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宋朝皇室被掳至北方时，赵构一直在运动中。钦宗派特使侯章传来御笔蜡书，说“京城围闭日久，康王真朕心腹手足之托，已除兵马大元帅，更无疑惑，可星夜前来入援”。

这是兄长的哀求，更是君主的命令，于情于理赵构只能遵从。但实际行动是他派刘浩率领偏师南下，声称去解开封之围。自己率领主力从相州的北门离开，避开李固渡的金营，前往大名府。

在离开前，大元帅府向河北各州府守臣发布了檄文，“君父忧辱，臣子之心，义当效死卫上”。各守臣当“勠力勤王”，率兵“到大名府会合，听候指挥”。

很多史家认为这是赵构的第一次避战，甚至是逃跑，开始了他可耻的偷生之路。然而从这时起我们要时刻换位思考，与赵构易地而处，从相对客观的角度解读赵构的行为，来剖析这个充满了非议和问号的人。

比如赵构听从命令，直接从相州起兵去救开封，后果会怎样？

根据宋朝兵制，宋军有三种军人。“天子之卫兵，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

赵构在相州开大元帅府时有一万余兵力，相州不是军城，这些兵只能是厢军，甚至是乡兵，战斗力比强悍些的百姓都差，让他们杀到开封城下与金国精锐对阵，除了送死绝对没有其他结果。那么赵构的做法有问题吗？

如果以纯臣的准绳衡量，有问题。他不听皇命就是错的。如果稍有理智，知道毁掉自己也于事无补，留下生命去尽力挣扎的话，他一点问题也没有。

在大名府，赵构有了真正的军队，来自宗泽与信德知府梁扬祖。

宗泽按钦宗蜡丸就任副元帅，他带来了磁州的原有兵力以及近期招募的士兵。在招募士兵方面，宗泽有这个时代里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他像暗夜里一团剧烈燃烧的火焰，把众多有胆识血气的宋朝子民聚拢在身边，迅速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梁扬祖是名门之后，高祖梁灏是宋太宗时期名臣，曾祖梁适是宋仁宗时期的宰相，祖父梁彦昌曾任德顺军郡守，父亲梁子美官拜尚书右丞。梁扬祖带来了三千人马，手下的军官有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

张、苗、杨、田等人在南宋开国军史中占据重要位置，也是赵构这时能掌握的唯一力量。从这时起，他们成了嫡系，尤其是张俊。梁扬祖拒绝了领军元帅这个顺理成章的职位，任职随军转运使，成了赵构的钱袋子。

这次大名府的集结是大元帅开府之后的第一次会议，议题中心是开封府传来的最新一份蜡诏，上面写着“康王将天下勤王兵总领分屯近甸，以同济难，无得轻动，恐误国事”。解读出来就是要赵构率兵抵近开封城，但不要开战，摆出决战的架势，迫使金军媾和。

同时传来的还有开封外城失陷的战报。

这让宗泽焦急万分，他提出“急引军直趋澶渊”“以解京城之围”。但是他的老邻居，前相州知府、现副元帅汪伯彦反对，“事须量力，只今未说解围，且先安泊得大王去处稳当”。

两种意见在大名府形成争议，结果是宗泽如愿以偿，他率领本部人马南下去救开封城，对外宣称大元帅就在军中。赵构带领其他人南下，在靖康二年正月间抵达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县）。

这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局面，对宗泽来说，他不仅在替赵构打掩护，吸引了金军的注意力，还从这时起就被隔离在决策圈外。

这是赵构的又一个罪证，把主战派赶走，任用奸臣，逃避战争。但是如果翻开地图的话，相信谁也不能在实际态势上指责他，因为他的行动路线仍然是在向开封靠拢。

大名府在开封的北方，南端下方的东平府仍然在开封的北方，只是稍微偏东一些。说个题外话，东平府旁边就是著名的梁山泊，梁山泊与开封城之间仅仅隔着滑州府。也就是说，《水浒传》里挑的主场地点实际上在宋朝京城的隔壁，如果真的存在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巨大体量的话，宋太祖赵匡胤那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名言就成笑话了，因为真的就有人睡在旁边。

东平府的下一站是济州（今山东巨野县），接着赵构又有计划地继续向南到宿州（今安徽宿县）。在这个过程中赵构身边聚集的力量越来越强，除了张俊等人外，刘光世也越过千山万水、穿过无数乱军赶到了。

