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在古希腊家喻户晓的诗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你等待着航海季节的到来，开动飞快的船只出海，满载货物，带回收益，正如你我的父亲，莽汉帕耳塞斯(Perses)，曾迫于生计随船远航。有一天他越过茫茫大海来到这个地方，定居在赫利孔(Helicon)附近一个破败的小村庄，阿斯克拉(Ascra)，冬季严寒，夏季酷热，终年艰难。[33]

通常认为，赫西俄德活跃于约公元前8世纪。诗人在这里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位于如今土耳其西北海岸的希腊城邦的移民之子。贫穷迫使父亲踏上了冒险之旅，最终在希腊大陆的边远乡村定居务农。

如今，从雅典驱车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到达那个昔日的阿斯克拉古村落。一旦驶出首都郊区，旅行者们便发现自己来到了风光迥异、带着深厚乡土气息的别样希腊。随着汽车驶入雅典北部的波俄提亚(Boeotia)地区，土壤变成了深褐色，完全满足现代化棉花种植的肥力要求。

波俄提亚的阿斯克拉是个内陆小丘，它所处的山谷如今几乎空空****，只有高大的赫利孔山巍然矗立。赫西俄德笔下的兄弟要从这里将农产品经由石子小道运往最近的港口绝非易事，而那个港口本身也只不过是个激流汹涌的入海口。

至于赫西俄德想象中的兄弟所从事的贸易，仍有不少未解的谜题。它是往来于邻近社群间的短途运输，还是冒险深入地中海的长途航行？他的货物是搭载在别人——比方说腓尼基人——的船上，还是有自己的货船？他是以市场为导向、售卖剩余产品的农夫，还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是为了交换某些商品——比方说新的金属工具——才偶尔行商的庄稼汉？

尽管有这些无解的问题，这首诗歌描绘的确确实实是阿斯克拉农人扬帆下海的事情。首先，有一两艘船曾载着年轻移民的父亲从小亚细亚(Asia Minor)来到阿斯克拉。希腊各地距地中海均不超过60英里。除了极糟糕的年代，希腊的古代居民总是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与外国人交往、旅行、见识异域的物品。

除了完整的花瓶，大英博物馆里还展出了大量希腊陶罐的碎片。其中一块超过3英寸长的碎片上绘有一行展翅高飞的鸟。这片迷人的陶片来自东地中海地区一个最具争议性的考古现场。20世纪30年代，大英博物馆在欧朗提斯河口(River Orontes)附近发起了挖掘工作，该地位于今天的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如今这里已没什么值得参观，只剩下掩映在一片橘子树林中的小土丘。

挖掘者们把阿拉伯语中的“阿尔米那”(Al-Mina)译为“港口”。他们在此发现了古代仓库。出乎意料的是，这里也有大量古希腊陶器，其中很多来自一个读者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希腊岛屿——优卑亚，制造年代约在公元前9世纪后期到公元前8世纪。那队像鹅一样的飞鸟或许正出自优卑亚陶匠之手。

这些希腊陶器均经由海路抵达。由此可以推断，阿尔米那和几何纹样时期的古希腊人之间发生了某种远距离交往，船只必然定期往来，将爱琴海地区与土耳其南岸、塞浦路斯和地中海东部相连。彼时的希腊部分地区再一次融入了远洋贸易的世界。

考古学家认为，阿尔米那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贸易点，一个古希腊的大集市。那里很可能有希腊人居住，他们通常使用自己的陶器。因此，非希腊陶器的存在就意味着这里也有其他民族，包括沿同一海岸线向南不远、以航海为主业的人们。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是希腊人对他们的称呼，在《旧约》中他们则被称为迦南人。为了建造船只，他们从本地雪松林中找来最结实、最挺拔的木材，那片地方就是如今的黎巴嫩(Lebanon)。腓尼基人富于开创精神，不乏经验丰富、随时准备扬帆远航的水手。他们的足迹遍布地中海地区，所到之处无不留下明显的痕迹。

