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批评家们一般认为，继荷马的光辉之后，希腊文化的又一创作高峰始于希腊对波斯的第一次胜利(公元前490年)，终于马其顿霸权的崛起(公元前336年)。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甚至家喻户晓的人物(比如索福克勒斯和苏格拉底)，令那两个世纪的伟大成就为今人所共知。

该时期有时被称为“古典时代”。此处的“古典”不只是现代意义上的时代划分方式，它也体现了如今的人们对那一时期希腊文化方方面面的普遍判断。相比于之前和之后，彼时的希腊文化近乎完美。

这种主观评判的权威性部分来源于后古典时代古人的观念，部分承袭自文艺复兴以降的古典文化迷，后者包括所有有意识地从古代作品中获取文学写作、哲学研究、雕塑、建筑设计等灵感的创作者。本章的目标就是要用例子说明，(按传统观念而言)“古典”希腊何以在文化领域当之无愧地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古典时代的希腊大体而言等同于古典时代的雅典。自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便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古雅典人的邻居们——既有希腊人也有非希腊人——是如何浸**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的“革命性的”文化氛围中，甚至偶尔还起到促进作用。大英博物馆就为参观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小例子。

我听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曾有位积极倡导将埃尔金石雕(Elgin Marbles)还给希腊的名人来到大英博物馆参观，他走进帕特农文物厅之前的一个同样陈列着希腊雕塑的巨大展厅，误将这里的雕塑当成了名气更大的帕特农雕塑。这个故事或许听来好笑，但如果你看看那间大厅里一排穿着贴身衣物的女性塑像，就完全可以理解他何以犯那样的错误了：她们简直就像是从帕特农神庙中走出来的。

这种刻画女性服饰的特殊方式源自在此前半个世纪修建帕特农神庙的雅典雕塑家。参观者向左转进陈列着帕特农雕像的杜维恩展厅(Duveen Galley)，可以看见展厅尽头有一尊损毁严重的女性雕塑。仔细端详，她的衣衫似乎也垂垂地贴在身上。

首次运用在帕特农雕塑中的这种“湿装风格”着实绝妙，相比于完**露，该手法不仅更能展现躯体之美，而且可以回避当时希腊文化中不得公开描绘**女神的禁忌。负责督造帕特农雕塑的雅典艺术家斐狄亚斯在当今世界与米开朗琪罗齐名，他或许就是这个天才手法的创造者。

正如古希腊的其他方方面面，这种借助衣褶的表现方式在如今早已通过博物馆里的古代雕像或晚近的新希腊风格雕塑而为人们熟知，以至于我们不经意间就会忽略了当它首次出现时带给人们的新鲜与震撼。

在随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从事希腊风格雕塑的工匠们不断地模仿来自雅典的这种新手法。之前提到的那间展厅中的雕像来自涅瑞伊得纪念碑(Nereid Monument)——公元前4世纪90年代建于土耳其西南部的一名热爱希腊艺术的非希腊统治者的坟墓。有两则古代逸闻可以说明人们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创造的艺术形式的普遍热情。公元前413年，叙拉古人一举击败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之后，很多平安返乡的雅典人都对欧里庇得斯心怀感激、念念不忘。

他们中有些人因凭着记忆排演了他的作品而免受奴役、重获自由；有些人在战后流离失所的时候凭着吟诵他的诗歌得到了食物……[164]

彼时已年近七旬的欧里庇得斯是雅典著名的剧作家。这则故事表明，在文化上紧追潮流的叙拉古人定然见过在西西里上演的他的剧目——与当时所有的希腊戏剧一样，既有对白也有歌唱。几十年后，即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希腊中部一个城邦的僭主在欧里庇得斯悲剧选段的演出过程中“突然离场”[165]，只因他感动落泪，却又不想让这种动情的表现影响他的“强者”形象。

那座位于希腊中部的特殊的剧场是公元前4世纪修建的众多剧院之一。彼时，雅典的戏剧表演攫住了希腊广大民众的胃口，很多城市都需要新的石质建筑来为这种能够一次吸引一万到一万五千名观众的表演艺术增辉。建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的埃皮道鲁斯(Epidaurus)剧场就是首批不朽的希腊剧场中最负盛名的一座。

