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前往雅典国家考古学博物馆参观的游客都没有注意到隔壁的另一家博物馆。这家除专业人员外鲜有访客的铭文博物馆里收藏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希腊碑文。
在专家们眼里，该馆的镇馆之宝当数那块约18英尺高的巨石。它几乎触到了天花板，得借助梯子才能阅读顶部的铭文。若是靠近一些，你可以看出整块石头其实是用现代石膏拼接的古代石碑碎片。
这一现代学术界的奇迹乃是美国专家们在1927年完成的，他们共黏合了来自同一块巨型大理石上的180多块碎片。这块大理石很可能来自某处荒废的建筑遗迹，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最初将它置于雅典卫城。石碑上的铭文刻着献给卫城守护神雅典娜的贡品目录，在古代，每年都会有石匠爬上梯子新刻一条记录。
这座破损石碑的重要意义在于记录了进贡者的身份。正如我们所知，希腊盟军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中让薛西斯的残余部队遭受了决定性的重创。此后，波斯人依靠战舰继续威胁着大陆东部的希腊人定居点，而盟军则以希腊大陆的斯巴达为主力继续抗击波斯人的先锋。
不过，联合起来的希腊人觉得，指挥普拉提亚之战的斯巴达王保塞尼亚斯的行为开始越发像个暴君，而非统帅。我们在前文提到，正是此人在德尔斐的胜利纪念碑上刻下了那段后来被擦除的自我标榜的铭文。见识了雅典人及其海军对抗波斯人的骄人战绩，同盟决定请雅典人接过领导权。
雅典人看到了机会，当仁不让。为了筹措作战资金，他们规定，希腊同盟各邦或依据其资源缴纳金钱，或提供船只(在一开始)。25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454年，雅典人将同盟金库从位置相对居中的提洛的基克拉迪克岛(Cycladic island of Delos)搬到了雅典卫城的圣所里。为了取悦金库的新保护神，同盟成员同意将每年缴纳资金的六十分之一献给女神。
雅典人让石匠在卫城专门竖起一块石碑，就是为了记录每年的供奉。第一行记录刻于公元前454—前453年，内容如下：
迈西普尼亚人(Mecypernians)
斯多利亚人(Stolians)
波立克尼亚人(Polichnitans)：231德拉克马2奥波。
辛吉亚人(Singians)：2(？)2德拉克马2奥波。
萨索斯人(Thasians)：300德拉克马。
米西亚人(Mysians)：33德拉克马2奥波。
叙安格利亚的皮克雷斯(Picres the Syangelian)：(50德拉克马)等。[144]
缴纳供奉的同盟成员所在地动态展示了希腊同盟的势力范围。皮克雷斯是土耳其西南方博德鲁姆东部的地方统治者，他甚至都算不上希腊人，而是卡里亚人。自雅典人接过领导权后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在雅典将军们的统率下，希腊盟军已成功地令波斯帝国无法插足爱琴海和小亚细亚西海岸，这样的武功几乎可以同早前在希腊大陆对抗波斯人的胜利相媲美。
最大的胜利当数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一名雅典将军率领200艘桨帆船沿土耳其南部海岸线搜寻传说中的波斯军队。他在位于今天的安塔利亚(Antalya)不远处的被希腊人称为欧里梅敦河(Eurymedon)的河口扎营。该河上游水流湍急，如今河上的船工更是以弄潮好手闻名。希腊步兵在此处登陆，给弃船上岸避险的敌人以致命一击。
希腊盟军这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迫使波斯王承认一条其战舰不可逾越的界线，从而将波斯海军阻挡在希腊领土之外。欧里梅敦河以西不远，土耳其南部海岸线突然拐了个弯，形成一个岬角，岬角附近有一连串五个近海小岛，被古希腊人称为“燕子岛”。近年来，笔者曾乘船不止一次经过这片景色优美的地区，但可能是因为季节原因，从未见过燕子，倒是看到了海豚。据说，当年希腊人就选择这些岛屿作为界石。历史学家们无从得知他们是否就这些条款与波斯人缔结了正式的和平协定，但大约就在那个时期，双方停止了战争。
