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亚历山大大帝素未谋面，但见过他的画像，而且很可能是最古老的一幅。我曾获准登上位于希腊北部的维吉纳(Vergina)考古遗址二号墓穴前的木质脚手架，这个脚手架是为了让考古学家研究墓穴立面壁画而搭设的。

所有参观过这座墓穴的人都知道，此处是现代希腊的圣地。管理员会勒令闹哄哄的小学生们保持安静，就像当他们在教堂里喧闹时那样。由于被掩埋在人造土丘之下长达23个世纪，壁画的细节已模糊不清。我知道自己想找什么。壁画正中央有一个粉红色块，那是一名步行的年轻人的衣服。在他右侧的某个地方——磨损得太厉害，已经很难看清——有一个骑马的人。

于我而言，这是莫大的殊荣，能够这么近距离观察这两个人物形象的人寥寥无几。很多专家认为，这座墓穴属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倘若如此，那么占据了墓穴入口上方如此重要位置的壁画的画面中心的这两名猎手，就很可能是腓力本人——骑在马上的长者，和他的儿子兼继承人、年轻的亚历山大——旁边步行的那个。

当时，我还见到了从同一墓穴出土的、陈列在附近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博物馆玻璃橱窗里的骸骨。有专家认为这些骸骨可能属于腓力，也正因如此，出于敬意，它们后来不再公开展出，因为很多希腊人将腓力视作国家英雄。

骸骨的主人是一名成年男性，年龄区间与腓力吻合，右眼窝上方有一块伤痕，恰好符合古文献中对腓力所受战伤的描述：失去了一只眼，锁骨折断，一只手和一条腿受伤。撇开其他不谈，这个描述至少说明，在腓力统治了约20年(公元前360/359—前336年)的那个希腊北部王国里，国王首先是战争的领导者，是亲自冲锋陷阵的武士，这也是他最重要的职责。

有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近乎狂热地笃信这座墓穴就是腓力的。而另一些人则不那么确定，比方说，与图坦卡蒙(Tutankhamun)墓穴的陪葬品不同，维吉纳的出土文物虽多，且其中有不少黄金制品，但并没有指明亡者的姓名。此外，还有一些麻烦的细节——某些从雅典进口的陶罐的年代测定与假设相左。因此，墓主的身份可能不会那么快水落石出。

考古学家们在皇家墓穴附近的高地上发现了一处古代宫殿遗址。宫殿采用希腊式布局，带有两个开放庭院，原本还有二层，可以俯瞰马其顿平原。更重要的是，围绕庭院一圈有用于开宴会的餐厅。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宫殿的建造者是腓力二世。在古代作家的笔下，腓力常为宴会一掷千金。腓力不仅能征惯战，也是了不起的外交家，深谙热情待客之道。他在宴会上带头做的傻事，让一些以放纵贪杯闻名的希腊人都感到惊诧。

宫殿下面是一座剧院。除了狩猎、宴饮，宫廷生活也不失风雅。在马其顿国王们羡慕的各种希腊技艺中，雅典风格的戏剧是他们最为推崇的。或许在取得喀罗尼亚之战胜利两年之后，就是在这个剧院里，如希腊悲剧里的国王那样，腓力遇到了突如其来的、血腥而丑陋的死亡——被失宠的同性情人刺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腓力是公开的双性恋者，他的儿子可能也是。

当时，腓力正出席一场有不少外邦使节参加的庆典，来宾既有希腊人也有非希腊人，因为马其顿的地理位置恰好位于被一些南方希腊人视为“蛮荒之地”的几个巴尔干地区的交界点上。宾客们刚刚欣赏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塑像游行——腓力将自己的塑像与奥林匹斯山十二主神的塑像放在一起，成了第十三尊神。

大约一个世纪之前，雅典人在帕特农神庙一周的浮雕上把自己与诸神刻画在一起。专家们通常认为，这可能体现了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的自负：即便是诸神也来拜访雅典。倘若公元前336年的腓力在安排这出充满戏剧性的活动时真的满怀帝王之傲，那么他的确有理由这么做。

