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分布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一些族群学会了如何种植可食用的植物，不再依赖野外觅食。他们也开始对狩猎来的野生动物进行驯化、饲养，于是无须再随着猎物迁徙，可以在一个地方长期停留下来。第一批定居社会就这样出现了。由于种植可以比狩猎采集养活更多人口，所以这些最早的农业社会的规模日益增长。他们需要一种更复杂的方式进行自我组织。
人类行为的这一变化意义重大，因此在现代被赋予了一个专有名词：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过去，历史学家一直认为这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变化，是朝向更文明的状态进步的阶段。不过，这种进步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考古学家们现在发现，早期农民们的日常饮食较先前反而不那么健康。以谷物为主的食物不如大多数狩猎采集方式得到的食物那般多样，更容易造成某些营养元素的缺乏。
老实说，如今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可人类的命运理应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的观点。石器时代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依然存续着。有些人指出，我们不应该因为亚马孙土著或澳大利亚原住民没有“进步”到世界上其他人所谓的文明阶段就认为他们比较悲惨或低下。另一些人从较少受到西方价值观影响的生活方式中同样找到了道德价值。
总体而言，古代希腊人对上述问题的看法简单得多。他们的传说清晰地表明，在古希腊人眼里，农业乃是伟大的神恩，是仁慈的神祇私下里向他们传授的技术。这位谷物女神叫德墨忒尔(Demeter)。此外，雅典娜教会希腊人种植橄榄树，狄俄尼索斯(Dionysus)教他们酿酒。至于农耕时代之前的生活，按照公元2世纪的一名希腊作家的描述，“既艰苦又简朴，同山野生活没什么区别”[10]。
1968年，在希腊南部海岬的一个洞穴里，美国考古学家发现了石器时代的洞穴人遗骨。男性，不到30岁，显然死于头部撞击。他的族人将他埋葬在洞内一个简易墓穴里。考古学家们将木炭灰与从树木年轮得到的信息进行比对——这种技术叫作碳-14测定——得出他的死亡和入葬时间为公元前71世纪晚期。
如今，去法兰许提洞穴(Franchthi Cave)参观已经非常方便。那里有一条木栈道，介绍板上给出了关于发掘现场的信息。考古发现显示，石器时代居住在这里的部落靠猎鹿为生，也采集诸如开心果、燕麦和扁豆等野生植物。他们的私人物品非常有限，比方说，只有一串贝壳项链。
考古学家找到了一些用黑曜石——一种由火山熔岩形成的类似于燧石的岩石——打磨的简单工具。质量最好、含浮石微粒等杂质最少的黑曜石工具出自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的米洛斯(Melos)。处理黑曜石的过程与现代燧石加工课里教授的差不多。在此类课程中，热衷古代户外知识的人可以学到正确敲打燧石块的技术。通过切削、打磨和脆化，最终目标是把石头弄成小薄片，并加工成原始刀片的形状。
用这种手工方式加工的黑曜石材质，其被打磨过的新鲜表面会吸收水分，在石头上形成一层“外皮”。通过测量“外皮”的厚度可以推算出工具的制作年代。正是借助这种方法，考古学家们提出，法兰许提洞穴的狩猎采集者早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就已经使用黑曜石工具了。
这意味着，这些洞穴人可能也是航海者，或与其他敢于借助简易桨船泛舟爱琴海的人有过接触。这种原始的航海业也因为爱琴海岛屿丛生、彼此依依可望而得到长足发展。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们相邀着去海上探险。地中海地区的文化交流以及古希腊文明殿堂所带来的一切重要影响，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真正的发端。
