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1876—1951／　字伯苓，原名寿春，生于天津。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奥运先驱。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创立天津南开大学，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了贡献。

1898年7月，威海卫，一场交接仪式即将举行。当年，承甲午败绩，千疮百孔的清政府被英国强迫，准备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按约应当撤出，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后，再行转让给英国。清廷派大员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年轻的张伯苓随所在的通济舰前往。

交接仪式开始了，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阳旗，挂起清朝的龙旗，这算是清政府从日军手中收回了失地。然后清政府再拱手让给英国人，这一拱让，比从日本手中接受更令人凄怆。但见清兵一字排开，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衣前写一个“兵”字，背后写一个“勇”字。士兵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他们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还怀揣烟枪，而衣服更是杂七杂八，不是过于长大，就是过于短小。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头垢面，两肩高耸，慢吞吞走出来，降下挂起不久的龙旗……而英军恰恰相反，一个个身材魁伟，穿戴威严，列队行进，步伐整齐，神采飞扬地升起英国的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战场上接受乞降者签字画押。

风在呜咽，浪在怒吼，乌云在张伯苓的心头滚过。这位曾是北洋水师学堂航海驾驶班成绩最好的学生，目睹着这场“国帜三易”的戏剧，“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张伯苓不禁自问：“国家积弱到这种地步，中华民族何以自立于世界？以这样的官兵对阵外敌，怎能不一败涂地，任人宰割？”站在甲板上，他凝视苍茫的大海，耳听海浪冲击岸石的轰鸣，眼里射出坚毅的光，斩钉截铁地说：“海军救不了中国！”

从威海卫归来之后，张伯苓愤然退役。经过新的思索，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于是，张伯苓回到了天津，开始了他传奇而曲折的人生。

南开南开，越难越开！

著名文学艺术家老舍、曹禺曾说：“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当南开的校友们回忆起张伯苓校长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及他那高大挺拔的身材和刚毅洪亮的天津腔。张伯苓留给柳无忌的第一印象是，“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俭朴的校长办公室内。”齐邦媛曾回忆，张伯苓常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学生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战乱纷争的年代，张伯苓已然成为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被称作“南开先生”。

1903年，张伯苓趁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1904年5月，经过4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在严修的大力支持下，他将严、王两馆合并，在天津城西南一块俗称“南开洼”的地方，创建“私立中学堂”，后正式定名为“南开学校”，确立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他常说：“南开南开，越难越开！”到1917年，南开中学的学生从起初只有75人已经发展到1000多人。

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张伯苓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他渐渐地意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已41岁的他竟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干吗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丢不起。”他还是去了，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情况，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也是他的老师。

1918年12月，归国后的张伯苓开始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筹划创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你们讨厌！

张伯苓曾有这样的观点：“不懂体育，做不得校长”“没有体育就不叫教育”。因不满中国人被称作“东亚病夫”，他明确提出了体育课的各项标准，并且学校规定每年寒暑假开学时，学校逐项考核，考试不及格，通知家长，考试及格者还要选择一个项目，每日定时练习。

1934年，华北第18届运动会在天津举办，同时参加开幕式的还有200多个官绅要员以及各国领事和日本驻天津司令梅津。国难当头，东北沦丧，华北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国民政府唯恐运动会有闪失，特派国民要员参加运动会。运动会开始了，有几百名南开学生组成了南开啦啦队开始了生动的表演。一声哨响，几百人用黑白两旗打出了“勿忘国耻”4个字，3万多观众投向的瞬间又变成了“收复失地”4个大字。顷刻间万人欢呼，掌声雷动。随着各个代表队的入场，啦啦队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呼喊：“华北会，十八届，锻炼好身体，休把别人赖，收复失地在关外”“察哈尔，有长城，城里城外学英雄，要守长城一万里，全凭你们众英雄”……

正在行进中的东北运动员听到这些口号，激动得热泪盈眶。会场上观众情绪悲愤，梅津尴尬无比，提前退场，并向国民政府当局提出抗议。压力转到张伯苓那里，他将啦啦队的队长叫到校长办公室训斥，只说了4句话：“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好！下回还要那么讨厌！不过要更巧妙地讨厌！”

中国不亡，有我！

张伯苓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意欲除之而后快。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张伯苓正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会谈”。他在会谈发言时，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他说得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果然不出张伯苓所料，抗日战争之初，南开成为第一所被炸毁的学校。持续一天的轰炸，37栋教学楼、图书馆及学生宿舍成了一片瓦砾，有中文图书10万册、西文图书4.5万册及大批珍贵成套用具毁于炮火。当时蒋介石公开宣称：“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他批准了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建议，南开与北大、清华合组为临时大学，于11月1日在湖南长沙开学，随后又迁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学校。

张伯苓开始用强烈的**到处演讲，在一次应东北基督教青年会演讲时，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吼声：“中国不亡，有我！”这句话在东北各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就连少帅张学良听了后也深深折服，从此一改纨绔子弟的习气而意欲有所作为，后来拜张伯苓为师，给南开办学提供了大量资助。

您抬爱我了

1949年11月21日，下午3点左右，张伯苓在重庆的家中午休，蒋介石突然到访。蒋虽身着军装，但没有了往日的气派与神采，门口没有前呼后拥的军队，只有两辆小汽车。蒋介石满面笑容进入客厅，来意很明显：因重庆局势紧张，请张伯苓立即起程去台湾。张伯苓说：“您抬爱我了。”继而低头无语，主宾对坐无言，室内沉寂良久，一时陷入僵局。

张伯苓的夫人出来解围，以坚决而严肃的口吻说：“蒋先生！他老了，身体也不好，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叫他辞职吧！”蒋介石当时被噎住了，沉吟了一会儿，只好慢慢起身告别。张伯苓把蒋介石送到门口时，两人并立在台阶上，沉默无言，眺望远方。蒋介石在沉默中，缓缓走下台阶，走向汽车，没有低头上车，只听“咚”的一声，一头碰在车门上。张伯苓忙上前扶住，惊问：“怎么了？”蒋介石忙说：“没事，没事。”这才低头上车，悻悻而去。

张伯苓留在了大陆，然而生命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

“南开之父”的晚年

1951年2月17日，那天天气特别寒冷。晚饭后，卢开瑗来拜访张伯苓，说是听到小道消息，中央决定任命张伯苓为政协副主席。张伯苓听后非常高兴，终于有机会为国效劳了。所以卢开瑗临走时，他坚持要送下楼到大门口。家人觉得天气太冷，就送一杯热茶给张伯苓，只见老人口歪眼斜，已经不能言语。专家会诊后，一致认为是脑溢血。学生黄钰生执笔写了一份遗嘱，坐在张伯苓的床边，逐字逐句念给他听。张伯苓边听边点头，全篇念完的时候，他竖起右手大拇指，想说“好”，但已经发不出声音了。2月23日下午，张伯苓去世，享年75岁。

当历史不断地凋零与远去之后，张伯苓鲜活的身影开始在岁月沉沙中渐渐显现。如同当年威海卫那耻辱的一幕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张伯苓那一句“中国不亡，有我”的吼声，在历史的天空中愈加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