腓力在位时期正是王国的转型时期，他就像中国的始皇帝或俄国的彼得大帝。这得益于王位世袭制。腓力家族自称其血统来自外邦，是源出于神的希腊人，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根据传说，在远古时代，他们的祖先远征北方，统治了那里的非希腊野蛮人。

这个故事真假难辨。无论如何，构造出如此高贵的家族谱系，或许是为了提高王室在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人中的威望，一如近代的俄国沙皇们声称其家族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俄国统治者给自己找个异国祖先的目的是想凌驾于土生土长的俄国贵族之上，并得到西方先进国家的认可。早期的现代俄国人被嘲讽为野蛮人，同样，马其顿人也受到一些希腊人的嘲讽。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早期的马其顿人基本上都是凭借武力征战异乡的武士，曾是薛西斯大王的属臣。我们之前也提到，有一名马其顿公主曾嫁给了波斯王子。公元前360/359年腓力继承王位之时，这个王国衰败不堪，被巴尔干的敌国欺凌，马其顿人内部也四分五裂。纯粹是历史的偶然，古老的王室血脉中出了一个有能力应对危机的强者。

对内，腓力制定了两套政策，有效地保证了马其顿的强国地位。根据古代作家的记载，首先，他创立了一支新军队，这支军队制胜的关键在于采用新颖的武器、战术以及先进的攻城装备；其次，或许也是腓力本人创立了军饷制度——虽然我们对该制度的最初认识来自其子亚历山大，此举激励了贫苦的马其顿农民成为职业军人。此外：

腓力常在作战前对马其顿人进行军事训练，让他们戴着头盔、护胫，拿着盾牌、长矛，背着干粮和所有生活必需品，全副武装行军300斯塔德(约合30英里)。[184]

除斯巴达之外，希腊各城邦由公民组成的军队通常不会进行此类堪称现代化的训练，亦不会长年作战。德摩斯梯尼曾警告雅典公民提防腓力的新军事动向：“无论冬夏，他不会在任何季节停止军事行动。”[185]腓力的做法不仅打造了一个以战争为主的军事社会，更以革命性的创新赋予其赢得战争的能力，而这二者的结合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无疑是致命的。

腓力的第二项政策是建立一个基于才干的军官阶层。如此一来，国王不仅有了战场上的领军之将，而且一旦有新征服的领土，还能从这些军官中挑选出受过教育的“绅士”担任外交官和总督。有趣的是，腓力非常欢迎非马其顿人——包括合格的希腊人——进入这一新的精英阶层。

进入该阶层意味着什么呢？在历史上，不乏希望通过为王室效劳而得到统治者赏赐、实现个人晋升的人。在现代塞萨洛尼基以东的三叉形半岛上，人们发现了一段用隽秀的希腊文撰写的古代铭文，描述了腓力对军官阶层的赏赐。

这段铭文涉及腓力将该地区土地分配给一名军官的细节。其中一块封地叫“斯尼”(Sine)，另一块叫“特拉佩苏”(Trapezus)[186]。铭文刻于赐地后半个世纪，彼时，该军官的孙子需要后来的马其顿国王再次确认此项皇家封赏。之所以有这个必要，是因为土地归根结底属于王室财产，其保有权的予夺掌握在君主手中，最初受封者的继承人们必须重新得到王室认可。这个制度显然给该阶层的人施加了压力，确保他们不仅在现在、也在将来尽心效力。

至于腓力最初是如何取得这些土地的，希腊城市奥林索斯(Olynthus)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该城位于马其顿以东，就在上文提到的那个半岛上。我当年来到此地时，被周围连绵起伏的农田深深震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人曾在此展开考古挖掘，发现了布局整齐的街道和沿街的房屋遗迹，排水系统、浴室一应俱全，希腊人曾在此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

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些箭头，同样来自马其顿，上面用古希腊文刻着“属于腓力”。公元前348年，腓力攻克奥林索斯，将其从政治版图上抹去。作为征服者，他占有了这里的农田，并将其作为礼物分封给手下的军官。

