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营大将张浚、刘光世等被派往长江沿岸，任务是回收逃到南岸的士兵重组军队，同时跳过原地方政府，直接控制辖区。这些任务很重大，但他们心情沮丧，从这时起这几个人都被边缘化了。

真正留在赵构身边的是王渊、太后、宫女，以及太监群落。这是一个节点，截止到这里，哪怕惊魂未定，赵构的纨绔心态又再度萌生，他仍然是之前毫无理由的自信，只要不是面对女真人，那么凭借血统的唯一性，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必考虑任何后果。

比如他罢免李纲，辜负宗泽，害死扬州全城百姓，以及张浚、刘光世等千里迢迢投奔他的忠心拥护者被边缘化，还有哪怕面对沸腾的民怨，也只是敷衍一下就再不担心，在身边只留下了他自己认为可亲可信的那群人。

他刚刚下了罪己诏，就任由这群人荼毒杭州。

这群人是在康王府就跟随赵构的一批太监，分别是康履、蓝珪、高邈、张去为、张旦、陈永锡等。实事求是地说，这群太监陪着赵构出生入死，从赵构奉旨出京赶赴金营和谈时就形影相随，真的非常耐劳且忠心。

但是太监们习惯性地继承了梁师成、童贯等前辈的风范，在建炎朝廷内军、政、财一把抓。刘光世在赵构登基三个月之后就当上了节度使，这是宋朝最尊崇的武职官衔，号称“极致”，就是走了他们的门路。

军队方面，太监们“凌忽诸将，或踞坐洗足，立诸将于左右。声喏甚至马前”。肆无忌惮到这种地步，“诸将多奉之，而台谏无敢言者”。

财权方面，扬州惨案的根源在于停泊在长江北岸的船队不见了。它们去了哪里？还有为什么王渊砍了替罪羊之后刘光世就立即安静？幕后的真相就是船都被派走给这些太监运财宝去杭州城了。

政治方面，这一块才是太监们的强项。这时是他们肆无忌惮的时期，再过两三年之后，经历了一次血淋淋的教训，他们仍然能左右国家大政，时任首相的赵鼎都要私设酒宴求他们帮忙，才能实施某些计划。

终于来到了杭州，太监们在梦幻般的美景中强占全城最豪华的宅邸，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甚至到江边观赏著名的钱塘潮，都用布帛把长街围成甬道，挡住杭州人的视线，一路安静私密地到达景区。

这已经是幼生期的六贼行为了，但是仍然很安全，直到王渊升官。

前面说过张浚、刘光世等人外放，王渊留在了杭州，他的具体职务是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御营都统制。枢密院是宋朝与宰相并列的最高军事机构，号称西府。“同”字代表不是正职。“签”字非同小可，有签署文件下达命令的权力。

在宋朝，武臣出任枢密院长官，居宰执之列，是极高的罕见恩遇。王渊能在扬州惨案之后不受贬谪，反而破格荣升，这在北宋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事之所以能发生，全靠这群太监的能量。

截止到这里，王渊与太监们各取所需，都很满意，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大祸临头。

新首相朱胜非发现了苗头，向赵构发出警报，军队即将哗变，原因是赏罚不公。赵构大惊，了解原委后立即下令解除王渊的签发权，只挂一个枢密院虚衔，以为这样就会平息事端。

但是晚了，暴乱已经发生。军队有人向大太监康履告密，御营将军苗傅、刘正彦在天竺寺聚众哗变，目的是杀王渊。康履大惊，上报赵构，赵构紧急召见宰相朱胜非，要他出宫去通知王渊应变。

事情兜了一大圈到了王渊手里，事关自己性命，王渊马上派重兵直扑天竺寺，然后就静等回音，整个建炎集团则等着他的回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退朝。也就是说，整个宋廷在下午、夜晚，第二天上午、近午这么长的时间里突然间对军队哗变搁置不问。

王渊退朝后在杭州城北桥畔被伏击。直到这时他才明白昨天的所谓密报是个圈套，用来转移宋廷和他的注意力。一切都晚了，王渊被叛兵当场斩首，随即兵变肆虐全城。

外出的太监“皆为其所杀，财物尽劫取”，没有胡须的人也被误杀不少。苗傅、刘正彦下令在杭州城各闹市中张贴榜文，指斥赵构“奸臣误国，内侍弄权”“民命皇皇，未知死所，进退大臣，尽出阉宦，赏罚士卒，多自私门”，宣称要“天其以予为民除害”。这不再是针对王渊和太监，而是要废掉赵构。

正午时分，叛军逼近行宫，赵构吓得六神无主，在宰执等高官的陪同下登上城楼。苗傅代表叛军厉声质问赵构：

“陛下信任中官，赏罚不公，军士有功者不赏，内侍所主者得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贼不战，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枢密。臣自陛下即位以来，功多赏薄。臣已将王渊斩首，中官在外者皆诛讫，更乞康履、曾择斩之，以谢三军！”