公元前4世纪后期，生活在雅典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写下了他对雅典戏剧起源的见解。他认为，雅典戏剧是从雅典人为尊崇酒神和狂欢之神狄俄尼索斯而举行的民间仪式中发展而来的：悲剧由赞美酒神的组歌和舞蹈演变而成，喜剧则来自抬着**的阴茎模型的色情游行。

正如我们所见，其他希腊社会，包括公元前6世纪的斯巴达，在宗教性演出里都会使用一种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中至关重要的道具——面具。与其他希腊社会不同的是，雅典人将这种戏剧演出的雏形发展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戏剧，即一种剧作家创作的、由人物对话构成的、以现场演出而非单纯阅读为目的的文学形式。

雅典人首开先河，于一年一度的狄俄尼索斯节期间在城中心举办大赛，评选出当年戏剧的佼佼者。他们为古希腊戏剧的两个主要类型分别设立了比赛：最佳“悲剧”的竞赛始于公元前534年，最佳“喜剧”的争夺始于公元前486年。竞争自然刺激了创新，这一点古今无异。

维也纳保存着一小截按传统方式用纸莎草茎叶制成的古代书卷，上面的几行诗歌出自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

多么悲伤，多么悲伤——你母亲的血让你疯狂。凡间的荣华不会久长：可叹啊，它如飞驰的小船上的风帆，始一出海，便被神力淹没在饱含辛劳的厄运之浪。[166]

这段同样出自欧里庇得斯之手的韵文体现了悲剧语言的庄重。但这份成于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书卷残片的珍稀之处在于，与诗文相配的还有一段乐谱。为此，缮写员在文字上方标注了一套基于字母表编制的记号。也就是说，公元前5世纪雅典狄俄尼索斯剧场里的观众欣赏的乃是某种音乐剧。

专家们由此推断，现存的公元前5世纪戏剧的行文韵律模式——即诗歌的格律——发生了变化，彼时观众欣赏到的可能是一种结合了合唱、咏叹、二重唱、吟唱或吟诵、格律诗朗诵等形式的演出。

表演的场面也堪称壮观。那不勒斯考古学博物馆的一间陈列室里保存着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雅典陶器——一只近2.5英尺高的花瓶，瓶身一圈画着戏剧人物。这件作品的诞生时间约为公元前400年[167]。

画面上的演员都是男性，有的戴着栩栩如生的面具，有的将面具拿在手中。他们身着戏服，扮演赫拉克勒斯的人手持狮皮和大棒，极为抢眼。画面中的另一些人物则是合唱团成员，彼时，这一角色总是由业余爱好者充当，他们穿着带有动物尾巴的衣服，缠着毛茸茸的腰带，像狄俄尼索斯的野性追随者、神话中的森林之神“萨堤尔”(Satyrs)那样拖着硕大的阴茎，其中一些还翩翩起舞。剧作家也出现在画面中，手持一卷文稿。画面中央的位置坐着一个笛手，正吹着公元前5世纪雅典剧场里常见的双管笛。

我在学校时为了应付考试读过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Agamemnon)。小小年纪的我当时并不懂得欣赏这篇讲述因道德罪过而被诸神没完没了地追索“正义之债”的带有深刻道德指向的悲剧，因为诸神总是高高在上、非凡强大。如今，我理解了该作品的伟大之处。

阿伽门农，特洛伊战争中一心追寻荣耀的希腊远征军统帅，为了给希腊舰队求得顺风竟用亲生女儿献祭，因此他必定要为这种渎神行为付出代价。由于沦为臆断公正的工具，他的妻子也必然受到惩罚——在剧中，她为了给女儿报仇，在丈夫时隔10年凯旋之际杀死了他。

