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件苦差事，很多大名鼎鼎的实力人物都在洞庭湖栽了大跟头，就此一蹶不振。但那也是长江以南最后、最肥的一块肉，谁吞掉都会实力飙升。三大将平日里都紧盯着对方驻地与临安城之间的道路，上面跑着多少辆车，运了几许粮草、军械，都是互相眼红翻脸的因素，甚至会直接跟皇帝分斤掰量地计较，你给了他多少就得给我多少，不能区别对待。比如刘光世就曾这么干过。
“刘光世乞与韩世忠均支钱粮。帝曰：‘诸将之兵，用命则一，其所支钱粮，岂容有异。此皆吕颐浩不公之弊。’”
赵构甩锅给时任首相的吕颐浩，首相只能背上，但是要粮要钱仍然没有，档次是必须拉开的。
这时把洞庭湖水匪交给岳飞既是信任，也是对淮西之战的奖赏，三大将无话可说，只能盼着岳飞也摔倒在八百里的洞庭湖水里。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受屈原文章的影响，中国人的心底最迷离美奂的一片水乡就是云梦泽，它南纳湘、资、沅、澧四水汇入，北与长江相连，滋养着一方水土乡民，更孕育出奇幻绮丽的楚文化。
在两宋之际，这里孕育出来的是钟相、杨幺起义。
事情从靖康之难开始，都城陷落，赵构在应天府称帝时曾下令天下兵马勤王，各方势力向他集中，其中有一支三百余人的队伍从遥远的长江边穿越千山万水到来，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可见大宋抚有天下，善待黎民，关键时刻心怀忠义之人共赴国难，天眷大宋。
然而一查这些人的身份，赵构失望了。为首者名叫钟子昂，荆湖北路鼎州（今湖南常德）人，一介白丁，其父钟相是当地一位深受爱戴的巫师。楚文化自古就充满了魔幻气息，山鬼、东君、司命等神怪层出不穷，巫的信仰在乡野民众间有巨大的受众，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钟子昂能率领乡民千里勤王，巫师的力量是决定性助力。这在不久之后也给他指出了崭新的人生之路。
赵构对一切非官方力量都深恶痛绝，哪怕主动投靠都别想占一席之地。他命令钟子昂一行人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勤王卫国这种高大上的事不是边远乡民能沾边儿的。钟氏父子只好收拾起一腔忠义，回家继续种地。
随着建炎南渡，江南土著的生活崩溃了。当赵构意识到他的老祖宗赵匡胤留给他的治国红利时变得非常疯狂，收的赋税比花石纲时期相差无几。简单罗列一下，宋朝基本税赋是按民户田籍所有的农田亩数征收夏秋两税，这时要在这基础上加收“正耗”“加耗”“和籴米”“斗面米”等杂税。
此外在南渡之初，每亩还要加征一百文税款。正额之外加征的“大礼钱”“免夫钱”“纲夫钱”“赡军月桩钱”等名目繁多，再经州县官吏因缘为奸层层加码，落在民户头上的实际负担就会暴涨好几倍。
钟氏父子像方腊一样忍无可忍，聚众起义。钟相作为资深巫师，非常了解底层百姓的生存需要，他比方腊更能蛊惑人心，提出了起义的口号，“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说实话起义口号有点拗口，没有北宋初年蜀川李顺、王小波起义时的宣传语“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那么顺畅易于传播。
但实际效果很好，被现实压迫到奄奄一息的人蜂拥而来，洞庭湖周边的鼎、澧、潭、辰、岳、峡诸州所辖十九个县都变成了起义军的地盘。当时是南宋建炎四年，赵构自顾不暇，钟相觉得神灵赐福形势大好，于是建国号“楚”，年号“天载”，自封楚王，立钟子昂为太子，就此登基。
钟相的国土面积很大，物产丰富，也有牢固的民众基础，分析起来根基比江淮区域同时期存在的大量镇抚使都要雄厚，然而真要开战的话就会发现其军事力量差太多了。
镇抚使们的本质是流寇，时刻都在流窜抢劫中。在南宋分四批任命的三十余位镇抚使中有一个名叫孔彦舟的人，与岳飞同届，在第三批被任命。此人存在感极强，不必去翻阅针对他的专业史书，只需要打开《宋史·高宗本纪》就能找到很多关于他的记录，他一会儿流窜到这里，一会儿又流窜到那里，走一路杀一路，真正的贼不走空。
