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对当今考古学发现的迈锡尼文明的灾难性结局一无所知。关于宇宙起源和那段远古时代，他们自有一套神圣的故事。这些我们称为神话的灾难故事发生在混沌之初，包括诸神的战争和大洪水。
追忆遥远的过去，古希腊人把他们的祖先与特洛伊人之间的特洛伊战争视为传说与史实间的分水岭。他们认为，特洛伊位于土耳其西北海岸，靠近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 Strait)。此后，古希腊贵族往往自称是参加过当年那场战争的勇士——比如埃阿斯(Ajax)和阿喀琉斯(Achilles)——的后代。古典时期的希腊学者为那场战争设定了年代。其中一种意见认为，特洛伊的陷落恰好发生在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407年，而首届奥林匹克盛会，按照注重历史的希腊人的推算，应该是公元前776年。如此算来，特洛伊的陷落就是在公元前1183年。
自施利曼以来，考古学家们已经在土耳其希沙利克(Hissarlik)找到了据信是古特洛伊的考古现场。他们在此发现了一个青铜时代晚期的重要城市遗址，该城曾被反复摧毁又重建。考古学家们认为，其中两次毁坏恰好发生在考古学确定的迈锡尼王国覆灭前后，也就是公元前13世纪左右，与古希腊人认定的特洛伊战争时间大致吻合。这使得很多杰出的学者相信，特洛伊战争是迈锡尼的希腊人对抗亚洲敌人的真实战争。
上述推论是否正确，目前尚无定论。后世的希腊人也将迁居视为希腊世界形成的重要一环，这个观点倒是有据可考。英文中的“希腊”(Greece)和“希腊人”(Greeks)两个词源于“Graecia”和“Graeci”，而后者乃是高傲的罗马人对希腊人的贬称。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到了他所知的这片被称为希腊的地区的早期情况：“证据表明，如今这个被称为希腊(Hellas)的国家在古时候并无定居人口；相反，迁居倒时有发生，面对优势外族的压力，很多部族欣然选择离乡背井。”[12]修昔底德认为，第一次大迁徙发生在特洛伊战争之前。他写道，80年后，“多利安人(Dorians)和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后裔成了伯罗奔尼撒的主人”。这些多利安希腊人是外来人口，被后来的斯巴达人(Spartans)自豪地认作祖先。
历史语言学和历史基因学两个领域的专家正致力于充实这些被后世希腊人反复提到的晦暗不明的传说。语言学家们早就指出，古代希腊人的语言与很多现代欧洲语言和亚洲语言——包括威尔士语和现代印度广泛使用的印地语——源出同宗，都来自一种消失的远古语言。因此，完全有这种可能，即后来发展成迈锡尼线性文字B以及修昔底德使用的希腊方言的史前语言，是从其他地方传入史前时期的希腊地区的。
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希腊新石器时期最早的农耕人口乃是外来者，他们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带来了原始希腊语。但就目前而言，DNA技术在考古学领域的日益发展则指向了另一种可能性。从史前人类遗骸得到的最新基因信息表明，公元前2500年左右，有大规模移民从欧亚大草原和黑海北部进入欧洲。对迈锡尼人DNA的进一步检测有可能帮助我们确定，迈锡尼希腊人的祖先是否就是在这次迁徙中到达巴尔干(Balkans)南部地区的。
在历史上，希腊境内有很多方言，这说明讲希腊语的不同族群是在不同时间抵达希腊的。修昔底德曾轻蔑地称，当时(公元前5世纪晚期)居住在希腊中部、操某种希腊方言的族群“说的土话比周边族群的方言更难懂”。公元前8世纪希腊书面文字重新出现后——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将在随后讨论——这些方言渐渐进入了历史的视野。石碑、陶器碎片上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语言学家已识别出其中的五大“体系”，每一种都来自不同地域。
总体而言，同一种语言下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方言，且能同时共存，乃是因为该语言的使用者相对孤立地生活在其各自的群体中。我曾经任教的英格兰东北部就是这样一个方言丰富的地区。研究方言的学者们深入到盎格鲁人(Angles)、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s)等群体中，发现他们的迁徙活动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可以一直追溯到罗马时代。此类移民活动往往也被用于解释古希腊地区方言的形成。
