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1889—1971／　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中国地质大学第一任校长，为中国甩掉“贫油”帽子，创立地质力学理论和中国“两弹”的研发做出了重大贡献。代表作有《中国地质学》《地质力学概论》《地震地质》《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1949年，在欧洲讲学考察途经英国伦敦的李四光，突然接到朋友陈希仪打来的电话，对方急促地催他赶快离开，说明后天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的人就会来找他了。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很快就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

这一年，国内的局势瞬息万变。1949年年初，国民党政府仓皇逃往广州，不久，李四光所在的地质研究所被通知迁往台湾。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到广州。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

就在李四光焦急等待启程日期时，陈希仪又打电话告知，国民党驻英大使馆刚刚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普利茅斯港是偏僻的货运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李四光提笔给国民党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妻子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经过漫长的辗转，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

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光被四表

李四光出身于穷苦家庭，因排行老二，父亲李卓侯给他起了个名字：李仲揆。1902年，在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领导下，湖北开始大量兴建新式的中小学堂，除了教学生传统的经书，还传授科学技术知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冈，李仲揆跃跃欲试。

当年，14岁的他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学务处填写报名表时，可能是太紧张了，他误将年龄“十四”填在了姓名栏里。发现写错后，他因为家里穷，舍不得花钱再买一张表格，正在犯难，抬头看见前面大厅正中挂的横匾上有“光被四表”这4个字。李仲揆眼前一亮，将姓名栏里“十”添了几笔写成“李”，而在“四”后边加了个“光”字，从此他改名为李四光。

李四光为了要造出“第一流兵舰”，15岁东渡日本，学习造船专业。在去日本学造船的船上，因为穷，李四光买不起正式的铺位，只好白天窝在底舱，晚上在船顶过夜。不想受了风寒，大病一场，又因没钱医治，落下一个毛病—不能吃肉，一吃就犯病。此后李四光一生与肉绝缘。

当时中国没有钢铁不能造船，李四光又转赴英国，学习采矿。英国留学期间，李四光写毕业论文时，腿上长了一个脓疮，也因为既没钱又没时间，耽误了治疗，他索性用刮胡刀片自己把疮刮掉，腿上落下一个大疤。后来，李四光觉得采矿离不开找矿、勘探，还需要掌握地质学的专门知识，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地质专业，并成为日后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04年5月，李四光官费赴日本留学读大阪高工船用机关科，期间受到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8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这成为李四光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方向。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从此，李四光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坚持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支付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

那时，李四光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他曾说：“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的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19世纪以来，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不断来到中国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瑞典农商部顾问、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李四光却提出“让事实说话”。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

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了外国科学家的公认。

我是炎黄子孙

李四光曾深情地说：“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回国后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中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

然而，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1956年，在李四光的主持下，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但他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总动脉瘤破裂逝世，享年82岁。去世前，他曾猛然吃力地拉着医生的手，热切地望着他，激动地说：“医生，请告诉我，我能不能再活半年。只要半年，地震预报就会有结果的……”然而，时间却没有给他太多。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

2009年10月4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天文台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李四光星”。40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唯有李四光的科学功绩和创新精神依然鲜活地存留在历史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