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昀／1900—1985／　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人。著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曾创办台 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中华学术院等。代表作有《本国地理》《政治地理学》《中华五千年史》等。

1963年3月1日，台北阳明山，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的第一座大厦—大成馆终于落成。同一天，第一届研究生从租借的国防研究院场所，顺利迁到这里。创办人张其昀对这里的位置与地势十分满意，站在大成馆前，可以眺望台北市区、原野和海洋，登楼四望，海阔天空。

他将这里命名为“华冈”，寓意“美哉中华，凤鸣高冈”。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一片十分荒凉的丘冈。当年，他拿着菲律宾华侨庄万里捐助的5万美元，四处寻找空地筹办一所大学，几经周折，最终选定离台北市不远的阳明山区。这里原为一片橘园，荆棘遍地，野草丛生，前去探勘的汽车开进去，经常轧死毒蛇。

只靠5万美元起家的张其昀，没有当局的财务支持，甚至银行的贷款也很难贷到，每每面临捉襟见肘的困境。但他追求完美，请来台湾岛内最著名的城市规划师卢毓骏，着手设计华冈的建筑主体。大成馆的设计完成后，他不得不将预算削减。为节约建筑经费，更合理地组织施工，卢毓骏亲自到工地监工。

1962年下半年，台湾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录取80人，正式入学的72人。研究生就学，不仅不能收费，还要给予生活费，使得本已拮据的经费更加紧张。然而张其昀不仅给这些学生每人发奖学金800元台币，而且还给他们提供冬夏服装和皮鞋。当时一个大学助教的每个月工资，也只有700台币。他要求研究生不兼职、不兼课，认真研究，努力成才。有人认为他要破产，张其昀对学生们说：“欠债我还，坐牢我去，你们只需努力向学，便慰我心。”

次年，大学部开始招生，遂改名为中国文化学院。张其昀经常在校园里走动，关切学生们的学习与生活。台大俄文系的欧茜西教授，当年是第一届学生，有一天，张其昀在校园偶然碰见她，问起近况，她说如今到了大四，想去俄罗斯留学，不过路费还没有着落。3天后，张其昀便将机票送给她，使其顺利留学。

新闻系学生田正美，是考上文大的第一个原住民女生，迫于生活无法继续学业。张其昀得知后，亲自给新闻系代理主任郑贞铭写了张纸条：“田正美同学四年学费全免，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费。”学生母亲听说后十分感动，并坚决表示不受领生活费。于是，学校提供田正美助理助教岗位，帮助其解决生活费难题。后来，她成为省立屏东女中的校长，是原住民中第一人。张其昀支助的学生太多，包括焦仁和、李天任等，如今都蔚为大才。

学校刚刚建立时，很多著名的教授、学者、专家纷纷前来兼职，很多人授课而不受报酬，总是以台湾大学不得兼职为由拒绝，为他节省开支。一时间华冈名师云集，仅仅就文学、史学而言，延揽的师资，如钱穆、黎东方、杨家骆、宋晞、吴经雄、林语堂、陈立夫、高明、曾虚白、谢然之等，均是一流的学者和大师。张其昀举债兴学，最后欠下的债务高达16亿台币，他还是咬牙硬挺了下来。后来，在时任教育部门负责人李焕的呼吁和帮助下，张其昀最终渡过难关。

前修未远，勖哉！

1901年11月，张其昀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书香之家。曾祖父张默人、祖父张朴园都是举人出身，父亲张兆林是当地的乡绅，一生致力于乡邦文化教育和水利建设。1913年，张其昀初级小学毕业，进入县立第四高级小学。张家人口众多，生计艰难，他上学的学费是母亲向一位亲戚借来的。离家上学时，想到母亲辛勤操劳供他上学，张其昀不禁泪如雨下。母亲鼓励他，说屋后的竹园，笋鲜嫩可口，但只有把它培育成为竹子，将来的用处才更大。

1915年，张其昀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国文老师陈康黼、地理老师蔡和铿、历史老师洪允祥对他影响很大，使其日后以地理研究与历史研究为毕生事业。同年，他投考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柳诒徵对他有很好的印象。发榜前，柳诒徵注意到录取名单上没有张其昀的名字，核对后得知未被录取的原因是“身体太单薄”。柳诒徵立即提出复议，并称自己少年时期身体也很弱，中年以后才饱满起来。就这样，到了发榜那天，张其昀名列榜首，进入文史地部。

当时的南高师声誉蜚腾，被公认为南方第一学府，名师荟萃。柳诒徵教授对张其昀十分看重，曾在他的作文上批语“沉郁顿挫”四字鼓励。哲学教授刘伯明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持批判态度，创办了《学衡》杂志，鼓吹共和国民之精神。张其昀深受他的影响，也成为学衡派中的一员，此后一生也致力于宣扬中国文化。张其昀的主修课是地理学，其自然科学素养多来自地学教授竺可桢。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张其昀作为助手始终跟随在身边。