这部悲剧是埃斯库罗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另两部继续讲述了故事的后半段，以供在戏剧节一同上演。第二部剧讲的是阿伽门农之妻遭到的报应，且更为残酷——她的亲生儿子在阿波罗的安排下为父复仇。第三部戏，埃斯库罗斯用现代式的结尾终结了血亲相煎的可怕循环。在众神的指引下，被遗弃的儿子经受了试炼，雅典法庭的民主公民陪审团宣判其无须承担弑母的罪责。

借助三部曲，埃斯库罗斯意欲通过戏剧化的情节让观众体验恐惧与怜悯。与其他悲剧作家一样，他的一些故事情节取自神话时代家喻户晓的血腥的家族传说。从雅典公民受众的角度考虑，埃斯库罗斯让戏剧的结尾变成了一堂公民课：尽职的公民陪审团所面对的，是艰难的伦理选择。

在我曾经任教的英格兰北部的一所大学里，古典学系每年都有几天开放日，讲师们会给为准备大学入学考试而学习古典学科的中学六年级学生授课。多年以来，最受欢迎的讲座始终是关于公元前5世纪唯一仍有作品传世的雅典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有时候讲堂里座无虚席，比方说当全国各地的中学都提出观看由两名讲师模仿古代喜剧演员进行的双人表演时。他们的秘诀是即兴大量运用各种形状、各种型号的道具——晃来晃去的男性**——为阿里斯托芬的幽默奠定基调。在古代，这种道具通常用皮革制作。

相对而言，并非所有的演绎者都能公平地对待阿里斯托芬的性影射，因为有些主题牵涉到同性恋情，比如下文：

大家公认，我买了把舒服的椅子，外加个年轻又强壮的侍从，替我搬椅子。只要他一唤，我就坐上去。

现在一切安置妥当，这里有张折叠椅给你，还有个男孩(可不是阉人)替你扛。要是你乐意，就把他弄成折叠椅![168]

除了此类黄段子，现存剧本中的另一个特色可能也会让现代读者大吃一惊，那就是对政治的荒诞态度。阿里斯托芬不仅基于时事(尤其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编造各种阴谋论，还把真实生活中的政客描述成阴谋故事中的角色，辛辣地讽刺那些他不喜欢的人，大肆嘲笑雅典民主的主体——他们基本上都是他的观众：

(第一个奴隶)：咱俩的主人有一身农民习气，一个乡下胃口，一副火暴脾气，人称普尼克斯山的德莫斯先生(Mr Demos)，是个古里古怪、半死不活的小老头儿。上次赶集日，他买了个奴隶叫帕弗拉贡(Paphlagon)，是个皮匠，一个大恶棍，喜欢造谣中伤。这皮匠帕弗拉贡摸透了老头儿的脾气，就蹲在主人面前开始讨好奉承、溜须拍马，拿一点点废皮子哄骗他……[169]

此处的人名“德莫斯”意思是“人民”，代表全体公民。正如我们所知，当时的公民大会就设在雅典的普尼克斯山。“帕弗拉贡”这个角色是个奴隶兼皮匠，巴结讨好扬扬自得的主人德莫斯，以便从中占便宜，这明显是对后伯里克利时代的平民政客克里昂(Cleon)的讽喻，此人是富有皮匠的儿子，曾凭借雄辩的演讲说服公民大会支持他的政见。

在《骑士》(Knights，公元前424年)这出喜剧中，随着剧情继续发展，德莫斯的另外两个奴隶设法成功地打败了帕弗拉贡。他到头来失去了主人的宠信，被贬去城门口卖香肠。剧尾，意识到错误的老德莫斯幡然悔悟，摆脱了丑态，变得仪表堂堂。

剧作家在剧场这样的公共场合自由地表达对政治领袖的反对，他的观众不仅包括男性公民，(或许)也包括女性和外邦人。雅典人对这出戏钟爱有加，阿里斯托芬因此在第一场演出后就获得头奖。但戏剧本身并没有让雅典人放弃对真实的克里昂的支持，依旧推选他为高级军事指挥官。

并非所有的现代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都能大度地容忍这种公开的政治嘲讽。尽管我们不知道克里昂的反应，但有时候，这位喜剧作家显然是语中带刺。在另一出喜剧里，阿里斯托芬取笑了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已然在雅典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智者形象。这一次，他的攻击对象是苏格拉底。剧目首演那年，也就是公元前423年，这位雅典公民年届四旬。

