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改编自系列魔幻小说《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的电视剧轰动荧幕。电视剧的片头展现了一幅酷似不列颠本岛的虚构地图，故事情节则围绕着那个王国里彼此关联的领主、领主夫人等贵族集团展开，他们各自统治着王城之外的领地，为争夺王位展开了武力竞争。
很多历史学家，甚至不少公众，对这个虚构的世界都不会感到陌生。这个世界里的基本组织原则是世袭血统——“史塔克家族”“兰尼斯特家族”等等，在这些血统谱系中演绎了家庭生活里常见的刻板模式或反常行为——狡诈的岳母、不良少年、**的兄弟姐妹。
如果该系列剧表现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让你觉得似曾相识，那不只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王朝就是家庭生活的缩影，也因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都是由世袭家族统治的国家。因此，我们很多人多多少少对电视剧里展现的所谓七国等级社会里的宫殿、王位、华丽的服饰和礼仪耳熟能详。
有刀光剑影但无魔法巫术，亚历山大死后动**不安的古代世界与《权力的游戏》何其相似。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以马其顿国王的军官们为主的各支军事力量在古代近东版图上展开了厮杀。野心最大的人想谋求亚历山大帝国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其余的退而求其次，想瓜分一块领土自立为王。
这些军事集团彼此结盟、通婚，当然，也会在战场内外自相残杀。弱者得不到丁点怜悯。这一切都因亚历山大没能确保世袭继承而起。他脆弱的遗孀和遗腹子，以及短暂继承王位的有精神疾病的同父异母兄弟皆被屠杀。
经过了纷乱的行军与扎营、陆战、海战、围城，公元前3世纪的头一个10年，也就是“闪电之光”消失后又过了整整一代人，一幅后亚历山大时代的政治版图渐渐清晰起来。
这个新世界——一般称为“希腊化世界”——的根基极不稳定。如果说万变中还有什么不变的话，那就是任何一块疆土的统治权都在不断易手。对声望和战利品的渴求意味着各支王室军队从未停止对这片或那片土地的争夺。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在如今的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和中东地区，政权频繁更迭。
最终，略略稳定的局面随着几个新统治家族出现了，虽然远不能与亚历山大时代相比。希腊化世界不再有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是听命于若干个国王。其中，有三名亚历山大的将军及其后代在王权的交接传承方面做得最为出色。亚历山大儿时的伙伴托勒密(Ptolemy)的王位传了九代。另一名将军塞琉古(Seleucus)的后人中出了十代君王。第三名将军安提戈(Antigonus)的王朝则只延续了五代人，是上述三个国家中最先被罗马人消灭的。
亚历山大之死引发了一场王位继承战，这三个军事家族的先人在战争中各自获取了一块原本属于亚历山大帝国的核心领地。托勒密家族占据埃及；塞琉古家族起先占据叙利亚，接着又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安提戈家族得到了马其顿。
几大家族在其他利益集团的帮助下继续掌权。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法国考古学家正忙于在该国北部边境挖掘一处古代的设防城市。从公开的资料和照片可以看出，该城最显著的特色是对防御的强调。城两侧有两条河流交汇。除了护城河之外，还有一道由厚实的砖墙和干泥砖塔楼构成的防御工事环绕四周。城墙之内才是制高点、要塞和地势较低的城镇本身。
