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在北非迦太基的腓尼基移民后裔逐渐组建成一个较先进的社会，拥有了书面语言和某种类型的文学作品。讲求实际的罗马人对他们的一本农业指南书籍推崇备至[67]，将其从腓尼基文翻译成罗马人使用的拉丁文。不过，由于迦太基人融入了另一个没有留下书面记录的古老文明，因此除了以短小铭文为主的部分文献，迦太基的文字资料几乎**然无存。如今，我们只能借助希腊和罗马作家的作品去想象那如梦如幻的迦太基。

正如我们所知，生活在西方的希腊人早在古风时期就已对迦太基人心存忧虑。迦太基的阴影不仅从未散去，反而在六个多世纪里不断增长，直到有朝一日对罗马构成了威胁。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谈到。希腊和罗马作家们的故事奠定了迦太基人在如今人们记忆中的形象。

由于罗马人在公元前146年就消灭了原本的迦太基人，而希腊和罗马社会则一直存续到基督纪元时代，因此，这些故事看上去可能像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古代作家关于迦太基人的那些最具争议性的论断为19世纪的法国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小说中的虚构场景提供了素材，这部以古迦太基为背景的小说题为《萨朗波》(Salamb?)，出版于1862年。

此刻，一个受了惊骇、面容因恐惧而苍白扭曲的人将一个孩子推上前；接着，可以辨认出巨人手掌间的那个小黑块——它沉入了开口处。祭司俯下身……一曲新的颂歌喷涌而出，庆祝着死亡的欢乐与永恒的再生。[68]

福楼拜在此想象出将儿童“包裹在黑罩中”献祭的场景。文中的巨人是腓尼基神的雕像，这名神祇对应着希腊万神谱中同样喜欢吞食人类幼童的克洛诺斯，后者吞食了自己的孩子，只有宙斯幸免。福楼拜的灵感似乎得自希腊西西里一个名叫狄奥多罗斯(Diodorus)的古代作家，后者同样描写了迦太基雕像的姿态：雕像的双手伸出，向下倾斜，“每个落入其手的孩童都会滚进烈焰翻腾的洞口”[69]。

其他希腊和罗马作家也提到过迦太基人的献祭，显然，该做法在地中海一带广为人知。尽管听上去像是带有强烈敌意的政治宣传，但这种古老传统的真实性已被考古发现证实。1925年，考古学家在迦太基发现了一片献祭场，献祭场的不少石块上用腓尼基文字刻着迦太基人的献祭辞，标记出存放火葬婴儿骨灰的陶瓮的地点。考古学家也在这里找到了绵羊和其他动物的骸骨，由此可以大致认定，此处乃是献祭场，而非墓地。

从此处以及地中海地区另外10个同样被认定为腓尼基定居点——包括西西里的摩提亚——得到的考古发现在现代学者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焚烧过的骨骼和刻有“mlk”的铭文无可辩驳，在腓尼基语中，这个词汇的意思显然是牺牲品，从而证实了希腊和罗马作家记述的传说。

从铭文判断，奉上祭品的主要是男性，但偶尔也有女性，他们献出自己的一名亲生骨肉以立誓言或作为对神祇的感谢，而且可能仅仅发生在紧急状况下。在摩提亚，意大利考古学家们根据火化的骸骨估算，每年只有一对孩童会被作为牺牲。至于该宗教实践的源头，可能可以追溯到铁器时代早期从地中海东部迁居来的腓尼基人。《圣经·旧约》里则提到，类似的仪式出自迦南人，确切地说，出自亚伯拉罕(Abraham)[70]。

如今，绝大多数人会将有意焚烧活人的举动视作野蛮行径[71]。然而，用当代标准去判断远古时代的迦太基人却是毫无意义的。风俗是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因此也是道德准则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并没有减损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其他方面对腓尼基人的迦太基之羡慕。

他们对迦太基政治的稳定赞赏有加[72]。公元前4世纪晚期，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特别指出，迦太基的普通民众似乎对他们自己的管理体制相当满意，他称，事实表明，他们从未诉诸群体暴力，也从未拥戴过某个僭主。罗马政治家西塞罗(Cicero)则肯定了掌控迦太基大权近六个世纪的统治阶层的“判断力与素养”[73]。自始至终，贵族集团似乎都有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迦太基军事指挥的任免方面。希腊和罗马社会上层集团同样喜欢采用这种政治领导的形式。