阿里斯托芬把苏格拉底描绘成一个怪人，光着脚板游**在大街小巷。苍白的面孔表明他长时间闭门不出，与当时喜爱户外活动的男性公民的日晒肤色形成鲜明对比。他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在那里，“只要交钱，老师就会教你如何赢得辩论，无论有理没理”[170]。也就是说，这所学校提供的是公共演说培训，希腊人把当时新兴的这门学科叫作“修辞学”。

阿里斯托芬讥讽苏格拉底是个拒绝遵循宗教风俗的自由思想家。剧中的苏格拉底说诸神都是“垃圾”，除了取代了宙斯的新神狄诺斯(Dinos)和云(这出戏的名字就叫《云》)。他告诉一名疑惑不解的学生，这些形态万变的实体乃是女神，学生却不无道理地觉得，她们看上去更像蓬松的羊毛。接着，苏格拉底这个角色使出了提问—回答的教学手法，引导学生推翻了原先的观点。年轻人甚至开始向云彩祷告。

从观众的角度而言，该剧的娱乐价值似乎在于引导了一种公众观点，剧中的苏格拉底不再是真实生活中的苏格拉底，而是个不循规蹈矩的智者。此类人鼓吹不虔敬的新奇思想，吸引易受蛊惑的年轻人来付费学习公共演说的技能。在一些人眼中，这种教学完全是不道德的，因为不正直的公民可以借此本领参与公共生活，使用欺骗伎俩赢得听众的支持，哪怕他的话根本没有道理。

真正的苏格拉底的确是位奇人，但他并不为谋财而教学。他做哲学的方式是深入公共生活，在雅典的大街上和市政广场与偶然相遇的人们交谈。某种程度上，他吸引了很多朋友和追随者，其中不乏年轻人与贵族。这些追随者通常是男性。当时雅典的社会规范并不鼓励有身份的女性抛头露面、在街头巷尾同非亲非故的男**谈。

谈话乃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思想精髓。他会在交谈过程中探讨盘桓在自己脑中的问题，那些问题如今被归入“伦理学”范畴，从根本上说，就是从道德的角度去严肃探究如何才能更好地度过一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谈话技巧的确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中所言，运用了某种温和的交叉检验。

古希腊人把这种交叉问答称为“辩证法”(dialectic)，该词源自希腊语动词“交谈”(to converse)。其中蕴含的思想是，通过思考，交谈者最终会得到一个共同认可的关于正直生活的定义，比方说，希腊人公认的关于美德的确切含义。究竟怎样才算“公正的”或“适度的”？一个人如果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就没有理由不去过合乎道德的生活。

苏格拉底的独特思想挑战了雅典人的容忍度，于是，有公民以腐化青年和不敬神的罪名对他提起控告。彼时是公元前399年，雅典惨败于斯巴达之后五年，雅典人的自信受到了严重动摇。民主制度摇摇欲坠，苏格拉底与一些政治寡头的友谊或许更令他受到怀疑。

也许这就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让人们感到刺痛的地方。据说在审判中，苏格拉底面对陪审团公开谴责了将自己送上法庭的“诽谤者”，并特别提到狄俄尼索斯剧场：

是你们自己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看来了这些事，你们看见一个所谓的苏格拉底被搬上舞台，声称他自己端坐天上，还说了一大通胡言乱语，而我本人对那些东西一无所知。[171]

有501名公民参加的民主雅典最大的一次审判以30票的微弱优势判定苏格拉底有罪。原告提出对他处以死刑。按照法律规定，被告可以提出替代惩罚。富有的友人们愿意出钱，一文不名的苏格拉底则要求用极少量的罚款替代。陪审团选择了死刑。苏格拉底按律饮下毒汁。