因此，专家们认为，语言学证据与后世希腊人自己关于古代移民的传说是相符的。古希腊人没有“方言体系”的概念，但他们知道彼此间说的希腊语不一样。修昔底德提到，当时“多利安”的后裔们说“多利克方言”。
现代学者定义的这五大方言体系中的第二种被称为“雅典-爱奥尼亚”(Attic-Ionic)，这种方言在希腊大陆的雅典人中和爱奥尼亚人中非常常见。在历史上，爱奥尼亚希腊人曾定居在如今的土耳其伊兹密尔(Izmir)西部沿海地区，他们把该地称为“爱奥尼亚”。多利安希腊人把雅典-爱奥尼亚方言中的“e”发成“a”的音，把雅典-爱奥尼亚方言中结尾的“s”读成“r”，如此种种。
考古学家主要依赖陶器碎片来判断迈锡尼覆灭后希腊人的生活状况。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陶器制造水准下跌，造型粗陋，好像是出自家庭作坊。在贫困时期，陶器制造者和使用者的生活环境已无需精美的物品。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正是这种社会层面的崩塌。彼时希腊的境况或许可以比作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政治体或联合体中人性丧失的残酷想象：“没有艺术，没有文学，没有社团，最糟的是持续不断的担忧以及暴力死亡的危险，生活变得孤独、贫困、下贱、粗野而短暂。”[13]
考古学家们从考古学发现以及出土文物突然呈断崖式减少的事实推断，迈锡尼覆灭之后，曾经的政治体也崩溃了。换句话说，希腊进入了黑暗时代。人口和社群锐减，存活下来的人愈加贫穷，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1050年左右，沉默的陶罐开始讲述一个带着希望的新故事。
希腊考古学博物馆里随处可见一种那个时期独特的陶器装饰工艺，称为几何学纹样。陶器表面画着同心环、回纹、波浪线、圆点等等图案。单凭装饰就能判断出这些陶器背后高超的工艺。该风格形成于公元前1050年左右，它的出现传递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希腊部分地区已重新具备了定居条件，文化开始慢慢复兴。
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这种装饰风格在整个爱琴海地区普及起来，并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有些考古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希腊几何纹样期”。很遗憾，我们对这些纹样的象征意义一无所知，只能假定它不止以单纯的装饰为目的。相关的猜想倒有不少，比方说，同心环和圆代表太阳，或者，整洁的花纹象征着对秩序的呼唤。
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腊的另一端也出现了使用这种陶器的社会。我的第一份学术性工作是雅典不列颠学校下属一个研究中心的助理主任。我清楚地记得，1981年8月的一个早晨，我在办公室里听到一个惊人消息。各种报道纷至沓来，说一处由希腊和英国考古学家共同挖掘的考古现场遭到严重破坏。结果发现，是当地的一名土地所有者开着推土机忙了一整夜，打算在那片地上盖一栋避暑别墅。被勒令停工之前，他本计划着把一栋巨大的古代建筑的中间部分拆掉。
结果，希腊当局将该片土地充公，希腊和英国考古学家对剩余部分小心翼翼地进行发掘。此地就是位于古称优卑亚岛(Euboea)的海岸线上、雅典东北的勒夫坎第(Lefkandi)。如今，走进现代工棚的参观者能看见的只是一堆乏味的泥砖墙遗迹。
不过，参观者们一定不会对这个发夹形建筑的规模无动于衷。这栋庞然大物有46英尺宽、164英尺长——相当于现代足球场长度的一半。考古学家估计，建造者们为此花费了数百日，其初衷就是要博人赞叹。不过，真正让考古学家们吃惊的是它的建造时间之早。根据此地出土的几何纹样生物形状的陶器推测，该建筑建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
