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在现代雅典市中心重建了一座被毁的古迹，即柱廊(Colonnade)，或称阿塔罗斯柱廊(Stoa of Attalus)。如今，这栋建筑的地下室被用来保存和研究从邻近的古雅典广场或市政中心发掘出的文物；而世界各地的游客们熟知的一层则是精品文物博物馆。
这栋重建的古迹曾在1995年遭到英国作家、喜剧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的嘲讽：“那堆死气沉沉的大理石废墟中的所谓‘阿塔罗斯’柱廊，其实根本就是霍默·A. 汤普森(Homer A. Thompson)先生的柱廊。”[116]指导了柱廊精准修复的加拿大古建筑学专家霍默·汤普森是位渊博的学者，那些被质疑的、略带蜜糖白色的大理石也同样用在了帕特农神庙的修建中。
2014年的一个炎炎夏日，我的美国朋友、考古学家安(Ann)和她的丈夫兼助手理查德(Richard)带领我进入柱廊地下室的阴凉洞天，向我展示了他们手头的工作。他们正在仔细地检测挖掘出的碎陶片，据信，这些陶片来自古雅典广场最有特色的部分——唯一一座呈完美圆形的建筑。[117]
如果将古雅典的民主政体比作一艘船，这栋圆形建筑——古雅典人称之为Tholos——就连接了瞭望台与船桥。负责城邦常规事务的50人团就是在这里享用由国库资金提供的公务餐。他们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也每晚在此就寝，以便处理任何突发事件。
50人团是遵循特殊宗旨选出的。首先，权力要掌握在较多人手中，而非让寥寥数人独断专行。他们的执政期不长。古雅典的一年分成10个月，50人团一个月的任期一到就会由另外50人接替，如此轮换。他们所有人都来自同一个群体——500人议事会。议事会的议员也由公民轮流担任，任期一年，之后便由另外500名公民接替。
其次，议员由公民抽签选出。以这种方式托付议员的政治责任的确不寻常，但抽签的目的就在于随机性——谁能当选全凭运气。抽签方式在古雅典民主政治中被广泛运用，表明所有合格公民效力城邦之机会均等的思想在古雅典深入人心。美德固然重要，但在实践中却有可能让那些凭借富有、私立教育、社会关系等等——或在他人看来是凭借特权——获得“美德”的公民占了优势。
说到古雅典民主制度的来源，无疑要追溯到在古代作品中有明确记载的公元前508—前507年以前。彼时，古雅典的贵族们在政治上明争暗斗，一个名叫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的贵族无意中利用“把民众拉拢进自己的圈子(hetaireia)”[118]的策略赢得了支持者。希罗多德在书中也用“派别”和“派系”来指代这种圈子。法语词汇nébuleuse有一条释义指的是法国大革命以前那些大领主身边的社会圈子，“民众以支配与依附的复杂关系围绕着一个领头人”[119]，与该词有几分近似。
克里斯提尼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在一本古希腊书籍中有所记载。这份来自埃及的莎草纸手稿描述了公元前330年的雅典政治以及更早期的历史。根据记录，克里斯提尼对古雅典政治进行了一整套改革。
大致说来，他按照已有的乡村一级登记中心的记录，将居住在雅典治下方圆930平方英里区域的全体雅典人组成一个正式的公民体。接着，为了打破旧有的土地权益及其地方关系，他将各地的注册中心重新混合，按地域划分成10个新的公民部族。每个公民部族选派50名议员进入现有的议事会，从而将议事会成员扩展为500人。
克里斯提尼的另一项创新同样值得一提，尤其是，考古学家已借助发掘出的数百个刻有姓名的碎陶片生动地解释了该程序的运转方式。“米太亚德(Miltiades)之子西蒙(Cimon)带着埃尔皮尼丝(Elpinice)离开。”[120]西蒙出身名门望族，其父曾率领雅典军队在马拉松战役中获胜，他本人则是一名出色的海军指挥官，并在普拉提亚战役之后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叱咤政坛。然而，陶片上的字迹却指出要将西蒙逐出雅典。