有些希腊人渴望加入这些强盗之列，也有人感到震惊。“他们不在乎拥有的，只惦记着还没到手的，哪怕已经占领了一大块欧洲土地。”[187]有人愤怒地写道。就这样，在腓力的推动下，马其顿显现出对战争的“全方位”渴望。骑兵想要军饷，军官想要土地，王权需要军事成功去维护：他们都渴望着一场新的冒险。

喀罗尼亚战役胜利之后(公元前338年)[188]，腓力实际上已经成了东至达达尼尔海峡、南抵希腊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巴尔干帝国的统治者。他的疆土部分是直接统治或通过委派总督来统治，部分——包括希腊诸城邦——是经由亲马其顿的政权或至少是能审慎合作的政客们进行统治(比如雅典)。他垂涎着更广阔的疆土，将目光投向了东方。

公元前4世纪，波斯帝国依旧存在。虽然没有什么新的伟大征服，但波斯帝国熬过了行省总督叛乱，平定了长期作乱的行省埃及。统治家族牢牢掌握着王位，一代代国王依旧是战争中的强者。阿塔塞克西斯二世(Artaxerxes Ⅱ)是一位成功的统治者，在位长达45年(公元前405/404—前359/358年)。一次，从伊朗北部作战归来的途中，

他没有骑马，身背箭袋、手执盾牌，亲自带队步行翻越崇山峻岭。此举令其他士兵们深受鼓舞，他们觉得好像长出了翅膀，减轻了重负，因为他们看见了他的决心与力量。[189]

这种激励方式，古代作家们在写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时也一再提到。不过，在希腊人看来，波斯的军事力量正在无声无息地渐渐衰落。鉴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看法不无道理。

公元前336年，腓力在遇刺身亡前夕已经派出军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位于如今的土耳其西北部的波斯帝国领土。他还说服了胆战心惊的希腊诸城邦，为他率领的大军提供援助。公元前480年和公元前479年，不敬神的波斯人曾捣毁了希腊人的神庙，现在，腓力以政治家和将军的身份告诉希腊人：是时候为希腊诸神报仇了。

波斯人从希腊撤军之后，雅典人将波斯人焚烧卫城时留下的碎石瓦砾砌进了防御墙里——如今还在——以提醒自己不忘“野蛮人”对圣地的亵渎。纵然时间流逝，但若以为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不想复仇，那就大错特错了。

刺客的匕首将年仅20岁但已成熟老到的亚历山大推上了王位。短短两年，他便用铁腕手段证明自己得了父亲的真传。雅典北方的忒拜人错看了新王，决定起义。亚历山大率领训练有素的军队风驰电掣般挥师南下，12天奔袭300多英里。有人认为，忒拜人的固执令他别无选择，只能围城。忒拜“被攻陷，遭劫掠，夷为平地”[190]。对于这次残酷的行动，现代观点通常认为，为了继续父亲对波斯的战争，亚历山大需要后方有个顺从的希腊。

同特洛伊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关于22岁的亚历山大远征波斯的经历，我们如今只能通过古代作家的文字去了解。可以作为考古学证据的各类古老的战争用品——武器、盔甲、帐篷、胜利纪念碑等等，以及诸如军队部署、战场指令等原始记录几乎**然无存。正如一名罗马历史学家后来写的，亚历山大短短13年的统治宛如“一道耀眼的闪电之光”[191]。

如今留存于世的关于亚历山大的古代作品，全都出自罗马时代的作家之手。他们若非恰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定然是埋首在图书馆前人留下的资料堆里。那些未能亲历那段历史的历史学家则又是依赖他们的前辈，如此代代回溯，一直追溯到亚历山大时代。

最早的一批作家中的确有人曾经历过那场战争，或者至少同战争幸存者交谈过，这显然相当重要。不管是因为他们身为希腊人也好，还是受过希腊教育的马其顿人也罢，总之，他们用古希腊文书写。至于亚历山大在亚洲和埃及的新属民，则没有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留下关于入侵和征服过程的记录。

