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多岁的时候曾在古斯巴达附近的一处考古挖掘现场当志愿者。每天破晓时分，导师都会开着吉普车带研究生们去乡间的半山腰。车只能上到这里，接下去，我们就穿过一片茂密的、藏匿着毛毛虫的黄色大戟类植物徒步走到考古现场。
到了那儿，我们所有人，甚至视力最不济的人，都对眼前所见惊叹不已。挖掘现场位于沿着大河谷绵延的小丘之巅。瞬时，我们脚下便出现了一片灰绿色的橄榄树的海洋。河谷对岸不远处耸立着白雪覆盖的雄壮山脉。凝望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止我一个挖掘者开始习惯性地浮想联翩，浑然忘了本该收拾自己这个小小的发现。
山顶，古老的砖石环绕着一堆天然岩石，这就是我们的劳动成果。我们正挖掘一个斯巴达圣殿遗址。自公元前8世纪后的六个世纪里，古斯巴达人一直不辞辛苦地来此纪念荷马笔下特洛伊战争中的主角、在他们心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一对夫妇。公元前7世纪的一名祭拜者献上了一只娇小可爱的青铜香水瓶，上面用本地文字刻着“墨涅拉俄斯(Menelaus)的海伦”[21]。斯巴达人认为，这里就是被特洛伊王子抢走的斯巴达国王之妻、美丽的海伦的墓地。根据荷马的讲述，正是特洛伊王子的这个举动给了希腊人进攻特洛伊的正当理由。
在斯巴达人看来，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的故事不只是个美丽的传说。考古学发现显示，在古风时期，这一代的居民曾在若干个他们心目中远古英雄的墓地献祭。希腊人信奉神祇，也相信世上有半神——他们是远古时代光荣死去的勇士，若得到合适的礼品和献祭，便会在阴间帮助凡人。因此，这种行为具有宗教意义。男性半神的通称翻译过来就是“英雄”。此外，还有“女英雄”。
学者们认为，这体现了古风时期新兴的希腊社群对与本地早期居民攀亲带故的渴望。这些社群或许以一个或更多村庄为中心，居民以务农为主。周边土地上的作物、牲畜、野生动物和自然资源为他们提供了衣食住行所需。
有专家提出，公元前9—前8世纪的希腊人口迅速增长。此处涉及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考古学家在希腊某些地方发现，那一时期的儿童墓地数量显著增长，且婴幼儿的死亡率似乎与人口的增长成比例。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在此难以展开细说。
倘若人口增长造成了土地资源压力，势必会增加社群保护其领地的动力。面对周边外来者对某片土地权利的主张，本地居民可能会在祖先墓地的祭祀活动中“表演”那些据说是曾经生活在此的先民们的传统。这其中传达的信息是：“我们是原住民。”
另一种可能性是，暴力入侵者试图通过尊崇昔日的地方主宰的方式对该地的原住民实施怀柔统治。这种假设符合斯巴达人的情况。他们自称是多利安希腊人的后代，在特洛伊战争之后迁居到伯罗奔尼撒。根据后世希腊人的记述，这些多利安人曾使用武力对抗当地居民。通过选择在方圆数英里之内相当醒目的地点来崇敬墨涅拉俄斯和海伦——特洛伊战争时期当地的多利安统治者，后来者也可以试着与早先的居民建立起关系。可以说，这一招类似于“大棒加胡萝卜”政策。
公元前650年左右刻在石头上的一段古希腊铭文首次记载了某个城邦(polis)和当地政务的运作。与数百个希腊城邦中的大多数一样，克里特岛的古德莱洛斯(Dreros)在希腊历史的长河中显得既微小又无足轻重。它更像是一个控制着周边河谷的大村庄，如今则只剩下漫山橄榄树。
虽然在当时，拥有若干公共建筑和一个集会广场的德莱洛斯算得上庄严雄伟，但绝对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也不具备相应规模的人口。德莱洛斯的自由民或许从来没有超过几百人，其中有20至40人可以算作富人和贵族。此地之所以能引起考古学家的浓厚兴趣，主要是得益于它坐落在克里特东部山区岩石林立的半山腰上，因而保存相对完好。
