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1840—1939／　原名志德，又名钦善等，字斯藏，晚号华封老人，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祖籍江苏丹阳。中国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震旦大学首任校长、耶稣会神学博士。后人辑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1902年11月的一天，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文科教习郭镇瀛，因五班教室内的一只空墨水瓶，迁怒于学生。后几经波折，校方竟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学生。此事引起轩然大波，200余名学生和总教习蔡元培愤然离校。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墨水瓶事件”，这与日后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实现“启发民智，教育救国”的理想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早在两年前，马相伯便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堂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墨水瓶事件”发生后，从南洋公学退学的大部分学生，在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组成了爱国学社。另有20多名学生，在蔡元培的引荐下，向马相伯求助。

此时，马相伯正在筹划办学事宜，于是爽快地接收了这批学生。他向天主教会租用徐家汇观象台的旧屋作为校舍，并聘请了几位法国籍神父任教。如此一来，一座新式学校便宣告诞生了。马相伯还给学校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震旦学院。“震旦”一词出自梵文，意即“中国”，含有“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

震旦学院成立后，马相伯任监院（即院长），学校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学制为两年，专业分为文学、质学（科学）两类，没过多久又发展为文学、致知（哲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四大学科。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而震旦学院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毁家兴学

1840年4月17日，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徒，这一年，鸦片战争爆发。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襁褓间的马相伯即受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12岁时，他进入上海的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小修院，接受两年的“神修”训练。后来，他进入大修院，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并最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

1876年，马相伯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但仍信仰天主教）。他曾先后去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日本维新而高丽（朝鲜）守旧，在对照中使他深受启迪，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在于“提倡科学，兴办实业”，屡屡上书朝廷献策，却都似泥牛入海。

1899年，马相伯辞官回到上海，潜心于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此时，他已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定兴办学堂。于是，便有了他“毁家兴学”的壮举以及震旦学院的诞生，成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

诚如梁启超所言，震旦学院在管理上不仅“完备有条理”，更不乏独到之处：一方面，震旦学院实行“学生自治制”，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另一方面，校方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即倡导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文艺、崇尚科学、不谈教理，更是马相伯一再强调的办学方针。

在马相伯的运筹帷幄之下，震旦学院的教学、教务活动均安排得井井有条。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学院的学生数量就翻了数倍，增至132人。1904年夏，震旦学院来了个名叫“刘学裕”的新生。此人虽其貌不扬，却大有来头，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而被清廷通缉的“要犯”于右任。他“潜逃”至上海后无处安身，马相伯得知后，立刻将这位青年学子破格录取，免去所有的学膳费，还特意让他易名“刘学裕”，以避人耳目。肄业于此的学生，还有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张鼎丞等名人。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马相伯的一系列教学主张和做法，虽深得青年学子的推崇，却遭到天主教会方面的不满和反对。1905年，天主教会趁马相伯生病休养之机，派法国传教士南从周担任震旦学院的教务长，名为协助马相伯打理校务，实则为了加强对震旦学院的控制。这位金发碧眼的法国传教士刚到震旦学院，便取消了孔子诞辰假期，强迫学生接受宗教课程，颂唱圣歌，早晚祷告、做礼拜。同时“尽废旧章，别定规则”，不许学生谈论时事，不许结社，不许阅读进步书刊等，就连学生出入校门、会客之类的个人自由，也被横加限制。

南从周的“倒行逆施”，引发了震旦学子们的公愤，大批学生相继退学，以示抗议。学生集体离校时，甚至摘下了震旦学院的校牌。马相伯此时虽在病中，但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闻。当他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毅然宣布脱离震旦学院，与众生一同挥泪离开了徐家汇的校舍。

随着马相伯和学生们的离去，震旦学院仅剩下一副空壳，这无异于关停。但马相伯认为，震旦学院的精神不能磨灭。为了同教会抗争到底，他决定再办一所新校，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学生们的一致响应。那取个什么校名为好呢？有人说：“咱们新办的学校仍叫震旦，和教会办的震旦唱一唱对台戏！”但亦有不同的声音认为：“震旦牌子叫洋人玷污了，新学校干脆就叫上海公学。”就在几种意见相持不下时，于右任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建议取名“复旦”。“复旦”之语，出自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且含“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之双重寓意。

马相伯诚邀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希龄等28人担任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两江总督周馥也拨出官银1万两，并出借吴淞提督衙门作为复旦的临时校舍。1905年9月13日，恰是农历中秋节，复旦公学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严复为总教习，李登辉任教务长。

后来，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不计前嫌，捐现银4万元，又把自己名下、地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8处地皮悉数捐出，募得10万多元，以购置卢家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土地103亩，并无偿提供震旦学院使用。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1928年，震旦学院改为震旦大学。

唯公马首是瞻

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诚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已届91岁的马相伯慷慨发表抗日宣言：“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4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并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在上海土山湾的居所“绿野堂”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联语，与同人共勉。而马相伯的“绿野堂”，已然成为国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征。

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7人获释后，一同前往看望马相伯，并合影留念。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的簇拥下，端坐正中，尽显人瑞之相。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这张照片，后来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马相伯再一次发表《钢铁政策》广播演说，呼吁国人立即行动，誓死抗击日本侵略。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李宗仁劝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应于右任请，马相伯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

生死护中华

1939年4月6日，适逢马相伯的百岁诞辰，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也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当年风靡中国的《良友》画报，历来凭借时髦的封面女郎吸引读者，却在马相伯百岁大寿的这一期，以他的照片作为封面。

面对如此尊荣，他却在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中，苦闷地写道：“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把各方赠予的寿仪，移作犒慰前线伤兵之用。有一天，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10月20日，马相伯得知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病势加剧。11月4日，马相伯溘然长逝，享年100岁。噩耗传出，举国哀悼。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1952年，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谅山迎回灵柩，将其安葬于当时新泾区（今长宁区境内）息焉公墓。“**”中被毁，1984年4月6日，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

百年间，马相伯从容游走，留下一所享誉中外的大学和一个奋力疾呼的背影，正如柳亚子诗云：“一老南天身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