他未能逃脱古希腊“陶片放逐”制度的惩罚。古雅典人通过将名字刻在陶片上进行集体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放逐某名官员。如果计票的陶片不少于6000枚，且大多数陶片上都刻有该官员的名字，他将被放逐10年。据纸莎草手稿记载，克里斯提尼起初以陶片放逐制度作为雅典民众摆脱潜在暴君的保障手段。但不久，“它也被用来剪除其他权力过大的人”[121]，换句话说，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西蒙的案例中，“陶片上的涂鸦”则又多了一层人身侮辱的意味。埃尔皮尼丝是西蒙深爱的妹妹——爱得太深了。按照数百年后罗马时代的一名作者记载，据说她和她哥哥的关系绝对算得上**。来自公元前460年的陶片显示，这些有关性行为失当的流言在埃尔皮尼丝在世时就已传得沸沸扬扬。在民主政体那种针锋相对、刀光剑影的氛围之下，性影射恰恰为她哥哥的政敌提供了弹药。
由克里斯提尼树立的民主制度是一项长久工程，旧有的贵族权力结构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被瓦解。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我朋友正在检测的那些碎陶片上，对此类物证的勘察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古代雅典民主执政制度的各种新视角。
以这些公元前460—前450年间制造的罐子为例，它们昔日的使用者正是那些通过抽签进行民主执政的雅典公民。这些人代表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其中包括需要自食其力的雅典人。我的朋友们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碎片拼合，拼成至少22个陶制酒杯，发现这些酒杯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共同点：其中大部分杯子——即便不是全部——都同样大小，容积约半品脱[14]。
平等主义不只体现在此。用这些标准大小的杯子饮酒的官员们在进餐时也遵循平等原则，他们不像希腊贵族那样斜靠在带软垫的长榻上，而是围成一圈，笔直地坐在圆形会议厅里靠墙摆放的长椅上。
为了理解这种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形式背后的象征意义，且让我们来看看同一地区的另一种官员进餐风格。从此处向北几百码的地方，美国考古学家发现了在共同进餐过程中被打破当作垃圾丢弃的陶器。不过，曾在这里进餐的显然曾是上层贵族，特别是另一群同样花着民主雅典的公共开销、每年轮换的官员——10人执政官。
执政官是古风时期雅典的高级官员，由被选出的贵族担任。雅典的民主制度确立之后，执政官的权力受到限制。不过，在制造这批陶器的那个年代，也就是公元前460—前450年，执政官的头衔依旧是雅典富豪们的专利。
彼时的就餐者在陶器上随意涂写，于是我们便有机会听到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涂鸦揭示了古老的真相。他们或彼此赞美或相互诋毁，用的正是贵族们在私人聚会上那种同性恋人间打趣逗乐的语调。有一句写着：“阿尔凯奥斯(Alcaeus)是个美人。”另一句就好像是在回应反驳：“阿尔凯奥斯是个下流胚。”希腊语中“下流”这个词与“臀部”有关。用这个词的人或许是雅典的“花花公子”，但显然不是个彬彬有礼者。
此外，这些涂鸦刻在器皿的底面和足部，因此，倘若器皿事先已被打碎，读起来就容易得多。涂写这些文字的上流社会的就餐者很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来取笑陶片放逐程序，自娱自乐。正如我们所知，陶片放逐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就是公民在碎陶片上涂写名字。
我们在此仔细研究这些古雅典饭桌上留下的碎片的原因在于，它们生动地展现了古代雅典民主成就之下暗藏的社会差异。“民主”一词在古希腊语中写作dēmokratia，意思是“人民的力量”。然而，雅典的民主主义者们不得不常常顾及拥有世袭财富与贵族做派的上层社会的存在。
漫步在雅典国立考古学博物馆的雕塑馆里，就如同穿行在古风时期雅典大地主家族的墓园中。基座上一尊尊昂贵的雕像，有些刻画的是花了数小时休闲时光在体育场锻炼的健硕青年，有些是衣着华美、注定要嫁给上流人士的少女。