古希腊作家把农业发明前的人类生活称为“前特里普托勒摩斯(Triptolemus)生活”。据古希腊神话记载，这名承担起传播种植知识使命的传奇人物，乃是统治着如今雅典周边地区的国王的儿子，而他的老师正是女神德墨忒尔。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马利布(Malibu)的富丽堂皇的盖蒂博物馆，收藏有一只来自雅典的陶土花瓶，(大约在公元前470年)工匠在这只瓶子上描绘了一则当时脍炙人口的故事。年轻的特里普托勒摩斯坐在有翼马车上，双手抓着谷物的茎部。德墨忒尔和她的女儿在一旁为他送上祝福，注视着他驾车远去。
考古学家们揭开了播种耕作在希腊起源的真相。有考古学家指出，这一起源背后，是人类寻求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驱动力。塞斯克罗(Sesklo)是塞萨利(Thessaly)地区广阔而肥沃的平原上的一个现代乡村，位于希腊中部爱琴海沿岸，德尔斐(Delphi)以北。如今，参观者可以看到四下开阔的郊野，灌溉良好，地势平缓，这意味着土壤的排水能力强。因此，最初的农民们在此耕作时并不太难。同时，他们在劳动中也借助了各种石质或骨质的基本工具。
在塞斯克罗的一处人造小山丘上，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些农耕先民的定居点遗迹。这些人最初用木头和干泥巴修建简易住宅。他们在附近的山坡上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绵羊和山羊，也知道如何制作陶器。这个族群生活在公元前6000多年，鼎盛时期曾遍布方圆32英亩[1]——相当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主校区的大小。但该定居点的人口密度比较低，尚达不到城镇的规模，据估计，即便在人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500人左右。
我们无从得知早期的古希腊农民究竟是如何学会了这门新技术。从基因序列判断，他们养殖的绵羊和山羊、种植的谷物都不是希腊本土品种。DNA(脱氧核糖核酸)证据表明，这些家畜和谷物来自如今的土耳其地区。或许是那里的农民在向西迁移的过程中带来了动物和种子。
凭借这些发现，考古学家们试图探究希腊早期农民的思想状况。从逐水草而栖的狩猎采集到定居农耕，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定会造成心理上的影响。从目前保存在雅典农业考古博物馆里的塞斯克罗出土文物可以判断，当时人们的生活依旧非常简单。由于尚未发明陶钧，那些早期陶器若按照现代标准来看可谓相当粗陋。
博物馆里也展出了一些陶土塑像。它们及其他类似的展品显示了希腊早期农业人口对表现女性形象的热衷。这些女性雕像有的赤身**、婀娜丰腴，臀部、大腿、上臂和腹部饱满得近乎夸张。艺术史学家认为，这些“维纳斯”(Venus)形象象征着女性特质。还有些学者更以这些神秘造像为证据，称“新石器时代的观念”对女性本质的推崇达到了不寻常的程度。他们指出，出于对伟大女神的崇拜，在族群的真实生活中，女性的地位相应地也很高。
石器时代男性的社会角色并不清晰。居住在塞斯克罗的族群在小山丘顶修建了石墙。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石墙的目的在于防御。就此推断，塞斯克罗的男性可能是战士，他们的工具也不仅仅要用来捕猎野兽或切割肉食。考古学家们已在希腊的这一农耕平原地区确认了数百个石器时代的部族，他们之间或许是和平共处，或许是为有限的农耕资源不时你争我夺。
来自塞斯克罗的另一项发现是一个小小的陶塑房屋模型。这个陶土模型大体上就是个方块，四面均有大致呈矩形的开口，显然代表了门窗。稍稍倾斜的屋顶中央也有一个开口，像是壁炉的排烟口。希腊出土的石器时代的陶土房屋模型数量庞大，制造者们并无意于忠实地展现当时的境况，只是痴迷于房屋这个概念。