清开古老的蓄水池，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块刻着铭文的灰色巨石，上面记载着本地政府的一项决定：
愿天神保佑(？)[7]。城邦已做出如下决定：某个男性成为秩序官(Kosmos)后，在任期满后的10年之内不能再次出任该职位。否则，无论此人以秩序官的身份做出何种判决，都应受到质疑。此外，他将终生失去从政的权利，他以秩序官身份实施的任何行为均无效。秩序官、达米奥依(Damioi)，以及城邦20人会议都应起誓。[22]
这段铭文使用了与古风时期的诗歌不同的行文方式，不像能将听众带入超自然世界的诗韵，而更像散文。简洁明了的平铺直叙符合铭文的特征。这是一条成文法，是现存最早的古希腊成文法。
由铭文可见，公元前650年左右的德莱洛斯是一个自行立法、实施自治的小共和体。它对处理争端和任命公共官员有一套明确的、常规的安排。此类公共官员称为秩序官，在固定任期内充当法官的角色。该法律可能是应权力滥用事件而生。或许，曾有一名贵族秩序官牢牢把持审判权，没有按规定将权力交给继任者。
这项法律旨在通过惩罚和剥夺出任公职资格的方式来遏止此类行为再次出现。德莱洛斯的民众大概都支持该项法律，将其视作阻止地方贵族过分膨胀的方法。贵族们或许也赞同，因为它确保了公职的有序交接，满足了他们的政治野心。书写使得这个微不足道的共和体能将共同决议刻入不朽的石头，让所有识字的人都能读到，从而显得更持久、更庄重。
古希腊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反映各城邦间关系的古老传说均与战事有关，这绝非偶然。希腊文书记载，很早以前在优卑亚近海岛屿上曾发生过一场大战。最早提及该战争的文字是一段对创作于公元前7世纪、业已失传的诗歌的引述，通过它，我们可以大致推测战争爆发的时间。引述没有提到平民士兵射箭或投石，而是描述了贵族的剑术，称“那些善使长矛的优卑亚贵族训练有素”[23]。两个世纪后，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写到了早年的战争：“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两个城邦之间的单打独斗，唯独早年发生在卡尔西斯(Chalcis)和厄律特利亚之间的战争是个例外，希腊其余城邦都分别加入了双方阵营。”[24]这位古代历史学家在此暗示，那些同克里特的德莱洛斯相比规模较小的希腊城邦，除了与两大城邦中的这个或那个结盟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这种状况将在后来的古希腊历史中反复重演。他暗示，卡尔西斯人和邻近的厄律特利亚人之间的战事乃是因一块争议领土而起。希腊第一次“大战”之前发生在邻近城邦间的区域战争，大约也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学者对希腊古风时代初期人口增长和作为领土象征的墓地崇拜——例如斯巴达的海伦和墨涅拉俄斯之墓——的解释，符合处于争夺有限的优质土地资源压力下的农业社会的图景。
基督元年前后的一名希腊地理学家更细致地描述了那场战争中的贵族角色。他在研究中读到了大批诗人聚集在卡尔西斯“参加安菲达玛斯(Amphidamas)的葬礼”[25]的事情。安菲达玛斯曾让厄律特利亚吃尽了苦头，后来在一次夺取利兰丁(Lelantine)平原的战斗中丧生。如今，你仍可以去那片平原游览。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过优卑亚岛，它在希腊早期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借助现代交通工具，从雅典到此地只需一小时。由厄律特利亚出发，沿着岛上绵长的西海岸驱车向北19英里左右，穿过一片肥沃的平原，就到了如今岛上最大的城镇哈尔基达(Chalkida)，成片的住宅和商业建筑坐落在古卡尔西斯遗址之上。
至于那片平原，如今遍布葡萄园、橄榄树、谷物地和果蔬农场。毫无疑问，这里就是昔日的利兰丁。在古代，这片土地足以养活大量人口，值得人们为之而战。