在克里特南岸的科莫斯(Kommos)，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近东式样的宗教圣殿以及很多腓尼基陶器。科莫斯的这片沙滩如今因**主义和古代搁浅的大船而声名大噪，昔日则是巡游在公海上的腓尼基水手最中意的停靠地。他们在远方主要停靠点均设立了定居点，例如位于今突尼斯(Tunisia)的迦太基(Carthage)和西班牙南部的加迪斯(Gadir/Cadiz)。他们专门从事白银等贵重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提供高价赔偿。

一般认为，希腊人创造的新字母文字源自腓尼基人的文字。新文字的出现与陶器开始运往阿尔米那恰恰发生在同一时期，该贸易点可能就是希腊人与东方人进行文化交流的场所之一。这些交流远不止于希腊人对腓尼基文字的改造。学者们已经开始使用“东方化”这个术语来表述希腊手工艺人与进口物品——比方说金属制品——的东方艺术风格的相遇。自公元前8世纪晚期起，对一些装饰图案的迷恋促使希腊工匠吸收借鉴东方的艺术风格，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工艺品中。

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只小小的陶质香水瓶，瓶口好似龇出的狮牙，还用画笔勾勒出蓬松的鬃毛。这只小瓶子出自公元前640年左右的科林斯人之手。不同寻常的瓶口设计，其灵感源于从近东进口的镶嵌着动物头颅的金属碗。此类瓶子在古风时期的希腊贵族中大受欢迎。受到永恒的消费规律驱动，生产较廉价陶器的本地工匠开始模仿异域器皿的装饰，以满足较低端的希腊市场需求。

毫无疑问，古代近东地区的商品和思潮对古风时期雅典发展中的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早在希腊史前时期就已出现。由于有力证据零零星星，而新的发现和线索总是触手可及，学者们便尝试着以此推测这些影响究竟有多么深远。希腊人的宰牲献祭仪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万军之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34]这句话出自《旧约》的《耶利米书》(Book of Jeremiah)，是希伯来《圣经》中反映动物献祭在古犹太崇拜的中心地位的众多段落之一。下面这段文字译自在基克拉泽斯的基亚岛(Kea)——也就是古凯奥斯(Ceos)——发现的古希腊铭文：

现任的首席执法官要付150德拉克马给承担献祭任务的人。无论谁承担这个任务，都要向执法官保证会按照律法规定提供献祭盛宴。他必须献上一头成年公牛和一只成年绵羊。如果以猪为祭品，则该猪不得超过18个月大。城邦公民、受城邦邀请的人、居住在此的外国人和自由民以及所有向克雷西亚(Coressia)城邦纳税的人都可以参加盛宴。晚餐、葡萄酒、水果、坚果和其他种种食物应有尽有，还有生重不少于2米纳斯的肉食以及部分献祭牲畜的内脏。首席执法官和财务官必须亲自检查牲畜、称量肉食，并主持献祭(等等)。[35]

在古代，这个大约50平方英里的希腊岛屿上有不少于四个小城邦，克雷西亚是其中之一。同其他希腊城邦一样，克雷西亚人每年定期举行宰牲献祭。正如上文提到的，献祭之后可能会举办盛宴，公民和其他受邀参加者都能平等地分享献祭牲畜的肉。

古代以色列人和古希腊人在各类仪式上的诸多相似点还包括：要有可以生火的室外祭坛，献祭牲畜以人工驯化的物种为主，要焚烧部分祭品作为对神的供奉，以及人们自己在盛宴上消费肉类。在希腊，对仪式的强调还体现在带有露天祭坛的神庙的各扇门都要整齐划一，好让圣殿内的神像见证室外祭坛上那些动物的命运。

用动物献祭在人类历史中由来已久。单凭考古挖掘发现的动物骨骼，考古学家很难断定其死亡原因究竟是被屠宰还是被献祭。不过，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已达成共识，认为在今天土耳其东部和叙利亚的新石器时代定居点发现的动物骨骼或可证明，人类盛宴源于祭祀仪式。这种仪式随后向各地传播。很显然，迈锡尼希腊人就曾举行动物献祭。一段用线形文字B书写的铭文列出了准备用于献祭——或许也会用在盛宴上——的动物种类。

