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就读三个圈　导读解读样样全

导读：语言是一只受束缚的小鸟

复旦大学日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征

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最初发表于《新潮》杂志(1956年1月号至10月号)。连载结束当月，就出版了单行本。评论家中村光夫认为，这部作品虽然取材于现实，却能超越现象层面，以作家独特的思想与文体的力量打开一个全新的文学空间。中村这番评语的潜台词是：文学的价值绝不单止于记录现实，甚至也不在于道德说教，优秀作家是以其文体来展现其思考及世界观的。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能满足这一条件的作品为数不多，《金阁寺》是其一。可见日本评论界给这部作品的评价相当高。

从《金阁寺》问世时起，有关这部作品的研究就从未间断过。六十多年过去，读者对这部作品的热情仍旧不减。如今，除了日文版之外，《金阁寺》还拥有了英、法、德、俄、中等诸种外语版本。小说中描绘的充满**的世界为一代又一代读者所津津乐道。作为读客版《金阁寺》的导读，本文无意也不可能给出面面俱到的分析与介绍，这里只想把读解的视角限定在主人公形象，特别是“口吃”这一身体特征上，结合小说的故事情节推进作出相应的分析，以供读者阅读时有所借鉴、参考。

不妨说，假如不理解小说主人公“口吃”的真正内涵，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主人公对金阁之美的陶醉以及最后竟至走向火焚金阁的意义。

三岛由纪夫与《金阁寺》

《金阁寺》取材自日本历史上极为著名的真实事件——“金阁寺炎上”事件。1950年7月2日凌晨，僧人林养贤在寺内放火，烧毁了金阁(舍利殿)全殿。纵火的犯人林养贤时年21岁，是金阁寺的学僧，就读于大谷大学。因为口吃且相貌丑陋，一直深陷自卑，性格孤独内向，对寺庙和社会都多有不满。他事后供认自己作案的动机是“出于对美的东西的嫉妒”。林养贤还在自述中提到，在烧毁金阁寺后，他打算自杀，与金阁寺一同毁灭。当日下午两点，他将被褥、衣物、蚊帐等物品带进金阁，并于那天凌晨点燃了火焰。

国宝金阁寺被付之一炬的事件一经报道，当即震惊了日本全国上下，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日本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关注。除了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外，水上勉的《五番町夕雾楼》《金阁炎上》等都是以这一事件为蓝本创作的。

该事件后，三岛由纪夫特意跑到京都进行采访，仔细地翻阅了相关的笔记、警察局的审讯记录和法院的审判记录等，深入细致地了解了事件的全部细节。因此，《金阁寺》这本书对事件发生的经过、细节，主人公的身世、经历等，都进行了高度的还原。

看到这里，读者们也许会觉得这是一本探讨犯罪动机、人心阴暗等元素的小说。然而对三岛由纪夫来说，整个金阁寺放火事件，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创作的框架。他越是细致真实地刻画这事件中的种种细节，他所想要传达的意图越是与原本的事件无关。

那么，《金阁寺》中浓墨重彩地刻画的“口吃”，以及与口吃相关的心理，对三岛由纪夫来说究竟有何意义？“口吃”与烧毁金阁寺的结局之间，有无必然的内在联系？

在深入分析文本之前，我们应该明确一点——主人公的“口吃”这一设定，显然并不仅是因为真实事件的犯人就有口吃的毛病。

在《我的遍历时代》中，三岛由纪夫曾谈到自己年少时的一个心愿——成为一个作家。他把这个心愿称为“古怪的欲望”。为何古怪？因为“这一欲望，既不来自渴望美，也不来自渴望浪漫，而是来自少年心里朦胧预感到且为之恐惧的那种东西。要言之，那是一种对自身存在的社会性不适应”。

1925年，三岛由纪夫出生于日本的一个官僚家庭中，祖父平冈定太郎给他取名为平冈公威。三岛的祖父曾在日本政府担任高官，但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日益贫困。他的祖母原名永井夏子，出生自一个历史悠久的武士贵族家庭，祖上甚至曾和德川将军家联姻过。夏子深受武士贵族文化的熏陶，在汉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也养成了一种极强的名门意识和自负。

