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苏丹艾哈迈德广场，如今造访伊斯坦布尔的游客依旧可以一睹那座古老纪念碑的风采。早在当年被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从希腊圣地德尔斐搬到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Istanbul)的旧称——之时，它就已经是件古董了。满是尘土的青铜柱熬过了这座城市漫长而喧嚣的历史，依旧矗立在17个世纪前罗马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安置它的地方。

公元前479年，当它第一次被竖立在德尔斐时，基座上还带有一段很可能是非法添加上去的自吹自擂的希腊铭文。这段文字如此浮夸，以至于当时的希腊人差点儿将它抹去：

征服了米底人(Medes)的希腊领袖保塞尼亚斯(Pausanias)为福波斯(Phoebus)(阿波罗)建立此柱。[95]

这些“米底人”是谁？在犹太《圣经》里，“真正的”古米底人乃是预言中向巴比伦人(Babylonians)传达上帝之怒的可怕的代理人：

看啊，我必挑动米底人攻击他们。米底人不为银子所动，也不喜欢金子。他们的弓必击碎少年人，他们不怜悯襁褓中的婴孩，亦不顾惜幼童。巴比伦，列国的荣耀……必如遭神倾覆的索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96]

《圣经》中的米底人居住在如今的伊朗西北部地区。或许他们的骇人名声早在古风时期就已传到了希腊，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古希腊人往往将米底人与邻近的伊朗人混为一谈，后者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取代米底人，成为来自东方的首要军事威胁。希腊人很清楚这些新来的波斯人是谁，但出于贬损对手的目的，依旧坚持称他们为“米底人”，正如上面的铭文中那样。

如此，希腊人便开启了透过虚幻面纱来观察古代波斯人的悠久传统。2006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300勇士》将波斯大王薛西斯塑造成一个嘴边没毛、阴柔颓废的人，而将他的斯巴达对手描绘成健硕(且满面髭须)的硬汉。电影制作者对史实的改编不仅在于名字，还抹杀了现代大胡子爱好者们的伟大先驱。其实，薛西斯及其王朝的其他国王都蓄着又长又华美、用波斯艺术精心打理过的胡子。

归根结底，这部影片传达了波斯敌人的负面形象，而这种形象乃是希腊人在波斯战争——或者，按照希腊人的说法，叫“米底战争”——之后制造出来的。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这场大战之所以值得特别讨论，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开启了一种看待“东方”的“西方”的视角，且这种视角的影响力至今犹存。

自公元前540年左右，波斯人在三位开国帝王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冈比西斯(Cambyses)和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的带领下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比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早了三个世纪。这个新兴的波斯帝国的领土从如今的保加利亚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其全盛时期的疆域无可匹敌。此番成就是波斯人用**裸的侵略创造出来的。坦率地说，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武力夺取别人的东西——不仅是财富，还有通过永久地征服民众和土地而得来的收益。

中亚，作为一条既古老又现代的路线连接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伊朗西部的高地。在这里，波斯第三位国王大流士为彰显自己的荣耀建起了一座丰碑。这幅巨型浮雕刻在峭壁之上，好让众人膜拜。画面上那些被缚的俘虏，或在游街，或被国王踩在脚下。浮雕的碑文并非人人都能看见，因为它的高度距地面超过300英尺。

尽管这段铭文以该地区使用的三种古老文字写成，似乎凸显出交流的重要性，但高耸的纪念碑更像是关于永恒的宣告。以下是碑文的开场：

我乃大流士，伟大的国王，众王之王，波斯之王，万邦之王，叙司塔司佩斯(Hystaspes)之子，阿萨米斯(Arsames)之孙，一个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

大流士王说：“我的父亲是叙司塔司佩斯；叙司塔司佩斯的父亲是阿萨米斯；阿萨米斯的父亲是阿里亚拉姆涅斯(Ariaramnes)；阿里亚拉姆涅斯的父亲是泰斯佩斯(Teispes)；泰斯佩斯的父亲是阿契美尼斯(Achaemenes)。”