另一方面，由于马其顿王国彻底分化了希腊世界，这些现已失传的最早的希腊作品在提到亚历山大时有很大分歧。早在美国政治评论员创造出“另类事实”这一说法之前[15]，我们就在这里遇上了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无论现存的古代作品对亚历山大的描绘是神乎其神还是坏到难以置信，现代历史学家都能从中清晰地听到国王的支持者或死对头发出的遥远的回声。

学者们煞费苦心地寻求关于亚历山大的历史真相。即便如此，结论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的出发点。早在18世纪，欧洲的饱学之士们就开始争论，亚历山大的征服壮举是幸事抑或不幸，其目的在于寻求荣耀还是掠夺；以不可否认的暴力为代价，他有没有给被征服地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他对待亚洲人的方式是否影响了印度莫卧儿王朝(Mughal India)的欧洲人；等等。

专家们已经在基本事实上达成了一致。22岁那年，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队和一些希腊盟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迎头遇到波斯大军的抵抗，并在特洛伊附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一路厮杀穿过内陆，于次年(公元前333年)11月抵达土耳其东南部。在伊苏斯(Issus)古城附近，他第一次与波斯王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交锋，后者的军队更为庞大。亚历山大一如往常率领骑兵冲锋，突破了敌人的阵线。大流士驾车逃走。

冷静的亚历山大抑制住追击大流士的**。为了稳定新获取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后方，他试图消灭以腓尼基港口——即现在的黎巴嫩——为基地的波斯海上力量。成功地打到海边之后，他随即侵入反感波斯统治的埃及。

通过向亚洲新臣民派驻总督、税吏和驻军，亚历山大建立大帝国的意图已显现无遗。以埃及为起点，他的足迹一路踏过现代叙利亚，然后向东转入如今的伊拉克北部地区。公元前331年10月，在尘土飞扬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在古代的高加米拉(Gaugamela)——即摩苏尔(Mosul)——附近，他遇到了率领着一支新波斯军队的大流士。亚历山大第三次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流士再次弃车而逃。

有专家认为，按照传统，波斯国王在战斗中可能更多地充当督战者的角色，他独一无二的身份要求他在战事不利时及时撤退。马其顿人必然将这种王室行为夸大成胆小懦弱的表现。无论如何，大流士是军队的总指挥，在他这个阵营的很多人看来，为了自身安全而临阵退缩的做法显得指挥无方——直到今天看起来依旧如此。换作他的先辈、我们刚刚提到的阿塔塞克西斯二世，可能会有不同表现。

随着大流士的溃退，亚历山大占据了波斯帝国的心脏地带。辉煌的战利品近在咫尺——富饶的皇城巴比伦、苏萨(Susa)、波斯波利斯和埃克巴塔那(Ecbatana)。亚历山大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这些城市，洗劫了皇家金库，最后将数量庞大的财物集中在埃克巴塔那的宝库里，就在如今的伊朗西北部。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将波斯波利斯的薛西斯宫殿付之一炬，以便兑现向希腊人公开许下的复仇诺言，随后遣散了希腊军队。但对于他本人而言，离“任务完成”还差得很远。逃亡的大流士已经在政变中被随行人员杀死，亚历山大现在要出发去征讨自封为王的波斯王族成员。

接下来的四年，他苦战于伊朗、阿富汗，又北上进入现在的塔吉克斯坦地区，终于抓住了波斯王。与如今一样，彼时的阿富汗——希腊人称之为巴克特里亚(Bactria)——也战事不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亚历山大与当地贵族之女罗珊娜(Roxane)成婚。此外，他还在该地区建了几座希腊式的要塞城，让欧洲老兵和当地人混住于内。此举的目的似乎首先在于战略意义：把这里既当作防御堡垒，也作为进一步前进的立足点。

这些土地曾经都属于大流士和他的祖先。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侵入巴基斯坦。古代希腊人将那片早就被波斯人攻克的地区称为“印度”。被希腊地理学家们的错误信息误导的亚历山大希望能一直抵达他们心目中环绕世界的那片海洋。