考古学家们认为，希腊的石器时代延续了约4000年，即从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房屋模型出现在石器时代中期。它们展现了塞斯克罗地区人类社会结构的演变。专家们指出，创建这些社群的先驱们具有集体劳动意识，这同以色列基布兹的初衷差不多；而房屋模型则似乎标志着后来的人们开始背弃集体劳动意识，转而强调个体家庭的重要性。
塞斯克罗最抢眼的一栋建筑建于公元前3000多年，石器时代末期。该建筑位于小山丘制高点的中央，有石头地基、晒砖坯墙和(原先的)木质屋顶。来访者要先穿过门廊才能进入一个大致呈方形、带有矩形陶土壁炉的厅堂。陶土地面上有些洞，曾立着三根支撑屋顶的柱子。
考古学家们在平原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来自同一时期的类似建筑。它们有可能是公共议事厅。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房子或许是族群中顶层家庭的住所。倘若如此，那么该时期就将是希腊史前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它标志着小型等级社会的出现。当时有些家庭可能在农耕中取得了更多的收获，或在贸易交换中更为成功。
塞斯克罗出土的文物中还包括不少于两把的铜质斧头，其制造年代同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彼时，希腊的农耕先民已经知道岩石中含有金属，且金属比石头更适合制造工具。工匠们学会了如何在熔炉中熔化岩石或矿砂以提取金属，再将熔化的铜注入模具中制造斧头。史前希腊人从此进入金属时代。
希腊石器时代的农民最初如何获得金属加工的知识，这是另一个史前文明之谜。他们进而学会了如何将其他元素——特别是锡——与铜混合，得到坚硬得多的合金，即我们所说的青铜。如此，人们可以为耕作、建造或军事活动等制造出更强韧的工具。公元前3000年左右，除了紫铜之外，希腊也开始出现青铜制品。
如同获取黑曜石一样，史前的爱琴海人定然也曾为了获取金属而冒险起航渡海，与拥有金属资源的族群发生接触。我20多岁在雅典居住和工作期间，有时会去希腊安德罗斯岛(Andros)放松一天。安德罗斯岛孤悬在爱琴海中部的基克拉泽斯群岛以西，搭巴士和渡轮可以方便到达。考古学家在此处的一块海岬上发现了爱琴海地区最早的岩画。
与狼、豺和章鱼一同出现在画面中的是一艘划艇——用现代眼光来看画得很粗糙，大体上算是带有一列船桨的大型独木舟。这种船可以载少量货物。这幅岩画的创作时期是石器时代末期，彼时，贸易交流开始出现，等级社会也随之形成。由于这种划艇完全靠人力驱动，只有较大的族群才会拥有。
基克拉泽斯群岛是最早的铜矿产地之一。如今前往雅典市中心的高兰德里斯基克拉泽斯艺术博物馆(Goulandris Museum of Cycladic Art)参观的游客可以跨越时光，领略希腊金属制造的黎明期。在博物馆的一楼，一个类似珠宝店的空间里展示了被称为基克拉泽斯小人像的世界顶级藏品。这些人像约莫10英寸[2]高，用基克拉泽斯盛产的白色大理石雕成。有一尊雕像刻画了一个长着椭圆形脑袋的**“站立”女性，她的腿弯着，膝盖微屈，胸脯隆起，手臂交叉在腹部。大理石平滑细腻的表面显示出雕刻者高超的技艺，令参观者赞叹不已。
这些**人像如今作为青铜器时代早期爱琴海“艺术”的宝贵象征，焕发了第二次生命。在博物馆的陈列窗里，它们看上去洁白无瑕，深深吸引了如布朗库西(Brancusi)和恰科默蒂(Giacometti)等现代主义艺术家。不过，考古学家注意到，某些雕像上残留着颜料的痕迹。基克拉泽斯人像曾以花纹和珠宝做装饰，绘制花纹的自然颜料，比如提取自岛上丰富的矿藏的赭石。
高兰德里斯博物馆还展出了一件用新型青铜制成的基克拉泽斯雕像。喜欢此类人像的文身人是青铜时代早期生活在希腊岛屿上的农耕者。他们的全盛期约从公元前2800—前2300年，延续了五个世纪左右。这些人像通常是呈同样姿态的**女性，一致的造型说明岛民们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意识。他们驾驶着简陋的桨船劈波斩浪、交流互访。