尽管如此，希腊人并没有解散反波斯同盟。公元前454年或公元前453年，当他们在雅典卫城竖起那座巨石碑时，第一行铭文下方的大片空白便引发了同盟中某些人对雅典人野心的担忧。萨索斯人后来的经历证明，脱离同盟绝非易事。
在上文引用的碑文中，第五行提到的“萨索斯人”指的是爱琴海北部一个富裕的希腊岛屿萨索斯(Thasos)的公民。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述，他们像其他同盟成员一样曾发誓，只要波斯帝国仍存在，就“永远”留在同盟中。然而，公元前465年左右，萨索斯人背弃了誓言。雅典人立刻派出战舰登陆该岛，将萨索斯人围困了整整三年。被困者最终投降，雅典人强迫他们签署了屈辱的条款并重返同盟，还雪上加霜地逼迫他们缴纳逾期的年贡。
雅典人对待盟友的方式开始越发像帝国统治者对待属臣，这种态度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一个世纪之后，一名雅典作家回忆了雅典人曾如何“在狄俄尼索斯节的舞台上当着全场观众的面”[145]炫耀同盟款项的。他所指的是同盟代表们每年春季送往雅典的稀有金属。在外邦人看来，这种一年一度向全体公民的展示可能更像是在宣示雅典的实力。
在那些了解波斯帝国内部运作方式的希腊人眼中，雅典的这种做法与同盟一心抵抗的帝国行为并无二致。波斯人也喜欢炫耀收缴的贡品。伊朗西南部波斯波利斯的波斯王宫里就有表现游行场面的装饰画。那些抬礼物的人是国王的属臣，他们按照种族列队，抬着各自土地上的出产站在“万王之王”的面前。
根据后世作家们的记述，雅典人开始将同盟的战争经费悉数放进自己的腰包。事实上，他们把这笔钱当成了雅典城的收入。那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雅典人热衷于美化自己的城市。这种通过文化作品追求“软实力”的做法在现代也屡见不鲜。伯里克利富有创造力，他是缔造者，也是帝国主义的拥趸。
这一做法的结果——尤其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卫城的那些精美建筑——构成了现代人眼中辉煌的希腊文明的核心部分。但雅典公民的个体经济贡献，无论是农夫、商人还是其他人，绝不可能是该成就的唯一财富来源，甚至连主要财富来源都算不上。
伯里克利的政策在雅典人中引发了分歧。根据一名古代作家的记述，公民大会上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从我们如今称为“伦理”的角度斥责对同盟经费的滥用行为：
肆意侮辱和对暴政的屈从无疑有损于希腊的形象。我们用强制征缴的战争经费为自己的城市涂金抹银，在世人看来，我们就像个****的女人，正往自己的衣柜里塞进昂贵的大理石、神像和价值连城的庙宇。[146]
这些后世记述绝非只是在重复雅典民主制度庇护下的伯里克利的政敌们的攻击。公元前447年，雅典人开始修建帕特农神庙。雅典碑文上的逐年记录表明，修建新神庙的资金来自雅典官方收取的同盟年供[147]。
挥霍同盟金库的行为显然没有经过同盟成员的协商同意，但据说得到了伯里克利本人的明确支持：
伯里克利对民众说，他们不欠同盟提供的抵御野蛮人的战争经费；“他们没有提供一匹马，”他说，“没有提供一艘船、一名重装步兵，只出了钱；这些经费不属于提供者，而是属于接受者，只要后者提供了相应的物资装备。”[148]
把同盟经费花在公共事业上的做法强化了雅典在希腊同盟中的主导地位，也进一步增加了雅典相关利益者的财富。这些人中包括军人，尤其是来自下等阶层的桨手——虽然并非全都是雅典公民。他们靠在雅典桨帆船上卖苦力换取酬劳。
这些战船如今按照拉丁文译为三列桨战舰，是一种单桅木船，船头带有尖利的青铜撞击器，船身两侧各有三排船桨。与很多人一样，笔者也曾登上一艘停靠在比雷埃夫斯干船埠的现代复制版三列桨战舰，这里在古雅典时代就曾是战舰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下水测试中，尽管年轻的桨手们使出浑身解数，这艘精雕细琢的复制品仍不能以古希腊原型的最快纪录(每小时10英里左右)行驶超过几分钟。
