如太阳般明亮的光环。在阿尔皮努姆的一片开阔地里，大地塌陷了一大块。一名执政官在献上祭品时发现祭品的肝脏缺了一块。用成年动物献祭可以消除这些噩兆，应由祭司团宣布该向哪些神祇献祭。[235]

读者会发现，这份记录中列举的现象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比方说，阿尔皮努姆人看到的似乎是个天坑。但在罗马人眼中，这些迹象奇特又令人费解，他们将其视为神祇发怒的征兆。解释这些征兆乃是国家官员的职责，他们将会决定以何种方式——如果有办法的话——来纠正错误，安抚神祇(用罗马人的说法就是“让神保持平静”)。

这就意味着要决定用哪种动物献祭(比方说，不是用小犊子，而是要用成年牲畜)，以及向哪位神祇求祷。作为国家责任主体的元老们要向执掌宗教的“祭司”寻求专业建议。如有必要，元老们也会召集该领域的专家——伊特鲁里亚的占卜者。

波利比阿解释说，这种敬畏神祇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深刻的个人信念，而是罗马当局意识到，宗教力量是一种社会凝聚力：

我认为，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它(宗教敬畏)来约束普通民众。如果有可能建立一个完全由哲学家组成的国家，这样的风俗可能就没有必要了。但鉴于民众都是反复无常的，心怀无法无天的欲望，常常毫无理由地愤怒，带着暴力的**，因此，唯一能够约束他们的方式就是借助这种神秘的恐惧和震撼的效果。[236]

这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人的成熟观点。在他看来，通过哲学训练来正确地思考和行动远非普罗大众所能做到的，对于他们而言，崇拜神祇便已足够。这也是富有的希腊地主阶层从居高临下的角度对“群众”的认知。这里值得探讨的是，罗马共和国统治阶层的宗教观念是否真的如波利比阿相信的那样，(像他那样)对神能否影响人类事务持怀疑态度，但打算利用大众信仰来实现政治目的。

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以解释征兆为己任的国家祭司的确可以基于征兆来中断公共事务，比如公民大会。正如我们在上文看到的，公元前203年，行政官们自身也要承担宗教职责。

公元前59年，有名执政官不赞成同僚向公民大会提交的某项特别法案。于是，他卸任回家，在余下的时间里运用执政官的权力观察天象。这种活动往往会导致公共事务中止，因此很显然，他的做法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

要不是涉及宗教维度，整件事看起来就好像是在故意拖延表决，一如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事厅里嚷嚷数小时，以期耗尽会议时间造成无法投票。试图从这个名叫比布路斯(Bibulus)的执政官的行为来推断个体的宗教态度，就如同从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冗长演说来判断个体对议会的尊重，或许并不明智。

罗马人李维写于公元前1世纪晚期的历史，逐年记录了古代出现的那些迫使共和国元老们深思熟虑的征兆，其中包括上文引述的发生于公元前203年的事件。现代的古典学者们爬梳了这份现存最主要的关于共和时期的历史资料，以期找出作者本人笃信宗教的迹象。

由于历史学家李维同时也是一名极富创造力的作家，因此，我们不能假定他对宗教材料的处理采用了据实报道的方式。近来研究该问题的学者们常常在他对神迹的描述中看到信徒和怀疑者的双重态度。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卒于1910年)对此做了总结，认为该问题与人类“信仰”的本质有关：

因此，真实与不真实的区别，信仰、不信仰和怀疑的心理状态，都是完全建立在精神事实之上的——首先，我们对同样的事物会产生不同的想法；其次，当我们思考时，我们可以选择采用何种方式、避免何种方式。[237]

说过了罗马宗教的——或许是一切宗教的——神秘性，尚有另一个典型的罗马行为有待探讨，因为它是罗马帝国成功的关键，由此产生的一切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来吧，开战的时候到了，罗马式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