大流士王说：“因此，我们是阿契美尼德。我们自古便是贵族。我们的家族自古便是王室。”[97]

在此，大流士，古代波斯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通过表明自己王室成员身份的方式强调了其王权的正当性。这个古老的统治家族中的一连串名字都指向同一个名义上的祖先：阿契美尼德。这段铭文宣称某个个体的统治基础就在于他属于某个特殊家族——现代术语称为王朝，为血统论提供了早期例证。

对于大流士究竟是真的出身于阿契美尼德家族，还是虚构出这个辉煌的祖先以便掩饰自己在居鲁士之子、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冈比西斯死后那段混乱年月里篡夺权力的事实，专家们仍有争论。无论如何，只有同样是“阿契美尼德”的男性后代才能成为他的继承人。这一做法延续了150年，直到帝国覆灭。照此看来，大流士强行规定王朝原则的努力似乎对波斯帝国的稳定有所助益。

波斯国王们对帝国有着自己的构想，该构想与古希腊人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这一点，我们从位于如今伊朗西南部的阿契美尼德王室墓地就可见一斑。在一个叫作帝王谷(Naq?-i Rustam)的地方，三位阿契美尼德国王的墓穴嵌在悬崖峭壁之内，每个墓穴的一个立面上都刻着同样的浮雕，画面内容均模仿此地最早的墓穴——大流士本人的墓。

浮雕上的每个国王都站立在有腿的类似于平台的王座之上。王座下有两排人，好像抬着王座在行走，另有两个人扶着宝座的腿。每个人像都附有古波斯文标注，“这是波斯人”“这是亚美尼亚人(Armenian)”[98]等等，各自代表着国王统治下的一整个民族。

还有一则文字说明上写着：“这是亚乌纳人(Yauna)。”亚乌纳人是波斯人对“希腊人”的称呼，该词源于“爱奥尼亚人”，意思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他们也成了波斯的属民。很难想象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直白的方式来宣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与其臣民间的主从关系。难怪希腊人认为波斯国王的属民都是“奴隶”。

从大流士安息之地向南7英里，有一座城市环抱中的恢宏宫殿，同样出自大流士之手。一名古希腊作家称此城为“天下最富庶的城市”[99]。自该遗址被发掘、宫殿得到部分修复以来，此地就成了古代波斯伟业的象征。

1971年，时运不济的伊朗国王决定举办一场奢华的宴会。他将宾客们召集到一座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这是古希腊人起的名字，意思是“波斯人之城”——废墟之上专门建造的帐篷城内。各国元首享用着来自巴黎顶尖餐厅马克西姆的烹饪团队准备的葡萄酒和佳肴，观看了盛装游行，游行队伍中还有由数千名现代伊朗士兵装扮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军队。

这个古老的皇家中心进一步向来访者展示了波斯人观念中的王权。雕花托板上盛满帝国臣民们献给统治者的礼物，装点着想必是通往宫殿中心的楼梯。大英博物馆伊朗厅里电脑生成的图像魔幻般地重现了宫殿中心古时的盛况：色彩明快的粉色与蓝色立柱巍然林立，立柱顶端精雕细刻的柱头支撑着金色的椽子。

当年的国王大概就是在这里发号施令，处理日常事务，包括坐在宝座上接受朝觐——在说了那么多关于波斯人征服的事情之后，这或许很叫人惊讶。大厅富丽堂皇，意在引人赞叹。它的实际功能或许与近代阿拉伯当权者的传统会议厅(majlis)或觐见厅没什么两样，都是“钩心斗角的舞台，是解决纷争、重新确认效忠的场所，但更重要的，是彰显权力的地方。步入地方统治者的会议厅，就让臣民们有了见识权力之重的机会”[100]。对于阿契美尼德王朝而言，臣民中最强大、最需要被提醒不忘自身地位的一群人就是那些波斯贵族。这些贵族家庭的男性成员会成为国王派驻外省的总督、将军，有时还会当上乘龙快婿。

