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一个梦。梦里有一个伴侣。她把手放在我肩头：“您看起来很累，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您吗？”她在家里等我回来：“您工作顺利吗？您开心吗？您难过吗？”她分享着我的担心、忧虑与希望。
您知道我为什么在这篇序言[50]上挣扎了十五天吗？您了解其中的哪个段落行不通吗？为什么行不通？变化之处在哪里？可怜的博凯尔[51]比您更了解情况一千倍……
要是我跟您谈论的不是一杯鸡尾酒，那就是一场闹剧！您从不询问我的担忧、我的不适、我的努力、我的梦想、我的恐惧。我可以在整晚整晚良心的斗争中一个人把自己撕成碎片，而您对此却一无所知。但是，如果某次晚餐中遇到了两个多嘴多舌的女人，我当时以为她们是男的，那么您能跟我说上三个月。
我梦见过一个始终在场的女人[52]。她能够在家里等我。一个像夜灯般被人看见的女人，一个给你拖下厚重雨衣的、让你在旺盛的炉火边就座的女人，那是她趁你不在家时提前准备好的。“看啊，我就在那里，期盼着您……”一个减轻你许多烦恼的女人。她消除了周围的噪声。是一间避难所。
您认为这根本不存在吗？我认识的每一位女性都具有这种奉献的需求。她们都具有保持在场的美妙品质。
这是因为爱情吗？噢，康苏爱萝，我开个头，请您记好。在经历了那么多恐惧之后。我心想：如果我来开头，那么第一个场景，第一次夜晚的等待就能把我弄死。这还没完。那是圣诞之夜和楼梯上整整六小时的深夜嘶吼。我没法从头再来。但我多么希望回头啊。当时，正是那些夜间的失踪令我无法忍受，因为您曾经利用它们搞出过不少花招。
那么现在，离动身还有五六天（或者四天），从您那里我得到了什么？各种辩护词，为了向我好好证明错的人是我，各种谣言，社交界的评论。一间比任何时候更加空旷的屋子……还有对爱情的保证，却没有对任何行为做出承诺，比如按时回家，哪怕是那些能够挽救我、我的事业还有您的实际安全的东西。
我出发不是为了去死。我出发是为了受苦，从而与我的那些同类们交流。我在人生中做过不少好事，我拥有我的小行李箱。在家中我呼吸过于困难，如果被杀死了，我会很高兴。我并不渴望自己被杀。但我欣然接受如此长眠。
安托万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自画像，1943年4月1日绘制于纽约。
自画像上的文字：“献给唐杰夫人。这张速写描绘了一位目击者，他曾看见我抱怨连连……不过那是因为我即将离开许多老朋友。
圣-埃克苏佩里。”
康苏爱萝·德·圣-埃克苏佩里绘制的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肖像。
[1] 1940年12月31日，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乘船抵达纽约。安托万从里斯本出发，有幸与法国电影导演让·雷诺阿以及他的妻子迪多同行。“整个纽约都在等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位导演曾经这样回忆，当时他目睹了这位新朋友在大西洋彼岸巨大的声望。《人类的大地》被翻译成英文《风沙星辰》，赢得了193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最佳作品，并迅速卖出了二十五万册。其作者在报刊媒体的鼓动下，努力给出他对于法国溃败的见证，并以人类普世价值的名义，呼吁美国人向他们的民主伙伴伸出援手。——原版编者注
[2] 菲耶亥是战前安托万为康苏爱萝在巴黎郊区租赁的一处庄园。法国战败后康苏爱萝匆匆逃往南方，许多家具用品均留在了菲耶亥。战争期间庄园曾多次被军队征用。1941年1月13日庄园被售出，被改造成了一处度假村，其中依然存放着康苏爱萝的许多物品。——原版编者注
[3] 马赛作为维希政府时期法国本土唯一的自由港，在当时聚集了一大批打算移民国外的各界人士。美国政府为了帮助那些受纳粹政权威胁的法国文学家与知识分子，展开了救援计划。美国救助中心在马赛郊区的雅姿别墅中进行了一系列半官方半地下的活动，收容了不少等待登船离开的文艺界人士，包括安德烈·布勒东等。康苏爱萝似乎受到了布勒东的邀请，于2月也来到了雅姿别墅，之后由于猩红热住进了医院。——原版编者注
[4] 1941年年初，法国南部遭遇了一场强冷空气侵袭，导致燃料与食品严重短缺。——原版编者注