这些话其实是替天下人质问的，赵构什么都清楚，却一直以为自己是皇帝就可以免责。

说来这也的确是事实，赵宋天下哪怕亡国时，也是因为异族人入侵，高高在上的赵姓皇族、宰执高官们对内一直为所欲为，哪怕弄出来花石纲等千古恶政也没受到半点惩罚。要特别说明一点，这不是特指徽宗朝这短短的二十多年，在两宋共三百一十九年的统治时间里，农民起义共计四百三十四次，这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最多的，没有之一。

所谓的富裕、繁华都是给士大夫、富商巨贾们享受的，与之对应的百姓只有加倍的苦难。所以免责是宋朝所有皇帝心中根深蒂固的认知。

于是幼生期的政界新丁赵构也一以贯之，继承着祖辈们的传统，尤其是李纲、宗泽等人的忠心耿耿更给了他一个虚幻般的错觉，他想做什么都可以，最多只受点指责，永远不会被伤害。

一个铁证就是在宗泽一连写二十四道奏章请他回开封，哪怕呕心沥血他也无动于衷。可是同时期庆源府（今河北赵县、宁晋、赞皇、高邑、临城、柏乡一带）赞皇县五马山义军把流落民间的信王赵榛接到山上，宣称将带兵进开封时，赵构立即下诏“朕将还阙，恭谒宗庙”。

哪怕明知这个信王是假的，也绝不允许有人抢他的皇位。这就是真相，赵构视世间为私产，万民为奴仆。

现在报应到了，恶人自有恶人磨，李纲、宗泽做不到的事，苗、刘两人做了。当天赵构还想耍手段，说汪、黄已被贬职，王渊也被杀了，太监们更死了很多，康履等也会被惩处，爱卿们回军营等候结果吧。

他相信只要熬过这一关，军人就会是砧板上的肉，到时尽管秋后算账！然而苗、刘不受骗，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开始躁动，有冲击行宫的迹象，赵构立即屈服，把康履交了出去。叛兵就在城下把康履腰斩、腐割、斩首。这是虐杀，更是示威，赵构目睹这一切，心惊胆战之余决定妥协。

升苗傅为庆远军承宣使、宣御营都统制，刘正彦为渭州观察使、副都统制。在赵构想来，兵变由赏罚不公而起，至此就应该告一段落了。可惜他太乐观了。

苗、刘质问道：“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这是指责他的皇位不合法！

赵构惊呆了，这是他最害怕的问题，只要他的父亲、哥哥还活着，这个噩梦就会一直追着他，没法解决！

赵构就此陷入沉默。

首相朱胜非缒城而下，与叛军交流后带回了他们提出的要求。叛军要孟太后垂帘听政，与皇帝共理国事。赵构松了口气，这可以接受。然而朱胜非告诉他此皇帝不是他，是三岁的皇太子赵旉。他本人已经荣升太上皇。

这一刻绝对是赵构有生以来受到的最震撼的打击，他从至尊无上的宝座上突然摔进了无底深渊，反差比他父亲从江南回开封时还要大。宋朝一百六十余年的辉煌历史让他对自己的血脉有着本能的骄傲，除了女真人外没人能对他怎样，哪怕几度成了丧家之犬也不能改变这一点，可是几条看家护院的狗就把他废黜了！

这是噩梦吗？恍惚中，有人去后宫请孟太后和新皇帝登场。赵构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躲到了一根柱子后面。片刻后，有人请他回到刚才的座位上落座，赵构摇头道：“不当居此位矣。”

就是从这一刻起，赵构优秀的政治能力开始萌芽，世界还是之前的世界，他不再是从前那个少不更事的纨绔生的纨绔了。

时年五十七岁的孟太后没上城头，而是直接到了城外，面对叛军她强调宋室颓唐，是徽宗皇帝、六贼的责任，与赵构无关。眼下的窘境是汪、黄两人的失职，赵构也是受害者。

奈何苗傅是纯正的宋朝武将，说出的话和当年陈桥驿赵匡胤听到的一样，强迫孟氏上位。

孟太后毫不慌张：“皇子方三岁，以妇人之身，帘前抱三岁小儿，何以令天下。敌国闻之，岂不转加轻侮？”

她说得有理有据，可是没人听。那么接下来怎么办？赵构只有两个办法，强硬或者屈服，然而成熟的人总有第三条路走。隆祐太后转过头来看首相朱胜非，这时正要倚仗大臣，相公为什么一言不发？

朱胜非真的一言不发，转身就回了行宫。现场的人都惊呆了，这是个比汪、黄还要无能的宰相。

朱胜非有话却不能当众说。他找到赵构，说刚才接触了苗傅的心腹王钧甫，王钧甫说苗、刘二人“忠心有余，学识不足”。这句话是决定性的，可以理解为造反的决心不足，手段不会太酷烈，而且缺少计划和智慧。