燕云大败之后，刘大衙内迅速在剿匪、对抗西夏等熟练项目上立功，由于那时其父刘延庆还没死，他也因子立功得以升官，晋升侍卫马军都虞候。

金军第二次南侵时，对所有西军将士都是一道选择题。当时主政陕西的是宣抚使范致虚，古怪的是节制陕西的是制置使钱盖。两人都是纯粹的文臣，当开封危急，传檄四方召集军队勤王时，钱盖起兵十万由河南道入援，至颍昌时得知开封陷落，立即与同行的西道总管王襄逃跑。

范致虚的声势相对浩大，他集结西道副总管孙昭远、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等军，号称二十万，出陕西入援。这条线路要打通黄河区域最险峻的一座关隘A潼关。关于潼关的险要有无数的文字介绍与史实记载，其实说得越简单才会越具体、形象。

潼关的东方是洛阳地盘，西边是关中平原，处在中条山与秦岭、崤山之间的崤函通道的西侧。崤函通道是一条羊肠小道，古代时只能容纳一车一人通行。潼关就在这条通道的西端尽头处，它的背后就是八百里秦川。

这时潼关在金军的手里，范致虚由西向东逆攻潼关，贯穿崤函通道，出武关至邓州府的千秋镇，被闻讯集结的金军精骑击败，退回潼关。

这次西军大举入援失败了，刘光世却大踏步地行进在勤王的路上。别的西军将士要在钱盖与范致虚之间选择跟谁走，刘光世在第一时间就冲了出去，在路上才接到范致虚的集结令，就在他犹豫是不是要响应时，开封城由首相唐恪颁布的“止勤王诏书”到了。

诸路西军与西道正副总管都停止进军，刘光世却把诏书藏了起来，催促部下继续前进。不久后他们就遇到了从开封城外溃败下来的逃兵，真相遮掩不住了，刘光世的部下们震惊之余才发现受骗。

刘光世继续骗他们，说这些逃兵的信息不是最新的。徽、钦两位皇帝已经突围逃往南方，正需要军队护驾，我们赶上去就会是泼天的功劳。大兵们选择受骗，继续前进，在途中还是被范致虚赶上。但是刘光世不同意范致虚的作战计划，他率领本部人马绕道离开。

也许是刘延庆的死讯还没有传来，也许是刘光世本人西军大衙内的形象深入军心，没有人阻拦或者定罪，任他扬长而去。

刘光世在纷乱的局势下断定范致虚必败，再分析出赵构的政治价值，准确地在济州府找到了目标，成为第一个效忠未来的高宗皇帝的高阶成名军人。

赵构也很惊喜，在最需要军队的时候老牌西军适时出现，给了他极大的安全感，以及对周边的话语权，为此他加封刘光世为五军都提举。从这一刻起，刘光世成了赵构的头牌军人。之后很多年里不管张俊怎样被信任，军需、战械、粮饷怎样优先供给，也不管岳飞怎样忠勇，战绩无敌，刘光世在军界都排名第一。

宋朝的精英们不远千里会聚而来，理由只有一个，赵构是天水朝赵氏直系皇族唯一的漏网之鱼，算是变相的天命所归。然而出现了变数。

一百六十余年来，赵宋子嗣开花散叶，总有些宗室人员散布到都城之外，现在有两个人声称要继承皇位。

一个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名叫赵子崧。他相信“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谶语，在淮宁府（今河南淮阳）与当地官员歃血为盟，传檄天下“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佑宋，六叶而生眇躬”。

眇躬是皇帝专用的自谦之词，他敢这样对外宣称，问鼎之心毫不掩饰。

另一个是宋太宗赵炅的后裔，名叫赵叔向。此人粗鲁横暴，率领七千士兵，不管不顾地直接杀到了开封城郊，然而被楚国军队拒之门外。

种种迹象表明，赵构的唯一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哪怕他身为皇帝的直系血脉，也要经历一些波折了。那么赵构要怎么做呢？除掉这两个族人是最普遍也是最正确的办法，但是宋朝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

例来只有谦让和拒绝才是标准态度。

现阶段的赵构束手无策，好在有人替他解决了这个难题。大楚国皇帝张邦昌选择退位，还政宋朝。

张邦昌在位三十三天，其间升殿不坐御座，只在殿西边摆了张小椅子。不称“朕”称“予”，手诏称“手书”。不穿龙袍，不御正殿，不朝会，不见大臣，封禁大内所有门户，封批上写“邦昌谨封”。