古代作品中也提到了当时的作战风格：两名武士徒步白刃交手。强大的卡尔西斯的安菲达玛斯好似荷马史诗里的伟大英雄，亦如帕特洛克罗斯那样享受了盛大的葬礼。这留给我们一种印象，当时——公元前7世纪的某个时候——参战的优卑亚两大城邦都以贵族为主导。贵族为保护本地社群而战，当地人则以土地和食物作为回报——至少在荷马的作品中是这样描述的。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往往会加速变革。位于罗马的一家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只由科林斯(Corinth)的陶匠制作的彩绘陶罐。科林斯是个富有的希腊城邦，控制着连接伯罗奔尼撒与希腊中部的地峡。大约公元前640年，那里的一名彩绘艺人有意识地描绘了两支希腊军队的前锋刀兵相对的震撼细节。双方阵地上，成排成排的战士以密集队形伴着号角的曲调前进。他们手执巨大的圆形盾牌，肘部套在盾牌手柄里，每一排士兵都组成了一堵层层叠叠的盾“墙”。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这幅作品描绘的是公元前7世纪在希腊大陆上出现的新式作战风格。它将渐渐取代曾经盛行在利兰丁平原的以贵族为核心、单个英雄比拼的旧作战方式。重装步兵是新战术的核心，不同于安菲达玛斯，这些人出身普通阶层。利用置于身体左半侧的盾牌保护身旁战友暴露在外的右侧身躯，新一代武士们表现出团队合作精神，这在实战中可以真正起到挽救生命的作用。在战场上行动一致的人们，解甲归田后也可以在政界发出同一个声音。
社会矛盾在古风时期的一些希腊城邦中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虽然其中记录最完整的例子未必是最具代表性的。大约就在科林斯陶艺达到鼎盛的同时期，一个名叫梭伦(Solon)的雅典人在政界和诗歌领域开始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的部分诗作经由其他古代作家的引用得以留存至今。在这些诗文中，梭伦夸耀自己在公元前594—前593年担任首席执政官期间成功地解决了城邦的社会争端：
我给予庶民充分的利益，对他们的荣誉无损亦无增；我确保有权有势者不会遭到不恰当的对待。我亦挺身而出为双方提供保护，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凌驾于另一方之上。[26]
后世的雅典人因土地改革而铭记着梭伦，但他们无法真正理解梭伦的成就，因为那个时代是如此遥远。他们对神秘的“减负”措施有所耳闻，据说该措施减轻了一个同样遥远得令人费解的群体——“那些不得不支付六一税的人”——的痛苦。彼时，农民为了获得保护须向本地贵族支付报酬，且该做法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已经成为固定惯例，以每年产出的六分之一作为税收缴纳。或许，梭伦废除的就是这种惯例。无论确切的情况如何，我们都可以从梭伦的举措中感受到古风时期雅典有产阶层的重要性和该阶层曾经的严厉作风，也能看出他们的松动是如何使得某些政治权利逐渐扩展至下层民众的。
古风时期雅典城邦的内政为我们带来了另一个注定要流传百世的词汇。希腊“僭主”(tyrannos)指的是违背宪法的统治者。有些专家将他们与现代独裁者相比。从古代作家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僭主在古风时期的希腊层出不穷。梭伦之后，僭主统治雅典长达半个世纪。
一如古风时期典型的政治角力，有一名雅典僭主在众多野心勃勃的贵族及其支持者的较量中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此人名叫庇西特拉图斯(Pisistratus)，是昔日的战争英雄。他设法说服雅典民众让自己拥有私人卫队，接着领兵占领雅典卫城，将这片岩石林立的地方变成了自己的独裁堡垒。此后，他虽一度被对手放逐，但终究回到雅典二度成为僭主。