由故土西迁的腓尼基人主要从事商贸活动。希腊人认为，他们对定居点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一考量：岬角和近海岛屿——例如西西里的摩提亚或迦太基——既适合作为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交流的站点，也适合充当长途海运的停靠点。在希腊人眼中，迦太基就是财富的代名词。这些财富大部分源自商贸，既有海运和售卖经营所得，也有在迦太基人领地上为出口而生产的商品利润。

在彼时的商贸交流中，有一种商品未必是最有价值，但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无疑是更容易辨识的，那就是农产品。考古学家在陶质双耳细颈瓶[74]以及其中的残留物中找到了农产品贸易的痕迹，这些陶瓶是为海运装载货物而手工批量制造的。对这些考古发现的分析显示，自公元前7世纪起，迦太基出产的双耳细颈瓶中盛放的可能是橄榄油、葡萄酒、腌制的鱼和猪肉。在西班牙西海岸、法国南部、撒丁岛(Sardinia)、西西里、意大利南部以及北非的某些地区，都可以找到迦太基双耳瓶的踪迹。来自迦太基占撒丁岛时期的水下考古发掘物则显示，这些双耳瓶还被用来盛放切成小块的绵羊肉、山羊肉和牛肉。

考古学家们认为，早在公元前7—前6世纪，迦太基的腓尼基移民就已掌控了定居点周边的肥沃腹地，即如今的突尼斯郊区。一名古希腊作家从三个世纪后(公元前310年)一支入侵军队的视角对这片土地进行了独特的描述：

他们行军必经的郊野被划分成各类花园、菜园和种植园，汩汩溪流通过小水渠被引入园中，灌溉着每一片土地。乡间农舍鳞次栉比，风格奢华，全都经过粉刷，足以显示出房主的富有。农舍里娱乐享受之物应有尽有，可见当地居民长期生活安宁，积累了丰富的物资。田间种着葡萄、橄榄树和密密匝匝的各种果树。从这片平原上四下望去，牛群和羊群悠闲地吃着草，邻近的草甸上则牧马遍野。[75]

这段描述清晰地表明，当时，富有的迦太基人中不仅有商人，也有地主，后者在乡间农舍里悠然而居。当罗马人将28卷本的迦太基农业专著译成拉丁语时，他们所渴望的正是这种带来了田园诗般富饶与繁荣的农业智慧。

恰巧，上面这段描述与迦太基双耳瓶残留生物标本所显示的公元前310年迦太基乡村腹地的农产品完全吻合。这些农产品大部分为迦太基人自己食用，也有一部分要用于供养迦太基军队。

让我们来看看公元前480年的情况。根据一名希腊历史学家的记述，迦太基人曾从撒丁岛——而非其母邦——派出商船，为在希米拉战役中被叙拉古的盖隆击败的入侵军队提供粮食[76]。他还在同一文中提到，撒丁岛在彼时已成为迦太基的领土。

古希腊人认为，迦太基统治者直接介入了其治下的农事活动。学者们能知道这些，完全是后世一个不知名的希腊作家的功劳。他写了一本“逸闻”汇编，这个既为了娱乐大众也为了晓谕世人的传说文本为我们保存了以下信息：

如今，(撒丁岛)不再富庶，因为在迦太基人统治期间，岛上所有可做食物的果树都被毁坏，居民如果胆敢种植此类树木，将受死刑惩罚。[77]

倘若这段文字可信，那就意味着，迦太基统治者一度试图使用铁腕手段，以牺牲撒丁岛上其他作物为代价来提高粮食产量。考古学家在现代撒丁岛乡村展开了田野调查，以期获取古代人类的活动迹象，然而他们发现的陶片却并不能为上述猜想提供佐证。[78]

古陶片的分布情况暗示了当地农业管理的多元化，而非同质化。在岛上的某个地方，或许有类似于采邑庄园的“大户人家”，而其他地方则有很多自由拥有中小规模土地的耕作者。因此，关于迦太基为了获取所需资源而采用苏维埃式中央计划农业经济的观点，虽令人眼前一亮——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却尚未得到证实。