金军北返当天，张邦昌身服缟素率百官出南薰门向身系囚笼的徽、钦二帝遥拜送行，执臣子礼。之所以这样谦逊，胆色不足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全体朝臣的态度。

金军退走时，完颜宗翰曾派人传话，要留下一支女真军队保护他。大楚国宰相吕好问抢先接待金使，直接拒绝了。该使者再问，给你们留下一位贝勒吧，有他在，南人不敢放肆。吕宰相再次拒绝。

金使从始至终没见到张邦昌本人。

吕好问平时写公文的时候落款日期都是“靖康二年”，从不提楚国的年号。这就是大楚国的真相，张邦昌怎么敢真的僭越？

金军北渡黄河，张邦昌立即宣布退位，他找到了隐居民间的元祐皇后孟氏，请她垂帘听政。

孟氏是宋哲宗的废后，出身中层官员世家，十六岁时由哲宗的祖母宣仁圣烈高氏选为皇后。此后命运波折，在宫斗中失败被废，出居道观，号称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

赵佶登基之后，孟氏回到皇宫，称元祐皇后，但是很快就又陷入了朝政与后宫的旋涡之中再次被废，出居道观瑶华宫。靖康元年，瑶华宫失火，她徙居延宁宫，延宁宫居然也失火，她索性搬到了大相国寺附近孟家的私宅。

金军第二次围困开封时，宋廷商议恢复孟氏的太后尊号，诏书不及颁布，都城便陷落。金军掳走宋朝皇室成员时有一个标准，后宫人等要有名号才在名单中，孟氏因此躲过一劫。

孟氏垂帘摄政，称宋太后，张邦昌退位为首相，恢复宋朝，迎立赵构。

这对赵构来说太及时了。皇位从天而降，不仅杜绝了其他宗室的觑觎，更是对部下们的一个交代。他一路南下，离开封城越来越远，部下们都恐慌了。在宋朝传统观念里长江以南等同于异域，这是要背井离乡了吗？他们的亲族家眷都在北方！

开封外城禁军哗变的血案近在眼前，赵构借坡下驴，立即北归。他给宗泽写了封信，算是给之前的行动做出了解释。他本想“身先士卒，手刃逆胡，身膏草野，以救君父”，但是身边的部下不许他冒险。

现在他回去的目的是“谓祖宗德泽，主上仁圣，臣民归戴，天意未改”。潜台词很明显，天意在我，宗泽你该怎么做？

这是主动递过来的橄榄枝，宗泽接住的话是锦上添花，也是雪中送炭，更是弥补之前二人裂痕的最佳机会。对宗泽来说也只能接住，难道在赵构、赵子崧、赵叔向以及张邦昌之间，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赵构就此统一了大元帅府的意见，得到了当时天下全体宋朝军队的拥戴，于北宋靖康二年五月一日，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

宋朝以火德立国，建炎与太祖赵匡胤立国时最初的年号“建隆”对应，寓意国运昌盛久远。

新朝廷第一个重大议题是怎样处置张邦昌。应天府登基时张邦昌呈献传国御玺，从龙之功以他为首，然而不管是不是出自本意，张邦昌都谋朝篡位。那么是杀还是赏呢？

杀的话会让天下人不齿，赏的话大违君臣之道。

建炎朝廷的决定是赦免张邦昌一切罪名，加封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擢升太傅。同时大批任用伪楚官员。张邦昌感恩戴德，一颗心终于落地。赵构也因此成就了宽仁之名。然而事实上建炎朝廷打的主意是日后金国追问废楚立宋事件时，“则令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归宝避位”来解释。

这貌似妥帖，但终止于六月一日，李纲抵达应天府时。

李纲这时拥有无与伦比的人望，赵构亲自写的邀请信以“不世之才”称许，信中有“阁下学究天人，忠贯金石，当投袂而起，以副苍生之望”等语句，这在此前一百六十余年的宋史中是极其罕见的。

建炎朝廷大部分官员反对李纲上位，以同知枢密使颜岐的意见最为鲜明独特。此人以金国为出发点，提请赵构注意李纲有碍邦交，要趁他没有上任赶紧罢免。相对应地，张邦昌是金国最信任的宋人，尽管已经位列三公、郡王，达到人臣之巅，还得再加封同平章事，体现建炎集团与金国在执政理念上接近。