1922年，梁启超曾在南高师讲学一学期，他在张其昀的论文上写下这样的评语：“荆公所官，谢山所产，前修未远，勖哉！”以王安石、全祖望来勉励。1923年，张其昀以文史地部成绩第一名毕业。此时，南高师正改制易名为东南大学。张其昀不愿领取东南大学的毕业证书，坚持以南高师最后一届学生的身份毕业。

受过近代训练的地理学者

毕业后，张其昀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间，他主编的新学制高中《本国地理》，在中国地理教育史上有里程碑的地位，与戴运轨主编的高中物理教科书、林语堂主编的高中英语课本构成当时全国通用的三大课本。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的地理学家任美锷，就是在阅读了这部教材后，树立起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志向。后来，任美锷考入张其昀任职的中央大学地理系，日后与其同到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1933年，两人还合编了新的高中《本国地理》。

1927年，经柳诒徵推荐，张其昀到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地理学系任教，主讲中国地理。教学之余，他时常到各地做地理考察，1931年，带领6名学生进行了为期55天的东北之行。他们从海路去，自陆路归，行程1万多里，考察地区以南满为中心，东至安东（今丹东）凤城，北至吉林长春。期间，他们还调查了刚发生不久的“万宝山事件”，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在路上遭日本警察纠缠。考察活动结束之后仅1个月，“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军队侵占了全东北。

张其昀精力旺盛，游历考察之外，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中国地理大纲》《中国民族志》等诸多著作，胡适称赞其为“受过近代训练的地理学者”。1935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届评议会，他当选为评议员，是评议员中从未出国留学的最年轻的一位。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张其昀受聘为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文学院长。

陈布雷第二

张其昀曾撰写《中国历代教育家史略》一书。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野”后，他曾劝蒋以“党内总裁”身份主持“党国大计”，颇得蒋介石欢心。于是，蒋留他在奉化溪口的武岭学校居住，待如上宾，常促膝谈心。

据有些文章所说，1949年年初，蒋介石正是采纳了张其昀的建议，最终决定把台湾作为退身之所。作为著名地理学家和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略学的学者，还曾在台湾光复后领队前往考察，他的建议对于蒋介石无疑是很有分量的。

1949年夏，应蒋介石的邀请，张其昀离开大陆，赴台湾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组长，这实际就是取代了已自杀的陈布雷，成为众人皆知的“陈布雷第二”了。

1954年7月，张其昀出任台湾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先后主持建立了南海学园，恢复了“中央图书馆”，并设立了台湾历史博物馆、科学馆、艺术馆、教育资料馆，被称为台湾的“文化之父”和“教育之父”。同时，他促成包括政大、清华、交大等多所大学的复校和新学校的建立，开创博士学位教育，着力中小学基础义务教育，基本奠定了台湾的教育格局，也被台湾学界誉称为“博士之父”。

一生治学，不外五事

“承东西之道统、集中外之精华”是张其昀的毕生之志。他曾自喻“一生治学，不外五事”：一曰国魂，以谋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二曰国史，探索中华文化之渊源；三曰国土，研究中国在世界之地位；四曰国力，衡断经济建设对国计民生之关系；五曰国防，以唤起爱国思想与民族正义，培养新生力量。

他提倡华学，认为不仅要研究汉学，也需研究藏学、满学、蒙古学等中国少数民族之学。1961年起，他开始着手撰写《中华五千年史》，“欲伸民族之大义，发潜德之幽光，综罗名家创获”，每天工作到很晚，直到孙女打电话叫他，才回家休息。到1982年他生病时，已写完从远古到西汉部分，东汉史写了一半。

张其昀还提倡全神教，他认为，各种宗教的良好精神都有相通之处，“宗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后目的”，“科学愈进步，宗教愈重要。敬天爱人，乃万事之表，万福之源”，因而教育的最高境界为“圣教育”。全神教之所谓宗教，实际是以儒家教育为中心，尊重世界各种宗教的良好精神，培养宗教情操。

1985年8月26日，张其昀因心脏衰竭，病逝台湾荣民总医院，享年85岁。临终前，他要求在自己的墓志铭中，不必炫耀他在政坛上的成绩，只希望表达三大志愿：一、华冈学园（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始人；二、《中华五千年史》的作者；三、全神教的提倡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郑贞铭教授感慨说：“在张其昀的心灵里，没有任何权势、悬念，甚至连部门负责人的头衔也没有存放的位置，而只有教育的爱、文化宗教的爱与国家民族的爱，其风范可媲美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