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1910—1996／　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生于天津，祖籍湖北潜江。中国现当代杰出的戏剧家。代表作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

1931年10月12日，一大早，曹禺和清华的同学们跳上了南下的火车，前往保定育德中学做抗日宣传。自从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清华大学的热血青年们就组织起抗日宣传队，赴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

在火车上，宣传队员们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他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这位工人对学生们的抗日行动赞不绝口，激动地说：“日本人霸占咱东三省，就像在咱国家身上割了一块肉。娘疼儿心酸，谁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纯朴的形象，生动的语言，曹禺被这位工人大哥的爱国之心深深打动着。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

1933年，23岁的曹禺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5年的剧本《雷雨》。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在清华园的小河边，曹禺为创作《雷雨》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几经揣摩构思，又用了6个月全神贯注地写作，曹禺终于完成了《雷雨》的最初创作，当初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位姓赵的工人，融合成了《雷雨》中的鲁大海。

1934年7月的一天，负责《文学季刊》组稿的巴金见到了《雷雨》剧本，当晚就读完，被深深打动，把剧本推荐给主编郑振铎，在当年《文学季刊》的第三期发表。1935年，《雷雨》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

正在东京的郭沫若观看了《雷雨》的演出后，立即撰文《关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赞赏，称其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颇为兴奋，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还有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曹禺由此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演得精彩极了

1910年，曹禺出生在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父亲万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曾做过黎元洪的秘书。母亲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他3天后，因患产褥热病逝。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薛氏胞妹薛泳南成为他的继母，喜欢看戏，曹禺从小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

1922年，曹禺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开始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但他承认，“《狂人日记》当时没读懂”，而《女神》却使他的血“沸腾”起来。后来，15岁的曹禺正式加入了由张伯苓校长创建的南开新剧团，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曹禺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据曹禺的女儿万昭回忆：“爸爸在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娜拉》中扮演女主角娜拉。剧中娜拉背着丈夫准备离家出走，爸爸演这段戏，一个人在台上又说，又歌唱，又跳舞，把她在丈夫面前慌乱、复杂的心情，演得精彩极了。”

1926年，曹禺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姓氏“万”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1929年，曹禺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开始广泛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

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而且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此后，《雷雨》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地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巅峰时期。

《雷雨》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该剧以其富有动感而精美的语言，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

1935年8月17日，《雷雨》在日本大获成功后，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著名京派戏剧家兼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发表《〈雷雨〉》一文称，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此后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只有31岁。

作家应该死在书桌上

1936年5月，在巴金等人的鼓励和催促下，曹禺开始创作《日出》，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写作，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就在曹禺尚未写出这部作品时，《雷雨》即作为《曹禺戏剧集》（第一种），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因此，《日出》不仅是巴金的期待，也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

《日出》发表后，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专门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朱光潜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曹禺曾说：“我有一种谬论：战士应该死在战场上，作家应该死在书桌上，演员应该死在舞台上……不然，他总会感受到遗憾，浪费了有限的生命。”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教。一年夏天的一天，曹禺的家属准备了澡盆和热水，要他去洗澡。此时曹禺正在看书，爱不释手，一推再推。最后在家属的再三催促下，他才一手拿着毛巾，一手拿着书步入内室。

一个钟头过去了，未见人出来，房内不时传出稀落的水响声。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情况依旧。曹禺的家属顿生疑惑，推门一看，原来曹禺坐在澡盆里，一手拿着书看，另一只手拿着毛巾在有意无意地拍水。

痛苦是父亲的天性

1949年，成为曹禺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人一旦成名，时间就不再是自己的了，各种职务和活动纷纷找上门。据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1955年11月29日《全国文联收集的曹禺、老舍的兼职和社会活动的情况和意见》显示，曹禺当时共兼有15份职务。如此多的兼职，让曹禺叫苦不迭：虽然自己有热情，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体力上吃不消，也没有时间从事自己最爱的戏剧创作了。

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期间，他虽然也创作出《明朗的天》《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和《王昭君》等剧，但其艺术魅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多年后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四大名剧”。

据曹禺的女儿万方回忆，曹禺经常是上午一个活动，下午一个活动，晚上还要观摩看戏，每天回家后，已是筋疲力尽，根本不可能写作。参与这么多活动，曹禺自己也深感矛盾、痛苦和悔恨。他对万方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万方已习惯了父亲自己骂自己，她觉得“痛苦是父亲的天性”。但写不出作品，是曹禺最深层的痛苦，他曾忍不住对万方说：“小方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

我怕太丑了

孙庆升曾评价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这些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青年时代的曹禺，有着他笔下的周冲式的纯真和热情，痛恨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的曙光。而到了晚年，曹禺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

1992年12月1日，他给好友巴金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正在写个短篇小说，这是遵从你的嘱咐，何时真写得出，也不可知。‘六十岁学吹鼓手’本是笑话，如今八十岁学写小说，你想，其困难，其可笑，可想而知。但我仍坚持，有一点写一点，写一段是一段，总得把它写完。应该写好了，请你改。我怕太丑了，太不像样，就拿不出去了。”

曹禺最后几年的时光是在病**度过的。他摆脱了社会活动的干扰，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写他的作品了，可身体却不行了。但曹禺仍在努力着，万方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他（曹禺）还想写‘斗战胜佛’孙悟空的戏，写如来。其中还出了一个大学者，孙猴子向他讨教，而发现大学者的脑袋和心都空空如也，孙猴儿感叹：怪不得他这样神气，四大皆空他就占了两空，头空心空，做了一生万事通，善哉善哉！我要拜他为师。”

1996年12月13日凌晨3点钟，曹禺静静地离去了，享年86岁。他带着许多构思、许多“宝贝”离开了，最终没能再写出一个“大东西”，令人唏嘘。然而，当时光溯回到65年前，那个他与同学们跳上南下的火车、听同行的工人讲述国恨家仇的场景时，人们依稀会发现这位真诚的剧作家，所曾经到达过的生命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