危险的航行事关生存。为了检测地表发现物(主要是陶土碎片)是否意味着曾经有人在岛上定居，考古学家们对岛屿进行了系统考察。结果显示，该岛可能在青铜时代早期就已荒芜到不足以维持当地人生存所需的地步。岛民们为生活所迫，驶向海洋去寻找同伴。这些人像原本的含义如今依旧令人费解。有一种颇有意思的猜测是，比之于其他形象，**的大理石女性最能体现岛民对女性丰饶的生殖能力的崇尚。
基克拉泽斯的南部向这些想要离岛巡游的古代水手展开了一片危险莫测的辽阔水域，由此可以通往希腊的大部分南方陆地。考古学家们通常认为，正是在这里——克里特岛(Crete)——诞生了欧洲的第一个“国家”，即最初的处于中央集权掌握下的、不再仅仅基于亲属和家族关系的复杂社会。
古希腊人中流传着很多关于克里特昔日之辉煌的传说，统统围绕着一个生活在克诺索斯(Knossos)的名叫米诺斯(Minos)的国王：
据说，米诺斯是第一个拥有海军的人。他让自己成了今日希腊海(Hellenic sea)大部的主人。他征服了基克拉泽斯群岛，最先在其中大部分岛屿上殖民。他驱逐了卡里亚人(Carians)，并任命自己的儿子管理这些岛屿。[11]
上述文字出自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末期的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之笔。对于19世纪不列颠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而言，这段对以海上力量和殖民为基础的古代帝国的叙述可谓耳熟能详。修昔底德的记载也激励了一名不列颠业余考古学家前往克里特挖掘关于米诺斯的证据。
大英博物馆里那些来自史前克里特岛的文物中，有不少标注着“亚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捐赠”的字样。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小个子、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出身于一个靠造纸致富的家庭。1900年，人到中年的埃文斯花钱买下了已由先前的旅行者们认定为古克诺索斯的土地，开始掘地三尺。
他发现了层层累积的建筑遗迹，其年代从公元前1900年左右到公元前1370年左右，跨越近600年。这些遗迹属于青铜时代中晚期一栋庞大的多层建筑，其中心是个大院子，并配有用陶土做管道、以石头铺渠的复杂精妙的排水系统。这栋迷宫般的庞然大物所从属的遗址在其漫长的续存期内曾反复被毁又重建。考古学家把反反复复的破坏与重建归结于地震的影响，这在克里特及其邻近岛屿相当常见，仅2014年一年中，克里特就经历了45次地震，几乎平均每周一次。
埃文斯找到了文字书写的证据以及很多精美的艺术品，包括描摹着身着精美服饰、**酥胸的女性的壁画，令后人得以一窥当时的风雅世界。其中一幅壁画展现了身着短裙、年轻健美的男性们跳公牛的场景。这种危险的运动让人们联想起如今在法国西南部热尔(Gers)地区，年轻的斗牛士们通过翻牛背来表现其非凡技艺的举动。古代克诺索斯的公牛形象暗示了当地财富的一个可能来源——畜牧。
埃文斯把古希腊故事和从他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得出的假设相结合，用来解释自己的发现。他认为，这个庞大的建筑是座宫殿，是米诺斯及其王朝的政治权力所在。他在遗迹中发现了一些物品，认为可以视作女神崇拜和神殿的证据。因此，他认为米诺斯是集世俗和宗教权威于一身的统治者，一位祭司王。他把这些失落的先民称为“米诺斯人”(Minoans)，并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定义为一种“文明”——在他眼里，这也是全欧洲最早能配得上这个字眼的生活方式。结合了对罗马帝国和不列颠帝国的想象，他把米诺斯人未设防的地区——比如克罗诺斯——视为由仁慈的海运帝国主义者主导下的“和平的米诺斯”或“米诺斯和平”。
