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肇中／1936—　／　英文名Samuel Chao Chung Ting，祖籍山东省日照市涛雒镇。华裔美国籍实验物理学家，曾发现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并以物理文献中习惯用来表示电磁流的拉丁字母“J”将其命名为“J粒子”，并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代表作有《量子电动力学》等。

1974年8月的一天，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正式启动了。这次，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把他的实验班底全部集中到了这里，希望这一次能够撞击出新的粒子来。这是一次“发现宇宙间从未发现的东西”的壮举，更是一次大胆的冒险。

由于使用的探测器非常复杂，丁肇中派了6名物理学家去操纵它，而为了确保全部探测器的数据都达到百分百的有效，在采集数据前大约花了100小时，来做这项准备。他曾形象地比喻：“在波士顿的雨季，有可能一秒钟内下降100亿滴雨，再假如这100亿滴雨中，只有一滴带有黄颜色，那么，分辨率要达到在100亿个雨滴中找到那一滴的程度。”

早在1966年，丁肇中便开始在寻找新粒子的浩瀚荒芜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此后，他在美国和西德建立了两个科学实验小组，在这两个小组之间往返奔波。他和同事们制订了周密的实验计划，忙着设计制造新的实验设备，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实验室成了他们的卧室，实在困倦了，就和衣躺在简易折叠**，休息一会儿，又接着投入战斗。

然而，回报他们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耗费了几年的宝贵时间，耗费了上百万美元的巨资，耗费了实验小组成员全副精力，到头来却一无所获。丁肇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种种非议和责难接踵而来。有的说，他的设想简直是异想天开，已经走进死胡同了；有的说，他的实验耗资巨大，是一种吃力而无效的工作；甚至有一位权威的物理学家批评道，丁肇中设计的非常昂贵的能谱仪只适用于寻找窄共振态，而现在没有窄共振态可寻。

科学实验的失败，同行们的非议，使丁肇中非常苦恼，心力交瘁。1970年，在一次实验中，他竟然虚脱在仪器旁，被同事们送往医院抢救。医生判定他“因经常劳累而患神经衰弱症”，强令其接受治疗和修养。1年后，刚刚出院的丁肇中并没有回家，直接进了实验室，继续他未竟的实验。他丝毫没有退却，而是重新调整实验思路，扩大实验队伍，拓宽实验范围，增大实验计划。

就在这次决定性的实验中，丁肇中和同事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紧紧地盯着计数器的屏幕。随着实验的不断升级，计数器开始显示出结果。“啊！那是新的粒子！”这正是丁肇中梦寐以求的结果，近10年的心血，终于得以窥见了她的芳颜。实验室里顿时沸腾起来，大家欢呼雀跃，握手拥抱，脸上挂满了微笑，有的还流下了激动的眼泪。1974年11月12日，丁肇中的实验小组向世界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发现了一种质量重、寿命长的基本粒子，并将其命名为“J粒子”。消息一出，整个科学界为之强烈震动。

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

1936年2月，丁肇中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安·亚伯尔大学医院。祖父丁惟汾早年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与反清与之后的反袁斗争。外祖父王以成与丁惟汾是好友，同样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津浦铁路的工程师，后因反清就义。丁惟汾深为王以成的壮举感动，将其女儿王隽英收为义女。此后，丁观海与王隽英远渡重洋，留美深造，并结为连理。就在他们准备回国时，王隽英怀孕，出于安全考虑，丁观海只好先行回国，留下妻子在当地分娩。

丁肇中来到这个世上时，就给人留下不凡的印象：头大个长，身体健壮，哭声也大。两个月后，他随母亲回到了中国。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战乱时期，丁肇中童年没有接受到传统的教育，“由于当时中国的境况，我一直是一个难民，不断地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当然，那时使我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正规教育。”12岁时，他随全家迁往台湾，经过不足一年的刻苦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台北市成功中学，一年后转学到建国中学读书。

此时的他，继承了山东人高大的体魄，个子比一般同学高出许多，圆圆的硕大的头颅格外显眼，于是，他被大家叫作“丁大头”或是“大头丁”。当时，建国中学校长贺翊新为勉励学生，抄录苏东坡的《晁错论》悬挂在校内：“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丁肇中站在横幅下，久久凝视着这句话，仔细咀嚼其中的含义，把它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丁肇中十分珍惜上学的机会，认为“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有一次，物理老师出了一道思考题，很多同学想了想觉得很难就放弃了，等着老师讲解，丁肇中却吃饭时想，走路时也想，别的同学都出去活动了，只有他还对着那道题苦苦思索，直到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马上跑到图书馆查找资料，验证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最终确认自己的解题方法正确无误后，他才满意而去。