为了保护贸易利益，迦太基人与其他地中海国家签署了正式协议。在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仍能见到这些早期(公元前508年)外交文书的拉丁文本，不过根据希腊作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的说法，“古代语言和当今罗马语的差异”给理解那些文书制造了障碍。

波利比乌斯的历史文稿保留了一段友好协定的内容，从中可见，迦太基人希望保证自己同外国人——此处是指罗马人——开展贸易的地方免遭侵犯。另一些协定还禁止沿非洲海岸航行的罗马船队向西越过所谓的“贸易角”——或许就是迦太基东北方75英里处的邦角。

迦太基人的另一件武器是海军。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提到参加科西嘉(Corsica)海战的一支迦太基舰队。当时，居住在该岛的希腊人船只“骚扰、掠夺”往来于地中海这一地区的迦太基商人，此举激怒了迦太基人。海战以希腊定居者们被迫放弃科西嘉、逃回意大利南部而告终。

这场海战发生在公元前535年左右，在历史学家们眼中，它是迦太基人在西地中海建立海上霸权的重要一步。不过，迦太基人的胜利绝非凭一己之力，他们再次展示出早年建立“国际”关系的才能，让这场战役成为深受科西嘉地区希腊海盗困扰的海运贸易从事者的共同事业。某个说意大利语系语言的部族出动了60艘船只与迦太基人并肩作战，他们最为今人熟知的名字是伊特鲁里亚人(Etrusci)。

距我现在所在的英格兰南岸最近的“伊特鲁里亚人”生活在此地以北约220英里处。在被并入特伦特河畔斯托克(Stoke-on-Trent)的城郊之前，这里曾有一个隶属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小村庄，叫伊特鲁里亚(Etruria)。如今，这里仍有一所伊特鲁里亚小学、一座伊特鲁里亚会堂，甚至还有一条伊特鲁里亚街。历史上，英国中部地区爆发的这股子“伊特鲁里亚热”源于一名英国陶器生产商掀起的时尚潮流，此人叫约瑟夫·韦奇伍德(Joseph Wedgwood)，他在那个新兴小村庄里开了一家新工厂。

那是1770年的事。彼时，恰逢一名意大利古文物研究者出版了博大精深的巨著《伊特鲁里亚瓶画》(Etruscan Vase Painting)。18世纪的考古研究人员在如今的托斯卡纳(Tuscany)发现了大量带有装饰画的古老器皿。该地区大致从罗马直到佛罗伦萨(Florence)，曾是古伊特鲁里亚人的故乡。这些花瓶在富有的欧洲人中成了珍贵的藏品。而对于那些买不起真品的人，韦奇伍德的工厂则提供了根据古老造型与装饰风格生产的现代仿制品。他将自己的生意模式概括成一句拉丁文宣传语，翻译过来就是“伊特鲁里亚艺术的再生”。

对于研究古代史的人而言，欧洲近代史中这段小插曲的价值主要在于捕捉了公元前6—前5世纪时期的古伊特鲁里亚贵族的文化偏好。有人假设，既然这些古代陶瓶出土于古伊特鲁里亚墓穴中，因此必然出自古伊特鲁里亚人之手。但早在18世纪，便有敏锐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到了19世纪中叶，专家们已经确认，这些瓶子乃是进口到伊特鲁里亚的。从风格和工艺来看，此类橙黑相间的陶器出自古希腊陶工之手，且远远不能满足古伊特鲁里亚贵族的需求。

为了理解以希腊人为代表的外来人为何想同古伊特鲁里亚人做生意，来到托斯卡纳参观的历史爱好者们不妨去托斯卡纳矿山公园走走。这片面积约420平方英里的保护区内山丘连绵，蕴含丰富的铅、锌、铜、银和铁资源。保护区里不乏采矿的痕迹，有新有旧。

古代伊特鲁里亚人是史料记载中该地区最早从事矿物开采的人。依旧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汇编“逸闻”的古代作家写道：

据说，在伊特鲁里亚有个叫伊塞利亚(Aethalia)的岛屿[现在的厄尔巴(Elba)]，过去曾有人在此开采铜矿，他们所有的铜质器皿都是用这里的铜制造的。后来，再也找不到铜矿了。但很久之后，人们在同一个矿穴中又找到了铁矿，住在这个叫作波普洛尼亚(Populonium)的小镇上的伊特鲁里亚人至今仍在使用这里出产的铁。[79]