皇家赏赐和奖励制度将帝国利益重新分配给这些权贵，以换取他们的忠心。波斯帝国历史后期，一名如今在土耳其西部参加行动的希腊士兵的亲眼见闻，为我们了解该制度提供了一丝线索。这名士兵与其他希腊人一起劫掠了一个名叫阿思达特斯(Asidates)的人的财产。此人与妻子和孩子居住在那里，身份类似于封建领主：

当他们达到时已是子夜时分，塔楼周围的奴隶和大部分动物都跑了，希腊人未加理睬，一心要捕获阿思达特斯本人和他的财物。当他们发现无法攻占塔楼时(因为塔楼又高又大，带有堞口，还有相当强大的守卫军)，就试图挖穿塔楼的外墙。墙有八块泥砖那么厚。但破晓时分，他们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曙光刚刚照进塔楼，里面就有人用牛叉把最靠近缺口的人的大腿扎了个窟窿，接着他们便不停地向外射箭。[101]

我们无从知晓这名波斯贵族是如何在距家乡1500英里之遥的爱琴海边拥有了要塞。归根结底，他的头衔肯定来自居鲁士大帝对该地区的征服(约公元前550年)，换句话说，他的土地乃是波斯人的战利品。分封被征服的领土不仅是一种奖励机制，身处伊朗的国王们试图通过分封来鼓励波斯人移居，在偏远省份的属民中建立起忠诚的社会网。

在邻居希腊人眼里，波斯国王富甲天下。一名古希腊人提到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战波斯所收集到的财物，或许就是最好的例证：“从各地收集来的珍宝……总计18万塔兰特(银子)。”[102]学者们认为这个数字比较可信。一塔兰特约合57磅，这样算来，亚历山大得到的财宝就超过4600吨白银。这些财富很难用今天的价值准确比较。粗略估计，若是放在2011年的美国，大约值37亿美元。

至于财富的来源，主要靠进贡。波斯国王们以军事保护为交换，每年向属民收取贡品。亚历山大劫掠到的只是当时皇宫仓库里剩余的(相对较小的)部分财富。征收贡品是波斯国王委派给各省总督的任务。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建立该税收体制的乃是大流士。他还说，该举措的结果就是大流士在波斯人中得了“搜刮者”[103]的绰号。

现在，我们得稍事停顿，先来说说希罗多德本人。虽然我已在本书中反复引用他的记述，但必须承认的是，对于他历史学家的身份历来是有争议的。他的记录构成了波斯帝国建立初期的史料主体。波斯人的确有自己的文化，正如我们所见，波斯国王们还曾命人用若干种近东语言篆刻碑文。但在我们已知的资料中却找不到古波斯语文献。同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的情况一样，现存的关于波斯人的记录乃是由希腊人和罗马人书写的。

要不是波斯，希罗多德可能就不会写作历史，因为波斯为他提供了写作主题，特别是公元前490—前479年希腊大陆与大流士和薛西斯父子统率的大军之间的战争，这几场战争也因此被现代历史学家称为波斯战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古代波斯人间接地刺激了在希罗多德有生之年仍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型古希腊文化活动。希罗多德将这种活动称为“通过调查去学习”，用当时的希腊文写作“historiē”。他调查的对象不是希腊神话和传说中的远古时代，而是他眼中的希腊近代发生的大事件。

他刚将自己的作品以莎草纸卷的形式交给希腊书商复制销售(公元前420年左右)，其他希腊作家就立刻对他的不实写作展开了攻击。后世的古人承认他在历史写作发展中的地位，公元前1世纪时的杰出罗马人可能会奉他为“历史之父”[104]，但此时此刻，他们仍把他视作一个糟糕的历史学家。

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古代历史学家们往往争强好胜、彼此相轻。此外，希罗多德生活的那个时代，书面记录少之又少。很多古代社会，包括希腊，仍然严重依赖口口相传的方式。因此，希罗多德的很多(即便算不上大部分)信息的质量都取决于采访技巧。