由此可见，与所有海上强国(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一样，雅典舰队依靠的是季复一季、年复一年的持续训练换来的精湛技巧。这种磨炼令水手们不仅能执行起航、停泊、前进、倒退等常规操作，还能完成一系列需要高超技巧的行动，比如(用古希腊术语按字面翻译过来)“驶入并穿出”，即一队战船驶入一队敌舰，然后用船首的铜尖撞击敌船无遮无挡的两侧。
大体而言，越是贫困的雅典人，参与民主管理越是积极。伯里克利订立了向担任雅典法庭陪审员的公民支付报酬的制度。这些陪审团规模很大，通常有501名成员，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被告行贿，确保审判更加公正。如此一来，伯里克利可能也强化了当时的某种观念，即雅典在同盟中的统治地位与城邦民主不无关系，哪怕此举令城市的财政收入越发混乱，并使得同盟成员无从得知他们支付的经费去向。
通过推动公共事业，伯里克利将相关利益者从本地进一步扩展到整个海上帝国。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的一段碑文记录了公元前5世纪时参与卫城新神庙修建的建筑师、石匠、雕塑师、木匠等的工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雅典挪用同盟资金兴办公共事业的潜在受益者。这些工匠中既有雅典市民，也有外来居民或外邦人，还有雅典的奴隶主，后者可能用得到的工钱来支付给修建神庙的奴隶。
雅典人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其他城邦对自己的反感。在伯罗奔尼撒南部，斯巴达人及其盟友越发不安地关注着雅典人的野心。他们也有一个军事联盟，比以雅典为首的那个早得多。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希腊城邦间订立了一个永久协议，目的是在斯巴达的领导下共同抗击敌人。
根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述，在一次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来自伯罗奔尼撒同盟科林斯的使节们怀着对雅典的不满，对比了斯巴达人与雅典人的性格差异，终于让斯巴达人意识到雅典的威胁：
你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你们将不得不与之对抗的雅典人的处事方式，没有意识到他们与你们是多么不同。他们喜欢革新，对一切新计划都既能快速构想又能迅速执行；而你们很保守，只想小心翼翼地保住自己已有的，从不主动出击，甚至到了火烧眉毛的关头也一动不动。他们的胆量胜于实力；他们甘冒精明人不愿冒的风险；他们即便身处厄运也满怀希望……他们冲动激进，而你们徘徊不前；他们永远行在路上，而你们总是待在家里。[149]
斯巴达人不愿冒险离开家乡或许是因为担心黑劳士在后方反抗。但最终，他们决定诉诸战争。修昔底德认为，倒不是盟友的演说促使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确担心雅典人“及其日益增长的实力”。于是，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波及大部分希腊城邦的大战爆发了，古人称之为伯罗奔尼撒战争。