此地被如今附近村庄的人称为阿伊哈努姆。当年，这里的居民中显然有一些希腊人。我在序言中提到，21世纪初，一批来自阿伊哈努姆的“珍宝”在世界各地巡展。就在本书写作之际，它们去到了东京。我是在阿姆斯特丹见到这批文物的，其中两件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件是我前文提到过的状如希腊戏剧面具的水龙头。另一件是一块当地的石头，上面刻着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文。这样的石头居然出现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边界，本身就非同寻常。更有趣的是铭文的内容，不仅有远道而来的希腊定居者的名单，还刻着他们的故乡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的希腊先贤名言：“在孩童时代要表现出良好的举止；青年时代要有自制力；中年时处事公正；老年时能提出明智的建议；临终前要无怨无悔。”[198]这条古老的生活准则代代相传。当年，那些做父亲的或当教师的是否曾在这块石头前教导过说希腊语的年轻人？同样在那个地方还有一栋建筑，令你不得不刻意提醒自己是在阿富汗而非希腊。那是一座典型的希腊式体育场，与我们上一章提到的一样，有一个做运动的四方形大庭院，周围是一圈建筑。
公元前3世纪，运动场已成为希腊城市中为有能力负担学费的富裕公民子弟提供中等教育的标准机构。只要有运动场的地方，当地社群中就肯定存在说希腊语、接受希腊文化的精英家庭，哪怕是在古代阿伊哈努姆这样的非传统希腊地区。
我们并不知道该地的古代名称。当初的欧洲人可能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即亚历山大死后几十年间，借着马其顿帝国军事霸权的余威迁居至此的。塞琉古获得了亚历山大帝国中的这一部分领地，他的一名船长有可能就是这个定居点的神秘开辟者，从同一段碑文中可知，他的希腊名字叫“奇涅阿斯”(Cineas)。法国人在此发现了不少民宅，但建筑风格并非希腊式的，而是东方式的。该地的庙宇看起来也不像希腊庙宇。毫无疑问，当年的希腊定居者及其后代曾与亚洲人生活在一起。
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在美索不达米亚遣散了约一万名马其顿人，他们中很多人在当兵时与亚洲女**往，有了孩子。因此，可以肯定，像亚历山大那样与本地人通婚的行为从这一波希腊移民潮出现之初就相当普遍。
来自爱琴海世界的先行者们在亚历山大或其马其顿继承者的保护下来到这些新城市定居，他们希望或要求得到农田作为当初效力军营的回报。公元前4世纪，除了以亚里士多德为首的一批思想家，或许还有不少希腊人都认为，在完美的希腊式国家里，城市集体农田的辛勤劳作应该由外族奴隶承担，就像当年的斯巴达那样：
从理想角度而言，那些种田的人最好是奴隶，而非我们的同胞或与我们具有同样精神人格的人(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既可以劳动又不会反抗)，退而求其次则应是具有类似性质的野蛮人。[199]
由于缺乏证据，我们很难断定当时在亚洲和尼罗河谷的希腊移民农场中劳作的是否就是类似黑劳士的奴隶。但那里的雇农往往是当地农民，就像如今在阿富汗谷地耕作的普什图人(Qualang Pashtuns)[16]，或埃及的雇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定居者是经济移民。他们有的是退伍军人，其中包括成千上万为军饷而战的希腊雇佣兵。也有不少人来自希腊内部冲突的失败方，被自己的故乡放逐。对于所有这些人而言，亚历山大的征服为他们带来了新机会，打开了海外的一片新天地，在那里，国王提供的新农场替代了故土被没收的老宅邸。
建立一个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项属于帝王的传统由腓力首开先河。他的“腓力之城”——腓力波利斯(Philippopolis)——就是如今保加利亚(Bulgaria)境内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
塞琉古和他的继承者们更是积极建造新城。他们死后，这些新城镇就以创建者的名字命名，作为对王室的纪念。土耳其最东南端的安塔基亚(Antakya)依旧暗示着它最初的名字“安提阿基亚”(Antiocheia)，即安条克(Antioch)——该城以第一位塞琉古王之子安提阿古(Antiochus)的名字命名。