苏格拉底能享有如此崇高的身后名，要归功于他的学生们后来的作品。这批学生中有一个富有的雅典青年，叫柏拉图。柏拉图现存作品的一大特点是采用了苏格拉底及其追随者们的对话的形式。其中一篇据说是苏格拉底在审判上的自我辩护，就以古希腊语中指称此类法庭演讲的词汇命名为《申辩》(The Apology)。

这篇写于审判之后20年的著名演说似乎将演说者理想化了。坦率地说，柏拉图作品中出现的苏格拉底大多经过了加工创造。同样，柏拉图的作品也模糊了其恩师与其他门生哲学思想的差异。

这些哲学思想中包括一个深邃的道德观念，即哲学生活给死后的生命赋予了希望，换言之就是令生命不朽。在柏拉图笔下，身陷囹圄、等待死亡的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向学生们讲述了他对死亡的态度。

他说：“要不是我相信自己将面对其他明智又善良的神明，而且更重要的是，将面对那些已经死去的人，那些比这世上的人更崇高的人，我就该因死亡悲伤。但眼下，你们尽管放心，我正期待着去见那些善良的人，虽然我本不该如此积极地表现出来；但我还是要明明白白地说，我打定主意要去见那些善良的神明。”[172]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接着解释道，在死亡之际，躯体会与它活着时的同伴分离，他把这个同伴称为心灵(psyche)。如果心灵能在肉体享乐之余尽可能保持不受玷污，且引导人过一种用爱智慧之人——即哲人——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堪称“纯洁”“适度”的生活，那么人死后，心灵就能与肉体分离，摆脱死亡的地下王国，踏上通往天国的旅程。英语中通常把心灵这个词译作在人有生之年寄居在躯体里但不属于躯体的“灵魂”。

柏拉图的另一篇对话引出了柏拉图式恋爱这样一个现代概念。这篇对话题为《会饮》(Symposium)，因为事件发生在一场宴饮上，尽管在场的宾客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开怀畅饮，而是选择了交谈。对话再次以苏格拉底为中心，主题则是er?s——**或欲望。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给出了自己对于这个论题的观点，这也是他从一名女智者那里得到的智慧。她曾告诉他，世间有两种类型的孕育，一种是在男女交往中诞下婴孩，另一种更高级的，是人的灵魂充溢着“某些适合灵魂去孕育、去生产的东西”[173]，也就是智慧和其他美德。美丽的躯体与充满智慧的灵魂邂逅便会开花结果：

我认为，它遇到了美，并与之结合，诞下了长期孕育的东西。无论是当他们两相厮守之时，还是虽彼此分离但却念念不忘之际，都一起哺育着共同生产出的东西。[174]

这名充满智慧的女性进而称，这是“恰当的男性之恋”[175]。柏拉图似乎不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有可能拥有这种纯洁的、有教育作用的关系。他本人终身未婚。

接着，他举出一则轶事来说明他心目中的英雄苏格拉底在此类问题方面的自制力。在会饮现场，年轻男宾中最英俊的一位不理解苏格拉底如何竟能拒绝他的追求。苏格拉底用充满哲理的话语回答说，最好的爱慕者“试图抓住真正美好之物(苏格拉底的思想)，并以美好之物(年轻男性的躯体)作为回报”[176]。

柏拉图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对一种理想社会——即乌托邦——的构想。这种情结源于需求，因为当时希腊城邦中已有的社会类型，包括民主制度，都有缺陷。在柏拉图的构想中，理想社会通过优生学来确保适者生存，它摒弃了家庭，将母亲与孩子分开。国家治理委托给为此目的而经受了严格训练的哲学家，城邦的保护者。柏拉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种极权主义国家的可实现性，专家们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我们在此不做讨论。

与苏格拉底不同，柏拉图在雅典某地建起了一个供志趣相投的人——既有学生也有其他教师——进行私下交流的场所。这个学园在其创建人逝世(公元前347年)后依旧长盛不衰，也是雅典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根据古人对柏拉图生平的记录，他任教的“阿卡德米(Academy)位于郊区，是一片绿树成荫的健身场，以古代英雄赫卡德谟斯(Hecademus)的名字命名”[177]。希腊考古学家们已经确定了这所健身场的位置，就掩埋在如今的雅典城通往西北古代市集的街道之下。