[5] 安娜·德·丽德凯克伯爵夫人（La comtesse Anne de Liedekerke）：比利时雕塑家，1940年5月与丈夫孩子一起逃离比利时，前往波城附近的家族产业避难。之后那里成了许多人秘密逃往西班牙的重要中转站，安娜则负责提供各种伪造的文书证件。——原版编者注
[6]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外甥、外甥女经常称呼他为“帕普舅舅”，所以康苏爱萝也用“帕普”代指安托万。
[7] 夏尔·安德烈·波佐·迪·波尔格（Charles André Pozzo di Borgo）：医生，康苏爱萝及其亡夫恩里克的好友。
[8] 指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几个舅舅，包括埃玛纽埃尔、雅克和于贝尔·德·封斯科仑布。
[9] 天主教耶稣会士马若瑟1731年将元杂剧名作《赵氏孤儿》翻译成法语，使《赵氏孤儿》成为第一部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戏剧。1755年，文豪伏尔泰将其改编为五幕悲剧《中国孤儿》并在法兰西大剧院上演，“中国孤儿”也由此名动欧洲，成为戏剧舞台上经典的孤儿形象，继而进入了日常用语。在此并无贬义。
[10] 1941年8月至11月，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住在好莱坞，最开始借宿在法国导演让·雷诺阿家中，之后自己租了一套房子。
[11]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对布勒东持保留意见，这一点并没有随着康苏爱萝抵达纽约而得到缓解。
[12] 指布勒东的夫人雅克琳·布勒东。
[13] 圣莫尼卡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下辖的一座小城市。
[14] 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是全球最大的旅游服务及综合财务公司，成立于1850年。
[15] 电报体，大意为：“万事俱备，只等你下决定了。行政手续都已经确定了，但不可能加快办理。旅费已经解禁并存入了银行。恳求你保持勇气，并全方位地信任您的丈夫。圣-埃克苏佩里。”
[16] 在康苏爱萝动身之前，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终于弄到了旅行所需的证件与钱款。康苏爱萝在美国救助中心的协调下，得以借道葡萄牙前往美国。她于1941年11月底经巴塞罗那飞往里斯本，然后在12月12日登上了美国邮轮埃克斯坎比翁号，在这艘轮船被美国海军征用运兵之前。因此，康苏爱萝搭乘的也是欧洲难民经由里斯本穿越大西洋的最后一次航班。——原版编者注
[17]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美国对日宣战，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18] 康苏爱萝·德·圣-埃克苏佩里于1941年12月23日抵达美国，与她的丈夫团聚。根据其回忆录记载，她的朋友让-杰拉尔·弗勒里在码头接到她之后，她避开记者，前往了中央公园南240号附近的阿诺德咖啡馆，参加她的丈夫以及一群作家朋友给她准备的欢迎酒会。这封信可能是康苏爱萝在巴比松广场酒店中写的，安托万给她临时租了一个三室套房。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发现自己在房间里孤身一人，身处陌生的家具之中，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原版编者注
[19] 可能指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新书《战区飞行员》，英文版于1942年2月在纽约出版。——原版编者注
[20] 瑞吉酒店是1904年在纽约开业的著名豪华酒店。
[21] 可能是指斯图尔特·孟席斯（Stewart Menzies），英国情报员，“二战”期间英国军情六处处长。
[22] 娜达·德·布拉让斯（Nada de Bragance）：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女性朋友。