雅典没有发生过如俄国1917年革命那样的社会变革。这些家族的后代虽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却依旧富有，享受着特权。他们慢慢地主动放弃了旧身份的外在形式。根据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的记述，一些雅典贵族“不久前开始不再穿亚麻短袍，也不再佩戴他们曾用来束头发的金色蝉形饰针”[122]。
这些人不单单是民主制度的潜在反对者，也是雅典的财富支柱。在没有直接所得税制度的时代，雅典人要靠这些最富有的公民“自愿”掏腰包为某些公共服务买单。
现代雅典普拉卡区的一座精美建筑让我们得以对该体制的运作方式略知一二。方形的基座，圆柱形的大理石屋体，圆锥形的屋顶，修建吕西克拉特纪念堂(Lysicrates Monument)的这名雅典富人是要以此来纪念——倘若不能说是夸耀——自己为造福全体公民而在一年一度的城邦戏剧节上演的作品大受欢迎。
相对而言，能找到距卫城不远、被古雅典人称为普尼克斯(Pnyx)的荒芜山丘的游客就寥寥无几了。由于侵蚀作用，这里如今已面目全非。在古代，这里有一个向上的斜坡，形成观众席的样子。公民们可以惬意地露天而坐，听取讲台上其他公民发表演说，之后进行举手表决。这就是他们行使民主权利的方式。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公民们直接投票决定城邦事务，而不像今天的议会制，完全依赖代表去行使权利。
由于古代雅典的公民选民人数相对较少，这种类似全民公决的大众当家做主的模式是可行的。公元前5—前4世纪时，雅典选民总数在3万到4万之间，他们中很多人并不住在雅典，而是住在附近的城镇和乡村。这些地方有的如今仍可参观。比如说在以波塞冬(Poseidon)神庙闻名的苏尼昂(Sunium)，游客们依旧可以走在古老的街巷里，徜徉在属于“苏尼昂人”的古老房屋间。
普尼克斯山上的会堂绝对容纳不下所有公民。考古学家们估计，座席总数约为6000个。这意味着，雅典公民大会往往基于最多占全体合格选民五分之一的投票来做出最终决定。正如西方民主政体普选中出现的低投票率一样，这种矛盾的状况似乎并没有引起雅典人的过分担忧——当然，他们是个小得多、也更同质化的群体。
公元前4世纪中叶，当雅典还是民主城邦时，就有一名雅典哲学家在作品中宣称，这些会议体现出异常平等的精神。柏拉图说，当公民大会需要听取专业意见时，他们就会找来，比方说，建筑师或造船工匠。然而：
倘若是其他人，即民众不认可其为技术专家的人试图提出建议，那么无论此人多么英俊、富有或高贵，都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同。人们只会轻蔑地嘲笑他，把他轰下台……这就是他们处理专业问题的方式。但当人们必须审慎思考关于城邦管理方面的问题时，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提供建议，无论他是木匠、铁匠、鞋匠、商人、船长，亦无论他富有、贫穷，出身高贵还是低贱。[123]
在实践中，公民大会的结果往往是与会者听从了那些来自上层社会、有闲暇时间投身公共事务的演说者的意见。修昔底德指出，事实上，公元前5世纪中期曾有一名伟大领袖以“独断统治”主导着这个城邦。
大英博物馆里有一尊罗马时期的大理石半身像复制品，原作雕刻于此人当政时期业已遗失。雕像刻画的这名男性蓄着胡须，成熟庄重，希腊字母拼出了他的名字“伯里克利”(Perikles)。仔细打量这名英俊又威严的完美人物，你可能会对修昔底德的说法深信不疑：伯里克利的政治影响力不仅来自“能力”，也源于“个人声望”[124]，换句话说就是，魅力。
这是现代民主制中常见的悖论。伯里克利绝非芸芸之辈，而是出身名门的雅典贵族。古人视他为公元前5世纪璀璨的雅典文明的设计师。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在他的统治下，雅典即便不能说成了爱琴海的霸主，至少也可算是主导力量。
后来的作家称赞他用卓绝的文化成就了雅典的伟大。一名罗马时代的作家甚至将他统治时期雅典卫城建起的建筑奇迹——包括帕特农神庙——称为“伯里克利的杰作”[125]。他的时代涌现出一批文化大家，包括受命监造帕特农神庙的艺术家斐狄亚斯(Pheidias)、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以及他的同居伴侣阿斯帕西娅(Aspasia)，据说后者在以妓女身份陪伴伯里克利的同时也给他提出了政治建言，颇似18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ouis XV)的情妇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