为神祇焚烧部分祭品的做法是后来希腊仪式中的特有程序。它究竟是从迈锡尼宗教中继承来的，还是在稍晚时期才逐步形成的，考古学家仍未达成共识。一名生卒年代不详、大致活跃在公元前1世纪的古希腊塞浦路斯作家留下了一段记述，说的是塞浦路斯传奇国王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时代的人们是如何因焚烧祭品的风俗而偶然尝到了烹饪肉食的滋味：

之后，在焚烧祭品的过程中，一块肉掉落在地上，祭司捡起来，烫到了手指，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放进嘴里，好缓解灼伤的疼痛。于是，他尝到了烤肉的味道，想要大快朵颐一番。[36]

这则古希腊传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神话时代的事件，可惜听上去太美好，让人很难相信它的真实性。即便这个故事符合近东地区动物献祭风俗在史前时代向西传播的现代观点，将它作为史实资料也不符合历史学方法。

如果史前希腊献祭仪式中并非一开始就有焚烧祭品的环节，那么距叙利亚海岸约62英里的塞浦路斯岛很可能就是该做法的发祥地。很多在塞浦路斯工作的考古学家根据他们的发现推断，迈锡尼王国覆灭之后，来自爱琴海的希腊移民以及来自地中海东部的人们，在这个岛上定居下来。该岛于是成为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地带。

阿尔米那以东就是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这是个富饶的地区，两条大河流经该地，先后孕育出了苏美尔(Sumerians)和巴比伦(Babylonians)古文明。它的中心、宏伟的巴比伦城(Babylon)位于今天的巴格达(Baghdad)以南50英里处。一名来自距土耳其海岸约3英里的爱琴海岛屿来兹波斯(Lesbos)的希腊诗人提到，公元前7世纪，古风时期的希腊人曾到访过中东地区。这名诗人歌颂了他的兄弟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场上的英勇事迹，说他在那里“以巴比伦盟军的身份作战时”[37]杀死了一名身材魁梧的武士。不过，诗人对兄弟的“雇佣兵角色”却避而不谈。

这点零星证据让我们得以瞥见几乎不为人知的关于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之间文化交流的图景。公元前6世纪初，米利都的泰勒斯已经成长为极富创造力的工程师。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述，泰勒斯也预言了“白昼突然间变为黑夜的时间……与实际发生的时间相符”。[38]历史记载的日食时间与天文学数据一致，均指向公元前585年5月28日。

不少专家认为，无论这个故事背后的真相怎样，归根结底，令希腊人能够预言天文现象的观察力、技术和数学的能力来自巴比伦。巴比伦人对天体运行的兴趣深厚且由来已久。彼时，他们的学者已经具备分析和推理能力。古风时期的希腊人与这些思考方法的相遇可能在更大的层面上催生出了第一批希腊哲学家。

有专家提出，很早以前，正是巴比伦人的故事推动了希腊诗歌的书面化，成就了荷马史诗。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宏大史诗讲述了一个名为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男性英雄的故事。据说，这个英雄在哀悼朋友恩奇杜(Enkidu)之死时表现得像头失去了幼崽的痛苦母狮：

像头被夺去了幼崽的母狮，

他来来回回不停踱步。[39]

荷马在描述英雄阿喀琉斯哀悼朋友帕特洛克勒斯时也用了类似的比喻，不同的是，母狮变成了雄狮：

这雄狮，带着被刺痛的怒火

呼唤着他的幼崽，咆哮声传遍沙漠。

阿喀琉斯是如此悲伤……[40]

美索不达米亚诗歌与希腊诗歌的一致性显而易见。此外，专家们还找到了其他类似之处，恕无法在此一一列举。通晓多国语言的商人们在阿尔米那或塞浦路斯相遇，围炉而坐，一边用优卑亚的杯子喝酒，一边讲述着彼此的故事。就这样，在公元前9世纪或公元前8世纪，来自中东的古老传说进入了希腊说故事人的素材库。这样的想象是否显得太过牵强？