与特洛伊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也借古希腊文学作品名流千古。[150]修昔底德和荷马在后世人眼中都如泰山北斗，既有高超的文学造诣，也有崇高的人文精神，此外，尤其是修昔底德，更展现出其对治国方略和军事指挥的洞见。就某种意义而言，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展现修昔底德本人——这位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古代史学家。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在头一个10年间，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年复一年地侵犯雅典城周边的农田，以便扰乱雅典的农事活动。当时，雅典的一出喜剧中有个角色就表达了雅典农民对敌人这种策略的感受：“我打心底里讨厌斯巴达人，愿波塞冬掀起地震，将他们的家园倾覆!我的葡萄藤也被砍了。”[151]雅典人的对策是退守城内。他们早在上一代人时就谨慎地扩建了城墙，使之既能很好地保护城市，又能通往比雷埃夫斯港。连接雅典城与港口的通道是两段相距200码、平行而建的干泥砖墙，长约4英里。由于能够安全地抵达港口，雅典人在必要时就可以依靠海军提供进口食物和补给。
当时的希腊人对疾病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没有人能预见到将所有雅典人集中到城内而带来的健康风险，就连伯里克利也以为雅典只是在打一场获胜概率很高的战争。曾经住在乡村的雅典人不得不挤进棚屋，忍受着夏日的闷热。修昔底德详细描述了战争第二年从港口蔓延到整个城市的致命的流行病。他写道，这场疾病让“男性像绵羊般死去”。他细致地描绘了疾病的症状，可惜经过多年争辩，我们仍无法将它与任何一种现代疾病对上号。
他提到，疾病可以由人传染给动物，也可以在人之间传播，也就是说，是一种接触性传染病。这一观察结论与当时的希腊医学理论相悖，后者错误地运用了地理环境因素，将疾病传播归咎于劣质空气。修昔底德用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传染性疾病传播的医学真相，而这个真相直到19世纪才被西方医学界完全接受。到瘟疫结束时，城里的大部分居民要么已死亡，要么获得了免疫力——修昔底德提到，幸存者有可能再次感染疾病，但症状会轻得多。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也被疾病夺去性命。
城墙内的雅典人躲过一劫，甚至开始恢复元气。公元前415年的短暂停战给了双方喘息之机，在此期间，雅典人展示出他们重建帝国统治方式的能力。米洛斯的基克拉迪岛位于爱琴海中部，居住在那里的多利安分支自视为斯巴达人的亲族，因此虽屡受雅典同盟舰队侵扰，却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于是，雅典人以同盟军的名义派出舰队。雅典使节与该岛的行政长官和寡头统治者会面，试图劝说他们加入雅典同盟，否则便要施以颜色。
修昔底德记述了那场辩论。在辩论过程中，雅典人鼓励米洛斯人随时打断他们的发言并提出问题。雅典使节指出，雅典无法容忍米洛斯的中立，因为这会令雅典在同盟者眼中显得弱势(也就给了不满雅典主导的盟邦以反叛的借口)，尤其鉴于米洛斯只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他们还说：“你们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通常而言，只有实力相当的邦国之间才能就权利问题讨价还价，强国可以为所欲为，弱国只能逆来顺受。”[152]这种强权至上的古老信条或许令如今形形色色的开明人士不悦。不过，它依旧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演，只要有国家行为出现的地方，就有这种逻辑存在。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述，雅典人满以为自我保护的本能会令米洛斯人屈服。倘若如此，他们一定深感失望，因为米洛斯的统治者们回应说，不战而屈会让他们感到羞愧，他们宁可心怀希望、祷告诸神，捍卫自己的自由。
修昔底德或许想借米洛斯人的态度给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的读者提出警告，于是，他继续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雅典人及其盟友封锁了米洛斯城镇，强迫岛民投降，接着又“杀死了所有俘获的成年男性，将女人和孩子卖作奴隶，随后遣500个移民占据了该岛”[153]。
