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第周／1902—1979／　字蔚孙，浙江省鄞县人。著名生物学家、实验胚胎学家，开创了中国的克隆事业，被称作“中国克隆之父”。

1943年6月5日，四川宜宾的李庄码头，一条沿岷江漂流而下的盐船抛出缆绳，上面走下一位高个头、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这位“老外”在几个中国人的陪同下，进入坐落在李庄镇中心禹王宫的同济大学本部进行学术交流。他，就是后来以《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书被中国学术界广泛赞誉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而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史提出的相关疑问，后来被世人称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

李约瑟一行受到同济大学丁文渊等领导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他本人目睹了战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在这里，同济的物理系和化学系艰难度日……他们的仪器大多在轰炸中和从东部运来时受损，但工学院各系都欣欣向荣”。他特地去拜访多年前在比利时相识的朋友童第周，一位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的教授。当年，李约瑟看过这位来自东方的瘦小个头留学生的实验后，连连称赞其为“年轻的中国人，有才华的中国人！”。

走过一片稻田和池塘，远远地，李约瑟看见一群人在田野沟渠间忙碌着。此时，童第周正与夫人、儿女及部分学生一起，携带大盆小盆，兴致勃勃地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走近后，只见童第周挽着裤腿，打着赤脚，扑扑楞楞追赶着四处流窜的青蛙。一时间人跑蛙跳，你追我赶，泥水四溅。

在这样的境况中，李约瑟和童第周不期而遇了。分别十几年，二人站在院内，“用法语进行了极为难得的长谈”，随后，李约瑟进入到童第周简陋的实验室参观。此前，童第周依据实验所得的成果，撰写了数篇高质量论文并得以发表，引起了国内外生物学界的瞩目。而当李约瑟看罢所有的实验设备和材料后，惊讶地问道：“你就是用这样的器材，在这片空地上完成了那样高难度的实验吗？”童第周轻声答道：“是的，战时的条件就是这样，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李约瑟沉默片刻，摇摇头，充满敬意地说：“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能写出那样高水平的论文，简直不可思议！”童第周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当二人走出实验室准备分手时，李约瑟突然转身问：“在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的荒地来呢？”童第周回答得非常简洁：“因为我是中国人嘛！”李约瑟点点头：“对，对，中国人，有志气！”

自己并不比别人笨

1902年5月，童第周出生在宁波鄞县塘溪镇童村，家庭生活十分贫困，没有钱进学校读书，只能在家里边做些农活，边跟教私塾的父亲学点文化。直到17岁，在二哥的帮助下，他才进了可供食宿的宁波师范预科。因为没有一点数理方面的基础，第一学期考试结束后，他的成绩总平均分没有及格。学校让他退学或降级，经童第周再三请求，学校勉强答应试读半年。

此时，在内心深处，他还为自己确立了更高的目标—考进效实中学。该校是当时宁波第一流的学校，毕业生一般都能进大学，但对英语要求很高，还十分重视数理基础，而这几门课恰恰是童第周的薄弱环节。然而，童第周并不气馁，开始自学英语，常常学到深夜。

那一年，效实中学不招一年级新生，只招到三年级插班的优等生。哥哥开始犹豫不决：“就童第周的基础来说，本来考一年级就已经很费劲了，却只招三年级插班生，这可怎么办呢？”童第周却不改初衷，当即决定去考插班生。靠着“水滴石穿”的精神，童第周最终考取了效实中学三年级，只不过成绩是倒数第一。面对成绩单，他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一天深夜，教数学的陈老师办完事情回到学校，发现在昏黄的路灯下有个瘦小的身影在晃动，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童第周正在借着路灯光演算习题。“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寝室休息呢？”“陈老师，我要抓紧时间把功课赶上去，我不要倒数第一名。”陈老师望着童第周瘦小的身躯，关心地劝他回去休息，可是走出不远，童第周又站在路灯下捧着书本读了起来。

期末考试到了，他终于靠自己刻苦的努力，各科成绩都达到了70分，其中几何还得了满分，引起了全校的轰动。到了高三期末考试，他的总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校长陈夏常无限感慨地说：“我当了多年校长，从来没有看到过进步这么快的学生！”后来，童第周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感慨地说：“在效实的两个‘第一’，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那件事使我知道自己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做到的，我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做到。世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

中国人不是笨人

1924年7月，童第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成为生物系的高材生。1930年毕业时，他得到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在哥哥和新婚妻子叶毓芬的资助下，毅然登上了开往比利时的列车。在布鲁塞尔大学，童第周在欧洲著名生物学者勃朗歇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胚胎学。