柏拉图在这里展开了自己的哲学研究。虽然尚有一份柏拉图讲稿传世，但他使用的最主要授课方式似乎仍是苏格拉底式的谈话。当时的一名喜剧作家对此大加嘲讽，但他的话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这些论题之包罗万象。它们包括我们如今所说的科学、动物学、植物学，以及实用性研究：

我看见学园的体操场上有一群男孩，听见一些我无法描述的奇谈怪论。他们正在给自然界下定义、做分类：动物的生活方式、树木的自然性质，以及蔬菜的种类。他们围着一只南瓜，研究它该属于哪个品种。[178]

有一份古老的名单列出了柏拉图的学生们。有趣的是，名单里除了雅典人之外，还有来自爱琴海各地、西西里和黑海地区的希腊人。看来，柏拉图不仅声名远播，其追随者也相当“国际化”。这些小伙子能够异乡求学，必然有某种经济后盾。名单上还有两个人看起来可能是女性，均来自伯罗奔尼撒。

相传，其中一名女性在读了柏拉图的政治学作品之后便追随于他。她身着男装加入了学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隐瞒着自己身为女性的事实”[179]。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希腊，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的确很难去追求精神生活。不说别的，单单是阿克希奥提亚(Axiothea)——她的名字——感到有必要女扮男装这个事实就说明，社会舆论非常反对希腊女性与陌生男性相处。

另一名来自希腊北部的“国际生”是年轻的亚里士多德。在古代，他被视为柏拉图众弟子中最杰出者，还被人们赋予了一些不知是否真实的个人细节：“他口齿不清……据说腿很细，眼睛小，但他曾经沉迷于时髦的衣服和戒指，还喜欢刮脸。”[180]

20世纪90年代中期，考古学家们在位于雅典的希腊元首宅邸附近挖掘出了一栋古代建筑。该建筑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矩形庭院，约25码见方，庭院一周是带柱廊的走道，之后有不少房间。这是古希腊健身馆的典型布局。

结合建筑所处的位置，考古学家们认定它正是吕克昂(Lyceum)，一处类似于阿卡德米的雅典健身场。柏拉图去世后，这个位于城市另一端的公共健身场成了彼时业已成名的亚里士多德的教学地。他在这里创办了自己的高等学府。与柏拉图的学园一样，这所私立学园也在创始人去世后长盛不衰。

亚里士多德在当时和此后的赫赫声名部分源自其研究领域的广博。根据古代传记作者的说法，他写了约550本书，内容跨越如今的科学、艺术和人文学领域。他在友谊、动植物学、气象学、演绎推理或逻辑学、光学、荷马研究、天文学、法律、戏剧等方面同样颇有建树。虽然亚里士多德的研究面之广无人可及，但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哲学家是研究型的学者。

以下这段文字源于他对动物的观察，谈到了贝壳动物的种类：

通常而言，软体动物在春季和深秋产卵，食用海胆是个例外，它们的卵虽然在这两个季节最多，但在满月时和温暖而晴朗的日子里也总是有足够的卵。不过，这个结论不适用于皮拉(Pyrrha)海峡的海胆，它们的产卵季在冬天。[181]

这个“皮拉海峡”如今仍在。它是亚里士多德给从公海进入卡洛尼(Kalloni)咸水湖的漏斗形入口起的名字。咸水湖位于爱琴海的莱斯沃斯岛(Lesvos)，古称来兹波斯，亚里士多德在40多岁时曾造访过这里。他先后对这片水域进行了五次观测，想必，他利用住在岛上的日子对那里进行了考察，目睹了渔民们捕鱼。现代意义上的实践研究——比方说这个例子里的亲自观察——显然是他的研究方法之一，即便不是他唯一的研究方法。

每一名研究生导师都知道，学生未必总是同导师观点一致。亚里士多德不赞同柏拉图提出的公共演讲技巧仅仅是技巧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共演讲自有一套体系，是一项可以传授的技能，也就因而值得哲学家关注。他将这一套体系付诸书面，其中除了陈述事件的正面信息之外，还包括如何让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听众接受将要灌输给他们的观点：