群臣相和，赵构大怒，声称“如朕之立，恐怕也不是金国人所喜欢的吧”，才算一锤定音。

李纲在这种工作氛围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杀掉张邦昌，除了在道义名位上正本清源外，还有震慑朝臣的目的。不然的话，由他主持颁布的政令没法顺利实施。

果然，杀张邦昌阻力重重，连赵构都回忆起与其一起出使金营的往事为其讲情。最后张邦昌责授昭化军节度使副使、潭州（今湖南长沙）安置。安置，在宋朝是很轻的处罚，此前北宋党争酷烈时，很多名臣只因政见不合就被贬职、编管，那才是真正的失去人身自由。

张邦昌谢恩启程，他是个被命运随意拨弄的可怜人，只要活着就很庆幸了。然而不久后，赐他自尽的诏书就到了，罪名是他在当皇帝的三十三天里，夜宿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及李氏的养女陈氏。

与篡位无关。

张邦昌死在九月，近一百天的时间里，应天府发生了很多事，各方势力的角逐不仅造成了他的死亡，还让中国的历史拐了弯。

首先是关于赵构去向的再次争议，与上次相比，这一次的目标更加明晰，皇帝得有都城，那么设在哪里呢？

汪伯彦、黄潜善得天独厚，与赵构私下密议之后得到了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为避乱之计，来春还阙。”京师指的是开封。

着重介绍下黄潜善，字茂和，生于北宋元丰元年（1078），进士出身，历任左司郎、户部侍郎、河间知府。他晚于汪伯彦接近赵构，却迅速得到赏识，同样被任命为副元帅。

汪、黄两人结盟，在建炎集团内实力大增，哪怕李纲风头一时无两，也处处受其掣肘。

此时李纲极力反对南迁，他提出自古以来“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

这的确是明朝以前中国历史的铁律，无可辩驳。

李纲也知道黄、汪两人强调的是眼下安危，他的理论是为将来打算。然而没有眼下，何谈将来？所以他接着做了个折中方案，提议暂时迁往襄阳或者邓州。

襄、邓区域四通八达，向南是蜀川之地，有丰裕的财货。向东是江、淮区域，粮草充足。西边是川陕一带，是西军的大本营，北方不远就是开封城，能随时还都。在襄、邓区域度过这个冬季，不论战守都是最佳选择。

李纲强调“策无出于此者”。

然而这一方案仍然被所有人反对。汪、黄两人仍然力请迁往东南，具体的位置建议是建康（今江苏南京），宗泽提出必须回归开封，那里是唯一的帝都。

三方僵持不下，李纲经缜密考虑之后提出了并建三都的设想。他分析时下“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以关中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

这样有三个好处。第一，皇帝在三都之间“巡幸”，哪怕实际上就是逃跑，在名义上也不至过于狼狈；第二，不设定都，金人无所窥伺；第三，震慑国内宵小，使不臣之辈无可乘之机。

李纲百般斡旋，协调各方意见，可谓尽心尽力。然而就在他为国操劳之际，事态突然失控。

一个年轻的礼部官员到了应天府，他的名字叫张浚。

张浚，字德远，生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时年二十九岁。他是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后人，父亲名叫张咸，举进士、贤良两科，可以说诗书传家。张浚四岁时父亲亡故，由兄长抚养长大，从小“行直视端，无诳言，识者知为大器”。

张浚很早就离开了家乡，进入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求学。

刚踏入官场时，张浚的职务是太常寺主簿，这是个掌管陵庙祭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的官职。这在表面上看很符合张浚的性格，他严肃方正，不苟言笑，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太常寺虽然没有实权，但意义重大。

太常寺紧邻都进奏院和都亭驿，根据他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真正的兴趣不在“祀”而在“戎”，所以发生的国家大事他都会就近了解。然而他一直沉默，不管国家发生了怎样重大的危机，都不参与。

正规渠道的上书进言和民间自发的抗议运动，以及金军围城宋室覆灭，都没有他的官方记录。在开封外城陷落，内城、皇城被洗劫掳掠时，他动作迅速，逃入母校太学，藏得严严实实。