修昔底德在其他地方也提到，雅典人同样是这场非理性战争的受害者，认为他们乃是被政客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位于现代叙拉古的那令人叹为观止的人造洞穴为我们生动讲述了雅典人远征西西里的情况。这个巍峨的山洞因回声吸引了不少游客，被人们称为狄俄尼索斯之耳，是古人经年累月开采大理石矿而形成的。
在该地区其中一座采石场里，叙拉古人曾在此关押了至少7000名士兵，都是从误入歧途的雅典舰队上俘获的。那是公元前413年。修昔底德着重列举了这个监禁地在他看来异常残酷之处——烈日，憋闷，叙拉古人提供的食物不足果腹，囚犯饥渴难耐，死去的囚犯尸体发出恶臭。他用这段描述为整场战争中“最重要的行动”[154]——即两年前雅典人派兵远征西西里——画上了句号。
修昔底德对作为政治家的伯里克利大加褒扬。他认为，伯里克利之后的那些不称职的雅典领导人该为这场“愚蠢的错误”负责。由于缺少其他资料，我们很难判断他的结论正确与否。从修昔底德的分析来看，雅典人的灾难提供了另一个教训，让人们意识到政客的公开演说有可能在无意识中酿成苦果。
首先，对物质利益的渴求让雅典人对富饶的西西里岛屿动了杀心。他们打着帮助西西里盟友——埃格斯塔的非希腊人——反抗邻近敌国的旗号出兵。修昔底德补充说，除了被利益驱动，年轻的雅典男性们还怀着“扬帆远航、领略异邦风物的渴望”[155]。如今这个时代的应征入伍者中，也不乏抱有类似动机者。
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述，雅典人曾在公民大会上聆听各路雅典名流发表演说，就这个大胆的计划展开辩论。修昔底德提醒读者警惕那个来自雅典精英阶层的年轻又俊美的阿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极有军事野心，一心想征服西西里和迦太基，想凭借战功名利双收。”[156]无论修昔底德的这番评价是否公正，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此类人在如今的西方政坛不乏其例。
在阿西比亚德斯发言之前，一名叫尼西阿斯(Nicias)的年长政客曾试图劝说雅典人放弃军事行动，他担心同胞们野心过于膨胀，想要占领整个岛屿。他认为这个计划会让人们疏于对付真正的敌人——波斯人，并不点名地批评那个提倡该计划的年轻人“沽名钓誉”，“为了一己私利让国家去冒险”[157]。
阿西比亚德斯接着反驳了上述批评，发表了支持远征行动的演说。他的言辞如此雄辩，他本人也感受到雅典人对征战前所未有的渴望。尼西阿斯不得不在会上做二次发言。修昔底德写道，这一次，他试图用诘问的方式劝阻雅典人。他谈到了军事风险，指出如果想要远征成功就必须有更多人马、花费更多金钱，希望雅典人在权衡了更大的开销和不确定的回报之后会放弃整个计划。
然而，他的发言恰恰收到了相反的效果。雅典人将他的话理解为，只要派遣更庞大的军队就可以确保胜利。于是，计划得到“大多数人的热情支持”，“少数不赞成的人也因担心投反对票会让自己背上不爱国的名声，保持了沉默”[158]。远征军出发了。在此，修昔底德展示了对大众心理的洞悉。
雅典人抵达西西里，包围了叙拉古人的城市。叙拉古人虽属于希腊人，但与米洛斯人一样，也是多利安人的分支。他们得到了亲族斯巴达人的支援，比雅典人原先想象的难对付得多。随着军事行动一步步陷入泥潭，雅典指挥官——正是尼西阿斯——错失了返回家园的最后机会，他和手下因月食踌躇不前，因为当时的希腊人普遍相信这种天象是个坏兆头。当远征军最终从陆路撤退时已然意志消沉。由于干渴难耐，士兵们一见到河水便忘了纪律。叙拉古人在他们不顾一切奔向水源时展开了屠杀，幸存者沦为奴隶。
雅典人在西西里遭遇的灾难在希腊世界里引起了巨大反响。每个城邦都在重新考量该如何对待遭受重挫的雅典。斯巴达人嗅到了不远处胜利的气息。他们改变了策略，不再如往年那样偷袭雅典领土，而是在雅典城东北仅11英里的地方建起一座要塞，长期驻兵。雅典人的村庄损失惨重，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甚至失去了全部牲畜。