有了这个前提，赵构与朱胜非决定先放弃抵抗，即日起退位，搬出皇宫，到显宗寺借宿。凡是叛军点明的太监全部流放，孟太后垂帘听政，皇太子赵旉登基称帝，改元“明受”。

至此叛军取得了全面胜利，苗、刘志得意满，如果这时有谁说他俩“学识不足”，他们是不会同意的。因为这次叛乱，也就是《宋史》中的“明受之变”，是从各方面精确考量，尤其是对比了军队的实力之后才决定实施的。

苗、刘摆在台面上的叛乱理由是赵构赏罚不公，他们嫉妒了，于是就干了封建时代性质最恶劣、后果最可怕的事。冲动、粗暴、短视，也是以往史书对这件事的评价。

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站在苗、刘的立场上，这件事是可以干的。首先是道义上，钦宗是赵构永远的阴影，别说是现在，哪怕是十年之后宋军反攻江北节节胜利时，赵构都不敢想象金国把钦宗放回江南时会造成怎样的局面。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军队方面。

“明受之变”时宋朝的全部军事力量由五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御营军、西军、开封军、义军、流寇。

义军和流寇不受赵构的支配，由于杜充的打压，向长江沿线不断涌动。它们已经、更注定会造成巨大的动乱，但与苗、刘无关，可以忽略不计。

开封军是很尴尬的存在，它们在宗泽的手里时忠于赵构，但赵构嫌弃且戒惧。到了杜充的手里，赵构很放心但相距太远，无法遥控，也可以忽略不计。

西军山头林立，百年之间众多的姓氏派系层出不穷。自靖康以来种、姚等凋零，寡头是曲端。此人在不久的将来会是整个西北局势的主角，到时再说。他的特点是西北中心论，谁也命令不了他。

御营军是赵构的嫡系，主要成员有张俊、韩世忠、刘光世、范琼、杨惟忠，以及苗傅、刘正彦。刘光世和杨惟忠带着大量的嫡系部队投靠赵构，军队成员是血统很正的西军，堪称自成体系。

别看刘光世能跪在江边向赵构哭诉喊冤，但是实力造成的隔阂是客观存在的，赵构和刘光世都没法改变。

范琼的部下是前开封禁军，一起干过的坏事太多了，相当于无数张投名状把每个人都捆得死死的，都明白实力下降或者被分化之后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从来没把赵构当成真正的主人。

只有张俊部下有八千士卒，是唯一忠于赵构的力量。然而仔细追究的话，张俊此时与苗、刘很可能是一样的心态。张俊是南宋中兴将领中第一个劝赵构称帝的人，过江之后也被隔离在杭州之外，论亲疏的话还不如苗、刘，让他为赵构继续卖命，在理论上实在是缺乏说服力。

综上所述，苗、刘是看透了赵构这时只是个空心大佬，再加上有钦宗皇帝在，只要他们敢动手就一定能把赵构拉下神坛。事实也如他们所料，赵构没等他们动手就交出了权力。

剩下的就是安抚军队了。苗傅做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是武成军节度使，韩世忠任御营使司提举，刘光世早就是节度使了，那就加封太尉、淮南制置使。张俊被区别对待，晋封秦凤路副总管，带三百名士兵即日启程前往西北就任。

这对张俊是巨大的考验，把军官调离嫡系部队是最常见的削弱手段，通常紧接着就会被降职甚至杀害。他能拒绝吗？尽管他知道发生了政变，但这仍然是皇命，如果拒绝的话，苗、刘就有理由动用国家机器了。

深度剖析张俊，会发现他的前半生窘迫卑微，毫无前途可言，是靖康之变促成了他的机遇，赵构是他唯一能抱住的大腿。苗、刘等人的仕途是通畅的，所以一旦待遇稍有不公就举刀造反，可张俊不会，他终于从谷底爬上来了，哪怕赵构把他排到了杭州核心之外，与之前相比他仍然身在天堂。

苗、刘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区别对待他。那么于公于私，张俊的选择就都很明晰了，他必须拒绝。然而知道怎么做和真的做出来还是有巨大差距的，这需要见识，更需要胆识！

张俊很有胆量，他稳稳地待在自己的军队里，不奉诏。

如果苗、刘敢动用国家机器的话一定会造成社会动**，局势不稳就是赵构的机会，这对张俊来说就是效忠。

他赌对了，苗、刘没敢发兵，而是策反张俊的部下陈思恭，但是陈思恭拒绝了。苗、刘又策反赵哲，赵哲同样拒绝，这体现了张俊对军队的绝对掌控力，可是苗、刘接下来的命令是灾难性的。

他们命令除特许的三百名士兵之外，张俊其余部下由其他部队的将领拆分。这在当时会立即引来无数饿狼。

张俊立即全军开拔离去，目标是平江府，那里有位礼部侍郎名叫张浚。

这时距离李纲罢相已经过去了两年左右，张浚今非昔比了。当时他弹劾李纲导致其罢相，身上清晰地烙印下了汪伯彦、黄潜善的标签，是地道的奸邪爪牙，在舆论上被一片骂声淹没，离遗臭万年不远了。张浚迅速解决问题，他先是再次使用御史权力，弹劾了当时性质非常恶劣的一个现象。