这个行为实在与他在历史中的强悍形象严重不符，之所以会这样，有一个例子能比较准确地解释这一现象。

汉朝淮阴侯韩信指挥百万之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在穷困时被地痞挑衅，甘受**之辱。这件事两千余年来被广为传颂，多数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都被告知这是城府、肚量、成熟、生存智慧的象征，应该终生奉行，并教给子孙后代，永远流传。韩信之所以能成大功、立大业，就在于他能忍人所不能忍。他有远大的理想，所以暂时屈服，留下有用之身。

张浚也是一样，他对自己的期望是无限高的，面对金人的凌虐，他的愤怒值越高就越不允许自己去冒险。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他只是一介文人，文人可以领兵，儒将可以谋划，但没法亲手杀敌。

所以他在开封城里一忍到底，相信他在忍耐的过程中积攒了太多的负面情绪，有太多凄惨悲愤的画面深深地烙印在他的灵魂深处，让他在以后的岁月里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毁灭金国。

张浚与金国不共戴天！

张浚一直隐藏到张邦昌上位、金军退走、孟太后垂帘、赵构登基才突然出现在应天府，第一时间拜倒在汪伯彦和黄潜善门下。

汪、黄合力挤走宗泽之后，迎来李纲，正觉得力不从心，突然间张浚出现，真是意外的惊喜。

对宋史感兴趣的人基本上都有一个疑问，李纲是彻底的主战派，张浚用一生的时间与金国抗争，主战到不惜一切，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为什么会出现实际历史中的一幕幕？

表面上的原因是宋齐愈。就是在手心里写下张邦昌的人名遍示朝臣，导致大楚国建立的人。

赵构登基，力量单薄，在原则上接受一切助力。所以张邦昌来时带的全体大楚国朝臣都被收录，宋齐愈更荣升谏议大夫。此人从心里往外地觉得没做过任何错事，在新的朝廷仍然活跃。

李纲主战，有三条具体措施：募兵、买马、募民出财襄助军费。他认为这样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可观的战斗力反攻金国，收复失地。没等赵构有什么意见，宋齐愈觉得必须进谏，在上奏章之前，他先私下里找到张浚说了一番话。

大意是李丞相的三条建议没有一个是可行的，比如民财不能搜刮殆尽，西北的马太远得不到，东南的马瘦小没法用。至于说募兵，一个郡里增兵两千，一年的军费就要用一千万缗，这些钱根本拿不出来。我身为谏议大夫一定要竭尽全力阻止他。

张浚闻言叹息，说：“公受祸至自始也。”

宋齐愈第一次上书，赵构不报，即不对外公布。宋齐愈决定再上第二书，但是草稿泄露，被李纲知道了。李纲正在打击伪楚，清扫官场，立即抓捕宋齐愈，特事特办，迅速处死。

张浚上书弹劾李纲。

之所以这样，在于宋、张两人的关系。他们都是四川人，在宋朝官场有个响亮的名字叫“蜀党”。蜀党、洛党、朔党，文官们根据家乡籍贯组成了各自的小集团，为了私怨、意气党同伐异，腐蚀官场，败坏国家。

北宋亡国自党争起，所谓党争，前期是新旧党，后期就是蜀、洛、朔三党。它们流毒无穷，并不因为各自的党魁败死而消亡。现在张浚因为宋齐愈的死攻讦李纲，至少在表面上动机说得过去，但是再深挖一层就会发现事情是有预谋的。

张浚的官职原本是太常寺簿，到应天府改为枢密院编修官。枢密院号称西府，掌大宋军权，看似正中张浚下怀。但是随即就转到了尚书省做虞部郎，相当于现在国家部委的副司长，这是一步飞越，就此成为天子近臣。到宋齐愈死时，他突然转到御史台成了言官。这样频繁快速地调动工作，才让他有了对李纲发动攻击的权力。

那么再看一下他具体的弹劾理由。

张浚认为李纲的抗金政策会耗尽国财，且不会成功。李纲本人“独擅朝廷”，“不可居相位”，是“阴为惨毒”的“国贼”，暗示李纲有谋逆的可能。

到这里，一切都没什么了不得。在宋朝当官几乎没有不被弹劾的，内容的荒诞每每匪夷所思，连狄青家的狗长了角都能是即将篡位成新皇帝的理由，至于动辄危言耸听谋逆、不忍言之事等，更是家常便饭，基本上听过就算。