除了起到自我标榜的作用，以王族名字命名的新城在亚历山大看来还具有军事价值。男性公民有应征入伍的义务。国王们也想从土地上尽可能多地收税。他们似乎将王国当成了利润生产地，就好像近代大工厂那样，在总经理的管理下高效运作。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被委以艰巨责任并被给予丰厚回报的铁腕人物。古埃及的莎草纸文献提到了阿波罗尼斯(Apollonius)。此人是托勒密一世之孙的dioiketes，这个头衔源自古希腊动词“管理房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托勒密三世的“财务大臣”。他的权力范围远远超出埃及，直达公元前3世纪时期托勒密王朝的海外领地，包括塞浦路斯、如今的土耳其南部以及爱琴海北岸。
阿波罗尼斯统治下的埃及还有一些区域管理者，他命令他们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比如为灌溉引入足够的水源、听取农民的抱怨等等，从而确保尼罗河谷的所有可耕地都得到充分开垦。作为回报，托勒密国王赐予希腊移民家庭出身的阿波罗尼斯一大片庄园，这片面积超过10平方英里的土地就位于开罗(Cairo)西南部法尤姆(Fayum)的丰饶农业盆地里。
塞琉古和他的继承人们可能将同样的思维方式——一种也许会得到撒切尔夫人赞同的家庭经济学——运用到了城市建设中。除了阿富汗边境地区之外，他们似乎也将这种希腊风格的新城镇复制到了富有但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比如在波斯帝国时期仍然以物易物、没有流通货币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
新兴的城市市场旨在通过向周边农民的交易中引入皇家造币厂的银币来促进现金经济。城市用收回的货币支付王室税收，塞琉古的国王们再用这些银子支付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地中海地区的开销，尤其是军饷。塞琉古王朝各类军事行动中最频繁的是与托勒密军队在埃及争议边境的对抗。该地区位于如今的贝卡(Beqaa)谷地，是黎巴嫩的主要农业产区，因黎巴嫩的顶级葡萄酒庄穆萨酒庄(Ch?teau Musar)而享有盛名。
阿波罗尼斯是一名技术型精英，在今天或许会被归入技术官僚之列。此类人与普通士兵一样，也是托勒密家族和塞琉古家族力图从希腊本土吸引来的移民群体。他们受过教育，懂得如何管理经济，也知道如何监督战略物资的生产，尤其是军事装备。为了更好地吸引这些希腊人移民，早期的国王们试图打造出古爱琴海世界的文化风貌。可以说，为了笼络人才，各王族各显神通，争相建造最辉煌的皇家首都。
亚历山大只在地中海东部建了一座城，即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自从1952年埃及的纳赛尔(Nasser)将军“鼓励”当地希腊人搬离该城之后，这里便荣光褪尽、衰败不堪。那些希腊人是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第一批希腊定居者的后裔。1995年我到访该城时，老希腊学校荒废的校舍前仍然竖立着亚历山大的雕像。托勒密二世和托勒密三世着力推动了这座在当时仍很年轻的城市的发展，将其建设为希腊式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雅典式的——文化之都。
与罗马时代的伦敦一样，亚历山大里亚的古老过往已被数个世纪以来不断的占领所掩埋，古迹**然无存，唯余地下墓穴。其中一座墓穴里的希腊壁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记得那幅壁画画的是一棵橄榄树，这种树的果实在希腊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当年的新移民想必渴望在新家园栽种橄榄树。亚历山大选择这个地方建城，主要考虑的可能是该地成为地中海主要港口的潜力。他定然想到了进出口贸易，以及可以对这些商品征收的关税。
如今，我们主要依靠希腊作家的文字去想象这座古城业已逝去的辉煌。一名来自黑海地区、恰好在最后一任托勒密统治者死后——即公元前30年——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地理作家如是说：
城里有最美的公共区域和皇家宫殿，它们构成了整个城郭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因为，正如每个国王出于对壮丽景象的钟爱都会增添一些公共纪念碑，他们也会在已有的建筑之外自掏腰包新建府邸。[200]
早期的托勒密王朝也在智力资本上大量投入。亚历山大的朋友托勒密一世成立了一所或可称为国立高等研究院的机构。“这座博物馆也是皇宫的一部分；它带有一条公共走道，一个设有座位的柱廊，一间供博物馆学者们使用的公共大餐厅。”[201]