但夏子自幼患有精神疾病，因此婚姻上一直不顺，家族为了解决这个麻烦才把她嫁去了当时只是富裕农家的平冈家。在平冈家，夏子手握家族大权，对家人掌控欲极强。但独子平冈梓没有按照她的意愿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官僚，因此当长孙平冈公威诞生后，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她甚至在孩子没有断奶时就把他从母亲身边抱走，亲自抚养。

祖母对年幼的三岛保护过度，管教极严。因为他生来体弱多病，祖母又怕他受到同龄人不好的影响，所以常常把他一个人锁在家里，不许他出门。因此他只能在书房里阅读书籍，沉迷于自己的幻想。

扭曲的家庭成长环境，造成了他贫弱的体质与纤细、敏感的人格特质。不难看出，主人公沟口那极端自卑又自负的性格特征，跟三岛由纪夫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金阁寺》是一篇以主人公沟口的口吻描写的自白体小说。而沟口的自白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就是三岛由纪夫本人的自白。这篇小说不仅是对犯罪、对美、对艺术的剖析，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正如中村光夫所说，也是“三岛对自己青春的清算”，更是“战后这一时代的纪念碑”。

“我”因何而口吃

“从我幼时起，父亲便常对我说起金阁。”

小说《金阁寺》开篇第一句，已然暗示了“语言”在作品中占据的位置举足轻重。对少年主人公而言，父亲的讲述是一种权威性的话语。每一次的讲述都像是一次仪式。语言在他身体上打下的最为明显的印记，就是令人苦恼不已的口吃症。

口吃如同沟口身体如影随形的一部分。口吃是他身上最为显著的特征，因此其他人往往会使用“小结巴”等指向口吃的词汇来称呼他。口吃成了他唯一获得外界呼应的特质，可以说，“口吃”甚至成了他本身。同时，在他尝试与人交流的社会化过程中，口吃会反复阻碍他，使他无法顺畅地沟通外界。

口吃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身体内部与外部之间往返，表现着个体的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障碍。

口吃者为发不出头一个音而万分焦急时，就像是被内心世界中黏稠的胶粘住而又拼命挣扎、急欲脱身的小鸟，好不容易挣脱，却为时已晚。诚然，在我拼命挣扎的时候，外界的现实有时似乎也会停下来等我。然而，等我的那个现实已不是新鲜的现实。当我费尽精力，终于抵达外界的时候，外界却在一瞬间变色、错位了……于是，横陈在我面前的，只是不再新鲜、近乎腐臭的现实。似乎唯独这才是与我相称的。

这里使用了小鸟作为“语言”的隐喻。语言的小鸟在不起飞时并不显形。唯有当它挣扎着想要从“我”身体艰难飞出时才是可见的。当不需要使用语言时，“我”并不感受到拘束，一旦想要使用语言时，则会感到痛苦万分。

对无法顺畅使用语言的“我”来说，语言本就集痛苦和暴力于一身。他人的存在，无疑更加深了这种痛苦与暴力性。这一点，在小说第一章的另一事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有为子是一个邻家女孩。她那俊俏的容貌令“我”心醉。一天清晨，“我”在思念中身不由己地跑到路边，拦住了骑车外出工作的有为子。

但有为子起初想必吓了一跳，认出我以后，就只盯着我的嘴看。黎明前的黑暗中，她可能只盯着那个无意义嚅动着的无聊小黑洞，那个如同野外小动物脏乱难看的巢穴一般的小黑洞。换言之，她只盯着我的嘴。确认这个小黑洞里没有涌出任何同外界相关联的力量之后，她立刻放下心来。

此处所谓野生小动物的“巢穴”，显然与前面提到的小鸟属于同一象征系统。无论是小鸟还是小动物，这类意象揭示的都是不同于现实肉身的另外一种受语言所阻碍的身体。

按照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解，这次事件无非一场顽童的恶作剧。事后有为子告了“我”一状，“我”因此而受到严厉的责罚。因监视而生成的耻辱感，经此事得以强化。“我”于是心生恨意，开始期盼有为子死掉。