然而事与愿违，亚历山大的属下哗变了。他们在一名马其顿官员身上发现了斯尼和特拉佩苏的土地许可令。亚历山大无法说服长期受苦的下属，恼怒之余只得班师回朝。他选择由印度河顺流而下，然后行军穿越伊朗南部，军队在沙漠中面临严重的物资匮乏的难题。

公元前324年，无情的亚历山大回到了古老帝国的心脏地带。他解散了心怀不满的马其顿老兵，从新的亚洲臣民中招募新军。他有一个新计划——入侵阿拉伯半岛。

彼时，那一地区吸引人的还不是石油，现代读者们可能会好奇，是什么抓住了亚历山大的眼球，或者更确切地说，吸引了他的智囊们。对此，古人最好的解释——而且执此观点者不在少数——给出了非理性的和理性的两种动机。前一种动机指向他“对扩大领地的永不知足的渴望”[192]，后一种则揭示了隐藏在马其顿帝国主义表象之下的深刻的经济原因：

他们(即阿拉伯人)国家的财富是一个额外的刺激因素——绿洲中的肉桂树、能分泌乳香和没药的树木、能出产桂皮的灌木、长着野生甘松的草地……这里到处都有适合军舰停泊的港口，有适合新定居点蓬勃发展的地方。[193]

亚历山大和他的追随者盯上的正是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然而，公元前323年，就在计划顺利推进之际，即将33岁的亚历山大病倒了。尽管他体壮如牛，这一次却没能康复。很自然，在这个拥有着辉煌胜利、因而也四面树敌的统治者的宫廷里，关于毒药的谣言不胫而走。

我记得，多年以前，我曾受邀出席位于巴尔的摩(Baltimore)的一家美军医院的妙趣横生的会议。此类午餐会完全是出于娱乐目的。会前，实习医生们会被告知某个已故名人的所有细节(除了身份)，然后要据此做出医学诊断。

那一次的分析对象是亚历山大。虽然古代作家详细记录了他的症状，但实习生们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有人怀疑是毒药。也有人倾向于经水传播的疾病。鉴于他死在古巴比伦，而该地夹在水流较缓的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之间，这种死因推测看起来的确有些道理，尤其是古代作家们提到严重酗酒已降低了他身体的免疫能力。

到亚历山大去世之时，他征服的广大疆域已经从今天的希腊北部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古典主义学者认为，他有一个长远目标，要让希腊文明在这些土地上落地开花。他本可以依靠希腊-马其顿移民将希腊的城市生活方式带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带到阿富汗山谷。

事实上，按照最新的研究，此类新城市定居点只有九个，似乎比古代资料中记载的少得多。正如我们所知，亚历山大在有生之年特意在东部边境不太平的地区设置了带有防御功能的前哨。

亚历山大的确受过希腊教育。腓力曾请亚里士多德来辅导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的文化气质在很多方面都是希腊式的。他热爱希腊戏剧，行军作战时也带着演员同行。他为军队举办希腊体育竞赛。他身边总是有希腊哲学家相伴。他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荷马的书——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的确，这种轶事听起来太美好，反倒显得不真实。他的御用历史学家是希腊人，是亚里士多德的亲戚兼被保护人。据说，亚历山大正是派此人把“从巴比伦得到的资料”[194]送回给亚里士多德做天文研究——这也是希腊文化不断吸收东方古老智慧的证据，而且是经由亚历山大本人直接批准。

年轻的亚历山大似乎也沾染了对波斯宫廷装饰与消遣活动的嗜好。当然，从某种意义而言，他所做的就是今天所谓的建立政治认同。关于这一点，从他不断试图将自己的皇家形象“波斯化”可见一斑。他利用波斯文化去接触亚洲臣民，特别是其中一个关键群体——处于没落帝国政治核心地位的波斯高等贵族。这些人的支持对建立一个以马其顿征服者为中心的新政治共识来说至关重要。

在短短的一生中，亚历山大似乎从未尝试学习波斯语，但他开始穿着波斯王室服饰，开始用手下败将大流士的亚洲风格去主持朝政、召见群臣。他后来又娶了两房妻室，都是波斯公主，还要求约80名军官与出身高贵的波斯人结亲。