宋朝崇文抑武，开国时期还好些，进入宋太宗时代之后随着连续几次对辽国的重大军事行动的失败，赵光义的军事强人形象轰然倒塌，为了控制军队和国势，开始着重扶持文官，武将的地位随之变成了中国自有信史以来最卑微的时期。靖康以后，乱世中文官的本色暴露了。就像五代时武将戏谑地称文官为“毛锥子”，只是根毛笔而已，除了舞文弄墨外百无一用。

一位新兴的军方强力人物纵容部下把一个言官追逼得落水淹死，当时无人敢管。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暴露了建炎集团当时军纪败坏、武人跋扈的事实。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堂堂的正朔朝廷会匪气横行。

张浚弹劾这位军方人物，迫使其受到降级处分，“上下始知有国法”。张浚因此晋升侍御史。这之后建炎集团南迁扬州，张浚突然转向国家政策层面，说中原是天下之根本，建议赵构下令重建开封、关陕以及襄阳和邓州一线，为了彰显力度，还希望赵构亲自去这些地方视察走动。

他突如其来地唱反调，站到了汪伯彦、黄潜善的对立面，没有悬念地被免去了御史台职务，外放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

这是很重的处罚，一个风头正劲的青年官员转眼间就被踢出了政府核心。但也就是在这一刻，张浚成功地重塑了自己的个人形象，不仅脱离了奸臣队伍，还提出了自己主张抵抗的政治标签。

这个抉择让他丢了官职，赢得了官声。

在宋朝曾有个核心价值标准，所谓“道理最大”，而不是皇权、职位等最大。每每有官员与皇帝、宰执激烈对抗，不惜被贬官外放，甚至获罪也要坚持自己的理念，越是这样就越会赢得舆论的钦佩与支持，这些无一例外都会转化为个人号召力。

比如李纲，他被一撸到底，永久隔绝于权力核心之外，但是声望之隆终身不倒，越是在国家的危亡时刻越是被人怀念推崇。

张浚外放的前夕，好运突然降临，赵构挽留了他：“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朕将有为，正如欲一飞冲天而无羽翼，卿勉留辅朕。”张浚晋封礼部侍郎，同时担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

一番操作，张浚手握军、政两界权柄。

宋沿唐规，都是三省六部制。宋朝的礼部在神宗朝“元丰改制”之后下辖祠部、主客、膳部三个部门，主官有礼部尚书、侍郎各一人，郎中、员外郎各司一人。侍郎张浚是礼部的二把手，宋朝的文官对武将有压倒式的管控，此时张俊找这个级别的人做靠山是完全说得通的。

张俊到达平江府后，发现这里非常平静，杭州城里发生的事基本没人知道。原来是张浚控制了消息来源，相当于把“明受之乱”屏蔽了。前面提到在这个时段里整个宋朝的军队只有张俊的八千人马是整建制满配额的，他的到来也让张浚信心十足，张浚立即向建业、镇江两处写密信，号召勤王。

镇江是刘光世的戎所。大衙内努力回收部队很有成果，加上不停地收编周边的各种武装力量，尽管良莠不齐，但是基数在迅速变大，加上他的老资格，可以说刘光世是这时军方最有号召力的人。

刘光世知道杭州城发生政变，这些天正在发挥自己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判断得失的能力，努力分析要站在哪一边。苗、刘的拉拢他置之不理，张浚的密信到了他也按兵不动。说到底张俊觉得张浚的牌面够大，刘光世则觉得小。

另一边，平江府迎来了真正的牌面，吕颐浩率领一万名士兵启程响应勤王。吕颐浩，字元直，齐州（今山东济南）人，进士出身，南渡以前做过河北路都转运使，相当于省长。

一般来说，由吕颐浩发起号召才更恰当，但是吕颐浩不仅甘于听从张浚的召唤，还以个人身份帮助张浚再次召唤刘光世。这一次大衙内不再迟疑，决定干了。然而他没有第一时间行动，就错过了最大的红利。

张浚等人的行动进行得很隐秘，但成千上万数量的军队调动是瞒不住的，杭州方面很快知道了张浚扮演着什么角色。苗、刘以明受朝廷的名义传来圣旨，升张浚为礼部尚书，二把手变一把手，命令他赴行在述职。

叛军改变策略了，之前是把所有的实力派都往外赶，离核心越远越好。这时终于意识到是昏招，众多的实力人物在外面很容易就抱成团反攻杭州。他们要矫诏，假传圣旨把人都禁锢到身边。

首要目标是张浚，但重点是韩世忠。后者的名字近两三年来响彻大地，是宋军公认的第一强人。

韩世忠，字良臣。生于北宋元祐四年，延安府绥德军（今陕西榆林）人。

延安府地处西北，是宋朝西军的传统老巢之一，民风尚武强硬，自古以来就是名将之乡，往往一介农夫就有正规军的战斗力。韩世忠“风骨伟岸，目瞬如电”，生来神勇过人，性情“嗜酒尚气，不可绳检”。