凭借对雅典公民们发表的一篇演说，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名垂青史。这段演说展现了公元前431—前430年雅典的庄严与高贵。如今，它被称为葬礼演说，因为历史上的伯里克利是在为阵亡的平民士兵举行的公共葬礼上说出了那番话语。
到了这一刻，我们可以向读者更详细地介绍修昔底德了。专家们奉他为希腊和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史家，因为他不仅智慧过人，而且用真实、理性和分析的手法记录了发生在他那个时代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大战。他认为，书写人类命运的乃是人类自己，而非上帝之手。与现代批评家不同，在研究历史的价值问题上，他相信历史可以照亮未来，同样的或相似的事件“在全人类的尺度下”有可能重现。
不同于如今一些写作历史体裁作品的作家，修昔底德有一套明确的写作方法，这套方法在2500年前的希腊堪称一大创新。他声称自己采访了战争事件的目击者，但同时也坦率地意识到，人们对于同样的事件会有不同的描述，令确认真相成了“难题”。他承认，即便是亲耳听到演说的人也很难回忆起演说中的确切用词。
当他让书中的历史人物说出演讲词时——将军们在军队前的慷慨陈词或辩论者在政治会议上的唇枪舌剑——他的方法就令对其史笔之准确性推崇备至的现代仰慕者陷入了尴尬，因为除了自己的记忆之外，对于那些未能亲耳听闻的演说，他也依靠现场观众的回忆。他还说过，大体而言，在历史作品中加入演讲，既是为了让真实的话语流传，也是为了传达那种境况下“合适的”言辞。
后一个目的暗示着，即便修昔底德知道实际的演讲内容，仍有可能对其中部分进行了改编。这就造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尤其是，我们无从得知葬礼演说是否反映了历史上的伯里克利真实的所思所言。不过我认为，修昔底德不至于让自己的记述与当时在场的雅典人的记忆全然相悖。
在歌颂那个雅典士兵为之献身的城市时，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赞美的是它的民主色彩，包括“在解决私人纠纷时平等对待每个人”[126]的城邦法庭。雅典人竭尽全力确保其司法体系中的陪审团不会受到财富与权势的干扰。他们向担任陪审员的公民支付报酬，并发展出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通过陪审员“票”的方式将陪审员随机地分配到特定的法庭。所谓的陪审员“票”就是刻有公民姓名的铜条，如今在博物馆里保存着不少。
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民主制度里每个人的政治机会。得益于我们早先提到的抽签制度，“贫穷”不是担任公职、服务城邦的障碍。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也助长了精英主义，因为“优秀的”[127]公民可以凭借美德提高自身在城邦中的地位。
有鉴于此，在修昔底德笔下，伯里克利的通篇演讲都贯穿着一个如他本人那样的男性公民形象。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可能是最注重全体公民的古代社会。然而，当时也存在相当多没有选举权的居民，女性公民就是其一。修昔底德的伯里克利只提到她们一次，就是对在场的阵亡士兵的母亲和妻子们的话：“如果你们能恪守自然为你们的性别设定的标准，你们就是值得赞美的；如果她们不会成为男人们的谈资——无论是好是坏，则她们也是值得赞美的。”[128]这个伯里克利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罗马时代的一名作家——相比于我们，他在时间上与伯里克利近得多——如此注解：“好女人的名声应该和她本人一样，闭门不出。”[129]即便我们无法确定这个“伯里克利”——更不用说真实的伯里克利——对此做何感想，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即雅典人与同时代的其他由男性主导的希腊社会一样，认为女性不适合参与政治决策，因为她们生来就该深居简出。这种想法在古代希腊人中非常普遍。大约就在那一时期，希腊医学家开始构造虚假的生理学理论作为解释：女性的身体潮湿而松软，从根本上有别于、且逊于男性坚硬而干燥的身体。