从有利的一面看，在他从事写作的那个年代，关于波斯战争的故事仍广为流传，因此很多资料都是二手、甚至一手信息。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精彩故事有着显而易见的偏好，尽管这正是他的作品时至今日仍能令人手不释卷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如前人那样，因他相信超自然力量对人类事件的影响而指责他。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界里，大多数人都真诚地相信神祇无处不在，且积极地参与着人类活动。

除了道听途说、有失严肃或“迷信”之外，人们对希罗多德还有一项更严重的质疑。20世纪晚期的部分专家指出，希罗多德故意编造了一些故事以混淆视听。我们无法在此详述相关的激烈辩论，况且，很多学者并不认可这种说法。的确，希罗多德在开创性地探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受到了有别于今天的古代思考方式的限制，也受制于人类记忆本质的局限，即便是亲眼所见，人类的记忆力仍会在过往事件上出差错。

尽管不能因希罗多德不知道这一点而指责他，但当他依赖于——如他自己常说的——由“当地人”提供的信息时，也不得不面对如今学者们所谓的“社会记忆”，即古老社会里那些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故事。这些传说没有经过历史学家的考证与推敲，它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保存历史真相，毋宁说是为了赋予某个社会群体一种身份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老奶奶的故事”就会蒙上神秘的色彩。亚瑟王的故事或许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鉴于希罗多德记载的历史是现存仅有的关于波斯战争的详述，上面那些“有益的警告”似乎就更有必要了。由于希罗多德生逢大战，他的文本从时间上而言必然是最接近该事件的记录之一。如他所说，或如他在作品中暗示的那样，他能够从战争亲历者或认识他们的人那里直接获得信息。从另一方面讲，他的记述有如神来之笔，为后人留下了亲历者的名字和事迹，令战争的场面栩栩如生。

至于希罗多德文本的可靠性，我赞同该领域的一名专家、我的前大学同事的观点：

你越深入研究他(希罗多德)，就越能够肯定，他关于波斯两次入侵希腊的记述里几乎没有能被证明的错误，而且，你会不断地发现，他记述中的敏锐观察和分析远比你最初想象的多得多。[105]

2015年，我带领一群历史爱好者来到雅典东北约25英里处的现代马拉松(Marathon)考古学博物馆后面一条杂草丛生的田间小路。爬上一段又短又陡的山坡，现代马拉松平原便尽收眼底。视野正中有一个棕色的小丘。这个由古代雅典人堆砌的土丘下埋葬着与波斯军队恶战一天后倒下的192名死者的遗骸，这里或许是当年战况最惨烈的地方。

希罗多德描述了交火的情景：

波斯人看见(雅典人)冲过来想接近他们，觉得雅典人肯定是疯了，他们只有寥寥少数人，既没有骑兵也没有弓箭手。那些野蛮人当时就是那么想的，但雅典人一往无前的战斗方式却因此载入史册。他们是我们所知的最早采用冲锋方式攻击敌军的希腊人，也是第一批敢于直面身着米底人装束的人，在那之前，哪怕是提起米底人的名字都会令希腊人胆战心惊。[106]

放眼望去，平原的尽头是沙滩环护的海岬，波斯大军的舰船就曾停靠在那里。希罗多德说，波斯人在雅典人的追击下逃回海滩，雅典人则试图放火烧船。希罗多德在此刻画了一名英雄形象，一如他在讲述故事时常做的那样：“欧福里翁(Euphorion)之子塞涅吉鲁斯(Cynegirus)倒在了那里，他在攀住一艘船的船头雕饰时，手被斧头斩断。”[107]

平原尽头，在我们脚下的小丘与海岸线之间，曾有一条通往雅典的古道。昔日，雅典信使从雅典狂奔140英里前往斯巴达求援，其后，斯巴达援军就是沿着这条小道姗姗来迟。后来，也正是由同一条小道，另一名信使带着胜利的消息跑回雅典。如今的马拉松赛便是为了纪念此事。

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的导火索是希腊大陆的两个城邦——其中一个是雅典——向土耳其西部地区一个反抗波斯人统治的希腊城市提供军事支援，因为双方都认为，既然雅典人也属于希腊的爱奥尼亚“分支”，彼此便是亲族。然而，对于波斯人而言，雅典介入小亚细亚事务的做法显然是无事生非。