更有甚者，在斯巴达占领期间，“超过两万名奴隶——其中大部分是技艺娴熟的工人——背弃了”[159]雅典主人。当时，雅典境内有一技之长的奴隶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如今，游客走进现代城镇拉夫利翁(Lavrion)郊野那片宁静、松木飘香的山丘，就能见到一处与卫城的审美截然相反的古雅典遗迹。
这里有一个带栅栏的古代隧道入口，成堆成堆的矿渣，用于收集雨水的巨型工业蓄水池，业已毁坏的、曾用来洗矿石的设施，洗过的矿石将被送进熔炉加热，以便从矿**分离出贵金属。在附近的考古学博物馆里，教师向雅典的小学生展示着在本地发现的粗糙碑文，上面醒目地用雅典希腊文刻着“边界”一词。这些石头标志着雅典曾将开矿权授予个人。
可能在孩提时代见过尼西阿斯本人的雅典作家色诺芬(Xenophon)提到，这名不幸的西西里远征军指挥官曾经拥有1000名“会开矿的”奴隶。他向运营采矿场的公民出租这些具备专门技能的劳动力，并从中谋利。因此，斯巴达人的驻军不仅扰乱了雅典的农业生产，也切断了雅典财富的另一个主要来源——银矿。
斯巴达人还有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一招。早年，雅典同盟成功地解放、收回了一度处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土耳其西部的希腊人定居点，这令将合法性建立在统治“众邦、众民”之上的世袭王朝大失颜面。彼时的波斯国王、薛西斯之孙大流士二世(Darius Ⅱ)觉得，是时候命令该地区的总督让这些希腊人重新缴纳贡品了，换句话说，就是让该地区重受波斯统治。
斯巴达人当年曾和雅典肩并肩抵御过非希腊仇敌，但如今，为了战胜雅典人，他们与昔日敌人结了盟。斯巴达同意把爱奥尼亚交给曾被雅典打败的波斯。作为回报，波斯则向斯巴达提供军事援助和充足的财富，以建立、维护一支能与雅典一较高下的舰队。
公元前405年，雅典人日渐稀少的资源受到了最后一次重创。斯巴达舰队指挥官莱山德(Lysander)俘获了一支在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搁浅的雅典舰队。此次灾难之后，斯巴达人切断了从今天的克里米亚(Crimea)和乌克兰(Ukraine)经水路到达比雷埃夫斯的物资供应线，雅典同盟剩余的粮食渐渐耗尽。莱山德率舰队逼近雅典，城内饥饿的雅典人还记得当年落入雅典之手的米洛斯人的命运，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在女性吹奏的长笛声中，斯巴达人及其盟友捣毁了雅典的防御工事，宣读了胜利者的条款。但他们并没有摧毁雅典。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显得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声称，无法忘记这个城市在波斯战争期间为希腊人做出的伟大贡献。雅典人被夺去了帝国的权力，但生存了下来。
经历了整整一代人的起起伏伏，包括另一场希腊世界的大战，得到波斯人支持而获胜的斯巴达人主导了希腊大陆的政治和军事。这一时期似乎见证了或加速了斯巴达的社会转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原本保守封闭的斯巴达人开始习惯走出家门。他们见识了财富遍野的叙拉古、希腊北部的奔腾大河以及奢华的波斯官员随从。斯巴达的统治者们对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
关于斯巴达击败雅典之后几十年间发生的事情，雅典作家色诺芬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信息。根据他的说法，斯巴达人现在有了权力的概念。登上顶峰的斯巴达人不再满足于居家节俭地过日子，而要远游他乡做生意。有些人开始炫耀自己的财富。手握大权的人“被阿谀奉承腐化”[160]，为外邦效力——可能是接受贿赂的委婉说法。