古典作家们怀着惊人的兴趣详细描述了这种明显步波斯后尘的“堕落”。很难想出历史上还有什么类似情况——或许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是，1533年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Pizarro)绞死信奉异教的印加皇帝之后，戴上他的流苏王冠，还指望当地人像侍奉太阳神那样听从他的调遣。根据一名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希腊人的记述，“他命人在他脚前燃起没药和其他香料，一旁的人全都因惧怕而缄默不语或唯唯诺诺。因为他是暴君，根本不在乎人命”[195]。

事实上，在地位崇高的波斯帝王面前焚香、保持肃穆似乎是波斯宫廷朝觐的常规礼仪。叙述中接下去的恶意评价表明，这段话与现代的“另类事实”颇有相似之处。

亚历山大对波斯王室生活方式的个人兴趣究竟有多深，可以从同样出自这名希腊作家之手的另一段含义隐晦的文字中看出来。这个名叫埃菲普斯(Ephippus)的作家称，亚历山大常在晚宴上化装成希腊的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196]他扮成执弓箭的女猎手，像希腊艺术中描绘的阿耳忒弥斯那样驾着马车出场。

马其顿宫廷举办节日宴会，希腊人——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日常生活里——打扮成神祇，这在当时并非闻所未闻之事。不过，这名古代作家添加了亚历山大在这种场合下穿着波斯皇家服饰的细节，暴露了他真正的用意。波斯皇家服饰的行头里包括长袍，原来，希腊作家嘲讽的乃是这种男性穿女性化服饰的行为。

另一名希腊作家的叙述为我们推测这种恶意嘲讽背后的原因提供了一些线索。他提及亚历山大在亚洲时学习的驭术和射术，二者均非马其顿王室的传统活动。因此，所谓对阿耳忒弥斯的模仿，其真实的动机可能是，亚历山大这个心急的猎人决定通过学习波斯国王的传统狩猎方式以及衣着打扮——而非阿耳忒弥斯的风格，让自己的“波斯化”达到一个新水平。但即便如此，波斯王室的服饰在希腊人眼里依旧是女人气的。

波斯国王们使用弓箭狩猎。他们驾着马车驰骋在狩猎场，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可能需要随时上下车，因为杀死猎物的环节似乎是徒步完成的。顶级猎物是动物王国中的王者——亚洲狮。这种动物如今已在野生环境中灭绝，但17世纪的欧洲旅行者曾在巴格达郊外见过它们的身影。

看来，埃菲普斯关于亚历山大的第二段文字扭曲了真相，以便将他塑造成一个在宴会上身着异性服装、亵渎神明的希腊上层社会的花花公子。在有些希腊人看来，这个故事真实可信，因为希腊的上等人有时的确会这么做。至于作者，他的恶意绝非凭空而起。此人因奥林索斯陷落沦为难民，因此有恰当的理由憎恨马其顿王室。

亚历山大或许对波斯统治阶层的习惯有其个人偏好。在爱琴海世界，不单只有他一个人认同波斯的生活方式。古希腊作家们往往会把“好”希腊人与“坏”波斯人刻板地对立起来，但真实生活中的希腊行为模式却展现出更多的跨文化色彩。从雅典瓶饰上我们惊讶地发现，公元前5世纪那些在波斯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的雅典人竟然喜欢穿着波斯风格的衣服、使用波斯设计的器皿。就某种意义而言，亚历山大的这种双元文化模式使得他的帝国统治超越了一般的古代征服者。

根据古典作家们的描述，亚历山大还开了另一项历史先河，即要求人们将自己当成神去崇拜。若是放在现代政治领袖身上，这种做法是值得诟病的。人们会想起土库曼斯坦前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ov)，他在首都为自己塑了座能一直随着太阳旋转的黄金雕像，又于1999年以其家人的名字重新命名了全年各月份。相信亚历山大寻求神格化的传说的古典学者们通常对此深感震惊，视之为这位历史人物的污点，甚至进而视之为希腊异教堕落的征兆，认为只有真正的信仰(即基督教信仰)的出现才能改变这种局面。