当然，在雅典相当普遍的奴隶就如同雅典公民的私人财产和牲畜，也不享有政治权利。与现代民主国家一样，雅典的外国居民同样被排除在参政议政的行列之外。当时住在雅典的很多登记居民——希腊人称他们为“外邦人”——通常是被这个繁华城市的商机吸引来的商人和工匠。土生土长的雅典人往往觉得他们自私自利、缺乏公民意识，虽然肯定不是所有人皆如此。雅典人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雅典公民的身份。根据伯里克利的规定，只有亲生父母皆是雅典公民，其子女才能获此身份。客观地讲，在这种掺杂了雅典公民身份及相应的特殊利益的狭隘民主之下，移民们很难心甘情愿地将公共福祉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雅典西南约140英里，从地峡出发的高速公路穿过山岳起伏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没入一片群山环抱的绿色谷地。自然环境的优美更衬托出昔日栖居此地的古希腊人生活方式之严苛，且此番鲜明对照自古便为人们津津乐道。这里就是斯巴达人的故乡。他们自公元前5世纪起便与雅典人展开竞争，后来更是发展成公开敌对。
这些一路向西高耸入云的山脉中最壮观的当数泰伊格图山(Mount Taygetus)，连绵的山峰之巅覆盖着皑皑积雪，直到五月方才消融。古时，这里曾有熊出没。为了了解古代斯巴达人，我们的目光必须越过这些巍峨的山峰，投向遥远的另一侧。
如今，卡拉马塔(Kalamata)是这一地区的中心。正如以多汁的橄榄命名的现代城镇所暗示的那样，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农田地力肥厚。在小城西北约24英里处，如今的橄榄产区括帕纳吉村(Kopanaki)附近，希腊考古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一个公元前6—前5世纪时期的古代农场。这栋矩形建筑颇具规模，长约100英尺，分上下两层。此处考古遗址后来不复存在，只有卡拉马塔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些当时的文物，包括用于储藏农产品的大陶罐碎片。
倘若这一切听上去索然无味的话，那么专家对农场类型的认定一定能让你兴奋起来。专家们认为，这里有可能是由奴隶耕作的大型庄园的中心区域，类似于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种植园。“种植园主”是斯巴达人，奴隶则被称为黑劳士(Helots)。公元前7世纪的一名斯巴达诗人曾描绘了黑劳士的悲惨生活：“像背着重负疲惫不堪的驴子，他们被可怕的生活所迫，将地球上一半的果实带给主人。”[130]
斯巴达不是希腊唯一剥削底层农耕者的城邦。令斯巴达人显得不同寻常、甚至独一无二的是他们对待这些农奴之残酷。即便在如古希腊那样的奴隶制社会里，斯巴达人的残忍也足以令其他希腊人侧目。
修昔底德描述了一桩发生在公元前424年的特殊事件。彼时，约有2000名黑劳士在斯巴达人手中“消失”了，厄运降临在他们头上，只因“他们最勇猛，最有可能反叛”[131]。早在公元前4世纪甚至更早，希腊人就对年轻的斯巴达武士趁着夜色四下游**、随意杀戮黑劳士的做法有所耳闻。[132]他们有时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会公然杀人，因为那时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识别和挑选出在田间劳动的体格最健壮的黑劳士。
古人们自己也不知道斯巴达人是否始终如此对待黑劳士。关于古斯巴达的很多方面，学者们都无法确定，但相关争论不能在此一一展开。修昔底德记述了公元前464年泰伊格图山脉两侧爆发的黑劳士起义。这样的奴隶起义在古代并不常见，因为奴隶们通常来自不同的地方，经由奴隶市场被贩卖到劳作地，彼此间往往语言不通。