他无拘无束，整日里游走四乡，打架生事，活得快意洒脱，同时又非常精明，别说骗他，连拿他寻开心都有风险。某一天，有人对他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三公，指司徒、司马、司空，泛指顶级高官。这样的祝福换来的是韩世忠突然翻脸，把这人一顿痛殴。他是西北边城一介混混，三公，这不是当面骂他吗？！

这就是韩世忠的本色，他机警强悍，想到就做，每每让人防不胜防，他的拳头是两宋之际数一数二的强力武器，不管是在宋朝国内还是与异族的外战，都足以让所有敌人头破血流。他还非常聪明，总有让世间意料不到的刁钻念头出现。

韩世忠在十八时岁突然猛醒，跑去军营当大兵。他挽强弓、骑劣马，史载“勇冠三军”。崇宁四年（1105），西夏寇边，韩世忠随军出征。第一战发生在银州，银、夏、绥、宥、静五州是党项人在宋朝初年的全部疆域，银州耸峙国境，是西夏的名城重镇。

党项人“婴城自固”防御严密，韩世忠率先登城，斩关杀将，掷敌首于城外，宋军大胜。

西军乘胜追击至蒿平岭，西夏在这里囤积了重兵。韩世忠率领精锐士卒鏖战，将之击破，随后与西夏军在野外相遇。党项人由青塘马、瘿子甲组成的铁鹞子骑兵从西夏草创时代开始就是宋朝军队的噩梦，这时韩世忠独自率领敢死军作殊死斗，迫使西夏军稍稍后退。

战局仍然凶险，韩世忠突然指向敌阵，问一个俘虏，那是谁？战场上有一个西夏骑士纵横战阵，锋锐难当。

俘虏回答是西夏驸马兀移。

韩世忠跃马冲了过去，阵斩兀移，党项人全军崩溃。此战过后，整个西军都知道诞生了一个超级猛人。上司为他请功，这时正是童贯率领西军的时候，武装太监根据自己的战场经验认定这是冒功，只给他记一次功。

韩世忠随后的任务是“筑砦”。这是从范仲淹时期开始的战略性工程，西军百年间坚持不辍。起因是仁宗朝好水川、三川口等三战之后，宋朝认输，从此每年对西夏呈上岁币，区别只是对辽国称“献”，对西夏称“赐”。范仲淹提议从此不野战，以宋朝雄厚的经济实力，高超的土木建筑水平，不停地向西北方向修筑堡垒，逐步蚕食党项人的生存空间。

历史证明这一招非常有效。韩世忠在政和七年转投鄜延路总管刘延庆部下，修筑天降山砦。建成没多久就被西夏攻占，这也是常态，党项人不能坐以待毙，只好与宋朝逐砦争夺。

韩世忠在夜里悄悄爬上砦墙，斩杀两首级，割断护城毡作为证据回来献功。

类似的事他又做过两次，于是在从军十八年之后，升官做到了“勇副尉”。这在宋朝的军阶里，仍然还是个大兵。如此战功，这般封赏，西军的高层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南下平定方腊起义前夕给他个偏将的头衔。

从纯粹的军事角度分析，方腊起义注定是失败的，这与宋朝国策有关。

宋朝在边疆囤积大量军队防备异族入侵，在京城常备更加精锐的禁军保卫皇权。在边疆与京城之间是巨大的真空地带，所以才有梁山泊宋江等几十个贼寇就能穿府过县，横行无忌的古怪事情发生。

这时的方腊起义在规模上非常庞大，但在性质上与宋江一样，都是些没有经过军事化训练的农民、茶农、小手工业者，宋朝的正规军渡江之后一路连胜，夺回所有失陷的城池，把起义军压回老巢青溪。

方腊躲进了多山多洞的睦州青溪县里，宋军自童贯以下束手无策。强攻的话，十五万精兵会面对二十万土著起义军，真要是折损过多，西夏、燕云两地都会无人可用，是动摇国本的灾难。

招降也不可能，童贯以徽宗的名义下罪己诏，废除应奉局、花石纲等恶政，义军都不投降，只会死战到底。时间不等人，在全军的烦躁无奈中，韩世忠悄悄溜出军营，摸进了青溪山里。

在宋朝的官方史书记载里，韩世忠独自在青溪山里悄然潜行，茫茫山林漫无目标，他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也是独自在山林里行走的当地妇女，这个妇女告诉了他方腊在哪里。

方腊藏身之所一定党羽众多，凶险异常，韩世忠却没有回去找人增援，而是继续前进。潜行几里山路之后，洞穴果然在望，韩世忠冲了进去，以一杆长枪格杀数十人，把方腊活生生地掏了出来！