同历史上大多数强势者一样，僭主也是传奇般的人物，关于他们总是有很多精彩故事。根据一则古老的逸闻，庇西特拉图斯和他的政治伙伴们将一名异常健美、高挑的雅典女性打扮成全副武装的女神雅典娜。接着，这名女神的模仿者登上庇西特拉图斯驾驶的双轮战车返回雅典，就好像他带着女神的祝福重回权力之巅。“传令官跑在他们前面，并在他们入城时高声宣布：‘雅典人，衷心地欢迎庇西特拉图斯吧。雅典娜赐予他超越所有人的荣耀，并亲自带他回卫城。’”[27]
雅典娜是雅典人的保护神。在当时，也就是公元前560年左右，她那位于卫城的神庙香火不绝。这个故事展现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态度。庇西特拉图斯在行动中既没有援引任何雅典宗教权威，也不觉得自己的做法对女神有任何不敬。宗教仪式可以出现在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这个故事也表明，宗教文化可以被政治领袖操纵。庇西特拉图斯在宗教上很务实，认为日常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帮助雅典人适应周遭不断变化的世界。
富于想象力、勇于创新是古风时期希腊城邦的特点。庇西特拉图斯闹剧之后二三十年，一种别出心裁的新思路为另一个希腊城邦带来了引人注目的结果。这个叫萨摩斯(Samos)的古城邦与雅典一样，是彼时领土较大、较为重要的三十几个城邦之一。在后世古希腊人的印象中，那里不乏各类新鲜事物，其中之一是一条巨大的隧道。修建隧道的工匠们分别从山体两侧开始挖掘，在中途会师，成功挖通了半英里多长的人工通路，将泉水引入古城。
2015年的一天，我坐在东爱琴海小岛萨摩斯的一家希腊小餐馆里，同餐馆的主人聊起这项古代工程。这名曾经的工程师不只表现出本地人的自豪，更解释了古代萨摩斯人是如何从山巅自上而下利用水平面确定两个起始端的。他们可以随着工程的进行在山体上钻孔以确认隧道的坡度和垂直率。他的看法是，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做，这项工程就相对比较简单。因此，萨摩斯人的天才之处在于首创。总得有人先想出这种办法。
从现代城镇毕达哥利翁(Pythagoreio)驱车，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达古萨摩斯人的圣殿遗址。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人和外来者都在这里崇拜女神赫拉(Hera)。被时光和后世的古代砖石夷为平地的废墟隐藏着另一个人造奇迹的痕迹——赫拉神庙。由于建在沼泽地上(希腊人认为沼泽地与赫拉崇拜相关)公元前575—前550年的早期神庙不久便发生了结构性坍塌。最后一次修建过程中，古代工匠们重新利用了早先的石墩。
如今，参观者仍能通过其中一个石墩领略到当年完美的水平凹槽切割。这种精准唯有使用机器方能达成。萨摩斯的建筑师发明了车床，可以一边旋转工件(比方说石墩)一边让锋利的工具在工件侧面进行切削。此项新发明成了传世之作。根据一名显然被这种车床深深折服的罗马作家的记述，该机械装置如此精巧，就连孩子也能亲手操作。
先前的萨摩斯神庙之所以倒塌，乃是因为它是一次野心勃勃却又难免错误的尝试。神庙的占地面积大约与一个足球场相当。132根林立的柱子每一根都有长颈鹿的两倍高。为了撑起这个空前庞大的结构，古希腊建筑师和石匠们不得不克服各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工程中的创新尝试让建筑工地变成了实验室。
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们生活在萨摩斯附近。近来，该岛和土耳其之间窄窄的海峡为移民提供了一条进入欧洲的危险重重的近路。如今的土耳其西海岸在公元前6世纪时是爱奥尼亚希腊人的家园。他们富庶的城市，尤其是米利都(Miletus)，孕育了最早一批西方思想家。
关于古希腊思想，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如是说：
他们(希腊人)发明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是最早放弃用编年史形式记录历史的人；他们大胆地推测自然界和生命的终极，不为任何传统信仰所束缚。那一切如此难以置信，直到不久前，人们仍只能瞠目结舌、满怀敬畏地谈论着古希腊天才。[28]