当孔彦舟从江北一路流窜到荆湖一带时，发现了大楚国。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万事怕对比，这都有人建国了，自己还在四处抢劫。孔彦舟正嫉妒中，突然一批当地的官绅、豪商、大地主找到了他。
前面剖析过，岳飞的“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的受益者是谁。当大楚国的皇帝提出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有田、有产、有钱的人们怕极了，当时赵构也无力庇护他们，现在天上突然掉下来个孔彦舟，这真是个救命的。
有钱人种种许诺，孔彦舟决定端了大楚国。在他来说抢谁都是抢，“皇帝”的油水肯定更足，何乐而不为。然而钟氏父子的群众基础太深厚，当孔彦舟从澧州向鼎州行进的途中，被洞庭湖义军拦腰截击，孔彦舟大败，逃命时非常狼狈，搞得自己弃甲由士兵拖着才逃到鼎州。
这对镇抚使来说只是日常，东山再起的办法简单粗暴。孔彦舟迅速把鼎州城内近八成的男丁强征入伍，恢复部队的建制，紧跟着根据钟氏父子的特点布置了新战术。他令部下化装渗透进义军内部，用当地的专业名词叫“入法”。又赶制了大批的竹签，上面刻了一行字A“爷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钟氏父子如果罢手不再攻打他，那么他也收手乘船东去，离开大楚国的疆域。
为了向钟氏父子以及整个起义军宣传这个意向，孔彦舟命令每抓住一个义军士卒就在他们的头发里插一根竹签，再安全放走。时间长了，没有威胁感的起义军自然变得松懈，直到当年四月的某一天夜晚，孔彦舟突然发起强攻，大批此前入法的内应在义军营寨内部配合，洞庭湖大寨被攻破，钟氏父子与主要起事者都被活捉。
事后孔彦舟把洞庭湖义军的营寨洗劫，狠赚了一笔，带上豪绅地主的谢礼，再次启程流窜。至于钟氏父子等人，他派人押送去临安上缴给赵构，作为镇抚使对皇帝的敬意，搞得赵构当时脆弱的心灵很是温暖妥帖。
之后人事纷乱，孔彦舟在南宋叛服不定，最后渡江投降伪齐，仍然是一方豪雄。赵构则逐渐稳住阵脚，在金国的压迫下渐渐地羽翼丰满。双方早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可洞庭湖那边不这么想。
压迫在继续，反抗更激烈。起义军在杨太、杨钦、杨华、黄诚、周伦等人的率领下继续和一切外来势力抗争，为了延续钟氏父子的民望，洞庭湖义军推举钟相的另一个儿子钟子仪为首，实际大权掌握在杨太的手里。
杨太很年轻，当地叫年轻小伙子为“幺”，也叫他杨幺。与此前钟氏父子相比，杨幺很有军事才能，在他的领导下义军的实力与声望都超过了此前的顶峰。这招来了更多的围剿与清洗，结果就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起义军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强时的区域扩大到东起岳阳，西达枝江，北自公安，南至长沙的地步。
就算这样，当时南宋也没重视他。赵构刚刚结束“搜山检海”的逃亡，陕西方面张浚在进行富平决战，国家千头万绪哪里都是麻烦，派去剿灭杨幺的是一个名叫程昌寓的文官。此人也是从江北逃过来的官员，过程非常惊艳。
程昌寓原本是蔡州知州。金军南下时，他没有据城死守，也没有第一时间逃跑，而是把蔡州洗劫了，带着全部的钱、兵、百姓渡江，只留了一座空城给金国。这是极大的贡献和政绩，如果每一个南宋的牧民级官员都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拯救了百姓，更是给起步阶段的建炎朝廷注入了难得的财富。
程昌寓手里有钱有兵，于是朝廷把剿灭洞庭湖匪患的事交给了他。程昌寓晋升鼎、澧州镇抚使兼知鼎州，分兵两路从水、陆进剿洞庭湖。陆路由原总管蔡州兵马的杜湛率领，水路的队伍很庞大，由他、他老婆、大批家丁、侍从、幕僚，以及他渡江时在难民潮中敏锐发现的原东京歌伎小心奴组成。