一旦进入有历史记载的希腊古风时期，希腊人和东方人之间文化交流的证据就比比皆是了。以举世闻名的阿布辛贝(Abu Simbel)遗迹为例。1968年，工人们拆除了这个古埃及神庙，将其搬迁至尼罗河上游一处不会受到新阿斯旺(Aswan)大坝洪水侵扰的地方。大约在公元前593年，有人在巨大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Ⅱ)——七个世纪前的神庙建造者——雕像的小腿部位刻上了五行波浪形的古希腊文字：

当普萨美提克斯王(Psammetichus)来到象岛(Elephantine)，那些与西奥克勒斯(Theocles)之子普萨美提克斯同船抵达的人写下了这些文字；他们沿克尔基斯(Kerkis)逆流而上，直到无法再前行；波塔辛托(Potasimto)率领着那些说外语的人，阿玛西斯(Amasis)率领着埃及人。[41]

这段石刻是为了纪念希腊人以雇佣兵身份加入后来的法老普萨美提克斯麾下。这帮希腊人的首领似乎侨居在埃及，因为他的父母给他起了个埃及名字，他后来追随的法老也是如此。彼时，埃及仍是个强大而古老的国家，法老普萨美提克斯是当地第二十六王朝的统治者。

富饶的尼罗河谷也吸引了古风时期的希腊商人。大英博物馆的希腊古风时期展品中有一只由碎片精心拼接修补复原的陶质储藏罐，罐子上画着曲折的图案和爱奥尼亚字母，显然是希腊风格。

所以，罐颈部有用埃及象形文字拼写的第二十六王朝第二位法老、公元前589—前570年统治埃及的阿普里埃斯(Apries)的名字，就不能不令人惊讶了。这只埃及化的希腊陶罐是一个多世纪前由英国考古学家在距尼罗河汇入地中海的入海口约50英里的一个小岛上的古代希腊商人定居点发现的。

此地被希腊人称为瑙克拉提斯(Naucratis)，意思是“船力”，属于古风时期希腊城邦的十二强集团。他们得到法老允许，在此设立贸易点，用埃及商品交换希腊商品。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最受埃及人欢迎的希腊商品是葡萄酒。

这反过来意味着，古风时期的希腊某些地方拥有了更成熟的酿酒业。这种酒可能产自希腊东部岛屿萨摩斯和希俄斯(Chios)。岛上的居民不仅协助建立了瑙克拉提斯，而且制造出适合长途船运的储藏罐，每只都能盛好几加仑[8]的**。

古代最著名的女诗人也描述过这种远洋贸易。萨福(Sappho)是希腊来兹波斯岛土生土长的居民。2014年，一名牛津大学的学者公开了一段令人费解的萨福诗歌残篇。这首写在埃及莎草纸上的诗提到了她兄弟的生意：

但你不停地叨念卡拉克索斯(Charaxus)将至(或已至)，他的船上满载货物……[42]

这个卡拉克索斯在希罗多德讲述的一则趣事里也出现过，那则故事间接反映了公元前6世纪瑙克拉提斯贸易点鼎盛时期人们是如何赚钱和花钱的。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卡拉克索斯曾花重金为一名“极富性魅力的”奴隶洛多庇斯(Rhodopis)[43]赎回自由，她原来的主人专做性生意，把她带到瑙克拉提斯像个“女冠军”那样工作——希罗多德如此委婉地说。获得自由之后，洛多庇斯留在那里，以职业和财富为自己赢得了声望。

性工作者和性生意在古代社会中与如今一样根深蒂固，也同样有着双重标准。希腊人对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抱有偏见，洛多庇斯对此嗤之以鼻，并决定拿出自己十分之一的财产向德尔斐的阿波罗神献祭，以“保存她的记忆”。希罗多德后来称自己亲眼见过那个祭品——一大堆铁质烤肉扦。