它的结构与早期的希腊建筑毫无共性。最近的研究表明，建筑周围可能曾有一圈木围栏，而非较为常见的木质游廊。此处考古现场还出土了一件生物形陶器，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它是已知最早的半人马——后世希腊作品中描绘的神话角色——造型。此外，该考古现场的所有发现中最重要的当数建筑中的两处墓葬。
挖掘者们在同一眼地下墓穴中发现了一名土葬的女性和她的伴侣——一名火化的男性。从陪葬品判断，他们的地位相当显赫。陪葬品中包括一把来自近东的象牙柄匕首，以及一些“古董”。一件是塞浦路斯出产的迈锡尼青铜碗，另一件是实心的金护颈，显然出自1000年前的巴比伦工匠之手。
这批惊人的发现仍在被研究人员讨论着。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腊的这一地区曾再度繁荣，且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出现了富有的贵族阶层。他们享有命令下层劳工、获取象牙等舶来品的特权。当时的船舶似乎就是利用这些沿岸岛屿卸载(或许也装载)远洋贸易的货物。贵族阶层所拥有的稀世珍宝和繁华葬礼凸显着他们的社会地位。有考古学家推断，这对夫妻生前曾住在这栋发夹形建筑里，最后将它推倒在他们的坟墓之上，相当于从仪式上“杀死了”[14]该建筑。
勒夫坎第的考古发现将我们引向了两首诗歌，它们被视为现存的希腊几何风格时期最后的遗产。我曾任教的那所大学的院部里有一尊蓄着胡须的盲眼老人的半身石膏像，它熬过了年复一年的糟糕日子和学生派对，居然毫发无损。这尊批量制造的现代雕塑再现了古希腊雕塑家对哲人般的盲眼智者荷马(Homer)的想象。早在古代他就已然是个传奇人物，但专家们对是否真的有荷马其人仍意见不一。
那两首被古人归在他名下的诗歌是现存最早的古希腊文学作品，也是整个西方世界最早的文学作品。《伊利亚特》展现了10年特洛伊战争中的重要时刻。《奥德赛》(Odyssey)描述了一名希腊勇士经历10年特洛伊战争之后在归家途中的历险。只要想想好莱坞对这两首史诗的重新演绎——最近一次是2004年的影片《特洛伊》——就可知它们在世界文化领域的地位。
我有一本从我高祖父那里继承来的荷马史诗的译本。该书出版于1801年，是本三卷本的口袋书，每卷上都有高祖父行云流水的签名。这个译本曾经非常流行，译者是1744年去世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当年他着手翻译荷马的作品时才20多岁。
波普自由奔放的译文大致体现了原作的风格。他气势宏大的英文句如今读来颇有18世纪的传统气息，字里行间多多少少捕捉了荷马为后世希腊人留下的古韵：
女神啊，请歌唱阿喀琉斯的怒火，
那一怒给希腊带来无尽的苦难，
将勇士的英魂
送往普鲁托(Pluto)的冥府；
是谁的遗骸被抛弃在荒凉的海岸，
被野狗吞噬，秃鹫撕咬；
既然伟大的阿喀琉斯与阿特柔斯(Atrides)相争，
这便是主宰一切的厄运，这便是宙斯(Jove)[4]的意愿![15]
荷马描绘了一个类似于北欧神话中的传奇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女神、超自然生物与能征善战的人类英雄分享着同一个舞台。这部作品在意识到我们平凡的命运后，流露出痛苦的人性：
凡人好似树上的叶子，
年轻青翠，如今飘零；
化作春泥。[16]
除了诗文的普世与不朽，荷马也为考古事实提供了生动的描摹。他如此描述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的头盔：
精良的头盔，带着皮革支架
[墨里俄涅斯(Meriones)的礼物]戴在他的头上；
内外衬着整齐柔软的羊毛，
野猪龇着白牙在其上狞笑。[17]
考古学家们已经在迈锡尼墓地中找到了若干只这样的野猪牙头盔。在《伊利亚特》中，荷马还描述了在特洛伊城下丧生的希腊勇士帕特洛克勒斯(Patroclus)的葬礼。这段描述与勒夫坎第的葬礼有着相似之处。葬礼包括为死者举行火化仪式，将他的骨骸放入一只特殊的坛子里(在《伊利亚特》中是金质的，勒夫坎第的是青铜的)，用特殊的织物包裹遗物(勒夫坎第的葬礼织物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古希腊布料)，以及陪葬马匹(《伊利亚特》里是四匹，与勒夫坎第的相同)。
在上述例子中，荷马对文物的描述与现实有着相当差距，这种脱节长达三个世纪左右。对此，现代学者提出了一种解释。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认为，荷马的诗歌乃是数代人口头作品的累积。早在希腊人尚未有书面作品、只靠口口相传的时代，这些故事的早期版本已被诸多诗人吟唱。这些作品是记忆与即兴创作的结合，诗人们运用固定的表述方式，从而更容易在贯穿全诗的节奏韵律中加入自己的即兴创作。