此番道德控诉未必是空穴来风。色诺芬有一些担任高官的斯巴达朋友，对斯巴达知之甚深。他眼见着斯巴达精神的衰退，对自己记录下的这些变化痛心疾首。尽管如此，要对整个社会下道德判断总是难免失之偏颇。色诺芬有可能只是受了一些保守的斯巴达友人的不满情绪影响。现代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随着斯巴达人变得更“世俗”，富人间的社会地位竞争是否出现了新的形式。
当时一名斯巴达女性取得的成就凸显了富有的斯巴达人卖弄的行为，我们从中或许还能看出保守派对该现象的反应。不少古代作品都提及，一个名叫希妮斯卡(Cynisca)的斯巴达公主曾于公元前4世纪90年代在奥林匹亚两度赢得四马马车赛的冠军。
她甚至竖起了胜利纪念碑，夸耀自己是“全希腊唯一赢得此等桂冠的女性”。拥有马车队并参与马车比赛是富人的游戏，比方说如今的伊丽莎白二世就喜欢马术，而希妮斯卡的确富可敌国。
希妮斯卡在奥林匹亚留下的碑文让她看上去俨然一个女权主义者。在古希腊人看来，斯巴达女性所享有的社会自由远远超过希腊其他地区的女性。但后来有传闻称，希妮斯卡是奉王兄阿杰西雷斯二世(King Agesilaus Ⅱ)的命令参加这项冒险运动的：
见到有些公民因拥有赛马就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势，他便劝说妹妹希妮斯卡参加在奥林匹亚举行的马车赛，因为他想让希腊人知道，这种事情不能代表男子汉的优势，只要有钱、舍得花，谁都能做到。[161]
这则传闻绝不应当被忽略。倘若确有其事，那么希妮斯卡的所作所为就只不过是服从哥哥的命令而已。保守的阿杰西雷斯此举的目的在于，通过希妮斯卡的获胜来说明，借助骑手间接取得的胜利并不能让赢家拥有更多的男子气概，从而抑制斯巴达富人为赛马一掷千金的欲望。
斯巴达社会的分化不仅出现在上层。多亏了色诺芬的内幕信息，历史得以记录下一次失败的武装暴动——人数占优的斯巴达底层社会密谋反对少数拥有完整权利的斯巴达精英公民。色诺芬罗列了斯巴达社会中的各类弱势群体，他们全都“想将那些完全公民生吞活剥”[162]。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曾受过军事训练的完全公民如今享受着斯巴达霸权带来的经济利益，绝不愿改变这些令他们高居社会顶层的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方式。然而，继承法一方面让部分家庭变得异常富有，同时也使得另一些斯巴达人的财富日见缩水。
由于无力支付共餐份额，一些斯巴达人被迫放弃了公民身份，为社会所排斥。当权者的力量似乎足以阻止国内冲突。但此外还有一个危险，即斯巴达的公民军队人数不断下降，已经到了不可能从决定性的失败中恢复元气的地步。
这正是公元前371年所发生的。一支斯巴达军队离开伯罗奔尼撒半岛，远赴雅典以北的波俄提亚捍卫斯巴达的霸权，结果遭到重创。其他希腊城邦在战场上击败斯巴达人的情况本就非常罕见，但更令人们惊讶的是斯巴达随后的土崩瓦解。斯巴达的军事力量没能从那次惨败中恢复。美塞尼亚黑劳士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其他城市抓住机会，推翻了斯巴达的霸权。
日后成为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当时年仅13岁。他后来分析道：“仅仅一场战斗的冲击对斯巴达而言已是不能承受之重；她的溃败缘于人力短缺。”[163]斯巴达社会的无比严酷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何以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胜，也可以解释他们为何没能在接下来主导希腊世界期间让斯巴达文化再度繁荣。与之相比，在斯巴达没落前后，雅典的文化氛围却是另一番气象。在接下来的一章，我将列举一些当时雅典的文化成就和因此被吸引到雅典定居的异邦希腊人，以及令天才们得以熠熠生辉的环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