亚历山大真正的目的何在，我们可以从几段不断引发专家争议的古希腊短文看出端倪。此外，这个问题还涉及对宗教现象的广义解释。年轻的亚历山大本人是否自视为神？他使用这些宗教手段是否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威？抑或是那些进行崇拜活动的人别有动机？证据似乎再明白不过。亚洲人并没有参与这种个人崇拜活动。相反，决定在亚历山大有生之年就用希腊祭祀礼仪(设祭坛、献牺牲、祷告等等)来崇拜他的乃是一些希腊城市，包括雅典。

读者们可能不明白真实情况何以如此复杂，在此，我且举一个例子。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在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Balkh)冬季营地尝试重新启用觐见礼仪。他试图将波斯风格的朝见礼引入马其顿宫廷。有些下属遵从了，另一些则极不情愿，甚至有人在其他人行礼时放声大笑，轮到亚里士多德的亲戚行礼时，他干脆拒绝。据说，亚历山大当时巧妙地装作没看见。

我们对亚历山大的印象来自笃信这段情节的古典文人。在希腊世界里，这种双膝跪倒、五体投地的礼仪是凡人在神像前才会做出的姿势。因此，很显然，巴尔赫的欧洲随从乃是出于宗教原因才会表现出抗拒。

正如我们今天所见，古希腊作家对此的态度并没有这么简单。他们将该事件描述成某种道德故事，视之为亚历山大在权力和成功的**下走向堕落的重要一步。他如此自高自大，想要被当成神受人崇拜，这就是彼时在数千里之外的很多希腊人的想法。抱着这样的认知，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诸城打算满足亚历山大的心愿。

关于亚历山大的欲望，希腊人或许并没有想错。坊间还有一种说法，说巴尔赫事件再次被一些幸灾乐祸的希腊人以“另类事实”的方式传播。现代历史学家们早就指出，历史上真实的亚历山大此举的动机可能完全是世俗的。他希望通过降低波斯高等贵族之荣耀感来进一步驯化他们，其方式就是在波斯贵族和欧洲官员阶层(主要是马其顿人)之间建立一种更为平等的假象。亚历山大想在宫廷中形成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两个群体的精英都要行波斯风格的觐见礼，它象征的绝非波斯神明崇拜。

这一切似乎与当今世界相去甚远。但关于亚历山大的种种争论中有一个方面涉及更普遍的人类利益。亚历山大时代的古希腊宗教观在人与神之间并没有严格界线。雅典知识分子告诉国王腓力，如果他征服了波斯人，“对于国王而言，剩下来的就唯有成神了”[197]。这只是奉承而已吗？抑或是在希腊观念中，“神”这个概念有着当今几大宗教所没有的弹性外延？

有些专家试图从现代行为中寻找解答，哪怕找不到具有完全可比性的，至少有可能从中获得启发。撇开中亚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暴君不谈，现代世界里同样有对在世领导人的集体崇拜。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时，有评论员指出，围绕他的个人崇拜带有类宗教性质。我本人在电视采访中看到，他的支持者们明确表示，在他们眼里，这位领导人不可能做错事。这种领导人物既不遥远也非无形。特朗普先生就真实地存在着，他或许不会回应你的祈祷，但会回应你的推特。

特朗普的粉丝之所以对他深信不疑，乃是因为他们坚信这名领导人能将他们从经济灾难中拯救出来。在古代，强大的国王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实际的保护，保护民众既不受敌人也不受自然力量——比如歉收和随之而来的饥荒——的侵扰，而正是这种能力使得希腊社会将国王置于与神同等的地位上。在亚历山大开创的这个新世界里，希腊人用称呼某些希腊神明的方式称呼他之后的一些希腊-马其顿统治者：“救星”。

希腊人对亚历山大的崇拜，在多大程度上是他本人积极推动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希腊人强加给他的，当今的历史学家依旧在争论。说到历史影响力，由于他的统治期不长，他的帝国模式充其量只能算一项未竟的工程。有些学者认为，他大胆的“波斯化”尝试是个败笔，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公允。

事实上，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他真正的历史遗产体现在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