罗素将古希腊人誉为西方哲学史的奠基者。他也注意到古希腊人不再用超自然生物和力量解释万事万物，并意识到此举带来的长远影响。如今，想要理解那些世间罕有的希腊哲人的先锋思想绝非易事。一名荷兰学者近来翻译了第一篇希腊哲学文本的仅存片段：
事物由何处生
亦由何处灭，
这便是万物的秩序；
它们依次执行着判决——
对罪行的惩罚——
循着时间的法令。[29]
这段文字的作者阿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r)是米利都人。公元前546年时他年届六旬。罗素认为，阿纳克西曼德对宇宙本质做出的论述表达了“公正的概念，即不逾越永恒不变的界限”。另一个几乎同样难回答的有趣问题是，阿纳克西曼德以及其他早期哲学家阐述其科学、理性的推断的初衷何在。由于邻近地区那些更古老的文明社会中并没有发生这种哲学转向，专家们便在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化和社会内部寻找诱因。
德莱洛斯的铭文法或梭伦的改革都不是威权主义的措施，而是古风时期的雅典微型共和体经过某种形式的公开辩论后确立的规定。如果发言者必须公开呼吁人们支持他们的提议，那么他们很可能也不得不面对各种可能的反对意见——比方说同样来自贵族们的反对，并且他们还要基于理性给出论证。
古风时期的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实践发明或许也是激发人们“创造性”思维的一个因素。运用哲学思维的米利都人是否是从东爱琴海的那些宏伟建筑中获取了灵感？在这些早期希腊思想家看来，“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融会贯通，正如希罗多德讲述的那个关于为国王和他的军队设计渡河方案的故事：
大营中的泰勒斯(Thales)用这样的办法让流经军队左侧的河流也流过军队的右侧。从军营上游的某点开始，他挖了一条半圆形的深沟，这样，河流就脱离了古老的河道，流入军营后方的沟渠，绕过军营后再汇入先前的河床。一旦河流被分成两股，军队就可以从任意一侧渡河了。[30]
在阿纳克西曼德的时代，还有一项发明彻底改变了希腊世界。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批最早的希腊硬币。其中一枚是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贵金属，上面刻着一头凶猛的狮子。这枚硬币大约于公元前550年在阿纳克西曼德的家乡米利都铸造成形。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从他们的东方邻居吕底亚人(Lydians)那里借鉴了这一发明。关于吕底亚人，我们将在下一章再谈。自此，爱奥尼亚的城邦迅速开始大量铸造面值较小的硬币，硬币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虽然与如今相比，当时用来铸造硬币的金属与硬币所代表的价值更为接近，但新的货币制度仍要求使用者能将硬币理解成纯粹抽象的价值尺度。首批希腊硬币的使用者们必须得理解“存在”(硬币本身)与“表象”(其代表的价值)的区别。
结果，硬币的使用对早期希腊人的认知发展产生了冲击，因为它要求人们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潜在事实，一种抽象的、无形的现实。这反过来又影响了那些试图以单一的、无形的理论为基础去寻求宇宙新解释的早期哲学家的潜意识。
也有人试图寻找第一次哲学思潮与古风时期希腊宗教本质之间的联系。希腊宗教不著文本，古希腊人从来不相信那些任性的神祇给道德行为定下过什么规矩。古希腊宗教中也没有强加的神性，用现在的话说，没有关于自然本源的“神创论”描述。事实上，撇开神话不谈，希腊宗教并没有多少关于世界本质的内容。这种宗教体系让希腊人得以相对自由地去探索生命和宇宙。
