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1899—1967／　原名光亶，又名保同，号仲昂，笔名光旦，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市）。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与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并称作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代表作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

1935年12月9日凌晨，北平的街头枯冷萧瑟，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正在酝酿。满怀着抗日怒火的学生们开始不断地集结，他们举着大旗和标语，分别朝着新华门进发。“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此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焦急万分，一方面他“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但又不得不考虑有“保证学生安全与读书之责”，深恐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惨案。他找到校长梅贻琦，一同联手，一边与军政当局周旋，一边劝阻学生“稍安毋躁”。有人开始谣传，教务长向宪警提供了学生名单。于是，激愤的学生们围聚到办公楼前堵截潘光旦，欲施以颜色，作为报复性惩罚。

人群中央的潘光旦，体态圆润，穿一件皮夹克，戴一副深度眼镜，嘴里衔着一只大烟斗。最显眼的是，他拄着双拐，一只腿空空的。有冲动的学生，上前将双拐拿走，让其“独立”。而潘光旦头发凌乱，却保持着一贯的微笑。他一边用一条腿边站边跳以保持平衡，一边诚恳地向学生们讲着道理，极力安抚着躁动的人群。

有一个叫林从敏的学生见此情景，于心不忍，与另一名学生方钜成上前扶起，将拐杖拾起，架着潘光旦向大礼堂走去，后面仍有一群学生不依不饶地高声喊着口号。走至台阶，梅贻琦恰好经过，他立即快步走到潘光旦身边站定，面带愠色，表情严肃，对众人厉声说道：“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事由我负责。”

学生最终散去后，潘光旦专门把学生群中当时在清华做研究生的钱伟长留下，偷偷地告诉他一句话：“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学校并不是完全反对你们的，不过外头不要宣传，我们做缓冲的人。”

胡圣潘仙

潘光旦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清华时，在一次体育课中，他不慎扭伤右腿，后因其结核菌侵入膝盖，不得不截肢而至伤残。但是他不以此自伤，而是更加积极地投入研究、教学和生活中。他常撑着一个单拐打篮球。

他曾作诗抒怀：“谈兵膑脚传孙子，述史丧明说左丘。”闻一多与他是清华同学，曾为潘光旦篆过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闲章。朋友徐志摩戏言其“胡圣潘仙”—胡圣，指胡适；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为名列八仙之一的李铁拐。

潘光旦14岁入清华学堂，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尤其是英语，发音准确、纯正，不逊英人。他曾去问清华代理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有位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员司达得知此情，专门找到校长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

毕业前夕，他用西方性科学理论写的《冯小青考》，受到梁启超的赏识：“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1922年开始，潘光旦先后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生物学。1934年，他到母校清华执教，任清华、西南联大教务长、图书馆长十多年。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直至谢世。

不向古人五体投地

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西南联大演讲时，他讲到孔子时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说着，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条腿，更正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引得同学们大笑。这是他幽默的表述，却也是他真诚的治学之道，“不向古人五体投地，也不受潮流的颐指气使—只知道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

他当政协委员，外出视察时，走路用双拐。有人取笑他说：“潘先生的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笑着回答：“不只如此，我的方法也有问题，我架的双拐是美国货。”有一只烟斗是他的所爱，是用老竹根打通自制而成，斗腹上铭有“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

潘光旦“用生物学的眼光盘诘人类社会”的文化生物学思想，试图“开创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的气象宏大的学问”。他提出了“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观。

健全的、完整的人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潘光旦是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之一。他“发挥了中国儒家的基本精神”且“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力图为人类寻找到最理想的教育之道。

对师生关系，潘光旦有句名言：“学校，犹水也，师生，犹游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先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他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很多地方对不起青年和国家。“教育不知做人做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他说，国难的形成自有其内因外缘，若就内因来说，与当时的国民素质有很重要的关系，而归根结底，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国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

潘光旦发现，“社会教育”“教育的目的是社会的”“教育必须配合社会需要”—这些说法乍听起来颇有些冠冕堂皇，然而正是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及做法，才使教育误入专业化、技术化歧途，而不是他心目中“健全的、完整的人”的教育。真正“自由的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

他明确提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完成一个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促进个性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成为“完人”。

位育概念的标本

老同学梁实秋视潘光旦为“所敬爱的人物”，费孝通称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有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潘光旦服膺孔子的中庸之道。孔子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他认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于求位育，即安其所，遂其生。

费孝通称赞潘光旦，“他的人格就是位育概念的标本”，“先生用了毕生之力，不顾身体上的和社会上的种种常人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劫难，坚持学习各项先进的学科，去认识人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人的社会行为和规范，以及对人处世的法制和伦理道德，力图为人类寻求一条‘中和位育、遂生乐业之道’”。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师友回忆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上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作为第二代学者的他，曾不无伤感地指出，他的这一代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而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而潘光旦所代表的那代人“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费孝通认为，造就潘光旦那代人“人格和境界的根本”，在于“儒家思想”，在于“推己及人”。

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晚年潘光旦是寂寞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1958年10月，爱妻赵端云精神负担过重，先他而去，令他深感愧疚。

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文革”时被抄家、批斗，在医院，潘光旦已经成为危重的病人，却得不到任何治疗。为了尊严，他坚持回到自己的家里。家中卧室仍被封着，他只能躺在帆布**。

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身边没有亲人，女儿们散落天涯，都同样在受难，潘光旦遂逐渐停止呼吸。

此情此景，犹如32年前，那位被激愤的学生围在中央的教务长，极力地向周边的人群解释着。不同的是，那时还有人愿意听他讲，而此刻，无人当面诘难的潘光旦，却更加孤立无援。费孝通仰天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女儿乃穆把父亲的骨灰留在家中，居然遭到单位的严厉批判。无奈之中，只好将其埋在家旁的一棵树下。等到1979年中央民族学院为潘光旦平反时，因时间太久，骨灰竟遍寻不得。

女儿们最后精选了一只青紫色瓷瓶，权代骨灰瓶，存入八宝山公墓。令人扼腕的是，1999年女儿们前来扫墓时，父亲灵前的那只瓷瓶也不知被何人弃之何处。一生致力于寻求位育之道的潘光旦，肉体乃至骨灰均灰飞烟灭，而他的灵魂，祈求能在极乐世界中归于安详与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