为了令这所“博物馆”更有吸引力，托勒密家族设立了一个图书馆，开始搜集当时最好的希腊作品。公元前3世纪中期，亚历山大里亚的一名希腊学者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为图书馆编纂了目录，据信，这是世上最早的图书目录之一。
他对这120本书所做的整理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如今被称为文献学，即对书籍进行系统的描述并按照主题进行归类。书目的总标题实际上凸显了该图书馆的使命：“文化各领域的杰出人士及其作品汇编。”作为一名学术研究人员，我忍不住要在此引用两个世纪之后一名希腊学者的批评：
很明显，无论是卡利马库斯还是帕加马(Pergamum，一所与之竞争的图书馆)的语法学者都没能准确地介绍他[雅典演说家、撰稿人狄纳尔科斯(Dinarchus)]，此外，他们根本没有研究过他，也没有提到他最杰出的著作。[202]
有了这些设施，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做出了全新的研究，其成果迄今仍影响着我们。他们比较了两首不同版本的荷马史诗，评价了各版的差异，经整合修订，编纂出了荷马作品的第一个标准版本。经过数世纪的不断抄写与复制，形成了今天荷马式希腊语经典文本的基础。
不过，从一名罗马医生的论述来看，亚历山大里亚的知识分子们的探索也有黑暗的一面：
希洛菲卢斯(Herophilus)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用迄今为止最好的方法做了这项工作(人体解剖研究)，他们把国王监狱里的犯人活生生切开，趁他们没断气前检查原本闭合的人体各部分。[203]
这两名希腊人得到王室资助，在亚历山大里亚行医并进行医学研究。钟情古希腊的人自然不喜欢这样一个不人道的人类活体解剖试验证据。但倘若果真如此——这条记述的真实性目前得到了广泛认可——那么托勒密交给科学家处置的罪犯肯定不是希腊人，很有可能是埃及原住民。在至少部分希腊-马其顿移民眼中，他们是低等民族。
这种殖民心态的存在可以从一封保存在埃及的希腊莎草纸信件中得到证明。一名当地的王室雇员在信中抱怨自己遭到的虐待：
他们鄙视我，因为我是野蛮人。因此，我请求您，命令他们把欠我的还给我，并且从今往后按时付给我工钱，以免我因不会像希腊人那样说话(或做事)而死于饥饿。[204]
当然，这封信有可能是个无理取闹的投诉者关于种族偏见的诬告，而且，尽管该信颇耐人寻味，但单凭一纸文件很难公正地描述移民与原住民之间在社会和文化交往上的复杂故事。因此，专家们仍在为找出真相而努力。就像在亚洲一样，当时那里也存在通婚现象，且程度之普遍足以令公元前1世纪晚期的罗马作家声称，“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马其顿人……已经退化成……埃及人了”[205]。显然，这也是个带有偏见的论断。
2001年，大英博物馆短期展出了一尊在现代亚历山大里亚城外浅海里发现的巨大的花岗岩雕像。雕像刻画的是公元前2世纪托勒密王朝的一名统治者，他摆着法老惯用的姿势，身着传统服饰，戴着图坦卡蒙王陵墓中那种金面罩。
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托勒密王室与埃及文化的交融将原本纯粹希腊风格的王室形象变成了某种杂合体。想必，当时一些人可能已将此雕像视作托勒密王朝对古埃及文明的致敬。考古学家们认为，这尊雕像当时矗立在亚历山大港入口处的灯塔前，每个从海上经过的人都能一睹它的全貌。
那段关于受虐待的抱怨写于托勒密二世统治期(公元前282—前246年)的最后10年间。这位君王是亚历山大童年好友托勒密一世的儿子，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王位，成功地完成了王权从建国者到后代的交接。在托勒密二世统治期内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妻子。直到五个世纪之后，在一名希腊作家眼中，这名王后依旧没能摆脱丑闻的阴影：“托勒密爱上了他的妹妹阿尔西诺厄(Arsinoe)并娶了她，这完全违背马其顿的传统，但却得到了埃及臣民们的支持。”[206]