反叛爆发在大流士统治时期，彼时，距居鲁士征服希腊爱奥尼亚已过去一代人的时间。波斯军队最终在米利都港口外的一场海战(公元前494年)中击败希腊人。那一次，建造和驾驶波斯战舰的主要是腓尼基人，他们已成了波斯的属民。波斯大军随后将希腊哲学鼻祖们的家园米利都夷为平地。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正是爱奥尼亚城的首领们激起了这次反叛。

马拉松战役之后，波斯人退回到海上，不久便乘船归去。大流士死，其子薛西斯继位，继续其父未竟的征战。希罗多德记述了一次会议，会上，两名波斯亲王—— 一个是薛西斯的叔叔，另一个是他的堂兄弟——向新王提出了建议。这个小插曲生动展现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家族企业式的运作方式，颇似如今海湾国家的统治家族。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薛西斯入侵希腊的首要原因与薛西斯的父亲大流士用古波斯语刻在伊朗纪念碑上的铭文所体现出的波斯皇家思想一致——为波斯人受到的伤害复仇：“我不希望有人会伤害他人；我也不希望伤害了他人的人能免于惩罚。”[108]大流士的这番话也刻在他的墓碑上。或许有人将波斯王室的这些理论告诉了希罗多德。此外，在希罗多德看来，薛西斯进攻希腊还有其他原因，即进一步扩大波斯帝国的版图，为君王获取更大的荣耀。伊朗的皇家铭文中关于阿契美尼德统治的夸张描述也使得这些动机非常可信。

于是，战争的车轮再次启动，而且此次的规模更大。薛西斯打算亲自统率大军。波斯人准备入侵的消息不胫而走，希腊各城邦对此反应不一。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各城邦都询问了神谕——古希腊人进行风险评估的传统手段。

希罗多德称自己如实记录了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女祭司给雅典特使的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回答。雅典人应该信任“木质的墙”，“从敌人那里撤离”(也就是说“溃退”)，但同时也要意识到“总有一天，你将和他面对面”。神谕这样结尾：

萨拉米斯的祭司，待到谷物播种或谷物丰收时，

你将给女人们的儿子带去死亡。[109]

可想而知，雅典人对神谕的理解意见不一。后来，一名有心发展雅典海军的政治领袖——他的名字叫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说服众人，说“木质的墙”指的就是战舰。受到这番解读的激励，团结一致的公民们下定决心奋起作战。接着，雅典和其他有类似想法的城邦——包括当时希腊大陆上陆军实力最强的斯巴达——派出代表召开会议，他们宣誓搁置彼此间的争议，组建一个陆军和海军联盟。

公元前480年春，薛西斯和他的大军通过一座专门建造的浮桥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希腊联军决定尝试扼守北方因热泉而得名的“温泉关”(Thermopylae)，以阻止波斯人进入希腊中部。与此同时，他们派出联合战舰在附近海峡的入口处拦截波斯舰队。如果薛西斯的舰队——包括补给船——想要继续支援陆军，就必须通过该海峡。

如今，从温泉关到雅典城北开车只需两个小时。公元前480年，这里是个易守难攻的关隘，一边是山，另一边是沼泽和海洋，最窄处只有50英尺宽。由于海面的退缩，此地当年的战略意义在如今已难以想象。

希罗多德讲述了一支5300人的盟军小队是如何在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Leonidas)的指挥下坚守阵地的。尽管在人数上只有波斯军队的一个零头，但希腊联军仍可以利用有限的空间来阻止薛西斯优势兵力的部署。接下来发生的情景，借用希罗多德的话说，为斯巴达勇士在古代世界赢得了近乎神话般的地位。

起先，一名波斯侦察兵潜入希腊阵地。他惊讶地发现，斯巴达人正平静地梳理着长发，赤身**地锻炼。一个叛变的斯巴达人向同样感到难以置信的薛西斯解释说，斯巴达士兵总是在生死关头梳理发辫。希腊人击退了波斯人接二连三的进攻之后，当地一个想得到奖赏的希腊人趁着夜色带领波斯人翻越山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希腊军队后方。