这真是罕见的英勇和巨大的战功，战前宋廷曾公开悬赏，“能得腊首者，授两镇节钺”，现在他是活捉，功劳更高。然而当他带着方腊来到青溪山外时，正遇到顶头上司辛兴宗。

辛兴宗抢了方腊就走！

宋朝官方认定，抓获方腊的人是辛兴宗。韩世忠愤怒之余只能沉默，这就是他此前生活的缩影，无论怎样的英勇，都得不到起码的公平。

方腊被押到开封砍头。南征的西军、禁军火速回归北方，短暂休整后奔赴燕云战场。韩世忠随军移动，“两镇节钺”被抢走了，这对全军闻名的勇将来说是最大的羞辱，对此他只能默默忍受。等到全军回归开封，由另一位将军杨惟忠主持公道，才补偿他承节郎官衔。

节度使与承节郎，天差地远，何来公道！这就是宋朝的现状，不仅官逼民反，在军政两界更加糜烂不堪。

进入靖康时期，韩世忠的路越走越宽了。

在第一次金军南侵时，韩世忠“从梁方平屯浚州”。史书上只有这一句，实际情况就不一样了。

守浚州（今河南浚县东）其实守的是黄河上的一道浮桥。在宋朝黄河上有两道桥，一道是建于唐代的浦津桥，另一道是建于北宋政和五年的这道浮桥，此桥跨越伾山、凤凰山、紫金山三座大山，如长虹般横跨黄河，蔚为壮观。它是宋徽宗仅有的几件惠民利国之举，建成已经十一年。

金军来时，梁方平望风而逃，韩世忠陷入重围，他“挥戈力战，突围出，焚桥而还”。这场战斗应该是在小范围、短时间里发生和结束的，因为宋朝历史上只提到了梁方平不战而逃。至于焚桥之举，宋朝的官方历史里都不曾记载。

钦宗召见韩世忠询问梁方平的罪状，他回答得“条奏甚悉”，让年轻的皇帝很满意，官升武节大夫。金军退走之后，河北大地上民怨沸腾，盗匪丛生，韩世忠参与了众多武将都进行过的剿匪行动，以他天花板级的个人战斗力和无所畏惧的风格，在这段时间搞得风生水起，荣升左武大夫、果州团练使。

金军第二次南侵时，韩世忠任单州团练使，屯滹沱河。北方三镇中的真定府失守后，韩世忠转战赵州。这时他已经颇具威名，金军知道他在这里，攻击加剧，很快赵州城粮尽援绝。部下们劝他不要死守，冲出去逃亡。

韩世忠“弗听”。每一员知名战将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韩世忠面对困境甚至绝境时会越发振作，在极凶险的局面下展现出悍勇绝伦的一面。

当夜大雪，夜半时分他率领三百死士冲进金营。一片乱战中金军“自相击刺”，天亮时居然逃跑了。这让人愕然，夜里昏暗敌我不分才让宋军钻了空子，这时天亮了，金军看清形势应该反击才对。

过后有人从金国来，才知道当天夜里金军“大酋”受重创死亡，才全军逃亡。韩世忠因功升嘉州防御使。

韩世忠转移到大名府，这里是河北重镇，更是北宋四京中的北京。他到得稍晚，赵构已经到了济州。赵构的运气或者说逃跑的能力的确很强，前脚离开大名府，就有数万金军逼近。

再次濒临绝境，韩世忠“单骑突入，斩其酋长”，让数万金军望风而逃。此战过后韩世忠威名大振，他成为宋朝晦暗时期仅有的一点亮光。可是他仍然错过了最好的机会，没能在赵构称帝时第一拨赶到身边。

历史证明，谁先赶到，谁得到的好处就越多。南宋中兴四将的命运与他们最初接近皇帝的次序成正比，这很说明问题。

韩世忠在赵构过江的前后遭遇空前大败。当时完颜宗翰派五千骑兵突袭扬州，自己亲率大军攻击韩世忠所在的淮阳。以两者此时的身份实力对比，结局一点意外都没有。

“世忠不敌，夜引归，敌蹑之，军溃于沐阳。”韩世忠部曲皆散，成了光杆司令，对苗、刘来说毫无威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金国军方最高统帅亲自临阵，以众凌寡才打败了他，这让韩世忠的威名更盛。这时他突然回归江南，叛军惊疑不定。

苗、刘传令要韩世忠屯兵江阴，不许擅离。韩世忠坦言部下残零星散，想去杭州。苗、刘喜出望外，无论是谁只要进入杭州就会被叛军掌控，韩世忠的要求相当于效忠。两人立即加封韩世忠为定国军节度使，让他尽快启程。

韩世忠转身就到了平江府，他从来没想过叛变。理由很简单，如果说苗、刘造反是因为嫉妒王渊升职，那么以韩世忠的勇武功勋怎么可能屈居他俩之下？

张俊主动把自己手下的兵分了两千给韩世忠，还让出了前锋的位置。韩世忠即日开拔，“舟行载甲士，绵亘三十里”。军容极盛，到了秀州（今浙江嘉兴）时，韩世忠对外宣称病了，不再前进。