当时，他发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说“中国人是弱国的国民”。和他同住的一个外国学生，甚至公开说：“中国人太笨。”听到这些，童第周再也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对那人说：“这样吧，我们来比一比，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来和你比，看谁先取得博士学位。”童第周憋着一股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

研究胚胎学，经常要做青蛙卵细胞膜的剥除手术。有一次做实验，教授要求学生们设法把青蛙卵膜剥下来，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青蛙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外面紧紧地包着三层像蛋白一样的软膜，因为卵小膜薄，手术只能在显微镜下进行。许多人都失败了，他们一剥开卵膜，就把青蛙卵也给撕破了。只有童第周一人不声不响地完成了这项实验任务，一下子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

勃朗歇尔教授激动万分，连声称赞：“童第周真行！中国人真行！”4年之后，童第周顺利通过答辩，比利时的学术委员会决定授予他博士学位。在荣获学位的大会上，童第周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笨，我获得了贵国的博士学位，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绝不比别人笨。”

特别博士不要了

1934年，童第周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达克教授让他再等一年后，再写一篇论文，就可得到一个特别博士学位。但此时的童第周急于回国效力，回答说：“特别博士不要了，我要回国。”这一年，童第周回到国内，与夫人一起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不断蔓延，童第周带着妻子儿女在兵荒马乱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命运。1941年11月，他几经辗转，来到位于四川李庄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授，同时继续着他的胚胎学研究。

可是，那里没有科学仪器，连一架显微镜也没有，没办法继续开展胚胎学的研究工作。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他带来了希望：在小镇的旧货摊上，夫妻俩看到了一架旧的德国蔡司双筒显微镜，但要价太贵，在当时相当于两人两年的工资。接连几天，他们一趟又一趟地往旧货摊上跑，生怕心爱的显微镜被别人抢走。老板很不耐烦，后来干脆不理他们了。夫妇俩下定决心，为了搞科研，这台显微镜非买不可。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他们就开始到处向亲友借钱，还变卖了不少衣服，终于凑齐了65000元，买回了这台显微镜。

显微镜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其他设备，他们就因陋就简，比如用茶杯、废弃的玻璃瓶、碗等来代替玻璃器皿。但没有所需要的灯光照明，还是不能进行操作。他们只好把显微镜搬到室外，冬天利用雪地微弱的反光，他忘记了寒冷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夏天烈日当头，汗流浃背即使汗水滴在视镜上模糊了视线，或是风把一粒小沙子吹进了载物器，甚至占据了整个视野……童第周仍然坚持攻关。

一般说来，每一个试验数据都要重复一两次，而他往往要重复五六次。然而，就在这简陋的显微镜下，在这低矮的小土屋里，童第周却撰写了一篇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在经典胚胎学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很大突破，震惊了国内外生物界的学者。而他与夫人叶毓芬也被称作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1946年，童第周回到青岛，参加国立山大的复校工作，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夫人叶毓芬在同系任教。1947年6月，山大学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和签名运动，他第一个在抗议书上签了名，坚决站在了学生一边。1948年，童第周应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到耶鲁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年后，他拒绝了耶鲁大学的高薪挽留，坚决回国：“我是中国人，我的最大愿望是让中国快些富强起来！现在中国看到了希望，我得赶快回国去！”

1963年，年逾甲子的他与其学生美籍学者牛满江教授开展合作，共同培育一种鱼类新产品。为了保证实验的成功，他坚持亲自在显微镜下操作实验，几乎每天都是从清晨6点，一直干到下午一两点钟。他还常带些馒头，中午边吃边干，有时甚至在实验室里过夜。后来，实验大获成功，世界上第一例克隆鱼类由此诞生。这种披着金色的鳞片、长着鲫鱼那样单尾巴的新鱼类，被诗人赵朴初誉为“童鱼”，画家吴作人为此特作《睡莲金鱼图》相赠。

1978年2月，历经“文革”摧残的他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诗：“周兮周兮，年逾古稀。残躯幸存，脑力尚济；能作科研，能挥文笔。虽少佳品，偶有奇意；虽非上驷，堪充下骥。愿效老牛，为国捐躯！”此时，他那双灵巧的双手已经开始颤抖了。第二年3月，在浙江省科技大学的讲台上，他突然眩晕，从此一病不起，3月30日离世，享年77岁。这位以一己之力，穷毕生心血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的科学家，被称作当之无愧的“中国克隆之父”，而他为国家前途和民族荣耀奋力拼搏的身影，永远跳动在那些生生不息的历史镜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