米诺斯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基本问题：他们是谁？来自哪里？埃文斯在“宫殿”之下又发现了更早的遗迹。这些遗迹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6000多年，石器时代生活在克里特岛地区的农耕者。因此，米诺斯文化或许是基于早期的成就，由本土发展起来的。例如，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早在最早的“宫殿”出现前300年左右，克里特人就用橄榄树的碎枝做木柴。这一发现表明，彼时克里特岛上已经开始生产橄榄油，这些碎枝或许正是来自人工栽培的橄榄树的修剪废料。
促使克里特岛的史前人类文明发展成米诺斯文明的催化剂肯定包括海上交流。在克诺索斯，人们在早期的土层里发现了河马牙齿碎片。这种象牙的古老变种或许最初来源于埃及的尼罗河。
即便没有后来关于米诺斯海军的古希腊传说，青铜时代早期的克里特人在埃文斯所谓的第一个克诺索斯“宫殿”建成前的两三个世纪里，在航海领域的长足发展依然称得上意义重大。直到那时为止，依赖独木舟进行的爱琴海之旅依旧危险重重，必然限制了远距离贸易的范围和频率。公元前21世纪晚期，一个巨大的进步出现了：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们开始广泛使用帆船。
证据来自一些像是精心设计的小石块上的大船图案，这种小石块由克里特岛的工匠们打磨而成，既可以给他们的主人当随身佩戴的装饰品，也可以用作图章。船体较深的帆船图案体现了出海船舶的一大进步。克里特岛人和他们的邻居们现在可以航行得更快、更频繁，搭载更多的货物。岛上那些掌控着这种更快的交易节奏的家庭或族群也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继埃文斯的工作之后，考古学们已在克里特各地发现了米诺斯“宫殿”、城镇、“别墅”、山地神殿和墓葬。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基克拉泽斯的圣托里尼岛(Santorini)发现了掩埋在火山灰和浮石之下的宛若庞贝古城的定居点。该发现包括米诺斯式样的房屋和大量独具特色的克里特陶土容器，这些容器曾用于运输和存储克里特的橄榄油和葡萄酒。看来，米诺斯的繁盛同样基于农业和对剩余物资的开发利用。
1990年，奥地利人在埃及北部的一处考古现场挖掘出了数千件米诺斯风格的壁画残片。在此之前，考古学家们早已确认埃及文字和艺术作品中提到的“克弗提”(Keftiu)就是米诺斯人。这些梳着米诺斯式发型、身着米诺斯式短裙的人给法老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及与她共同统治的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Ⅲ)带来了礼物。米诺斯人和他们鼎盛时期的生活方式就这样给地中海东部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当时该地区的强国埃及。
或许，最能说明米诺斯社会相对“先进”的证据莫过于他们对书写的使用。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件精美的、带有为安装手柄预留的孔洞的青铜斧头，斧身侧面刻着两个语言符号。这个记号在古代世界非常罕见。埃文斯将其命名为线形文字A(Linear A)，因为它是由连接的线条而非特殊图画——比方说埃及的象形文字——构成的。由于船运带来的东西方接触，米诺斯人遇到了近东的古老发明——书写。于是，转变发生了，米诺斯人接受了外来文明并化为己用。
尽管不断努力，专家们至今仍未破译线形文字A，更不用说解读它背后的语言含义。考古学家们倒是更有信心解释米诺斯人如何使用这种记号。那些刻在陶土“纸张”上的长文件里包括数字和名单，看上去像是账目、业务记录之类。还有特殊记号用于表示“橄榄”和“葡萄酒”。这些产品成批成批地储藏在若干米诺斯“宫殿”里。埃文斯在克诺索斯发现了一连串18个矩形储藏室，内有150只巨大的陶土坛子，每只都约莫一人高。