次日早晨，得到消息的列奥尼达斯命令大部分希腊士兵撤退，只留下1200人。他带领这些人以及自己的斯巴达卫队战斗到底，因为就此放弃是“不合适的”。他们“用刀剑、用双手和牙齿”殊死搏斗。此役之后，希腊人在此竖起丰碑，题写了一首短诗(如今这里有一个复制品)以纪念战斗到最后两人的斯巴达勇士：“陌生人，去告诉斯巴达人，我们服从了命令，长眠于此。”[110]希腊舰船一听闻战况便立刻撤退。波斯人毫无阻碍地挥师南下，在希腊圣地烧杀抢掠，还强奸女性——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雅典人(很可能是有准备地)撤空了城市和村庄，将妇女和儿童送往伯罗奔尼撒。波斯军队占领并焚烧了雅典卫城。

盟军舰队在萨拉米斯岛岸边的水域重新集结，此处就在如今的比雷埃夫斯之外，与希腊大陆之间仅隔一条弯曲狭窄的海峡。希腊联军将桨帆船停靠在岸边，在岛上安营扎寨，大家都赞成撤退到附近连接着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中部的地峡。希罗多德笔下那个诡计多端而又巧舌如簧的地米斯托克利告诉希腊同胞不可如此，否则盟军舰队就会将波斯军队“引向”伯罗奔尼撒。就这样，他轻松地说服盟军舰队团结一致、留守原地，等待波斯舰队的到来。

薛西斯的舰队绕过苏尼昂角(Cape Sounion)直抵雅典大陆西海岸。当晚，波斯船只在萨拉米斯和希腊大陆之间的海峡两端布阵，包围了希腊帆船。次日早晨，扎营的希腊军队回到水上。薛西斯从大陆上的一个有利位置观战，满以为会取得一场大捷。然而事实上，波斯人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主要原因在于前方的波斯舰船试图掉头躲避希腊舰船的攻击。接着，他们迎面撞上了“想在国王面前大显身手的”[111]己方新一波进攻船只。薛西斯的到场反倒为他的军队带来了厄运，希腊人一定乐开了花。希腊人有效利用了狭窄的水道，它虽然一度令希腊船只身陷重围，但也让波斯人无法施展自己的优势兵力。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薛西斯起初并没有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做。他担心希腊人会直逼达达尼尔海峡、切断浮桥，令他身陷欧洲。他也觉得自己已经达成了出征的首要目标，惩罚了雅典人，雅典城如今已是冒烟的废墟。于是，他带领残余舰队撤退，但在此之前，他接受了一名波斯将军、同时也是他的侄儿的建议，从尚未尝到失败滋味的波斯陆军中挑选出最精锐的部队，继续完成余下的战事。那个冬天，他的侄子马多尼乌斯(Mardonius)留在了希腊北部亲波斯的希腊人中间。

也就在那个冬天，马其顿人(Macedonians)在希腊事务中首次登场。彼时，马其顿，这个位于如今希腊北部的古老国家还是波斯的附庸。该国的世袭统治者在大流士时代向波斯效忠，并将女儿嫁给一名具有阿契美尼德血统的王子，从而确认了自己附属国的地位。马多尼乌斯派这个波斯属国统治者的儿子兼继承人去和雅典人谈判，“其中部分原因是波斯人与他有亲缘关系”[112]。雅典人拒绝和谈。这可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毫无疑问，他们肯定已被告知，波斯是这场争斗中的巨人，最终必将获胜。

此时，希腊联军正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想在地峡筑起屏障以求自保，斯巴达人似乎对庆祝一年一度的阿波罗庆典更感兴趣。然而最终，他们信守合约，派出5000名年轻人跟随本章开头提到的斯巴达王室成员、自命不凡的保塞尼亚斯参战。得到消息的马多尼乌斯从已经二度被占领的雅典撤军，临走前再一次纵火烧城。