不过，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此次反叛的黑劳士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美塞尼亚人”(Messenians)。他们是泰伊格图地区原住民的后裔，在被斯巴达人征服以前就自称“美塞尼亚人”。倘若山区的黑劳士的确拥有共同的祖先，且在遥远的古代都曾有过被暴力征服的经历，并在困境中建立起了身份认同，那么这一切就有可能激励他们团结一致、冲破斯巴达的枷锁。
黑劳士反抗的威胁令他们的斯巴达主人惊惧不已。修昔底德对斯巴达人统治下的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有着个人认知。他认为，斯巴达的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是按照防范黑劳士的需要来安排”[133]。斯巴达人总是忧心忡忡，这不仅是因为唯有依靠黑劳士才能令他们免于田间劳作，也因为黑劳士的数量超过他们。
按照希腊的常规标准，斯巴达算是人口稀少。这里主要指的是身强体壮、能够作战的斯巴达男性。与斯巴达在外界的军事影响力相比，他们的男性人口不足，而且还在不断下降。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公元前480年时的一名斯巴达人告诉波斯人，斯巴达“约有八千名男性”[134]。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期，根据消息灵通的亚里士多德的记录，这一数字减少到“不足一千”[135]。
一名古代作家描述的斯巴达风俗，如果是出于鼓励生育的目的，倒是说得通：
因为在斯巴达人中，这是个世代相传的风俗，三到四名男性共有一个妻子是普遍现象，如果是兄弟，则人数甚至更多。生下的后代属于大家。如果一个男人已经诞下了足够的子嗣，将妻子送给朋友的做法不仅被视为高尚的行为，而且相当常见。[136]
这种风俗可以解释，为何其他希腊人认为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与大多数希腊城邦截然相反。不过，当斯巴达的辉煌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后，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其记忆最深的则是另一件事。
他们称之为斯巴达的“纪律”，即斯巴达战士的兵营生活方式。与公元前5世纪时包括雅典在内的大多数希腊城邦相对业余的公民农夫军相比，斯巴达的军旅生活显得严格得多。修昔底德借伯里克利之口赞美了雅典士兵的业余素质。他说，作为战士，雅典人勇气可嘉。反过来看，这也是由雅典生活方式造成的，就道德层面而言，雅典人的生活方式优于他们的对手。当“伯里克利”提到那些“自幼通过艰苦训练去培养勇气”[137]的不具名的敌人时，听众们立刻便知道他指的是谁。在古希腊，只有一个城邦会训练儿童作战。
这种生活方式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斯巴达男性用餐的男性俱乐部。作为保有公民身份的条件之一，每名俱乐部成员都要从其由黑劳士耕作的农产品中贡献出一份。但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斯巴达人没有足够的土地来继续缴纳份额。至于何以如此，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斯巴达公民数量的减少乃是由于斯巴达的继承法使得土地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结果，有些斯巴达人拥有过多的财产，而有些则太少。”[138]既然贫富悬殊在当今世界也造成了同样的问题，我们或许不该为斯巴达人未能解决经济差距问题并导致公民数量下滑而过度指责他们。与此同时，斯巴达人对黑劳士也有一套严格的“纪律”监管措施。当然，这个城邦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对青少年的军事化训练，男孩子一到七岁就被从家里带走参加军训。