[23] 莱昂·温瑟留斯（Léon Wencelius）：纽约法语中学里的哲学教师，自从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在1941年年初抵达纽约之后就与他开始来往，并建立了友谊，二人志同道合，尤其是在政治介入方面，都在探索戴高乐路线之外的其他可能。——原版编者注
[24]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在第九十四封信中交代了“豆子”的来历：一天，康苏爱萝突然对安托万说了一句“豆子”，安托万问她什么意思，她回答说：“和你在一起我很幸福……”
[25] 娜迪娅·布朗杰（Nadia Boulanger）：法国钢琴家、音乐教师，“二战”前曾在美国巡演。1940年11月再次抵达美国，与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交往密切。安托万曾把《战区飞行员》《小王子》的一些打字稿赠送给娜迪娅。
[26] 转桌是通灵术中使用的一种特殊道具。
[27] 动词变位是法语的基础。超现实主义诗歌强调无意识的梦见，认为日常语言遭到了理性的框线，因此常常突破甚至故意破坏日常的语法规则。
[28] 1942年4月底至6月，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加拿大出版商邀请他前往魁北克地区进行巡回演讲。但是，安托万却在蒙特利尔滞留了整整六个星期，原因是他的美国签证到期了，尽管联邦政府与加拿大政府在他出发时曾保证过给他补发签证。在此期间，康苏爱萝也前往加拿大与丈夫重聚，当时安托万胆囊炎复发，这是他1935年遭遇坠机事故以来频繁发作的病症之一……在加拿大，康苏爱萝发现了丈夫与娜塔莉·帕雷公主的私情，收到了一封娜塔莉从纽约给他发送的电报，开头是“安托万，我的爱……”。同样是在蒙特利尔，安托万在纽约的另一个情人西尔维娅·汉密尔顿也前来与作家重聚，却没有想到他正和自己的妻子待在一起。——原版编者注
[29] 马克西姆·布里斯布瓦（Maxime Brisebois）：蒙特利尔医生。
[30] 当时安托万和康苏爱萝住在纽约中央公园南240号楼里两间分开的公寓中。——原版编者注
[31] 康苏爱萝·德·圣-埃克苏佩里邀请丈夫陪她去曼哈顿东北方的桑德河畔度夏。他们首先去了康涅狄格州的韦斯特波特，然后在9月至10月又去了长岛的诺斯波特，住在一座漂亮的庄园里，俯瞰公园和大海。正是在这种安宁、舒缓而且经常有朋友来往的氛围里，《小王子》诞生了。——原版编者注
[32] 根据法国历法，冬季一般包括12月、1月和2月，以3月20日左右的春分作为冬季与春季的分界，因此这里的1943年冬指的是1943年1月至2月。
[33] 雅克·马力坦（Jacques Maritain）：天主教哲学家，1940年1月之后旅居美国，与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相识，但二人的政见存在分歧。
[34]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在这里提到了他人生中的四次危险经历：1933年12月21日，他作为拉泰科埃尔公司的试飞员，在法国南部的圣拉斐尔湾试驾水上飞机时遭遇事故，飞机的浮筒扎进了海里，导致飞机侧翻，安托万险些被淹死，使得他对死亡产生了深刻的体验。1935年12月30日，他驾机挑战巴黎到西贡（今胡志明市）的飞行纪录，结果在利比亚沙漠中迫降，在沙漠里迷失多天方才找到人烟。1938年2月15日，他在穿越美洲大陆时在危地马拉遭遇坠机事故，身体严重受伤。1939年12月3日至1940年6月22日，他在“二战”爆发后加入法国空军侦察机中队，执行了一系列危险的前线侦察任务。以上这些内容后来成为写作《战区飞行员》与《风沙星辰》的基本素材。
[35] 海伦·马凯（Helen Mackay）：美国女作家，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法国。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受魁北克出版商之邀，曾为她的著作《我喜爱的法国》作序。——原版编者注
[36] 欧仁·雷纳尔（Eugene Reynal）及其妻子伊丽莎白·雷纳尔（Elizabeth Reynal）：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作品的纽约出版社合伙人。——原版编者注