这桩婚姻为托勒密家族后来一连串的近亲婚姻开了先河。希腊作家们认为，托勒密家族在模仿昔日的埃及法老。托勒密和阿尔西诺厄同胞结合，他们的儿子继承父位成了国王。托勒密家族与所有统治家族一样都非常重视王室女性，因为归根结底，权力的继承有赖于女性的生育。既然妹妹的孩子是潜在的继承人，托勒密就通过迎娶阿尔西诺厄的方式来保持继承物的完整。托勒密家族血亲结合的真正原因可能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而非效仿埃及过去的统治者。
阿尔西诺厄本人在历史上也值得一提。另一段保存在雅典铭文博物馆的古代碑文，特别写到了她在政治方面对自己的兄长兼丈夫的影响。碑文中记载了公元前266年雅典公民大会通过的一项提议，说托勒密在与希腊大陆打交道时“遵循了他的祖先和妹妹的策略”[207]。
该提法背后的用意难以琢磨，但这是公开文件中首次明确承认马其顿公主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中，查米安(Charmian)说起公元前30年王家女主人的自杀，认为此事“做得好，符合公主的身份，无愧于祖上那么多代国王”[208]。她或许还会加上“以及那么多王后”，这样一来就包括了阿尔西诺厄以及这个克利奥帕特拉——最后一代统治埃及的托勒密女王——的母亲。
中世纪早期，亚历山大里亚的皇家宫殿连同托勒密王朝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其他辉煌古迹一起沉入了海底。想要感受当年希腊统治者们在装点首都时试图创造的炫目效果，我们不妨去参观一下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的考古遗址。
公元前3世纪中期，一个较晚崛起的讲希腊语的统帅家族趁着塞琉古王朝处于困境之际自立为王。他们将都城设在一块地势绝佳的壮丽之地，背靠安山岩群山，宛若一座天然堡垒，古称帕加马(Pergamum)[209]。
古人把这个由阿塔罗斯一世(Attalus Ⅰ，公元前241—前197年在位)开创的世袭王朝称为阿塔罗斯王朝。为了安全，统治者们将宫殿建在了山顶。宫殿群不仅包含王室建筑，还有圣所、一座图书馆和若干建造精良的粮仓。如今，游客们漫步在巨大的人造平台和纪念碑的废墟间，不仅可以感受到这项古代工程的规模，还能鸟瞰四周。且正是得益于开阔的地势，人们从远处便能看见这个古老的建筑群。
陈列在柏林一家博物馆里的考古发现为我们展示了阿塔罗斯宫廷的时尚奢华。考古人员在如今只剩残垣断壁的宫殿里找到一些由彩色石头制作的地砖碎片。技艺高超的艺术家用明快的色彩在地砖上创造出一幅小鸟的图案。这种啼声悠扬的鸟儿当年曾作为宠物随亚历山大的军队穿越中亚，如今在伦敦街头也能见到。它全身的羽毛呈绿色、蓝色和红色，是的，我们眼前就是一只用马赛克拼出的亚洲长尾鹦鹉。
另一件截然不同的考古发现则被誉为“世界艺术史上最精美的作品之一”。如今，你在考古现场仍能看到该作品留下的380平方英尺左右的巨型遗迹。当年，得到奥斯曼(Ottoman)苏丹准许的德国考古学家们把这些大理石残片带回德国，在柏林的博物馆里重新拼装，便有了如今出现在参观者们眼前的恢宏甚至难以置信的景象：壮丽的阶梯攀上平台，两边是超过7英尺高的浮雕，刻着男女混战的场面。
最新的理论认为，这幅戏剧性的画面表现的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天宫。顺着台阶拾级而上，两侧皆是混战的景象，好像一直要打到天国的入口。这场战斗是传说中的一场灾难，宙斯及奥林匹亚诸神受到异常强大的原始巨人族的攻击。最终，万能的宙斯击败了进攻者，取得胜利。
对于当年的帕加马人而言，这则故事的含义或许再清晰不过。野蛮的袭击者代表北方的外族，他们对爱琴海希腊人的威胁已长达一个世纪。一则关于公元前279年希腊中部受到袭击的古老记述表达了希腊人对这个新兴敌人的恐惧：“他们屠杀了所有男性，从垂垂老者到母亲怀里的婴孩，一个都没放过。更令人发指的是……高卢人(Gauls)杀了婴儿，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210]
希腊和罗马作家对那些欧洲中部的流动民族称呼不一。袭击希腊大陆一年之后，大批高卢人——或称凯尔特人(Celts)——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后来，他们的后代放弃了流动劫掠的生活方式，在如今的安卡拉(Ankara)周边地区定居，成了《新约》(New Testament)中的加拉太人(Galatians)。
早年，阿塔罗斯一世和他的儿子兼继承人欧迈尼斯二世(Eumenes Ⅱ)因在战斗中击败高卢人而赢得了古土耳其西海岸居民的感激。事实上，正是凭着这些胜利，阿塔罗斯一世才有了谋求希腊国王称号的信心，这意味着他将与昔日的马其顿国王们平起平坐。欧迈尼斯二世(公元前197—前158年在位)下令建造了这座具有露天祭坛的巨型纪念碑。参观者不难看出混战浮雕中的哪个形象代表了帕加马王。