关于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最神秘之处恐怕要数那些“宫殿”。对于埃文斯提出的君主居所的解释，如今很多考古学家都表示质疑。随着“宫殿”说法的过时，专家们更倾向于称之为“庭院建筑”，这个名字恰当地突出了克诺索斯及克里特其他地区此类建筑中心铺设的庭院。
米诺斯艺术中缺少对统治者的描述，因而无法为“宫殿”说提供支持。在同时代的东方君主制政体中，艺术工匠大多服务于神祇和君王。在埃及底比斯(Thebes)西部由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建造的宏大的巴哈利神庙(Deir el-Bahri)里，随处可见的雕像全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女王。埃文斯把克诺索斯建筑群中的一处命名为“王室”，因为他在其中一面墙边找到了一张用雪白的石膏矿石精心制作的、带有雕花高靠背的椅子。但今天的考古学家认为，这间屋子是用于举行宗教仪式的，或许曾有一位米诺斯祭司端坐在这张“宝座”之上。
克诺索斯“宫殿”究竟做何用途，线索就隐藏在大英博物馆陈列米诺斯陶罐的搁架之间。这些陶罐多为酒具，其中最精致的一些杯子壁薄而易碎，优雅的黑色衬底之上，陶匠又增添了红色或白色的装饰。它们是卡马瑞斯(Kamares)陶器的代表，是用来自克里特的新发明——陶钧——做出的上好制品，主要用来饮酒。此类器皿成批成批地保存在那些带庭院的建筑里。考古学家们单单在克诺索斯的一个地方就发现了150多只打翻在地的杯子，大小不一。
这些器皿中，有一类特别奢华，是石雕的公牛头颅。工匠把头部镂空，再用一块单独的石“盘”与之相连，封住颈部。为了增强视觉效果，他们用水晶石做成眼睛，或用金叶片衬托鼻子。这些牛头可不只是装饰品，其顶部和底部都留有便于持握和倾倒**的小洞。此外，牛头均已破损，口鼻部大多缺失。考古学家推测，它们是在使用后被故意从鼻部敲碎的。
有些读者可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如今希腊一种渐渐退化的风俗，即在庆祝时打碎盘子和杯子。考古学家们猜测，那些“宫殿”中央的庭院或许是举办公共盛宴的特别场所。处于米诺斯社会顶层的人们会定期聚集在这里，以宴饮的方式加强彼此间的联系。牛头容器则体现了互动的程序和礼仪。在伦敦同业公会的集体宴会上，赞颂杯、演讲、音乐和游行，俨然是这种共餐仪式褪了色的现代版本。
这一切欢歌宴饮或许说明，米诺斯的领导者需要某种社会凝聚剂来降低群体间发生冲突的概率。在研究了米诺斯的兵器之后，考古学家们大多抛弃了埃文斯的“和平的”米诺斯人的臆想。倘若米诺斯人携带武器的目的仅在于举行典礼或作为身份的象征，而从未用在威胁、立法和暴力场合，则那些青铜匕首、刀剑、箭矢的数量未免过于庞大。
关于克诺索斯的另一个不解之谜是它在史前时代中期的突然灭亡。公元前1450年左右，该岛的不少建筑曾遭受严重损坏，另一些米诺斯庭院则彻底被毁且没有重建。然而，彼时的克诺索斯仍然是政治中心。考古学家无法确定它的末日何时到来，或许是之后三代人的时间，也就是公元前1370年左右。克诺索斯受到了最后的重创，再也没能复兴。
克诺索斯的权力之轮走到了尽头。大火烧毁了最后一批2000多块刻有线形文字的泥板。但发现这些泥板的埃文斯认为，上面的文字不同于我们上文提到的那些文字，且形成年代较晚。他把这两种文字分别命名为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与前者不同，我们已经可以辨识B类线形文字。
1952年，曾经的战时飞行员、热情的语言学家兼建筑师、英国人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得出了一条惊天结论。他确认，线形文字B是一种最早被证实的古希腊语言。也就是说，早期使用线形文字A的米诺斯人说的不是希腊语，线形文字B的使用者说的才是。当时，考古学家们也在希腊大陆上发现了——且仍在不断发现——出自青铜时代的刻有线形文字B的泥板。可见，克诺索斯人在其王国的最后阶段，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可能在政治上，与大陆的联系较之先前都密切得多。