他开始招集工匠赶造云梯等攻城器械。

消息传进杭州，苗、刘等叛军大惊失色，韩世忠真的来杭州了，可是他要攻城！怎么办？收买行不通，节度使已经是最高头衔了；战斗，没人敢和韩世忠战斗。还好，他们手中有韩世忠的妻子梁氏和儿子韩亮。

梁红玉在中国名闻遐迩，她既是韩世忠的妻子，更是战友。但实际上她生卒年不详，史书中只称“梁氏”。红玉的名字最早见于明朝张四维写的传奇小说《双烈记》中“奴家梁氏，小字红玉”一句。

梁氏的祖父、父亲都是武将，方腊起义时因贻误战机被杀，梁氏举家获罪，她被充为京口营妓。

当平叛军队北返路过京口时，营妓出厅献舞，争相献媚于大将之间，只有梁氏发现了郁闷愤怒无处发泄的韩世忠。她慧眼识珠，看出了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安慰了处在生涯最低谷时期的宋朝猛虎，进而走进了他的生活。

梁氏并不是韩世忠的正妻，六年之后南宋绍兴五年（1135）韩世忠晋升少保时，原配秦国夫人白氏去世，梁氏才成为正妻。这时她带着儿子恰好在杭州城里，成了叛军手里的人质。

有人会说以韩世忠的节义忠贞，不可能因为一介妇人就屈膝降贼。但是经历北宋灭亡、建炎南渡、御营叛变、册立新帝之后，赵构还会把安危寄托在一个军人的所谓忠诚上吗？

首相朱胜非决定不冒这个险，相反还要从这一点上突破瓦解叛军。他去找苗傅谈话，强调韩世忠与苗、刘有相似遭遇，是天然的盟友，现在把梁氏送过去，对双方都有利，能达到“平江诸人益安矣”的心理效果。

平江诸人，指的是张浚、张俊等全部保皇派。

苗傅想了想觉得很对。于是加封梁氏为安国夫人，送她出城。梁氏纵马奔驰一昼夜赶到秀州，传达了孟太后、赵构对勤王部队的要求。之后苗、刘叛军矫诏的明受圣旨才到。韩世忠杀使者、焚诏书，表态“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

叛军惊怒交集，仓皇中想出了两个对策。

第一，加封张俊为武宁军节度使，主管凤翔府。宣布张浚阴谋叛国，贬为黄州团练使，郴州安置。此举意在抬韩世忠、张俊，贬张浚，分裂勤王军队内部。

第二，派苗傅的弟弟苗瑀、马柔吉率重兵据守临平，阻断平叛军的进军路线。

苗、刘不惜一战，把皮球踢给了张浚等人。设想一下，如果真把叛军逼上了绝路，导致苗、刘与赵构同归于尽的话，还谈得上什么忠君勤王？一样也是乱臣贼子。

张浚顶住压力，发布讨伐叛军檄文。以韩世忠为前军，张俊为副翼，刘光世为游击，吕颐浩、张浚为中军，刘光世部下为殿后，发兵杭州。

刘光世的部下独立成军，这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大衙内本人的武力很飘忽，除了某些特殊时刻，比如，被威胁到了生命安全时会突发神勇外，常态慵懒甚至有些怯懦，可是他的部下是南宋所有将领中最出彩的，水军、陆军应有尽有，都是个中翘楚，与巅峰期的岳飞帐前那些传奇将校相比毫不逊色。

这些部下只听从他一个人的命令，一旦刘光世离开，就会造成空前绝后的灾难。

平叛军逼近临平。苗、刘慌了，跑到了显宗寺求见赵构，要太上皇写信命令张浚等人退兵。赵构的反应极其冷静理智，他强调：“人主亲札，非所以取信，其取信于天下者，以有御宝。今朕退处别宫，不与国事，用何符玺以为信？自古废君杜门省愆，岂敢更预军事。”

不说同意，也不反对，而是先提出了要求——要御玺。

苗、刘再三哀求，满足了赵构，才得到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表示知道张浚等人在做什么，自己很安全，苗、刘只是一时糊涂，没有造成太大危害，你们双方都要克制等。当天叛军离去时，苗、刘还要求赵构赐给他们每人一面铁券，相当于免死金牌。到手之后纷纷以手加额庆幸，“乃知圣天子度量如此”！

赵构的信到达临平，韩世忠立即发起进攻。叛军把鹿角等障碍物沉入河中，韩世忠的战船无法前进，只能登陆作战，等待他们的是整个封建时代最强劲的射具A神臂弓。

史书记载神臂弓是李宏研制的，在北宋熙宁元年归降宋朝时献给宋神宗，由内侍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西上阁门使李评改良制成。

神臂弓是由多种材料组合而成的复合弓，“桑木为身，檀为秢，铁为蹬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绳扎丝为弦”。弓身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弦力强劲，要用脚踏住弓身以腰腿发力才能上箭。射程在三百四十余步，约合现在五百二十米。