程昌寓带着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北方优越感，以及庞大的船队从公安县的油河出发，计划沿鼎江经龙阳县转往洞庭湖匪区。一边在梦境般美丽的江南水乡中漂行观赏，一边完成剿匪工作。
现实状况扫了他的雅兴。洞庭湖之所以匪患声势浩大，原因就在民不聊生。他想坐船享受人生，沿途连食品供给都没有。一行人坐在雕栏画栋的游船里饿肚子，好容易挨到了鼎州，发现了几个还有人烟的小村镇。
饥饿使人敏锐，贵人们看见了几只活的鸡、鸭、鹅，立即派人上岸去抓。当他们享受美食时一点都没有发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这里已经是杨幺的势力范围之内了，他们的行动早就在监视之中，在他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大批起义军出现，被偷袭的整支船队只逃出了程昌寓的座舰，原因是他的船当时落在最后。
剿匪司令部还没开战就被一锅端了，这让程昌寓在后怕之余羞于见人。接着一个消息传来，小心奴被杨幺一伙活捉带进了水寨，成了钟子仪后宫里的新宠，据说是嫔妃级了。
程昌寓发誓剿灭洞庭湖里的每一个水匪！为此他没收了木材商人从山区贩运来聚集在桃源县的大量文溪杉片，就此征调大批木工，赶造“车船”。这种船能载兵千人或两千人。船身是车形，小的二十车，大的二十三车，不依靠风力，由人力踏动安装在船体两侧的圆形车轮状桨叶产生动力航行，可进可退。
程昌寓命令车船进入芷江（今沅江上游，隶属湖南），配合步兵进攻剧贼夏诚的水寨。相信这样的军械一定“车到成功”。
他等来的是又一场悲剧。车船是好东西，但进攻地点选错了。那片水域河道浅窄，体量巨大的车船进退两难，连同船上的水军都被起义军俘虏。陆地步兵因为连日阴雨自发撤退。
程昌寓失败待罪，下一个剿匪的人是纯粹的武将，此人大有来历，名字叫王燮。他就是金军第一次渡江后，宋金在马家渡口决战时带头逃跑，导致宋军崩溃的那个人。战后此人回归，居然不断地晋升。
这就是武将在宋朝受压抑贬斥之余的另一个“好处”，即有罪不罚，甚至高升。比如刘延庆、杜充，还有这个王燮。当然这要有一些前提条件，第一要本人资历够高，影响巨大；第二时局纷乱，本人手里有兵，朝廷还要仰仗。
这时王燮是南宋军方排名前三四名的重臣。
在岳飞收复襄阳之前，南宋中部防线以王燮为主、岳飞为辅。王燮坐镇鄂州，岳飞的辖区是江州。
“燮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汉阳军制置使，置司鄂州。神武副军都统制、江西制置使岳飞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置司江州。”
王燮的兵力达到五万，单看数量的话，不止在当时，哪怕在后来四大将鼎盛时期也不过如此。王燮率领三万人出征，同时赵构下令两湖区域内所有屯驻兵将一律受王燮节制，还增派了建康府水军正副统制崔增、吴全所统水兵一万人，以期做到真正的水陆并进。
临行前王燮向宋廷申请招安金字牌。这是宋朝独有的产物，也是《水浒传》之所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所谓不当胡子不当官，在宋朝的和平年代是这样，乱世之中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宋江的决策是对的，先壮大造反队伍，沉重打击官军，然后受招安当大官，从此名动天下，富贵一生。
如果洞庭湖是水泊梁山的话，现在杨幺就是宋江理论上的完整体，实在是太适合招安了。然而赵构非常愤怒，给出的指示是：“近来贼盗踵起，盖黄潜善等专务招安而无弭盗之术，高官厚禄以待渠魁，是赏盗也。幺跳梁江湖，罪恶贯盈，故命讨之，何招安为！但令燮破贼后，止戮渠魁数人，贷其余可也。”
这次剿匪就此定性，杨幺等首领必须死。
当年十一月，王燮亲自出战，率领神武前军最精锐的一万五千人乘坐小船在鼎江口遇敌。他吸取了程昌寓的教训，坐的都是体量很小的“湖海船”，绝对不会搁浅，但是这里的水位很深，起义军的船足有几丈高，使用一些两头削尖，两尺多长的硬木棍，居高临下，官军从开战伊始就陷入绝境。
王燮本人被流矢击中，流血如注地逃跑。崔增、吴全率领水军断后，起义军增派车船助战，水军“湖海船数百只尽碾没入水”，崔、吴两人当场阵亡。其余散布在砂碛、堤坝上的步兵也被掩杀。