一代又一代的吟游诗人会带着各自时代的色彩去讲述关于古代早期战争的传奇及结局，让故事更贴合当时的听众。或许，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勒夫坎第葬礼上，就有一名吟游诗人为了迎合那些聚集在发夹形建筑大厅里的贵族听众，将按照当地礼仪为贵族夫妇举行的葬礼与帕特洛克勒斯的葬礼相提并论。
在随后的数百年里，荷马史诗对古代世界的重要性无可比拟。众所周知，这些史诗对神祇和凡人的描述，对神力和人类命运的描述，深刻地影响着希腊人对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的想象。对荷马诗歌的引用渗透到古人的言谈论述中，就如同近代的詹皇钦定版《圣经》丰富了英语的口头和书面表达。后来的希腊文人一提笔，脑海里就回响起荷马的诗篇。
所有这些之所以有可能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乃是因为荷马的口头诗歌在某时化为了文字。自迈锡尼王国覆灭之后，希腊一直都没有书写记录。近来，研究人员推断，新希腊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晚期，与如今被欧洲人收藏的三块在埃及发现的铜匾恰好处于同一时期。加州马利布的盖提文物实验室对这些铜匾的真实性进行了检测，发现每块铜匾的正反两面都刻着希腊式字母表。
无论是谁写下了这些字母表，这种古老的希腊字母都与线性文字B有着划时代的差异。靠着生活在地中海东部港口的航海者们为媒介，希腊人认识了腓尼基人使用的字母。在埃及发现的字母表说明，几何时期的希腊世界正通过航海和贸易逐渐地再次与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相连。
彼时，希腊人已经至少有五个世纪没有文字了。腓尼基字母并不完全是我们当代意义上的字母，因为它只包含了辅音符号。出于某种原因，希腊人在借鉴腓尼基符号的基础上加入了希腊语元音发音，极大地丰富了字母组合的变化，最终形成了“一个字母一种发音”的形式。
这批现存最早的新文字表明线性文字B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雅典的国立考古博物馆内陈列着1871年从一个墓地中发现的一只特别的酒罐。它出自公元前740年左右的雅典陶工之手，罐身上画着当时几乎不再流行的几何纹样。罐子肩部是用新字母书写的文字，笔画显得相当生疏：“这些翩翩起舞的舞者中的翘楚……”[18]第二行文字难以辨认，一般推断是“(罐子)是他的”——也就是说，这只陶罐是胜者的奖品。第一行文字采用与荷马诗歌同样的韵律，而这种韵律所暗示的历史时间正是该陶罐的价值所在。它表明，希腊人在探索新文字的表达形式方面没有浪费丁点时间。有权威人士认为，更大规模地将荷马史诗诉诸文字也发生在该时期，即公元前8世纪后期。或许，当时有名诗人对先前那些庞杂的口头素材进行了加工和整理，或许，他曾被人们称为荷马。
在荷马史诗展现的那个世界里，书写似乎还不是寻常易事。这就意味着，在这些诗歌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时代里，新希腊字母依旧是新鲜事物，希腊人运用新字母进行读写的能力仍有待提高。除此之外，荷马史诗中是否还体现了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字转化时期的其他现实状况呢？这其中大有值得讨论之处。
例如，有一个片段似乎暗示了此后的希腊政治。《伊利亚特》中的希腊统帅阿伽门农王召集包围特洛伊的希腊军队开会。手执兵刃的贵族维持会议秩序，确保每个人都遵守规矩。阿伽门农在会上发言。接着，一名素来喜欢挑战权威的普通士兵居然出言不逊。他提醒阿伽门农，若不是多亏了本方的将士们，统帅大帐里怎能堆满特洛伊的战利品。
毫无疑问，那是个国王和贵族统治普通民众的社会，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然而在这一幕里，荷马似乎为读者勾画了一种景象，即贵族和他们的属下共同参与集体政治的可能性，有发言权的不是少数人或一个人，而是多数人。事实上，以特定地域为基础且强调集体生活的协同社会，正是自公元前8世纪起的古希腊新政治的特点。