在广泛使用语言的人类社会中，流畅的言谈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不流畅的语言势必造成交往的阻塞，因此几乎所有的言语共同体都会要求个人流畅地使用语言。而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则会被视为残缺的甚至劣等的存在。

同时，语言的规则还划定了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凡是对这一规则的触犯，都将遭到严厉惩罚。某种意义上，主人公的口吃正源于他无法确定，自己想说的话能否得到规则的放行。伴随着这种内心的迟疑而显现出来的，是话语的断续与时间的延宕。小鸟一次次探头欲出却又不得不缩回，从而与眼中所见现实失之交臂。

言语因受阻而延宕，不待抵达现实，那现实就已经腐烂发臭。“巢穴”的肮脏、丑陋，也正是在喻示在“我”所要抵达的腐臭现实。对“我”来说，这一处境无疑是由外界的监视促成的。如果说受阻碍的小鸟隐喻着监视的暴力性，那么旁人听“我”言说时的表情，则为“我”提供了另外一种更为明晰的认知镜像。听者的脸上显现出的那种焦躁，正是“我”的口吃向外的一种辐射，一种“我”与他人之间无形的互动。这也是为何“我”即使在好友鹤川面前讲话也会汗流不止。

他人都是见证，没有他人存在，也就不会产生耻辱。只要见证了“我”耻辱的证人不离开这个世界，“我”的耻辱就不会彻底根绝。“为了我能真正得见天日，世界必须毁灭。”

沉默的“暴君”这一幻想正印证了“我”的这种扭曲的权力意识。

我爱读历史上关于暴君的记述。我想，如果我是个期期艾艾、寡言少语的暴君，家臣肯定会终日看着我的脸色战战兢兢地过活吧。我没有必要用明确流畅的语言替我的残暴辩护。我的沉默本身就足以让一切残暴无可指责。就这样，我一面沉浸在逐个处死平日藐视我的老师和同学的幻想中，一面又陶醉于成为内心世界的王者、冷静观察人世的大艺术家的梦幻中。我的外表乏善可陈，但我的内心却比谁都丰富。无法抹除自卑感的少年暗暗认为自己是上天选出的人物，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总觉得，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有个我尚不知晓的使命正等着我。

遭到打压的身体并非总是一味地逆来顺受。“我”通过把“失却新鲜度的现实”“半是腐臭的现实”当成最适宜“我”的现实，从而实现了对语言这一说压抑体制的想象性超越。这一认定带来的直接成果就是：与其勉强言说，毋宁放弃言说。正是这一放弃之举直接铺就了“我”日常生活中通往沉默之路。在沉默中，“我”充分施展自己的“权力意志”，不独做自己的主宰，而是世界的主宰。主人公内心为自己描绘的“暴君”图像，建立在对语言社会中规则的拒绝之上。他用沉默占据了语言的制高点，因此不再是个挣扎不出的可怜的小鸟，倒更像是一个八面威风的秃鹫。“我”的残暴无须用明确而流畅的话语来维持其正当性，因为只要“我”沉默就可以使一切残暴正当化。绝世独立的秃鹫以不言之言，为“我”言说的身体筹划了一个理想的位置，且彰显了“我”对共同体的放逐。

《金阁寺》中主人公身上这种贯穿全文的幻想性，并不单是纯粹的幻想或逃避，而是对现实的一种挣扎和反抗。

“口吃”这一身体特征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但并非一成不变。“口吃”根据不同的环境，延伸出两种其他的状态，其一是“沉默”，其二是“流利”，即“不口吃”。

如前文所说，“沉默”是一种对语言体系的反抗。而在文中偶尔出现的几次“不口吃”的场景，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不服从和抗争。

“喂，沟口。”

我默不作声，直勾勾地盯着他。他对我微微一笑，带着掌权者的几分故作姿态。

“干吗不回话，你是哑巴吗？”

“他是结结结……结巴!”