如今，从雅典开车去古普拉提亚(Plataea)只需要75分钟。驶离通往地峡的高速公路，一条古老的小路蜿蜒向北穿过当年的古雅典边境，越过一个山口，然后进入起伏的农田。普拉提亚是这一地区古城邦的名字，马多尼乌斯当年就是在此安营扎寨，因为该地的地形有利于他的骑兵部队。这里游客罕至，但本地希腊人并未遗忘当年的战事。我曾见过他们为纪念公元前479年那场战斗在古城墙上留下的精美花环。

由斯巴达人率领、雅典人参与的伯罗奔尼撒军队当年就走在我刚刚提到的那条小路上。按照希罗多德的描述，战斗异常混乱，希腊人四分五裂，被波斯骑兵攻击，他们祈祷、献祭、等待着内脏占卜师宣布好消息。希罗多德指出，东方人着装轻便，而希腊步兵身披重甲，这使得前者落入了决定性的劣势。

就这样，斯巴达军队成功地直逼马多尼乌斯并杀死了他。波斯人被迫掉转方向，其中一部分人走上返回达达尼尔海峡的漫漫长路，更多的则躲在营地的栅栏后面。雅典人“凭借勇气和不懈的努力”[113]率先攻破栅栏。营地成了屠宰场，被希腊人斩杀的敌军数以万计。

斯巴达损失91人，雅典阵亡52人。希腊联军在德尔斐用战利品铸成顶端带有金质三足鼎的青铜柱献给阿波罗，柱基刻着本章开头提到的保塞尼亚斯的铭文。留在家乡的斯巴达人听闻此事，欲将铭文抹去。

几个世纪以来，古希腊人一遍又一遍地传颂着公元前490年对抗波斯军队和薛西斯的惊人胜利。在马拉松、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战役之前，希腊人一直以为波斯人是不可战胜的，单单是波斯军队的人数就令他们胆寒。希罗多德说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的侵略军超过250万人。专家们对此表示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入侵者在人数上占有压倒性优势。

希罗多德明确指出，薛西斯的入侵分裂了希腊人。正如他所说，有些希腊城邦迫于需要而站在波斯人一边，其余的也乐意效仿。当他谈到是什么激起了这些城邦抵抗的决心时，他着重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一个彼时刚刚出现在古希腊作家作品中的词汇：“自由”。这个概念意味着脱离外族统治，且似乎得到了各城邦的积极响应。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薛西斯对此大为不解，并不屑一顾地称之为“他们的自由”[114]。

希罗多德认为，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在此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作为希腊陆上和海上的主力军，他们会失去的“自由”是否最多，尚可争议，但他们的反抗令人印象深刻。列奥尼达斯率领的军队早在出发前就明知冒着死亡的危险，这也是他只挑选已有子嗣的士兵的原因。所有人都指望斯巴达人做出表率。公元前479年，直到保塞尼亚斯出发迎击马多尼乌斯之后，伯罗奔尼撒的其他希腊城邦才派出自己的队伍。

至于雅典人，他们的战舰——以及出身下等阶层的桨手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要倒向波斯人的威胁竟可以如胶水般维系着希腊联盟。希罗多德说，很多希腊人自此开始对雅典人不满，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谈到。因此，希罗多德在谈到对波斯战争的看法，指出雅典人和他们的战舰才是胜利的关键时，他深知自己冒着怎样的风险：

因此，若说雅典人是希腊的救星，那是千真万确。是雅典人掌握着战争的天平，他们加入哪一方，哪一方就一定会占上风。雅典人选择了保卫希腊人的自由，挺身呼唤那些尚未屈服于波斯人、有责任在神祇的保佑下赶走波斯国王的城邦共同作战。[115]

波斯人的进攻终结了古风时期东方希腊城市的文明之花。对波斯人的胜利则令希腊大陆成为希腊政治力量的中心。就雅典本身而言，击败波斯人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现在，让我们来近距离看看雅典和斯巴达这希腊世界的两大主角，以及他们在胜利后各自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