大约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开始记录历史时间和事件，如今的专家们在考证此后的历史时终于可以依靠古希腊人自己的记录。因此，按照习惯上对古希腊历史的划分，公元前8世纪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始于公元前776年，即史料记载中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年份。
考古学家们已经在昔日的宗教活动场所发现了一些关于集体社会在希腊古风时期出现的有力证据。优卑亚岛，即今天的埃维亚(Evvia)，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从勒夫坎第考古现场向东南约15英里，现代化的海岸公路直通往一个古代城镇之上建起的19世纪小城厄律特利亚(Eretria)。古代遗址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隔着铁丝栅栏，游客们可以看到层层叠叠、结构异常复杂的地基。最上面的一层曾是建于公元前525年的一座希腊庙宇，其下两层则属于一栋形似发夹、一端呈弧形的建筑。
该建筑比庙宇早两个世纪，建于公元前725年左右，用料简陋，墙体仅由干泥砖筑成。尽管如此，这栋早期建筑仍旧非常引人注目，单单长度就大致可做个40码[5]冲刺——一种很常见的美式足球速度测试。当年，它定然是这一带的核心建筑。
考古学家们推测，这栋发夹形建筑与两个世纪后建于其上的多利克式庙宇具有相同的功能，都是为了献给希腊的阿波罗神(Apollo)。就建筑目的而言，它表达了当地人强烈的宗教情感。就实践层面而言，它是神祇的象征，为古希腊的祭祀提供了核心场所。与很多其他文化中的圣地一样，这样的场所会在同一个地点反复重建。
从总体上看，这个庙宇好似本章先前提到的勒夫坎第发夹形建筑的缩小版。我们已经知道，那栋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勒夫坎第发夹形建筑属于埋葬在其中的两名贵族。有可能还是他们生前的住所。
早期的贵族有可能也掌管祭祀，在其住所里守护着本地神祇的祭品。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厄律特利亚发夹建筑和其他一些公元前8世纪的“最早的庙宇”意味着一次宗教改革。人们仿照当时的贵族宅邸建起新的公用建筑，用于保护属于神祇的东西，也令更多民众得以接近神祇。荷马笔下那个倔强平民的抗议之声好像越来越近，政治意识变革的脚步虽然缓慢，却指向了更广泛的群体基础。
彼时的宗教风俗为希腊古风时期出现的政治群体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凝聚剂。当众多个体聚集在一起，以群体的形式去崇拜其共有的圣所时，他们就参与了现代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构建。由此可见，古风时期的希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受到了神圣信仰的影响，且正在形成一种大致相同的宗教模式和众神崇拜。另一处圣地则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希腊宗教手段是如何在凝聚民众、融合社会交流方面发挥作用的。
奥林匹亚(Olympia)是希腊人崇拜宙斯(Zeus)的主要圣地之一。公元前8—前7世纪时期，这里是个植被丰富、临近河流的户外活动场所。通过当地的现代博物馆，人们多多少少可以领略它昔日的风貌。博物馆的展品包括成箱成箱的金属制品，其中有很多状如釜鼎的青铜器，三足，可在器皿下生火烹煮食物。
如今，如果你有兴趣，可以通过网站订制一只现代巫婆锅。它看上去普普通通，但如果在其中投入制造商一并提供的特殊酱料，锅就会变得好似有魔力一般。奥林匹亚的古代铜釜的演变与此大同小异。彼时，这样的釜鼎在希腊已存在了很长时间，“三足”(ti-ri-pode)这个词汇在青铜时代的迈锡尼线形文字B中就已出现。与巫婆锅一样，原本普普通通的烹饪器皿变成了某种特殊的、神圣的东西。奥林匹亚有一只巨大的釜鼎，鼎身宽两英尺有余，釜沿刻着当时的古希腊地方文字，意为“宙斯的祭品”。
这些古老的釜鼎传达着雄浑的气息。很多釜鼎都带有金属附件，且往往是唯一留存至今的部件：有角的公牛或高举长矛的男性武士。这些附件提升了釜鼎本身的价值，让它们显得华丽精美，也因此更加昂贵。荷马在《伊利亚特》中也提到了釜鼎。根据荷马的描述，它们在运动会的筹备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用来象征死去的希腊英雄帕特洛克勒斯的葬礼[6]：
首领留下众人，
将他们带到一块开阔地；
他们围成一圈；接着从船上依次而下