事实上，关于外来商人在伊特鲁里亚海岸交换的是哪些希腊商品，我们掌握的只是一些蛛丝马迹。正如我们所知，希腊先民们在更靠南的伊斯基亚岛建立了定居点，即古皮提库萨。考古学家们在那里找到了进口铁矿石的迹象。

刚刚提到的波普洛尼亚是一个伊特鲁里亚港口城市，位于托斯卡纳西北地区。如今，这里有个考古公园，连绵起伏的原野一直延伸到树木繁茂的海湾，参观者可以想象自己置身于古代铁匠的世界。来自另一个伊特鲁里亚贸易点的惊人发现，则确认了古风时期的希腊商人曾造访这片海岸的事实。

1970年，考古学家们在伊特鲁里亚最重要的古城塔尔奎尼(TarquinⅡ)的港口一处圣所挖掘时，发现了一块尖端略细的石头，竟是一只古代船锚，它原有的主人在上面刻了字，将其留在圣所。这些公元前500年左右刻上去的希腊字母写着：“我属于埃伊纳(Aegina)的阿波罗。(—)[9]之子索斯特拉图斯(Sostratus)制造了我。”[80]

专家们很自然地推断，这名古风时期的希腊船主与拥有同样的名字、来自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Piraeus)外的希腊岛屿埃伊纳的成功商人正是同一个人。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他是当时所有希腊商人中最成功的，“无人可及”[81]。

对矿产的控制似乎在创造伊特鲁里亚财富的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具体情况就好比透过毛玻璃看风景，这也是我们研究古代经济生活时常常遇到的问题。多亏了伊特鲁里亚人的葬礼风俗，以及如今陈列在世界各地不少博物馆中的精雕细作的墓葬品，我们倒是比较容易推测出他们是如何挥霍财富的。

柏林老博物馆的一大亮点来自被考古学家称为塔尔奎尼武士之墓的文物，其中包括一套华丽的武器和铠甲。这一整套装备表明，死者来自那个崇尚武力的社会中的上层，是名战斗精英。有一种说法认为，公元前8世纪后期的“武士诸侯”靠向来此寻找金属资源的外国人收取“保护费”发财。

公元前7—前6世纪，与海外的接触和金属矿产带来的财富似乎以某种方式刺激了伊特鲁里亚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的理念想必是伊特鲁里亚的统治者们从古风时期新兴的希腊城邦借鉴而来，其发展结果就某些方面而言也足以媲美希腊城邦。专家们再一次从墓葬风俗中找到了标志着这次转型的证据。

在伊特鲁里亚人留下的遗迹当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主宰着伊特鲁里亚城市生活方方面面的富有寡头的墓地。在伊特鲁里亚古城卡里(Caere)，即如今的切尔韦泰里(Cerveteri)，参观者可以沿着供同一家族几代人使用的陵墓街道漫步。这里的气氛令我想起巴黎独一无二的匹克普斯(Picpus)墓园，那里的小路边也排列着法国高等贵族的家族墓地。

墓地体现出伊特鲁里亚社会的两大特点：大家族的奢华生活和女性的“自由”。对此，社会价值观保守得多的古希腊人用惯常的夸张手法给予指责。一名(男性)希腊作家引述了另一名早期希腊作家(公元前4世纪，同样是男性)以为佐证：

(某某说)伊特鲁里亚人有一项法律规定，所有女性都应与男性一样：女性最关注的是自己的外表，常常当着男性的面赤身**地练习体操，有时还结伴练习，因为对她们来说，**被别人看见并不可耻。她们不与自己的丈夫共同进餐，而是与随便哪个恰好在场的人一起用餐，为任何她们心仪之人祝酒。她们是宴会上的绝色佳侣。[82]

我们可以从墓地中找到部分真相。塔尔奎尼的伊特鲁里亚墓地建造者对壁画的热衷让人们联想起古埃及的坟墓，因为他们也描绘了体现伊特鲁里亚生活方式的种种形象。修建于公元前480年左右、被称为花豹之墓的墓穴就是极好的例子。整个主墓室的表面都涂着色彩明快的涂料，墓室四壁的条幅画描绘了宴会上的人们成双成对共享卧榻的场景。