至于青铜时代的希腊大陆是何种景象，古希腊人留下了大量关于两个曾在此统治的敌对王朝的故事，那些故事的年代要一直追溯到特洛伊战争时期。流传至今的古希腊诗人和剧作家的作品让它们成为不朽的经典：希腊中部的忒拜(Thebes)的俄狄浦斯王(King Oedipus)无意中弑父娶母；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的迈锡尼(Mycenae)的阿伽门农(Agamemnon)率领希腊人在特洛伊取得胜利，回到家中却在沐浴时被自己的妻子杀死。
这些传说激励了另一名颇具探索精神的考古学家、富有的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1876年，50多岁的施利曼在伯罗奔尼撒东北部、曾经的古迈锡尼王国展开了挖掘工作。他的发现是如此轰动，以至于当他将之集结成书时，曾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亲自为其作序。施利曼找到了公元前1550年左右的宝藏，彼时正逢米诺斯克诺索斯王国的全盛期。
如今，这批宝藏是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其中包括一面带有髭须的男性黄金面具，极度兴奋的施利曼认定这就是“阿伽门农的死亡面具”。与之后20年左右埃文斯在克诺索斯的经历一样，他揭开了青铜时代的一个新文明。此后，考古学家们证实，迈锡尼文明延续了约四个世纪，比施利曼想象的长得多。
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希腊的联合考察队在伯罗奔尼撒西南部的古皮洛斯(Pylos)继续挖掘于二战前发现的迈锡尼考古遗址。那里为我们展现了公元前13世纪鼎盛时期的迈锡尼文明。在瓦楞铁保护棚之下，今天的参观者们看见的是没什么吸引力的房屋和附属建筑的断垣残壁。建筑群的中央有矩形门廊、前厅和带有巨大的环形壁炉的大厅，由在此发现的酒杯可以推断，当时的人们曾聚在这里把酒言欢。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另一端，前来参观迈锡尼和邻近的梯林斯(Tiryns)的游客也能看到带有一模一样的中央布局的建筑，只不过损毁更严重。迈锡尼文化中这种异乎寻常的一致性，有可能暗示着某种统一规划。大部分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上等建筑乃是公元前14—前13世纪迈锡尼统治者的王宫。
与米诺斯全盛时期的庭院建筑不同，这些较晚修建的迈锡尼宫殿留下了语言学家能够解读的文字记录。与克诺索斯一样，皮洛斯的毁灭之火也留下了上千块刻着线形文字B的泥板，文特里斯对线形文字B的破译就如同打开了这座迈锡尼文件档案馆的大门。宫廷文书的记录主要是详尽的日常经济活动、对货物的调配和重新分配以及宫廷服务人员的管理。如此一来，这些泥板便向我们展示了皮洛斯如何一步步成为伯罗奔尼撒西南部政治中心的历程。
泥板中也提到一种被称为wa-na-ka的顶级官员。这个词是古希腊词汇anax的古体形式，意思是大人或主人。也就是说，在希腊遥远的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古典时期的希腊作家故事中描述的类似于国王的人物。更撩人的问题是，究竟是有若干个wa-na-ka各自统治着自己的领地，还是只有一个wa-na-ka统治着迈锡尼这个超级王国的所有政治中心，一如五个世纪后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到的，迈锡尼的阿伽门农乃是希腊人的至高领袖，“众人之王”(anax)。
有些迈锡尼文书似乎是通过在自己原本语言的基础上吸收米诺斯克里特的线形文字来创造线形文字B。这两种符号有诸多近似之处。考古学家已发现不少其他证据，均说明迈锡尼大陆和克里特之间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皮洛斯的俄尔甫斯(Orpheus)壁画中的元素也常常出现在米诺斯的壁画里。彼时的爱琴海上必定曾有过生机盎然的交流。