一队阉牛、骡子和气宇不凡的马匹，
还有花瓶和釜鼎，皆为葬礼上的竞技……[19]
有专家认为，这些釜鼎仪式都是为了祝贺在早期只有男性参加的奥林匹克长跑比赛中获胜的选手。这一古代运动会诞生于奥林匹亚，是希腊“捍卫王权”的贵族阶层的集会。釜鼎从不离开圣所，因为获胜者会将它们留下来作为“宙斯的祭品”献给这位大神。当参赛者为了一场角逐拼尽全力，用荷马的话说，“被死亡紧紧地扼住双手”，真正的希腊贵族会在那一刻成为“伟大的埃阿斯”，想象着自己在荷马的战斗中拼搏。
奥林匹亚位于距伯罗奔尼撒西海岸不远的内陆。如今，这个考古胜地为游船开设了专属港口，再也不似过去那般遥不可及。但在公元前8—前7世纪时期，该地并非希腊的核心地区，交通不便。或许正是这一因素促使希腊各地的贵族定期来此聚会，他们可以在奥林匹亚尽情交际而不必受到傲慢的地方势力的制约。
正如釜鼎上的铭文所示，贵族运动员们为了宙斯的荣耀而竞争，同时也是为了自身的荣耀。有了竞赛、在釜鼎中烹煮牺牲的仪式以及献祭，四年一度的奥林匹亚聚会成了一种宗教活动。奋勇争先的运动精神是古希腊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之一。古代埃及人也从事体育运动，比如从搏斗和狩猎等原始需求中演变而来的赛跑、投掷和摔跤。古风时期的希腊人同样也要搏斗、狩猎，与他们的老邻居们相比，古希腊人即使算不上更富有竞争性，至少也是旗鼓相当。他们文化上的特殊性在于把运动比赛当成一种旨在取悦神祇的虔诚献祭。
反过来看，古希腊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完全是受到以荷马为代表的一代代吟游诗人的艺术影响。在他们心中，神祇们不仅在外貌上、也在情感上与人类相似。因此，古希腊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类人的神会中意在竞赛中脱颖而出的人类佼佼者的礼物，也同样会喜欢出自人类工匠大师之手的精美物品。
与平日里相比，在奥林匹亚这样的宗教盛会上，来自不同群体的古风时期的希腊贵族们谈论得更多的或许是散布各地的希腊语使用者之间的共性。贵族们往往非常看重血统。我们可以从荷马笔下的希腊勇士清楚地看出，出身高贵是他们那个阶层的特点。名叫格劳克斯(Glaucus)的勇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此人公开炫耀自己的五代祖先都是国王和伟大的武士。当古风时期的希腊人说起广义的希腊身份时，很自然地会把希腊人划分成不同的家族谱系。
“海伦(Hellen)的后代，好战的国王多洛斯(Dorus)、克苏托斯(Xuthus)和伊俄勒斯(Aeolus)纵马驰骋。”[20]这句话出自一首创作于公元前700年左右、现已失传的希腊古风时期的诗歌。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在诗中梳理了当时的神祇与英雄谱系，妙笔生花地着力赞美了那些迷人的女性，称多亏了她们旺盛的生育力，这些家族才能香火绵延。
事实上，古风时期的希腊人认为自己来自同一个谱系，是由单一民族分化成的若干支系，有着共同的祖先海伦。正如上文引述的，海伦诞下了多洛斯，后者则是多利安希腊人的祖先。这首失传的诗歌中还提到克苏托斯的儿子——伊翁(Ion)，是爱奥尼亚希腊人的祖先。
由神话人物衍生出家族谱系的方式绝非希腊人独有，亚当和夏娃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对于古希腊人(Hellenes)而言，他们传奇的家族树同样有着神圣的根源。海伦的父亲正是宙斯本尊。
奥林匹亚的那些釜鼎表明，古风时期的希腊世界正变得越发富足。除了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尽管存在有权有势的贵族，但古风时期的希腊人多以地方社群为单位，扩大决策群体的呼声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很多希腊定居点都显现出自治共和体的特征，颁布法律、发动战争，并在其他诸多方面表现得如同一个微型国家。
从地理上看，定居点的核心区域好似一幅政治拼图，涵盖了希腊大陆的河谷与山地、爱奥尼亚和爱琴海诸岛，以及土耳其的西海岸。古希腊人对此类定居点有个专有名称，通常翻译成“城邦”(citystate或citizen-state)。“政治”(politics)一词正是来源于古希腊词汇。接下来，我们就该说说这个polis——希腊文明的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