伴着乐师和**的侍者，这一幕乍看好似希腊宴饮。然而，此处出现的并非雅典陶器画师在酒宴器皿上绘制的那种男性同伴图。伊特鲁里亚壁画中出现的伴侣有男有女，女性穿戴整齐——至少并非一看上去就像希腊艺术中描绘的妓女形象——且似乎同样享受着那一刻的欢愉。这令如今的观看者不禁猜测，她们究竟是谁？是那些男性的妻子，还是“不与自己的丈夫共同进餐”的自由女性？

正如此例所示，伊特鲁里亚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但无论是社会实践还是艺术形式，伊特鲁里亚人都秉持取他山之石为我所用的态度。这一点同样表现在他们的文字上。柏林老博物馆里还有一件伊特鲁里亚文物，看上去有点像黏土瓦片，但上面刻有文字。这是现存最早的刻有伊特鲁里亚文字的物品之一。他们的文字源自希腊早期的一种地方语言，而希腊语字母又是从腓尼基字母演化而来。学者们已经破译了部分伊特鲁里亚文字，这块公元前470年左右的黏土瓦片上记录的是伊特鲁里亚圣殿祭司举行仪式的日期。

伊特鲁里亚的多神信仰宗教、那些令人联想起希腊神殿(但又不尽相同)的庙宇以及动物献祭仪式，都与希腊和罗马的宗教文化有着相似之处。几个世纪以来，思想、实践和神学观念定然已在这些比邻而居的社会中传播流转。然而，1877年意大利北部皮亚琴察(Piacenza)附近偶然出土的一件文物(如今保存在该市的考古学博物馆中)却向困惑的今人径直展示了古代宗教仪式中一个古怪而奇妙的方面，而伊特鲁里亚人也因此闻名天下。

这个奇怪的东西是只青铜羊肝，制作得惟妙惟肖，甚至还有凸起的胆囊。肝脏被分割成40份，每一份都刻有伊特鲁里亚文字，为利用真正的肝脏进行占卜的预言者提供了初级指南。当伊特鲁里亚占卜者试图从献祭动物的内脏中解读出神的旨意时，他们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占卜者也会通过查阅伊特鲁里亚神学书籍的方式丰富自己的阅历，这些典籍由掌管此类事务的古老家族负责编纂，该做法一直延续到基督纪元前几十年。

我之所以在此提到这项被今人称为extispicy(源自拉丁语，意为“查看内脏”)的技艺，乃是因为它是伊特鲁里亚人留给近邻罗马人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数世纪以来，罗马人一直倚仗伊特鲁里亚占卜者来帮他们解读令人不安的预兆。这些占卜者，无论是真正的伊特鲁里亚人还是接受过伊特鲁里亚占卜训练的罗马人，都被称为“内脏占卜师”。总而言之，在罗马人的记忆中，伊特鲁里亚是意大利地区的强国：

在罗马取得霸权之前，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遍及海洋与陆地。他们控制了两大海域，意大利如孤岛般被围在其中。这一点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意大利人依照大众习惯称其中一片海域为“托斯卡纳海”，又用托斯卡纳殖民地亚得里亚(Atria)的名字称另一片海域为“亚得里亚海”(Atriatic)。[83]

这段文字出自公元前1世纪晚期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伊特鲁里亚霸业的性质不太容易界定。它显然不是帝国，因为伊特鲁里亚人自己从未实行集权统治，他们虽然在“外交事务”中协调一致，但仍不过是由12个小国组成的联邦而已。

不过，即便伊特鲁里亚算不上“帝国”，其以塔尔奎尼等沿海地区为基地的战舰依旧是个实实在在的威胁，且威胁到的不仅仅是居住在科西嘉的希腊移民。1817年，人们在奥林匹亚遗址发现了一只青铜头盔，它出自伊特鲁里亚人之手，如今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不过，头盔一侧却刻着三行古希腊文字：“狄诺米尼斯(Deinomenes)之(子)[10]西耶隆(Hieron)和叙拉古人，(将我献)[11]给宙斯，从库迈(Cumae)的第勒尼人(Tyrrheni)(伊特鲁里亚人)[12]缴获的(战利品)[13]。”[84]库迈是位于那不勒斯湾的希腊人定居点。当地人频受伊特鲁里亚战舰侵扰，曾派出使者向当时希腊西西里地区最强大的人、盖隆的兄弟、叙拉古的西耶隆寻求帮助。西耶隆应允，率舰队北上，在库迈海战中击败了伊特鲁里亚人。他在众多希腊人的见证下将缴获的头盔献于奥林匹亚，此举与其家族的其他成员在希腊本土宗教圣地的所作所为一样，也是为了自我标榜。仰赖一名后世希腊历史学家的记述，我们得以知道该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公元前474年[85]。