同样一件事，在友善者和有敌意者，或者愤怒不已的人和心平气和的人听来是不一样的……如果陪审团对被告很友好，就会认为被告根本没有做过不正义的事，或所做之事无伤大雅；但如果陪审团对被告怀有敌意，情况就会恰恰相反……感觉可以完全改变我们对判断的态度，它暗示着痛苦或欢乐——比方说，愤怒、同情、恐惧等等。[182]

在此，亚里士多德考虑的主要是演讲者在法庭上说服听众的需要。在古代，法庭是讲演术运用的主要场所之一。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有收取费用、撰写专业辩护稿的职业演说家。根据雅典的法律，被告可以通过亲自朗读买来的辩护稿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古迹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尊古希腊演说家的全身像。这位满面虬须的人俯首而立，皱着眉头陷入沉思，手臂和胸脯上松弛的肌肉表明了他的年岁。这尊雕像是罗马时期的复制品，当时还有很多半身像也是以这同一尊雕像为原型，刻画的都是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

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德摩斯梯尼是雅典公民，也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常见的那一类辩才无碍的政治家。他还从事法庭辩词写作。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罗马人对德摩斯梯尼最为推崇的就是他的辩才。据说，他的口才并非天生。他挑灯夜战创作讲稿。晚年，他向一名雅典人透露了自己练习发音的方法：嘴里含着鹅卵石大声朗诵以纠正口齿不清，通过在跑步或爬山时说话来训练呼吸。他还对着镜子琢磨表情和动作。

不过，德摩斯梯尼在历史上的名声却得自其演讲技巧在政治上的运用。他年复一年地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就日益严重的外来威胁向人们提出警告。两家博物馆的藏品为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

考古学博物馆收藏古代墓葬里的人类遗骸并非什么不寻常之事。然而，雅典考古学博物馆一间陈列室里保存的一箱箱人骨却有着特别之处。这些曾经公开(但已不再)展览的骨头上带有明显的伤痕。其中一个伤痕引起了我的特别兴趣。我以前在大学工作时曾管理过一些从英格兰东北部收集到的古物，其中有一件武器可能可以制造出相同的伤痕。

这种特殊的伤痕是经强力击打在颅骨上留下的小孔。造成创伤的武器可能类似于泰恩河畔纽卡斯尔(Newcastle upon Tyne)的北方博物馆里展出的古代长矛的铜头[183]。铜头末端带有小刺，这样一来，即便矛杆在战斗中折断，铜头本身也可以变成一件武器单独使用。尖刺的直径几乎与颅骨上的小孔完全吻合，出入只有1毫米。

这种联系绝非偶然的巧合。首先，尖刺上刻着公元前4世纪风格的希腊字母“MAK”，肯定是“马其顿人”一词的缩写，也就是说，铜头来自马其顿；其次，那枚颅骨属于发生在希腊中部的一场对抗马其顿人的战斗中的希腊受害者，而马其顿正是德摩斯梯尼多次在公众演讲中提到的外来威胁。

发生在喀罗尼亚(Chaeronea)——颅骨即是在此发现——的那场战斗本可成为德摩斯梯尼的巅峰时刻。公元前338年，一支马其顿军队向南进军。消息传来，雅典人心惶惶。德摩斯梯尼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让雅典人鼓起了勇气。接着，他以使节身份前往希腊中部的忒拜寻求结盟，用滔滔雄辩说服忒拜人及其邻邦加入武装抵抗。在随后的战斗中，德摩斯梯尼又亲身投入联军阵营。

不幸的是，马其顿人彻底击败了希腊人。他们的指挥官是国王腓力(Philip)，他的儿子兼继承人、18岁的亚历山大作为助手执掌骑兵。接连不断的军事胜利将马其顿推上了巅峰。马其顿人可能也戏剧化地促进了希腊文明的传播，使其一直远扬到如今的阿富汗。现在，我们该来仔细看看这个北方的超级大国，正是它的迅速崛起终结了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