卡拉克索斯们的船只定期航行在地中海上，也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大约就在建立瑙克拉提斯的同一时代，古风时期的希腊人开始制造石质纪念雕像。这些雕像说明彼时的希腊人日益富庶，也对世界的永久性越发有信心，因为长久正是石头最突出的特性。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有一件现存最早的古风时期雕像的放大复制品。这尊大理石人像高6英尺，是个**的青年，装饰着小珠子的长发一直垂到肩膀。为了雕刻这尊石像，无名的雕塑家或许曾向埃及人求教。古希腊人认为，是埃及人发明了将一整块石头化作人形的技术，他们自己的雕塑家则借鉴了该技术，即动手雕刻之前先在石料表面画上格子，构思好形象。

很多专家认为，若没有埃及人的技术或从矗立在尼罗河畔的埃及大纪念碑得到的灵感，古风时期的希腊人就不可能完成从木质建筑到石质建筑的转变。在现代叙拉古(Syracuse)的老城中心，隔着围栏，参观者可以看到已知最早的希腊新式建筑的遗迹。

这个西西里的希腊阿波罗神庙的每根立柱都由重达35吨的整块石头雕刻而成，似乎设计师觉得，只有这种尺寸的巨石才能撑起石质的上部建筑结构。在其中一级台阶的立面，希腊铭文依然可辨，那是某个建造者在炫耀自己如何“雕刻立柱——精美的作品”[44]。他似乎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难以置信。该神庙的修建者们很有可能使用了埃及人的切割、提升和安装技术来处理巨石。

有证据表明，希腊人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开始制造硬币。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这一发明与小亚细亚岛屿上的邻人不无关系。希腊人称他们为吕底亚人：“吕底亚人……是我们所知的最早铸造硬币并使用金银货币的人，他们也是最早从事零售贸易的人。”[45]

吕底亚铭文中的确提到过早期的硬币“瓦外特”[46](walwet)。通常认为，这个名称是公元前610—前560年在位的吕底亚国王所起，希腊人称他为阿利亚特斯(Alyattes)。尽管希罗多德暗示吕底亚硬币用于小额零售业务，但目前所知的面值似乎都相当高。或许，阿利亚特斯和其他吕底亚国王铸造这些硬币是为了向军队支付酬劳，正是在这些军队的帮助下，野心勃勃的吕底亚人征服了位于土耳其西部的大片领土，令其沦为朝贡纳税的属国，希腊的爱奥尼亚便是其中之一。

自王朝建立以来，吕底亚国王们越来越富有。大英博物馆的希腊古风时期展品中有一些来自位于土耳其西海岸爱奥尼亚的希腊城市以弗所的物品，包括一截神庙立柱的残片，上面刻着两个希腊字母：一个“K”(kappa)接着一个“P”(rho)。这是一个名字的首写字母：KPOIΣOΣ[47]。此人如今被称为克洛伊索斯(Croesus)，是吕底亚的末代国王，于公元前6世纪80年代晚期登上王位。以弗所人在公元前6世纪50年代修建的女神阿耳忒弥斯(Artemis)神庙的每一根立柱都来自他的帝国金库。

时隔久远，我们已经无法说清吕底亚人和希腊人在发明铸币方面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但在其他领域，吕底亚人的财富同样在近邻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古风晚期的希腊诗人曾提到一名与萨福同样来自来兹波斯岛的希腊音乐家，他在小亚细亚大陆的吕底亚上流社会中崭露头角。据说，这名音乐家“在吕底亚盛宴上听了美妙竖琴的拨弦之后”[48]，以这种亚洲乐器为模板发明了里尔琴。

一如18世纪的欧洲人对法国风尚亦步亦趋，古风时期的希腊贵族也热衷于效仿吕底亚人的风俗。另一名古风时期的希腊诗人描述了他的家乡、位于土耳其西海岸的另一个爱奥尼亚城市的富人们“从吕底亚人那里学来的精致方式”。“他们身着紫色斗篷前往中心广场，不下1000人，都在自吹自擂，炫耀着秀丽的长发、带着怪味儿的香水……”[49]