有些学者认为，帕加马的国王们试图摆出保护者的姿态，不仅庇护自己的臣民，也庇护广义上的“希腊人”免遭“野蛮人”袭击。或是阿塔罗斯一世，或是欧迈尼斯二世，在雅典卫城里竖起了击败高卢人的雕像。鉴于卫城里已有的关于波斯战争的纪念物，比如据说是薛西斯在萨拉米海战中目睹己方舰队溃败时坐过的那把椅子，这名阿塔罗斯国王的做法，有时被解读为将阿塔罗斯击败高卢人的战绩与希腊对抗波斯的辉煌胜利相类比的野心。
无论是阿塔罗斯家族还是其他更古老的王室，似乎都不太可能比亚历山大本人更热衷于在其王国内传播希腊式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在这个由说希腊语的王室主导了政治和文化的希腊化世界里，作为一名埃及人或亚洲人，想要出人头地，自然知道该向哪种文化俯首。
学说希腊语是获得希腊身份的关键的第一步。有些希腊本土人开始主张，希腊化归根结底就是希腊教育。在文化上成为希腊人，意味着要精通希腊语。反过来，语言本身也在以某种方式慢慢地发展，变得更易于在不同族群中传播。适用于实际生活的简化标准希腊语开始取代古老的方言。
变革的步伐缓慢且不均。从铭文判断，斯巴达人直到公元前1世纪仍保留着某些多利克方言。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近东地区受过教育的希腊语使用者开始用所谓的“通用语”来撰写基督福音。
被希腊化的不只是东方，还有西方。2015年，我流连于西西里北部的一个考古遗址，被一块信息板深深吸引了，板上的文字解释了我面前那块古老的马赛克地板上的神秘图案：纵横交错的曲线以及中心部位的小球，描画的是一种独特的古希腊天文仪器。
环形的球面是天空的三维模型。中央的球体代表地球，周围的青铜环形框架代表围绕地球的天体运动轨迹(虽然我们知道这些天体实际上围绕太阳旋转，但古希腊人并不知道)。
发明这架仪器的可能是公元前3—前2世纪时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天文学家。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仪器更直观地体现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世界对科学装置的痴迷、当时希腊天文学家的先进，以及希腊化时期的西西里人和托勒密人共有的博学文化了。一直以来，这两个地区被定期沿海岸航行、在必要情况下也泛舟公海的古代水手连在一起。
镶嵌着这块马赛克地板的那栋古老建筑采用的是希腊风格，房间分布在由爱奥尼亚柱廊围成的方形庭院四周。沿着其中一条柱廊，考古学家们在其下方发现了一个长条浴缸造型的蓄水池，不过这个水箱并非希腊式样的，而是腓尼基风格的。
巴勒莫以东约12英里的地方，一个叫作索伦特姆(Soluntum)的古老社群在此建立了腓尼基定居点。公元前2世纪，当那栋融合着不同文化风格的建筑落成之时，该地的居民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早已像阿伊哈努姆那样，既有希腊的，也有非希腊的。
彼时，古代西西里岛上最后的辉煌已经逝去。此前一个世纪，该岛曾由一个希腊王族控制，无论财富还是文化皆可与东方宫廷媲美。叙拉古的西耶隆二世(Hieron Ⅱ，约前271—前216年)是希腊西西里诸多铁腕人物中的最后一个。就其军人背景而言，他的王权是典型的希腊化产物。作为一名将军，他成功地击败了狂暴的意大利雇佣兵，赢得了巨大声望，并因此被心怀感激的民众拥戴为王。
在叙拉古，带有最深西耶隆烙印的地方或许当数希腊剧院。这个吸引了众多现代游客的剧院在西耶隆称王时业已存在，但国王对它进行了扩建，因此，游客们今天见到的剧院就被视为他的作品。在观众席中部的水平通道后方，有一些国王指定的贵宾座，上面用大写希腊字母刻着王室成员的名字，其中一个清晰可辨，“菲丽提斯(Philistis)王后”。她是叙拉古贵族，帮助西耶隆获得了该城旧希腊家族势力的支持。
修建此类大型公共工程的前提是国库丰足。距此75英里开外，西耶隆领地的西部边境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古默干提纳遗址。美国考古学家们在这里找到了两座西耶隆时代建造的粮仓。保存较好的那座是个庞然大物，建筑长度超过300英尺，由坚固的砖石砌成，还带有似乎为了承受靠墙堆放的谷物压力而修建的扶垛。