在高中时，他特别喜欢理化，刻苦钻研，成绩很好。1955年毕业时，同学郝友礼曾在毕业纪念册上给他赠言：“你的理科可以说在班上无敌手，我希望你集中全力向理科进攻，发明几个丁氏定律！”这一年，他主动放弃保送台湾成功大学的机会，力争冲击台湾“清华大学”或台湾大学。可惜，信心满满的他遭遇了挫折，最终还是被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录取。

苦、智、趣

在成功大学的一年中，丁肇中深深迷恋上了物理和数学。他不仅超额完成了老师布置的物理作业，还用业余时间看了很多诸如居里夫人、牛顿、爱因斯坦、法拉第等人的传记，下定决心要转入台湾大学物理系。1956年夏天，美国密歇根大学工学院的院长布朗教授恰巧来台湾访问，在与老朋友丁观海见面时，了解到丁肇中的情况，表示可以帮其赴美留学。于是，1956年9月6日，丁肇中回到了他20年前出生的地方，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修习工程学、数学和物理学。

此时的他，身上只带了100美元，只认识布朗教授一人，英语会话能力很差。丁肇中谢绝了一切游玩的邀约，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之中，把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实验室里。他还常常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使老师无法回答，是老师们最感头痛的“问题”学生。由于成绩优异，他用3年的时间读完了4年全部课程，学校同意其提前毕业。1959年，他获得了密歇根大学数学和物理学两个学士学位。

在一次优秀学生聚餐会上，他结识了建筑系的凯伊·库尼（Kay Kuhne）。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于第二年年底，在大学附近的基督教堂举行了婚礼。之后，丁肇中又在密歇根大学物理研究所攻读了两年，并于1962年提前获得博士学位。因而，他用了5年时间，便走完了一般美国青年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走过的漫长路程。

当记者后来谈起丁肇中的这一段经历，问他有什么秘诀时，他总结了3个字“苦、智、趣”：第一，坚强的意志，刻苦的精神；第二，独立思考，以智取胜；第三，对知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事业心。他曾说：“假如你不能视科学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加入科研行列，免得招致痛苦。”

丁肇中本来想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但有两件事促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志向。一件是他进研究所的第一个夏天，马丁·蒲尔和琼斯教授正在进行一项暑期实验工作，缺少一名助手，丁肇中应邀参加了实验。另一件是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乔治·乌伦伯克教授曾告诉他：“假如你想做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你一定要极出色才有用，一个普通的理论家简直毫无用处，但一个普通的实验家却可以有些贡献。很多有志于科学的中国人不愿做实验，而要做理论，这样的选择是值得怀疑的。”从此，丁肇中与实验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实没有什么可争的

1962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尼文斯实验室应聘，主持面试的正是著名美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他顺利通过了面试，成了杨振宁的研究助理，同时得到著名物理实验学家吴健雄教授的指导。两年后，丁肇中舍弃那里的优厚待遇，毅然前往西欧核子研究中心，跟随著名的高能实验物理学家柯可尼教授工作。他曾说：“我认为从任何一个人身上所学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有两年的时间已经足够了。”

1974年，正当丁肇中的研究小组发现了J粒子，为其进行验证的时候，远在2000英里外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实验室，伯顿·里希特博士带领的研究小组，也独立地几乎同时有了这个发现。究竟是谁首先发现了新粒子？这激发人们强烈的好奇心，争论愈演愈烈。当一些传言闹得沸沸扬扬时，丁肇中对此却毫不在意，淡然地说：“谁做到了什么，谁先发现了什么，大家心里有数，别人也看得清楚，其实没有什么可争的。”

同年12月2日出版的一期《物理评论通讯》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两个实验小组发现新粒子的论文。物理学界一般认为，是丁肇中和伯顿·里希特同时发现了新粒子。新粒子的发现，打破了高能物理学10年沉寂的状况，对粒子物理学的研究从此又活跃起来。全世界各地的报刊纷纷报道这项重大的发现，时任美国总统福特还专门给丁肇中发来贺信，恭贺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1976年12月10日，丁肇中和伯顿·里希特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丁观海和妻子凯伊·库尼共同见证了儿子的辉煌时刻。按照惯例，获奖者应以本国语言发表演说，丁肇中却坚持用汉语演说。经过几次磋商，大会最后同意其发表演说时先用汉语，然后再用英语，这成为获奖人用两种语言发表演说的先例。

丁肇中虽然入了美国籍，但深深地知道他的根在中国。他不辞辛劳，远涉重洋，多次来中国从事学术交流和参观访问，努力促进国际物理学界同中国物理学家合作。他曾说：“四千年以来中国在人类自然发展史上有过很多重要贡献，今后一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希望在自己能工作的时间内，为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位从战火纷飞的逃难路上，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科学家，用他深耕真理之田的刻苦与智慧，照亮了后来者攀登科学高峰的崎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