“一日之间，万人就死”，官军使用的“御前器甲、旗幡、枪刀之属”也都被起义军缴获。洞庭湖声威大振，杨幺的名字飞越长江传进开封城，刘豫就是从这时起对外宣称与之结盟，里应外合覆灭南宋。
查阅史料，关于杨幺与刘豫勾结，实际上也就是与金国勾结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刘豫在单方面宣称，杨幺从来没有回应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言，是宋朝一贯的伎俩。他们在灭亡谁的同时一定要先搞臭对方的名誉，所谓的师出有名就是这样。
回到战场，王燮被罢免军职，所剩的一万五千左右的兵马划归韩世忠。洞庭湖匪患如此猖獗，宋廷决定派出近期最耀眼的王牌将军岳飞出马剿灭。岳飞之后宋朝也拿不出更强的手段了，所以给予的条件和政策都是优越的。
政策放宽，宋廷许诺只要投降，杨幺可以担任知州级别的官员，义军其他首领依此例等级安排。赵构还批了十枚招安金字牌，让岳飞随机使用。另外还配备了当时宋朝独一无二的大杀器出战——张浚。
右相兼枢密使大人亲自为岳飞站台，主持这次的剿匪行动。这个支持的力度是空前巨大且必要的，此前王燮也有特批的权力，在名义上可以随意调动战区内的一切人员。但是实际效果太差了，很多文官拒不执行，甚至有些官员自恃资历，觉得此前还是王燮的上级，公然拒绝与其合作。
张浚此时的权柄，与之前的执政风格，是南宋官场独此一位的铁血强力人物，他亲身莅临前线，整个湖湘区域上下一致，通力配合。
岳飞率军启程前，应他的要求宋廷还调整了一下招安内容，如果黄诚、杨幺两人接受招安，能就近派他们去做荆湖南北路的某个州去做知州。
“人船趁此春水，顺流赴张浚行府或刘光世军前，当议优与转官，仍旧专充水军。若有愿乞外任之人，许乞本乡或邻近州军钤辖、都监差遣。愿归农人，于鼎、澧州支拨闲田养赡，仍免五年税役。”
这是南宋朝廷巨大的诚意，让起义军还抱团生存在本乡本土，相当于势力没有被打散，随时都能再次起义。然而洞庭湖水寨没有任何回应，岳飞只能进兵。
岳飞在绍兴五年四月出兵，选择这个时间是反复思考论证之后才决定的。
之前程、王两人剿匪选择在秋冬两季，届时湖水相对干涸，不利于湖匪驾船行动。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另一个规则上就大错特错了。湖匪也是人，得吃东西。他们春夏两季分散开回到各自的农田里耕种，秋冬收粮回寨扎堆生存，程、王在秋冬两季上门剿匪，正是他们吃饱、人多的时候，等同于战斗力最强的时候。
岳飞反其道而行之，哪怕水战是弱项，也掐住了洞庭湖水寨中粮食最少、人员最少的关键时段。他的运气非常好，这一年五月的洞庭湖河床比秋冬两季时还要浅。然而本质的问题并不会因此就解决。
岳飞此行没有成建制的水军助战，他得想办法在湖面之外做文章。他先是派人伪装成商贩，抓住了采买货物的一批湖匪。岳飞没有杀这些人，而是很沉痛地表示，你们都是世代务农的良民，奈何生在了乱世中，被逼成了盗贼。我的职责是来杀你们的，可是下不去手。他给每个湖匪都发了点钱，放他们离去。
这些湖匪离开军营，带着钱帛来到集市，想买些东西带给水寨里的亲人，惊奇地发现市场上的货物都非常便宜，比战争爆发前还要便宜。这让他们喜出望外，大肆采购之后回到水寨不由自主地宣扬外界变得富足。等水寨里的头目们拿着钱财出来买时却发现每条道路都被岳家军严密封锁，有钱也没处使。
这种反差让洞庭湖义军无法接受，想要恢复良民身份，出去过好日子的人每天都在增多，厌弃水寨的情绪暴涨。
这其实是岳飞的计策，是他命令商贩降低价格卖货物给被俘的义军，差价由军营找补。他坚信这是瓦解义军内部的唯一办法，是生活逼得这些人造反，那么只有生活的**才能让他们内讧。
要见效是需要时间的，渐渐地有官员弹劾岳飞按兵不动，意在玩寇。此时张浚站了出来，替岳飞顶住了压力。“时参政席益疑飞玩寇，欲以闻。张浚说：‘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
很快秋天就要来临，张浚的主要任务是江防，金国国内权力阶层动**，重组已经完成，下一轮进攻很可能就在酝酿中，他不能再守在区区洞庭湖畔，得回去主持大局了。