在土耳其的惊人发现，让我们得以一窥迈锡尼生活方式之下那些危机重重的旅程。1993年，我在土耳其西南沿海巡回授课期间，看见一艘潜水支援船漂浮在乌鲁布伦海角(Cape Uluburun)尖端附近看似平静的海面上，此处大约在度假胜地卡什(Ka?)以东5英里[3]。考古学家们长达10年的水下作业进入了倒数第二季，他们正艰难地探索着一艘公元前14世纪初试图绕过海岬却遭遇灭顶之灾的古代商船。
船上主要装载的是紫铜，重达10吨的铜锭整齐地码放在船舱里。此外，还有约1吨重的锡，这是铸造青铜所必需的原料。检测结果表明，这些紫铜几乎都来自塞浦路斯(Cyprus)。彼时，那里是地中海东部地区主要的铜产地。锡则来自更远的地方，或许是借助驴子从遥远的阿富汗运到了地中海。
其他证据表明，该商船的母港位于今天的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考古学家们认为，这里居住着被称为“叙利亚迦南人”(SyroCanaanites)的族群，他们从事海上贸易，是后来的腓尼基人的祖先。船上还发现了一些似乎为私人拥有的迈锡尼陶器和武器，说明当时沉船上也有迈锡尼的希腊人，他们或许是雇佣兵，也可能是密使。一些奢侈品，比如鸵鸟蛋、象牙和一只用埃及象形文字刻着埃及美后娜芙蒂蒂(Nefertiti，约公元前1340年)之名的黄金圣甲虫，暗示着这批货物绝非寻常，乃是一方统治者赠送给另一方的礼物。
彼时并非和平时期。迈锡尼的统治阶层原本是希腊青铜时代的武士。2015年，考古学家在皮洛斯发现了一处几乎完好的墓地，富有的墓主正是当年那些武士中的一员。他入葬时年仅30多岁，随葬品中有用镀金象牙做剑柄的华丽的青铜剑，以及镜子和梳子，这些通常是效力军营又注重外表的纨绔子弟的装备。
大约两个世纪后，也就是公元前13世纪，那些宫殿中的一部分得到了充分加固。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对史前迈锡尼庞大的防御工事赞叹不已，视之为巨人的杰作。施利曼在迈锡尼的一个更出名的发现是一只制造于同一时期的约16英寸高的陶制花瓶，目前也保存在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里。花瓶上画着一队留胡子的男子，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或许真的是前去参加葬礼，就像有些学者推测的那样。即便如此，这些人物显然代表了建造迈锡尼宫殿的武士阶层。
迈锡尼文明为何在某时灭亡，又是如何走向灭亡的，没有人知道真相。公元前1200年左右，灾难横扫迈锡尼、梯林斯、皮洛斯和忒拜，大火将宫殿完全吞噬。那是段大动**的时期，位于现在的安卡拉东部200英里的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首都古哈图萨(Hattusa)也遭到毁灭。追溯这些遥远的事件，有些专家认为气候变化乃是根本因素。来自加利利湖湖床的岩心样本显示，公元前1250—前1100年左右，荒漠植被种类突然增加，地中海东部似乎经历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旱灾。
无论怎样，迈锡尼在希腊大陆的崩溃绝对是政治性的。曾经修建了诸多宫殿的政治体系灰飞烟灭了，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文献记录、奢华的物品和一个复杂社会所具有的种种标志。从考古记录判断，迈锡尼的幸存者们在其后两三个世纪里过着简单得多的生活。
在那几个世纪里，铁制品在希腊渐渐普及，这具有相当重要的经济意义。希腊铁矿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本地盛产的战略资源将逐渐削弱旧有的铜、锡远距离贸易体系。古老的传说在迈锡尼遗族中口口相传，逐渐被人遗忘的迈锡尼世界慢慢变成了神话。
除了丰富的故事，迈锡尼人留给后世的遗产还有废弃的纪念碑、一些希腊神祇以及遍布各地的说希腊语的人。史前时期为后来的希腊文明奠定了基础。不过，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迈锡尼覆灭后几个世纪里，出现的事物却与先前有着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