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1889—1962／　字月涵，天津人。曾任清华校长，与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情势愈加紧迫，战争的阴云笼罩在国人心头。不足1个月的时间，10月14日，梅贻琦收到了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消息。12月3日，他毅然就职，随即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讲。

演讲现场，只见梅贻琦颀长的身材，配着一身青布长衫，脸型如棱角分明的雕塑，风度翩翩，可以算得上那个时代的美男子—他曾被来中国访问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和“中国学者的完美化身”。

他引经据典地讲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段话，成为至今仍被教育界津津乐道的名言。

此时的梅贻琦，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尤以北大清华为甚，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后来，梅贻琦在任17年，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有人问他有何秘诀，他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安安静静地去研究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梅曾臣中过秀才，后做过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然而，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作为长子，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据他的同人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后来，梅贻琦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在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见一位瘦高的学生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当年在参加的全国630名考生中，梅贻琦名列第六。

1909年11月到达美国，因错过了大学开学时间，被安排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中学插班复读，至1910年正式进入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当时人们留美，选的都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留学观，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终身的校长

1914年，梅贻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的校长”。他奠定了清华的校格，受到清华师生、校友很高的评价，“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报名的学生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梅贻琦认为，办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有用之才，倡导通才教育。他将治校原则概括为“民主办学，学术自由，廉洁奉公，公正严明”，并终身奉行。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的“王帽”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寡言君子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若不与其相当熟悉，一般看不到他的言笑，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他曾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学生则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地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他的助手孙观汉曾写文章《清华和酒》回忆：“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却迄无所获。

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他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

1936年2月29日，正是年终大考的第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出军队，到清华清查学生中的共产党。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结果，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据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唯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您—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

叶公超也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梅贻琦稍作迟疑，慢慢回答道：“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经过梅贻琦的奔走斡旋，3天后，被捕的学生全部放回，一场风波就此消解。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鱼龙混杂，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梅校长协调各方，以教育为重，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

念念不忘清华

1955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被称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两个星期后，大家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去世后葬于新竹清华校园西南区十八尖山之麓，此地依山傍水，居高临下，俯视全校，远眺大陆，取名为“梅园”。墓园左侧建有“梅亭”，园内有校友集资栽培的花木，曰“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