我们在此要简单讨论一下希腊人争强好胜的性格，这种性格从他们对运动会的喜爱中可见一斑。在修建神庙的萨摩斯人心中，竞争对手就隔着窄窄的海峡与他们依依相望。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献给赫拉的第一座神庙倒塌了。但他们立即着手重建，且规模更大。重建的庙宇——它的一根立柱如今依旧矗立不倒——在尺寸上略微超过对岸爱奥尼亚海滨的以弗所(Ephesus)在不久前建起的超级神庙，这绝非偶然。
古风时期的萨摩斯人和以弗所人曾加入修建神庙的疯狂竞争。2014年，一名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抱怨说，芝加哥没有一栋摩天大楼的高度能跻身全球前十，再也算不上世界级的大都市了。希腊人对修建神庙的第一次狂热就好似如今摩天大楼竞赛的古老版本。
从表面上看，每个古代城邦在文化上都与邻近的城邦类似——大体相同的种族、语言等等。因此，为了树立一个社会的集体身份认同，为了能声称“我们是萨摩斯人，不是以弗所人”，即便是同样的事情也得采用不同的方法，当然，要做得更好。若我们更细致地观察，便会对希腊社会中地方身份的多样化而惊叹。例如，古科林斯人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希腊字母，崇拜本地版本的众神，形成了自己的法律等等。古风时期的希腊在政治上由众多分治的小城邦组成，这一状态本身就是创造和革新的动力。
大英博物馆为古希腊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开辟了一间巨大的展厅。将藏品按照地理位置分类放置，其共性背后的多样性便展现出来。同时，它也直观地凸显了古希腊人共有的探究精神。如果说这间展厅有什么主角，那就是出自古希腊各地陶工之手的陶器。
每个制造中心似乎都在大致相似的技术、造型和装饰主题框架下发展出了不同的风格。几百年后的一名罗马作家认为，“雅典人科洛厄布斯(Choraebus)是第一个制造陶质容器的人”[31]。那些来自雅典的陶器的确显示出他们在这门古老的希腊手工业中不容置疑的优势。
20世纪80年代，一个轰动性事件让一向安宁团结的古希腊陶器研究领域炸了锅。两名英国学者声称，雅典制陶业生产的这些精美物件只不过是模仿业已失传的、由金匠为“高端”贵族阶层制造的黄金和白银容器。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因为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对雅典陶匠和装饰艺人艺术原创性的攻击。我记得在伦敦召开的一场研讨会上，辩论双方剑拔弩张，其中一方有名学者甚至带了一只录音机，记录下另一方发言人的讲话，俨然如警方聆讯一般。
尽管如此，前来参观这些精妙绝伦的雅典陶器的人们依旧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彼时彼处古人们奇特而繁复的审美：红色背景衬着黑色人物图案，或者反过来，黑色背景红色人物；画面中的男人全副武装，女人身着织物；人物的腹部、肩部、嘴唇和足部附有插入说明；主题可能是众神和传说，也可能是当时的市井图。
仔细检视这些展品，观众或许会震惊于绘工对人体——更确切地说，通常是衣不遮体或完**露的年轻男性躯体——的明显迷恋。对男性外貌的公开仰慕是古希腊文化的特点，对此，我们这一代人的态度似乎比上一代人略开放些。我们生活在一个男性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对男性躯体美过度宣扬，因而也越来越容易对男性躯体形象感到不安。
大英博物馆的展品显示出受商业驱动的古雅典陶器绘工们是多么渴望提高技艺。这里有一只公元前510年的水罐，罐身一侧，黑色背景之上描绘了一群近乎**的男性；另一侧描绘的四名男性从现代眼光看来则更写实，有着红褐色的躯体和黑色的头发。这种“红纹”技法在当时是一大创新。
另一个有趣之处是，这些陶器绘工的人体描画技巧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长足进步。可以推断，公元前6世纪某些地区的某些绘工曾带着难以抑制的好奇，开始留意观察现实生活中的人体姿态和**形象。在庇西特拉图斯提供给雅典人的公共水房里，水罐上绘满了红色躯体的男性图案。其中三个是年轻男性，赤身**。绘工描画了他们推罐子、扛罐子、用罐子盛水的动作，来展现不同体态下的肌肉线条。