从后世历史学角度看来，西耶隆的头盔标志着伊特鲁里亚势力开始走向衰落。台伯河(River Tiber)将伊特鲁里亚人与古代意大利的另一个前希腊种族分隔开来。同伊特鲁里亚人一样，这些意大利拉丁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铁器时代早期，且在公元前6世纪就确立了种族认同。但与伊特鲁里亚人不同的是，早在西耶隆献祭头盔时，其中一个位于台伯河上游15英里处的拉丁部族便已然凌驾于其他部族之上。

古罗马随处可见的遗迹往往令现代参观者对这座不朽之城赞叹不已。但期待看到12个世纪以来重重叠叠的古典建筑的参观者可能也会心生困惑。这座古城最令人费解的角落是融入公园大道的小丘，那里曾是罗马贵族和后来皇帝们的居住地。仅是看看那些废墟的现代平面图就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可俯瞰圆形竞技场的帕拉蒂尼山(Palatine Hill)东南侧。

如今，一个不起眼的现代遮阳棚保护着考古学家们1946年的考古发现。此处发现本身甚至都算不上建筑，只有几个为了竖木桩子而在基岩上人工挖凿的洞。这是由树枝和黏土搭建的小屋仅存的痕迹，从建筑学角度而言，与高高耸立其上的后世宫殿和庙宇形成鲜明对照。然而，这栋公元前8世纪的小屋却令考古学家们兴奋不已，因为后来的罗马人精心保存了几栋这样的小屋，作为其社群起源故事的证明。

根据基督纪元前生活在罗马的一名希腊作家的记述，他见过其中一栋小屋，其地点与木桩洞发现地大致在同一个区域：

罗穆路斯和雷穆斯过着牧人的生活，靠劳动谋生。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山丘上，用木桩和芦苇建起小屋。这些小屋中的一栋直到今天仍在，就坐落在帕拉蒂尼山面对圆形竞技场的山坡上，叫作罗穆路斯之屋。那些负责看护它的人既守护着它的神圣，又要防止人们将它修缮得更宏伟。当小屋因风吹日晒受损时，他们尽可能在修复过程中保持其原貌。[86]

从考古学角度而言，原本的小屋早在公元前7世纪便已不复存在。但罗马人似乎相信，他们的祖先曾居住在这里。一栋建于铁器时代的小屋，因频繁修缮以至于更接近于复制品而非真品，却被后来的罗马人认作“罗穆路斯之屋”，倒也绝非不可想象。

从此例文物管理的早期实践中可以看出，罗马人非常重视本族的起源。因此，罗穆路斯传说内容的那种特殊类型就难免令人惊讶。罗穆路斯和孪生兄弟的出生以及得到母狼哺乳，这些情节或许带有恰到好处的传奇色彩，但之后的兄弟相残和卑劣行径就不那么光彩了。

罗穆路斯杀死了亲兄弟雷穆斯并在台伯河畔建立了自己的新城市之后，随即宣布该城为一切逃亡者坚固的庇护所。如此一来，他便吸引了周边所有“默默无闻、地位卑微”[87]的人，“无论是自由民抑或奴隶”。斯巴达的上层人称自己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雅典人说自己源出阿波罗，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则将罗马人笼而统之地叫作“罗穆路斯的糟粕”[88]。这个故事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让欢迎外来者的传统与罗马人的起源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赋予该起源一种平民主义的色彩。

另一个起源故事则令现代人感到不适，因为它涉及大规模诱拐未婚女性。成功地将男性吸引到罗马之后，罗穆路斯还需要女性来确保该城的延续。在他的唆使下，年轻男性们利用比邻而居的萨宾人(Sabini)来罗马参加宗教节庆的机会掠走了他们的少女。这些女孩被迫与罗马人成婚。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再次为我们提供了细节描述。他写道，她们的“丈夫们”试图“用不可抗拒的**为借口——这种托词比其他任何托词都更能打动女性的天性”[89]来掩饰集体强奸行为。