他的一个崇拜者代我回答。众人笑得前仰后合。嘲笑这种东西是多么刺眼啊!在我看来，同学少年们那青春期所特有的残酷嗤笑，仿佛茂密树叶上反射的阳光一般炫目。

操场上孩童们众星捧月般地围坐在那个海军机关学校的学生——“英雄”周围，“我”则独自坐在远离众人的地方瞻仰。“我”心目中的那个“英雄”无疑是操场上这一小型集体的中心所在。如此看来，他特意朝着远离圈子之外的“我”询问，内中自然带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挑战意味。他大概是把“我”远离众人这一举动理解成对他的不屈从了。作为掌握权力的人，他绝对不能容忍“我”的身体游离在共同体之外。当得知“我”是个口吃时，这位“英雄”汇集了在场所有人的哄闹能量开口说：“口吃这种小毛病，一天就能给你治好喽!”这番言辞从里向外透着一股权力固有的霸气。主人公听到此处，忽而流利应答说：“不去。我要当和尚。”

原本口吃的主人公此处的应答非但不口吃，且十分流畅，仿佛与意志无关一般脱口而出。这看起来实在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那么，该从何种角度来理解此处的流畅呢，是顺从抑或抵抗？

“我”以出人意料的流畅，回应了对“我”的询唤。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服从。不过，这种服从或许更有可能是一种表面现象。这种流畅的发言，顺应了共同体中的流利法则，消解了“我”口吃者的身份。这一点与“我”的空间位置的选择可以说异曲同工。“我”之所以会选择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位置坐下，与其说是感受到了共同体对“我”的排斥，不如说是“我”的主动出击——“我”不待排斥，已将身体撤离。

战后的日本

想要更好地理解语言、权力和口吃之间的联系，我们不得不了解故事中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日本的战败。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战后，数十万美国军队进驻日本，对日本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全面管制。

小说第三章后半部分有这样一段内容。“我”遵从父亲的遗愿到金阁寺做了和尚。一个雪天，占领军的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来寺里游览，随行的还有一个日本妓女。“我”应老导游之召给美国大兵做翻译。美国大兵搀扶着那个妓女下车后，两人不知为什么事发生了龃龉。大兵愤而将那女人打倒在雪地上，并命令“我”上前用脚踩踏女人的肚子。

这就是小说中重点描写的“雪地踩踏事件”。就写实性而言，这一段描写当属小说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勾画出了那一时代的典型特征——战争、战败、美军对日本的占领。相对于口吃这一微观化的个人叙事，美军占领日本无疑是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

第二天是星期日，老导游一大早就来叫我。

原来门还没开就有外国士兵要来参观。老导游打手势要他们稍等，便来叫我这个“懂英语的”。说来也怪，我的英语比鹤川说得还利落，而且说起英语来从不结巴。

大门外停着一辆吉普车。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美国大兵手扶大门柱子，俯视着我，轻蔑地笑了笑。

在此应有一问，比起说日语时必定口吃的“我”，为何在雪地踩踏事件中说英语时却不口吃了？

美国大兵说的是英语，英语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本身就象征着一种管制。美国大兵无疑就是权力在当下的具体化身。

在美国大兵面前，“我”说的是英语，而非“我”所归属的那个共同体的语言——日语。“我”虽然说的是英语，但就身份而言却不意味着“我”位于英语共同体之中。不仅是因为“我”是黄种人这一显而易见的外在原因，还因为“我”本来也是英语“占领”下的日语共同体中的一员。对美国大兵而言，“我”的口吃并不是“我”的属性。

使用英语的“我”，既不属于英语的共同体，也不再属于日语的共同体。

此时所有曾令“我”感到万分压抑的证人以及见证全都消失不见了。表面上看，美国大兵和那个日本红衣女郎都可充当通常意义下的证人或见证者。然而这种监视或见证不过徒有其表!且不说雪地踩踏事件本就是美国大兵一手策划导演的，就算他作为证人见证了事件全过程，这见证对“我”来说也不构成任何威胁。因为只会讲英语的美国大兵，他绝无可能在使用日语的环境中指证“我”。

而那个被“我”踩踏过的红衣妓女虽然与“我”同样使用日语，且又是被害者，最有资格做证人。然而她作为娼妓的身份，已将她置于不利地位。说到底，她和“我”在本质上都是被共同体边缘化或者说被他人所排斥的存在。