临平之战，“世忠舍舟力战，张俊继之，刘光世又继之”。中兴四将的前三位集体冲锋，战果却是全被击退。韩世忠大怒，跳下马执长戈向前，严令“今日当以死报国，面不被数矢者皆斩”。

面对神臂弓，韩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苗瑀被惊呆了，一箭都没敢射，转身就逃。

韩世忠穷追不舍，半夜时分两军先后冲进临安城。苗、刘两人在睡梦中惊醒，迅速带上免死铁券冲出涌金门，向南方逃窜。

韩世忠直奔凤凰山北麓行宫。赵构亲自迎了出来，“握世忠手恸哭”，说中军统制官吴湛是苗、刘的主要帮凶，现在还守在附近，能先除去他吗？说这些话时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帝王应有的气度与格局。

试问，如果真的相信自己终会复辟，那么一介统制官算得了什么呢？皇帝口含天宪随时可以处置。然而他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突然重获靠山一样向韩世忠求助，唯恐局势再变，苗、刘等人杀回来，重新变回阶下囚。

更重要的是，这暴露了赵构最真实的暴虐性情。史书中没有记载吴湛是怎样冒犯，甚或欺凌了他，从而让他怀恨在心，一刻都不能再忍，要借韩世忠之手第一时间报复。这极大的劣迹被史书永远铭刻，记录了一个皇帝被臣下欺侮过，他至高无上的形象和神圣感**然无存！

韩世忠马上去找吴湛。两人见面，韩世忠握着吴湛的手很是亲热，突然间，他发力折断了吴湛的中指，接着拔剑慑服其部众，将吴湛拉出军营斩首。之后韩世忠与刘光世合力追捕苗、刘等首犯，将他们生擒回杭州，处以磔刑。

历时近一个月的苗刘兵变结束，纵观整个过程，叛军的前期表现非常酷烈，手段堪称凶残，但随后就被朱胜非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尤其是在军事上与张、韩等沙场名将相比天差地远，过程堪称脆败。

这是一场有宋朝特色，温柔的政变吗？是，也不是。说是，宋朝各时期的所谓大事都是这样子的，每每雷声大、雨点小，从来没出现过唐朝白马之祸那样三十多个顶级高官被杀之后抛尸黄河的惨案。

究其原因，与苗刘兵变的小儿科一样，都源自宋朝的特殊底蕴，与赵匡胤留给后嗣的最后一份遗产有关。

赵构此前一点都没意识到手里还有这样一张牌，这时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是冥冥之中享受到了重登帝位的幸运。还要再过一段时间，他才能猛醒般去抓住。就是这份遗产让他在江南重立乾坤，直至斩杀藩镇、熬死权臣，甚至让金国不得不承认他的存在，真正做到了江南一帝。

回到现实，平叛后发放红利。

军队方面，韩世忠出了最大的风头，理应得到最大的彩头。他的封赏是授检校少保、武胜昭庆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另加赵构手书的“忠勇”二字。张俊升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刘光世升太尉、御营副使。

档次根本没拉开，甚至随后就体现出了真正的亲疏远近。最出风头的韩世忠，资历最老的刘光世，都比不上张俊在赵构心中的地位。

刘光世输在了曾经拒绝了张浚的召唤。在上位者的心中，忠诚是不允许思考、衡量的，只要有一点点的犹豫，就不配得到百分之百的信任和提拔。

韩世忠输在了平乱之后荣耀加身时有点本性暴露。他早年放浪任性，人称韩泼五，没遮拦惯了，之前一直被压抑，近些年拜乱世所赐突然飙升，尤其在苗刘兵变中大放异彩，搞得一下子就得意忘形。

立功受赏之余，韩世忠在美丽的杭州城里“老病复发”，之前张浚弹劾的那位军中强人就是他，他纵容部下把一个言官逼得落水淹死。现在症状轻了些，只是对文官表示了不屑。结果双方发生口角，韩世忠被斥责。这件事很小，但在赵构和文官系统的心里种下了一根刺，认定韩世忠不堪大用，不如张俊。

张俊从一开始就立场坚定，平叛过程中始终如一，成功后稳重内敛，从任何方面都无可挑剔。从这时起，张俊的待遇排在了中兴将领群落里的头一名，且以绝对的忠诚保持到了最后。当然，这里的忠诚指的是对赵构一个人的忠诚。

文官方面，宰执换届。朱胜非主动辞职，理由是自己在兵变前没能预知，兵变中没能自杀，还和叛军频繁走动，大失宰相位格，必须引咎辞职。赵构同意了，封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府。

谁都知道朱胜非居功至伟，赵构更感念他的保全之恩，这次罢相只是走个过场，朱胜非很快就会重回中枢，再掌相位。然而政坛风雨无定，谁也无法预知明天，朱胜非竟然一去不返。

新首相也只能是吕颐浩。因为张浚有更重要的职务。他要去决定建炎集团生死存亡的关键地段蜀川、关陕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