通过这个小小的场景，我们或可窥见其背后蕴含的古希腊文化中更大的特质。这个特质有时候被称为“人性”。在此，它表现为希腊人对探索和表达人类经验的巨大兴趣。不过，我们需要格外小心，因为对某个群体的正面概括往往会趋于理想化，而负面概括则容易陷入模式化。若认为古希腊人全都比——比方说——古埃及人或古巴比伦人更注重“人性”，那无疑是荒唐的。比较合适的说法是，希腊文化更偏重以人为中心或“人本位”，也就是说，更倾向于将人类视为宇宙中最值得关注的实体。
虽然古希腊人的一些行为方式在如今可能会被很多宣扬人权的人斥为野蛮。奴隶在古希腊社会中相当普遍。但古希腊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对人类本性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而非仅仅关注神性的世界，这在当时却是相当罕见的。相比之下，古埃及等邻近地区的文化则更加关注后者。
介绍了这些陶器制品，本章还不能画上句号。博物馆的文字说明将这些陶器标注为杯、碗、罐、坛等等，换句话说就是古代陶质器皿，它们为我们了解古风时期希腊社会生活提供了线索。上述器皿乃是为一种特殊的社交聚会所准备，这种聚会称为“会饮”。到了公元前6世纪，雅典陶工设计出了新器皿，专供古希腊贵族圈子里渐渐形成的社交场合使用。
会饮用酒的烈度须遵从惯例，这也是主人的职责所在。葡萄酒倒入碗里兑水稀释。酒具在众人中的传递是会饮的重要环节，传递顺序必须由左至右，与伦敦绅士俱乐部里通行的从右向左传递醒酒壶的方式不同。此类聚会可以一直持续到夜晚。与会者的妻子和女儿不能参加，妓女和清秀的男童则大受欢迎。
酒具上描绘的大多是喧闹混乱的群体场景，有醉酒也有纵欲(博物馆通常不会展出带有后一种图案的器皿)。就此而言，古风时期的希腊似乎是个男权社会。如今的媒体给“夜晚浪**子”故事添加的标题多多少少能表现这些生动的古代图画：“纵酒狂欢的年轻人在街头斗殴”“喧闹的学生宿舍”“生动的性行为”。
不过，古今有别：会饮丝毫不涉及与女孩或者与男孩行**不端之事的男性欲望。交谈才是聚会中的重要环节，尽管往往是安排好的、有竞争性的，或许同18世纪巴黎沙龙上那些令人炫目并让新加入者叹服无比的演说差不多。对于年轻贵族而言，会饮和沙龙一样具有积极意义，不失为一种教育。一个名叫色诺芬尼(Xenophanes)的诗人专门创作了具有教化功能的、适合在此类场合朗诵的诗歌：
现在地面已洁，手与杯已净，
混酒器已备好，盛满了欢愉，
手中的酒杯亦斟上……
但在这样的聚会上，人们首先要满心欢喜
用神圣的故事和纯洁的话语赞美众神。
祭酒与祷告之后，我们或有力量去做正确的事，
因为那才是真正要做的头一件事。
畅饮开怀并不为过，
只要年事已高者可以独自回家。
众人之中他应受到赞美，
他在酒后将凭着记忆与精力
去讲述那些高贵的事迹。
请不要歌颂提坦和巨人的古老传说，
也不要讲混乱的民间轶事，那种故事丝毫无益；
给予诸神应有的敬意方为善举。[32]
这首作于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明确了会饮中的行为规则。来宾应当适度饮酒、尊重神祇、朗诵关于高尚行为的诗篇，却不应讲述诸如食子的提坦克洛诺斯(Cronus)等巨神的故事。年轻人通过这种方式倾听年长者和优秀者的言谈，这样一来，聚会就不只是娱乐，也是修身。
古风时期的希腊之东有一个古老得多的非希腊世界，希腊人也许就是从那里的人们的宴会方式中得到启发，形成了组织会饮的规则，他们或许还借鉴了近东地区以斜靠姿势进餐饮酒的风俗。从更大层面上看，希腊古风时期出现的革新似乎说不通，除非他们已拜倒在外国旅行者和外来文化的魅力之下，一如先前的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那样。因此，我们应该更全面地探讨一下古风时期的希腊世界与他们的邻居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