有一个考古现场便与这种训练密切相关。从雅典到斯巴蒂(Sparti)——建于古斯巴达之上的现代城镇——的高速公路穿过欧罗塔斯河(River Eurotas)的砾石河滩和城镇郊区，直通中央广场。沿着公路，你能看见褐色和黄色的考古学标志，引导着参观者循小路一直走下河岸右侧一个古老的挖掘现场。
同大部分古斯巴达遗迹一样，这里零落残破，你得充分发挥想象力。坍塌的石块上用古希腊文刻着“吕库古(Lycurgus)的传统”。他是古代立法者，也是斯巴达人心目中规划了其生活方式的智者。至于其他的断壁残垣，除了一大片露天祭坛遗址之外，并无法让我们领略昔日斯巴达信仰中心的生活。
这个祭坛里曾上演着斯巴达青年训练的独特测试：
他(吕库古)一方面把从奥西亚(Orthia)祭坛盗取尽可能多的奶酪的行为设为一种荣誉，另一方面又命人鞭笞窃贼，以此表明，一个人若能忍受短暂的痛苦，或可最终赢得名誉与幸福。由此可见，在需要迅捷的地方，懒散往往不仅得不到好处，反会招来麻烦。[139]
这段描述来自一名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作家，他对斯巴达知之甚深，且有可能目睹过这种从女神奥西亚的祭坛上偷奶酪的活动。参加试练的斯巴达少年必须身手敏捷，既要抢到奶酪又要避开鞭子。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斯巴达教育的某些目标：不仅要提倡男子汉的勇气，也要学会隐蔽和狡黠——这可是现代特种部队军人所需的素质。由于少年们是受命行动，因此也学会了服从。此外，一旦任务完成，他们亦能体会到共同经历磨难并生存下来的团队精神。
至于这种教育中是否带有同性恋色彩，古代作家们意见不一。一名亲身到访过斯巴达并对这个城邦推崇备至的雅典人说，斯巴达人把触摸男孩视为“最可耻”[140]的行为。与此相反，公元前1世纪的一个罗马名人认为，斯巴达风俗允许“隔着斗篷(或遮盖物)拥抱和躺卧在一起”[141]，相当于穿着衣服**。这名罗马人就是西塞罗，他或许是从当时的一名斯巴达来访者口中得知这些细节的。虽然听上去古怪，倒未必是无中生有。
斯巴达不只是个新兵训练营，至少这不是它的唯一一面。大英博物馆的一个橱窗里陈列着考古学家自20世纪以来陆续从奥西亚神殿发掘到的文物，其中包括数千块残缺的陶土面具[142]，它们是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人献给女神的祭品。
这些面具大多带有强烈的戏剧化表情，比方说紧皱眉头，且分为若干类型，如老妇人、年轻人和武士。由于大多较小，不适合佩戴，因此学者们认为，它们乃是献祭者留给奥西亚的面具复制品，而那些真正的演出面具则使用易腐烂的材料——比如亚麻布——制成。至于当年上演的是怎样的剧目，专家们各执己见。
最新的研究认为，斯巴达人在类似滑稽剧的喜剧表演形式中使用了假想的戏剧原型元素：闹剧中戴面具的表演者、夸张的人物和不真实的情节。通过这种方式，斯巴达人对奥西亚的崇拜活动甚至可能推动了古风时期从希腊圣地的面具表演到成熟的剧场演出的发展。不过，我们后面将会看到，最终的转型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而不在斯巴达。
关于斯巴达早期的艺术和创造氛围，还有另一些线索。在卢浮宫里陈列的一张莎草纸上，公元前7世纪的一名斯巴达诗人写下了对两名斯巴达美少女的比较：
你没看见吗？
一个是来自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的赛马。
但另一个是我的亲戚哈戈斯库拉(Hagesichora)，
满头如不朽黄金般的长发，
还有她那银子般的面颊——
我能对你说什么呢？
她是哈戈斯库拉。[143]
古老的证据并未告诉我们斯巴达人究竟在何时、又是如何开启了令他们扬名千古的严酷而刻板的军事化生活模式。或许是在黑劳士反叛的压力之下。而且，这一转变似乎恰逢公元前431年爆发的斯巴达与雅典大战。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因同样的希腊血统而在文化上的相似之处往往会被人们忽视。斯巴达人也有一座卫城，虽然不如雅典的那般巍峨。卫城之上也有一座神庙，供奉的是同一个保护神，用斯巴达方言叫作“雅塔娜”(Athana)。不过，当古人们谈到这两大强邦之间那场灾难性的冲突时，往往喜欢视之为二元对立的交锋。我们将在下一章就此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