如今的历史学家要问的是，当李维选择详述这段情节时，究竟抱着怎样的目的。从现代人的观点看来，这似乎反映出古罗马社会的暴力，甚至是对女性的厌恶心理。但在后世那些听着李维作品被高声朗读的罗马人眼中，萨宾女孩们的遭遇或许恰恰是又一个能够说明罗马人多么愿意与外来者分享其生活方式的例子。根据李维的记述，那些罗马丈夫为了赢取新娘的心，许诺她们会获得罗马“公民身份”。不仅如此，“最最亲爱的人，她们将是自由民的母亲”[90]。

罗马人自认的起源并非全都那么不光彩。罗穆路斯本人出身皇室，这使得最初的罗马人拥有不凡的血统。当他的祖先——同样也是个外来人——率领部族来到这片土地上时，当地统治者“对这群人和这名英雄的名望惊讶不已”[91]。那是因为，这个刚刚来到意大利的人正是特洛伊的埃涅阿斯(Aeneas)，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英勇的武士、特洛伊的王子。于是，罗马人也将自己视为特洛伊后人。这一谱系说明，罗马人认为古代意大利始终与东方有着某种关联。

后来，罗马人开始自己书写历史。李维的创作期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他的拉丁文作品是现存最早的由生活在古代罗马的罗马人留下的记录。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罗马历史学家只比李维早两个世纪，但其作品已经遗失。当罗马人第一次将自己的历史拼接在一起时，他们对那段历史究竟有怎样的认知？他们从自身的口头传说中吸收了多少？从古希腊作家——后者自公元前5世纪起就对罗马人产生了兴趣——那里借鉴了多少，又有多少是他们凭空编造出来的，当今的学者们无从知晓。

部分早期的历史叙事中带有民俗元素，比方说罗穆路斯被放在婴儿篮里顺水而漂，被一头雌性动物喂养(古代近东地区常见的故事)。另一些观点认为，后人编造的背景故事缺乏事实根据，比方说城市的名字(罗马)来自其建立者(罗穆路斯)的名字。

后世的罗马人还相信，他们最初通过选举的方式选出管理这方土地的国王，罗穆路斯是开国君主，其后还有六名国王。据说，这些国王中有两名是外来者，是来自邻近的塔尔奎尼的伊特鲁里亚人。最后一任国王，骄傲者塔克文(Tarquin the Proud)，则因其子强奸了一名罗马主妇引发众怒而遭放逐。

随后，罗马人选择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用两名每年一选的官员(即执政官)取代国王。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开始为建国大事确定日期，从每年执政官的记录中反推塔克文王朝崩塌的时间，再以此为基础猜测(只能用猜测这个词)早期君王们的年代顺序和罗穆路斯建立罗马的时间。将他们确定的时间换算成我们如今使用的纪年方式，便有了公元前509年的塔克文之死和公元前753年的罗马建城。

伊特鲁里亚与罗马的关系耐人寻味。塔尔奎尼距罗马仅56英里之遥。无论那些关于伊特鲁里亚人在罗马称王的传说背后的真相如何，我们都可以假定，鼎盛时期(公元前6世纪)的伊特鲁里亚人与浑浊的台伯河对岸的邻居罗马人之间必然存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

从塔尔奎尼继续向北12英里就是另一座伊特鲁里亚城市瓦尔奇(Vulci)的遗址。这里出土了一件从雅典进口的陶罐[92]，如今保存在慕尼黑的一家博物馆里。这只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陶器上描绘了特洛伊的埃涅阿斯从特洛伊逃亡的场面。考古学家们还在此地的罗马时代的土层中发现了古风时期的希腊碎陶片。也就是说，在古风时期，罗马人和他们的邻居伊特鲁里亚人一样，也接触到了希腊商品，甚至还有希腊思想。

正如我们所见，到了公元前508年，罗马人的实力已引起了远在非洲的强大的迦太基人的注意，并与之签订协议。罗马人意在保护已然形成的区域优势。迦太基人的行动应“无损”于“(罗马)统治下的拉丁人”[93]。展望未来，这里将是后来的罗马帝国的摇篮。而在那之前很久，爱琴海希腊世界的政治自决就已面临着一个更古老帝国的威胁。我们接着就来说说这个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