柏林的阿尔特斯博物馆为我们了解那些考究绅士的衣着外貌提供了线索。博物馆里有一个无头的大理石青年雕像，是德国考古学家在大爱奥尼亚的中心城市米利都附近发现的。[50]众所周知，古风时期的希腊雕塑家常常会展现**的年轻男性形态，但这尊公元前530年左右的青年雕像却既非**，也没有精美的肌肉线条。相反，他体态丰腴，像煞有介事地穿着一直拖到脚面的长袍。宽大的织物点缀着暗红色的花纹，显然是用了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从某种地中海贝类中提取的昂贵染料。希腊人把这种颜色称为“紫菜色”(porphyra)或“紫色”。在这尊雕像中，华丽的衣着与肥胖的身材象征着财富与地位，说明上层社会接受了“吕底亚式”的享乐观：要让生活值得一过。

希腊人也把性商业化归咎到吕底亚人的风俗上。若干个世纪后，一名希腊作家写下了关于古风时期的希腊僭主统治萨摩斯岛的故事：

克利尔库斯(Clearchus)说，萨摩斯的僭主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毁在他放纵的个人行为上。他向往吕底亚人的温柔乡，于是仿照萨狄斯(Sardis，吕底亚首都)那片被称为“甜蜜拥抱”的地方，在萨摩斯城内修了小巷，又弄出臭名昭著的“萨摩斯之花”，想要媲美“吕底亚之花”……萨摩斯狭窄的小巷里挤满了妓女，确确实实地激起了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和奢**无度，而“萨摩斯之花”则是些格外漂亮的男男女女。[51]

临近本章结尾，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贸易在古风时期希腊经济生活中的影响范围和重要性。我曾幸运地得到希腊军队的善意准许，进入松木飘香的军事学院。该学院位于连接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中部的地峡之上、现代地峡运河之滨。

上校命令极不情愿的卫兵为我开门，之后，义务兵将我们护送到一个露天教室。一名年轻的军官以军人的风格给我们做了介绍，他站在讲台上，大声命令着一名挥舞着教鞭的更年轻的下属。他身边那块巨大的告示板上刷着一段黄色的、尚且说得过去的英文：

铺路这项技术工作是为了避免环伯罗奔尼撒航行。船只用滑板从萨罗尼科斯湾(Saronikos Gulf)运到科林斯湾(Corinthian Gulf)。公元前600年由科林斯的僭主、古代贤人佩里安德罗斯(Periandros)建造。

越过军官的肩膀，我们看见一条弯弯曲曲的石路一直伸向远方，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标：一条保存完好的古代公路。就在军官用军人的笃定介绍着这个话题之际，我听见我们的队伍里有人小声质疑。古风时期的科林斯人真的发明出什么办法，可以用常规方式将整条船抬出水并拖行将近4英里，越过高出海平面260英尺的地峡？使用某种类似于原始轮子的装置，每艘木船在运输途中即便可以避免小事故，却仍要承受相当大的应力，更不用说每次运输还要动用大量牲畜和人力。

即便如此，古风时期的科林斯人定然有某种紧迫的理由要攻克这条大坡度石头路的技术挑战。如今的专家们认为，这主要是为了货物运输。人们可以在地峡的一端卸载下货物，然后用牛拉轮车运到地峡的另一端，装载上另一艘船只。科林斯人修建这条带沟槽的路，或许是因为他们想吸引有能力支付通行费的商人用这种方法来运输高价值、小吨位的商品。

即便是如今，水手们依旧不敢小觑伯罗奔尼撒南部海岬强劲的逆风。正如希腊谚语所云，“与马利亚海角(Cape Malea)保持十英里，躲开格罗索海角(Cape Grosso)十里又十里”[52]。至于乌鲁布仑海岬，早在青铜时代就给古代领航员提出了重重挑战。古风时期的希腊船只通常沿着平静的海岸线航行。人们不辞劳苦地修建科林斯石路，正说明让装载贵重物品的船只避开致命海岬是多么重要。

运输费也凸显了彼时长途贸易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古希腊人相信，科林斯人的财富很大部分来自海运贸易。这个城邦横跨地峡，东西通达，用一名古代作家的话说，“一边直通亚洲，另一边通往意大利”[53]。现在，我们该将目光转向古风时期希腊人在西方的活动了。来自希腊本土的移民在那里创造了独特的希腊式生活，他们与周边的非希腊邻居发生了密切接触，有时和平相处，但更多的时候火星四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