考古学家们推测，西耶隆修建这些谷仓是为了存放当地臣民作为税务缴纳的粮食，因为后世的一名罗马作家曾提到过西耶隆法。这份业已遗失的文件似乎涵盖了西耶隆关于征收农业税的规定。他要求农民将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税收上缴。在一名学者的美好想象中，在堆满丰收谷物的打谷场上，税务官和农民们就政府征收的比例达成了“君子协定”[211]。
西耶隆可能对岛上东半部领地的农业状况进行了系统调查。此举与托勒密王朝的政策一样目标明确：要将王室税收的主要来源——土地收益——最大化。最终，来自默干提纳和其他地区粮仓的谷物都将汇集到位于古代叙拉古心脏地带的奥提伽岛(Ortygia)上的王室中央仓库。从这里，西耶隆可以通过出售或赠予的方式将其运往海外。
导游们在叙拉古会面临一项特殊挑战：解释那一整套在所有希腊城市中堪称最复杂、最昂贵的古代防御工事。在今人眼中，这套防御工事最具特色的地方莫过于用来加强主城门保护的巨大堡垒。参观者可以看到当年最先进的设计元素，比如一组用于发射石质炮弹的塔形砖石炮台，也可以漫步在古代军事手册里所说的“安全通道”里——利用这种地下通道，防御方可以在不被围攻方发现的情况下调动军队，同样的策略在21世纪初也被摩苏尔和拉卡(Raqqa)的穆斯林抵抗者使用。公元前413年，当雅典人围攻叙拉古时，这些工事尚不存在。专家们如今倾向于认为，这座被称为欧律阿勒斯(Euryalus)的堡垒是公元前3世纪的建筑，是西耶隆的杰作。根据古代作家的记述，他在城墙上布设了密集的火炮，火力惊人。与当时的其他王室一样，西耶隆也资助希腊科学研究。他麾下有一名学识渊博的叙拉古数学家，叫阿基米德(Archimedes)，为他造出了“适合进攻、防御、围城等等一切用途的机械”[212]。
在古希腊一份年逾八旬者的名单中，西耶隆的名字赫然在列，据说，他活到了92岁。在事业初期，这个精明的成功者曾与近邻迦太基人结盟。在久远的公元前480年，叙拉古人就联手迦太基人在希米拉击败对手，控制了整个西西里西部。不过，根据公元2世纪的一名作家记载，西耶隆不久就抛弃了迦太基人，因为他为自己找到了“更强大、更坚定、更可靠的朋友”[213]。
西耶隆的谷物外交为揭示这段新的、稳定的友谊提供了线索。公元前250年，他向在西西里西部围困迦太基要塞的罗马军队运送粮食。13年之后，他亲自访问罗马，为那里的市民带去免费的谷物。公元前216年，他又向罗马送去大批粮食。与罗马结盟为西耶隆和叙拉古带来了好处。正如一名希腊作家所言，“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经历战乱，就像在举行庆典一般”[214]。
在他死后短短几年，叙拉古的命运突然转变了。为了找到突变的原因，我们要将视线转回到罗马人身上。至此，“希腊性”早已不再为希腊人所垄断，也成了一种吸引着非希腊人的文明标志。事实证明，从历史角度而言，罗马人将成为迄今为止拜倒在希腊文化成就脚下的最重要的非希腊人。
[1] 1英亩等于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2] 1英寸等于2.54厘米。——编者注
[3] 1英里等于1.609千米。——编者注
[4] Jove直译为“朱庇特”，为宙斯的罗马叫法。此处保留原文。——编者注
[5] 1码=0.914米。——编者注
[6] 《伊利亚特》中描述了阿喀琉斯为其好友帕特洛克勒举办的葬礼运动会。他认为纪念已故好友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其葬礼上举办运动会。——编者注
[7] 此括号内为铭文磨损无法辨别的字迹。——编者注
[8] 1加仑等于4.546升。
[9] 此括号内为船锚上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的文字。——编者注
[10] 此括号内为磨损无法辨别的字迹，由作者补全。——编者注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1品脱等于568毫升。——编者注
[15] “另类事实”即alternative fact，是特朗普顾问用来辩解的金句，意思是：我并未骗你，而是告诉你另一个不同的事实。出自节目Meet the Press。——编者注
[16] 在谷地耕作的普什图人被称作Quanlang Pashtuns，在山间居住的普什图人被称作Nang Pashtuns。——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