岳飞请张浚稍等，八天之内他就会剿平洞庭湖匪患。张浚愕然：“王四厢两年尚不能成功，乃欲以八日破贼，君何言之易耶！”这里是八百里方圆，沟壑参差纵横的洞庭湖，八天的时间别说造船只选军械，连进兵抵近水寨都不够。
岳飞说：“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这是他此次出征的核心战略，关键就是第一步逼迫杨幺手下最强的义军首领杨钦。岳飞先派一支部队单独前进，杨钦像往常一样勇猛迎敌，在战场上耀武扬威。到第三天时，突然发现被岳飞的大军团团围住了。
杨钦被早就安排在身边的内应黄佐适时劝降，一万余口的老少精壮、四百多艘船组成了岳飞的临时水军，向位于龙阳县江水北岸处的杨幺大寨进攻。
到达战场后，岳家军把无数的杂草扔进水里。杨幺车船的踏板被杂草缠住，没法在湖水里行动，水战就此变成了陆战。岳家军能在野战中击败女真人，以乡民组成的起义军怎么可能是对手，连杨幺本人都在战斗中被活捉。
杨幺、钟子仪被岳飞斩首，函首送往都督行府交给张浚。
洞庭湖起义军还剩下最后一个依山临溪的大寨，以夏诚为首。攻破它只是时间问题，难处在怎样收尾。牛皋建议屠寨，理由是为了长治久安，也为了显示军威。“若不将其手下徒党少加剿杀，何以示我军威？欲乞略行洗**，使后人知所怕惧。”
其实这是当时的惯例，真实的目的是钱。刘光世、张俊惊人的私人金库就是这样积攒起来的，至于屠寨是毁灭证据，早就是心照不宣的套路。
可是岳飞反对，他强调“杨幺之徒，本是村民，只是苟全性命，聚众逃生。既已出降，并是国家赤子，杀之岂不伤恩，复有何利”？他连说：“不得杀，不得杀！”
夏诚的水寨很快被攻破，从张浚、岳飞会晤到此时正好八天，洞庭湖之战全面结束。战后参与造反的数十万湖湘百姓都被放归田里，重新耕种生活，此后直到南宋覆灭这片区域都很平静。
这得益于岳飞的仁厚，他尽可能地减少杀戮、管束军队，让这片湖区重新变成了可以生存的土地，也让南宋官方看到了一种崭新的解决叛乱的方式。在嘉奖岳飞此行的诏书里有一句话普遍被史书忽略，用来评价此次平乱的成就是非常恰当深刻的。
“清湖湘累岁**汩之菑，增秦蜀千里贯通之势。”
平定洞庭湖起义之后，于南宋而言，整条长江都被贯通，从此军事行动的迅速，商业系统的流通，都因此极大受益。因此南宋给予岳飞的封赏是极其丰厚的，岳飞晋升为荆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晋封公爵，加检校少保。就是从这时起，岳飞被朝野尊称为岳少保。
洞庭湖义军的精壮主力大约六万人，岳飞收编之后军力达到十万，就此一跃超过韩世忠、张浚，仅次于军队里鱼龙混杂、士兵数量忽高忽低的刘光世，并且“获贼舟千余，鄂渚水军为沿江之冠”。
有了这支水军，岳家军可以随时横渡长江。
岳飞的辖区中心从江州移到鄂州，正式成为南宋长江防线中部区域的枢纽。从这时起，他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平起平坐甚至犹有过之。这对南宋的国防是惊喜，对大将们来说就正相反。
韩、张、刘之间积怨多年，互相钩心斗角，屡次拔刀相向。经过宰执大臣甚至赵构本人的调解才勉强相安无事，在实际的军事配合上向来都离心离德。这时岳飞异军突起，让他们统一调转了枪口。
七八年前，岳飞只是列校，彼时三人已是大将。两三年前岳飞在张俊麾下任职，出生入死为张家军增光添彩，现在居然跻身同列，这让他们情何以堪？
岳飞深知这一点，除了继续写信示好，前后达三十余封以外，还加送了礼物。他送给韩、张每人一架在洞庭湖缴获的车船，船上器械人员齐备。这是一份敬意，表示岳飞没有忘记张俊的提携之恩，也尊重韩世忠的赫赫战功，希望以后相处愉快。
韩世忠有真正的气度，在岳飞的诚意里他读出了英雄相惜，从此真心与之结交。张俊恰恰相反，他回忆这些年里与岳飞交集的每一个片段，后者的每一次成功都映衬出他的无能、怯懦、失败，这时的礼物更是向他示威。这让他在少年时代就积郁养成的阴暗心理催发出了一种怨毒，在之后的时光中，随着岳飞的功绩越发辉煌，这种怨毒也变本加厉，直到他冲破人性的底线，变成时代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