[37] 内莉·德·沃盖与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相遇于1929年。她1927年嫁给了让·德·沃盖，并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家瓷器工厂，经常资助安托万的事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与安托万之间产生了婚外关系，经常陪在作家身边。尤其是安托万1938年在危地马拉坠机时，内莉在旁边全程照顾。
[38]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在这里提到了《小王子》中小王子与玫瑰的故事。安托万在书中写道：“尽管小王子很喜欢这朵花儿，但很快也对她起了疑心。他总把她那些无关紧要的话当真，然后就自己心里不痛快。”《小王子》于1943年4月由纽约的雷纳尔&希区柯克出版社出版，采用了英法双语对照。
[39] 罗贝尔·伯纳姆（Robert Boname）：工程师。1938年在法国航空跨大西洋技术部门工作时与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结识。他们曾有机会共事，一同处理北大西洋商业航线的筹备工作。1941年年底，二人在纽约重逢。从1942年5月开始，伯纳姆在美国出口航空公司任职，并在长岛定居，因此得以和安托万频繁见面。——原版编者注
[40] 暗指康苏爱萝带来的朋友中肯定有弹吉他的。
[41] 皮埃尔·勒孔特·杜·努伊（Pierre Lecomte du Noüy）：法国科学家。撰写过许多科学哲学方面的书籍，包括1936年在伽利马出版社出版的《时间与生命》。他曾在1940年5月10日的午餐会上与安托万相识并阅读了1939年出版的新书《人类面对科学》中的片段，引起了安托万的极大兴趣。努伊于1943年1月16日抵达美国。在安托万离开美国之前的三个月中，二人来往极为密切。——原版编者注
[42] 这里指安托万给莱昂·维斯的新书《三十三天》写的序言。
[43] 可能是指《小王子》或《致一位人质的信》。——原版编者注
[44] 自从1942年11月8日英美盟军在北非登陆之后，法军便加入了盟军的战斗序列。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认为他可以在法国找到一个飞行员的位置，并前往华盛顿处理一系列相关行政手续。最终在一系列美军高层的帮助下，他完成了所有手续。
[45] 皮埃尔·拉扎莱夫（Pierre Lazareff）：法国报社主编，曾经负责过《巴黎晚报》的编撰工作，因此与报刊投稿人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相识。拉扎莱夫于1940年8月24日抵达纽约，继续从事媒体方面的工作，与安托万来往密切。
[46] “二战”中法国战败之后事实上分裂成了两个政权：与纳粹合作继续统治法国本土的维希政权以及流亡海外的戴高乐“自由法国”政权。
[47]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当时计划于1943年4月2日乘军机从纽约飞往阿尔及尔。
[48] 亨利·吉罗（Henri Giraud）：法国陆军上将，1942年开始担任北非法军司令，与戴高乐存在政见分歧。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既不支持吉罗也不拥护戴高乐，认为把德军铁蹄下的法国人用单一政党、单一团体或单一人物作为代表是不正确的。——原版编者注
[49] 在法语中，consolation（安慰、起安慰作用的人）与康苏爱萝的名字Consuelo在拼写方面极为近似，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在这里使用了一个文字游戏，从康苏爱萝引出安慰者，希望她能像她的名字一样起到安慰作用。
[50] 即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为莱昂·维斯的《三十三天》写的序言。
[51] 罗杰·博凯尔（Roger Beaucaire）：工程师，邮政航空公司的公共关系负责人。——原版编者注
[52] 在法语中“女人”和“妻子”是一个词“femme”，这段话里的“女人”也可以理解成“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