但是这次李纲居然真的被罢相了！

李纲是“天下人望之所归者”“一人而已”“万口一音”才选出来的复兴之相，刚刚上任七十五天，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被罢免了呢？

真的只是因为张浚的弹劾吗？

这要回顾李纲在为相期间都做了些什么。他首先整顿了建炎小朝廷的纪律，用后来宋朝圣人朱熹的话来讲，“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

这个过程包括杀张邦昌、宋齐愈立威。

李纲支持宗泽北上开封。开封是宋朝的象征，是现在最危险的焦点，女真人随时会第三次发动南侵。在李纲到来之前，建炎集团的内部意见是一致的，要放弃它。但是要复兴宋朝连都城都不敢收回，不是笑话吗？

李纲推荐宗泽出任开封知府、东京留守。这既是对宗泽忠实的肯定与欣赏，更是对之前反对宗泽回归开封做的补偿。

李、宗二人之所以这样做，信心在于河东、河北区域内潜藏着巨大的力量，等待着建炎朝廷去开发。

当北宋灭亡时，百姓们结社自保，出现了众多的义军。河东义军以红巾为标志，当金国西路军围攻太原城时，他们曾一度把完颜宗翰挡在外围。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一带的义军突袭金营，差点活捉完颜宗翰。

河北区域内的义军以五马山为首，聚集十万兵马，号令境内其他义军达几十万之众，首领是燕人赵恭，对外宣称是徽宗的儿子信王赵榛，在被北掳的途中逃了出来，国恨家仇让他起兵报仇。

李纲明知赵恭是假王子，但在他想来，重要的是这股力量选择向赵构投诚，几次写信要建炎朝廷派人去接收。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李纲推荐宗泽出任开封知府、东京留守，派张所、傅亮等人去两河区域接收义军，扩充实力，尽最快的速度形成两河、开封的防御体系。

这些巨大的工程在几十天之内就初见成效，堪称神速。然而一个官场新丁的弹劾就让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李纲搞不懂，接收义军为什么会被建炎朝廷的上层激烈反对。这就是他的缺陷，他明于事却暗于理，没有看透赵构的本质。以五马山为例，几十万人的号召力，以“信王”为首领，让赵构怎么敢接近？

在赵构的一生中，个人安全和帝位是最重要的，触犯者杀无赦。前面提到的赵子崧被贬窜，赵叔向被刘光世收缴兵权后捕杀。

说到底李纲让他失望了，李纲没有谋求他的利益，而是一心一意地恢复宋朝。这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别，根本没法调和。

随着张浚的弹劾，宋廷撤销了张所、傅亮等人的职务，两河民壮归附计划随之化为泡影。按照宋朝官场惯例，李纲主动辞职。赵构挽留，这也是惯例。李纲再辞职，赵构再次挽留，直到李纲第三次辞职，终于等来了罢相制。

罢相制中有“狂诞罔悛，谟谟弗效”“以喜怒自分其贤愚，致赏罚失当于功罪”“第欲市恩于己”等诛心之语。

赵构在位期间有很多宰相罢而复起，但李纲始终没得到再来一次的机会。最低落时他一度被贬到琼州（今海南岛），彼时责辞中出现“朋奸罔上”“欺世盗名”等句，已经不是否定能力，而是将李纲定性为奸邪。

李纲并没有像宗泽那样“杀”了赵构的亲信，相信李纲直到去世时也不清楚自己是怎样得罪了皇帝。

多年以后赵构吐露实情：“李纲孩视朕！”

这是宋朝士大夫的通病，从真宗朝开始，他们每每强迫、压制皇帝，在很多时刻都展现出自己才是国家真正主人的行为。那些事如果发生在汉、唐，尤其是明朝，都是狂诞之语，欺君之罪，而在宋朝就理所当然。

宋神宗时，名臣文彦博一语道破天机：“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李纲、宗泽，秉承士大夫的使命，亲自设计、创造着一个崭新的帝国，却忘了问帝国的主人是不是喜欢。

赵构并不是真、仁、英、神、哲等前代宋皇，这个侍婢生养的皇子生性刚愎强硬，在他受过严格皇家教育，时刻都表现得温文和善的外表下面隐藏着排斥一切、唯我独尊的实质。他要的东西，谁也不许反对；他反对的东西，谁也不许坚持。谁敢忤逆他，就会发生流血事件！