借助英语共同体对日语共同体的占领与管制，“口吃”这只小鸟才终于得以展翅翱翔，主人公找到了主体解放自身的道路。

最后，我们回到金阁寺本身，口吃的主人公为何会痴迷于金阁寺之美，又为何要烧毁它，也许就有了答案。

金阁寺作为日本的国宝，毫无疑问是日本传统美的象征。

受出身武家名门的祖母影响，三岛由纪夫自幼就对自己的武士身份有一种贵族式的骄傲和自豪，向往着效忠天皇。因此，战争开始后他便应征入伍，却因为身体孱弱，体检不合格失去了入伍的资格。自己由于体弱没能去打仗，但同年的许多友人都奔赴战场甚至战死了。这无异于是被贴上了“于国家无益的男人”这一标签，对自负的三岛是极大的打击。

在日本，天皇绝不仅是政权的首脑。日本的神话中，天皇是天神的后裔。在日本历史上，虽然天皇有很长的时间并不掌握实权，却是主持祭祀、被民众信仰的精神领袖。这一点在明治维新，日本进入近代化社会后依然被保留了下来。在战争期间，所有的人都祈祷着死后会一致地回归天皇身侧，进入这个死者的共同体。天皇被虚拟化、神化，士兵和民众通过这种虚假的信仰被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幻想。这种信仰固然虚假，但身处这种集体性幻想中的民众和军人确实获得了一种集体中的安全感甚至荣誉感。

三岛无疑也是向往这种集体性的精神依托的，这一点从他生涯后期对神化的天皇的疯狂崇拜和对武士精神的推崇上便可见一斑。但正如《金阁寺》中的“我”因为口吃一直被排斥在集体外一样，三岛孱弱的身体、脆弱的精神，无疑将他排斥在这种幻想性的荣誉感之外。文中的“我”的痛苦，与三岛由纪夫青春时一直经历的痛苦，可以说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但战争宣告结束，天皇宣布投降，现实中的天皇形象开始背离虚拟的、神化的天皇形象。甚至在美国的管制下，日本政府不断地对天皇进行去神化。天皇由神退化为了人，日本人长期以来支柱般的信仰崩塌了。美国军队在日本国内肆意妄为，宣示着美国人的优越感。日本民族长期以来虚假的自豪感与荣誉感消失殆尽。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日渐式微。人们对金阁寺所代表的传统美越来越不感兴趣，现实中的金阁寺成了普普通通的旅游景点，不再像往日那么受人敬畏。

可以看出，文中“我”对金阁寺的感情变化，与三岛由纪夫对天皇的情感变化几乎是重合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研究都会认为金阁寺正象征着天皇。

日本战后初期是信仰缺失，既有的社会秩序崩坏，充满混乱和迷茫的时代。这种混乱和迷茫，在几乎日本所有战后派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体现。但与此同时，在战后的废墟上，正因为无序，所以也存在着自由的气息，即使这种自由往往伴随着空虚和虚无，但也的确在孕育着新生的可能性。

由于外来势力的强制干扰，日本千年来至高无上的皇权和支配性的信仰崩溃了。对三岛由纪夫来说，战前那个迷惘而痛苦、孱弱而无助的青春，也随着对天皇信仰的崩溃一同结束。如同口吃的少年点起了一把火焰，将心中的执念焚烧殆尽，《金阁寺》这本书本身也如同三岛点起的一把火焰，烧尽了他过去的一切迷茫和执念，让他能够坚定地在自己认定的艺术道路上走下去。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早年如《假面的告白》等作品中那样常见的迷茫和空虚不复存在。他甚至开始疯狂地锻炼自己的肉体，孱弱的身躯变得像健美运动员一样强壮。

无论三岛最后走向的人生结局如何，其思想及艺术呈现的复杂形态，其多样化的人性挖掘与探索，都通过这把火焰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内在推力。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掌握了自己的人生。也许正像作品末尾他借主人公之口发出的那句感叹：

我想，我要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