回到现实，贬逐李纲是一个节点，在这之前赵构的一切避战行为都情有可原，都能用实力对比等客观存在的问题来解释，但是贬谪李纲暴露了他的本质。试问为什么七十五天就把李纲赶走，还连番斥责，终身不用？

“孩视朕”只是因素之一，真正的关键因素是北方防线和开封城的重启计划，这些如果成功就会逼着赵构回归都城，正面迎击金国，这是赵构万万不敢做的事。他第一次进入金营时的勇气不知是遭遇了什么，被消磨得干干净净，同时患上了无可救药的“恐金症”。

赵构此时的政治手段还很低劣，他召见李纲时的礼遇隆重到无以复加，罢相的速度和贬词的恶劣程度同样罕见，这带来了大麻烦。两个名满天下的士子上书反对赵构罢免李纲，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人是赵构特别邀请到应天府的。

他们是陈东、欧阳澈。

就是主导开封民潮，上书要求宋廷杀六贼的那两个人。陈东这次上书的主要内容是“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乞亲征，邀请二帝”。还指责赵构“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宋钦宗）来归，不知何以处”。

究其根本，这是在李纲的抗金主旨上再增添了未来的考量，换句话说就是赵构只配当大元帅，皇位永远是钦宗的。

这让赵构既惊且怒，还没法否认。因为陈东在大义上完全正确。

欧阳澈则揭开了赵构的另一副面孔，他的上书主要针对新皇帝的私德，指责赵构“宫禁宠乐”，令“开封府买拆洗女童不计数”，必选“姝丽”“搜求之甚，过于攘夺，愁怨之声，比屋相闻”。

在一片劫灰焦土的开封城里搜选漂亮女孩儿，比女真人还要恶毒残酷，赵构这样做就不想想他的生母正在金国做什么工作吗？

赵构急火攻心失去理智，亲自下“手批”，将陈东、欧阳澈在应天府东市斩首。这件事处理得比罢免李纲还要草率低级，开宋朝自立国以来未有之先河。

这时是建炎元年（1127）八月，在一个月前，阁门宣赞舍人、武义大夫曹勋从北方逃了回来，带回了宋徽宗等人的求救信，里面记载了一个宋朝的秘密。

宋朝建国之初，太祖赵匡胤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秘密镌刻了一座石碑，称“誓碑”。规定每个皇帝即位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内侍带进去跪诵默记，之后重新落锁封闭。

夹室誓碑上的内容只有宋朝历代皇帝知晓，直到靖康之变金军无意中捣毁夹室，才有人看到了誓碑。这座碑高近八尺，宽四尺余，上有三句话。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这件事最早记载于曹勋所著的《北狩见闻录》，他本人和北宋皇室一起被掳去北方，很幸运中途逃走，带回了一件背心，在衣领里有宋徽宗写给赵构的信，“可便即真，来救父母”。赵构的生母韦氏也托曹勋带回信物，“深致我血泪之痛”。钦宗用“血指书襟诏”要赵构“播告四方，忠臣义士，奋心一举，犹可为朕报北辕之耻也！毋忘！毋忘”！

以上史无定论，没有证据证明它的真假。能确定的是宋朝此前的确没有杀过上书言事者，由赵构在此时打破。

其实陈、欧阳二人上书的内容很常见，宋朝的每一位皇帝都被臣子各种挑剔，仁慈宽厚千古仅见的宋仁宗都被指责过好色，也没见仁宗拿谁怎么样。至于皇位的归属的确很敏感，但越敏感就要处理得越平淡，否则注定会激起更大的风波。

罢李纲、杀陈东之后，赵构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权威，他在九月时宣布要“巡幸淮甸”，也就是再次南下。如果有谁“应敢妄议，欲摇动朝廷者”“同谋及知情”，并行处斩。凡告讦者，“有官人转五官”，“白身人”超越无品和从九品，升正九品保义郎。

只要告密就能连升五级，在一百六十余年的北宋历史中，在重大战役里起决胜作用的将官都没有这种待遇。

在这种力度的震慑下，真的没人再敢反对，也没人再敢提起旧京、三都之说。一个月之后，赵构如愿以偿地从地处内陆的应天府迁徙到了淮南的扬州城，紧靠在长江边。一切顺利，让赵构产生了错觉，似乎强力政府很适合他，对臣民就应该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