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886—1964／　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代表作有《西潮》《谈学问》《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新潮》等。

1926年3月18日，北京天安门前，5000多人集会抗议，强烈要求拒绝6天前由日本挑衅发出的八国通牒。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

此时的北大代校长蒋梦麟焦急万分，他事前得到了消息，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军队就开枪。他曾警告学生们不可冒险，并设法阻止他们参加，但是热血沸腾的学生们依旧列队集合，最终不肯听他的劝告。

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执政府卫队突然向请愿队伍实弹射击，顿时血肉横飞，“都门之下，死伤山积”，当场死亡47人，200余人受伤。北大学生张仲超、黄克仁和李家珍惨遭杀戮，死者中还有为人们所熟知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与此同时，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举世震惊。《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梁启超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鲁迅则有《纪念刘和珍君》等文，尤为悲天悯人……

3月24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举行追悼会，由蒋梦麟主持。在大会上，他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蒋梦麟“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4月，在一片谴责声中，段祺瑞执政府轰然倒台，奉系军阀及直鲁联军张学良、张宗昌等入驻北京。张宗昌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逮捕《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一时间北京陷入白色恐怖状态。蒋梦麟也被列入张宗昌的黑名单，不得已躲在六国饭店长达3个月，之后悄悄离京南下。

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

1886年，蒋梦麟出生在浙江余姚蒋村一个小康之家。他自幼在旧式家塾中启蒙，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父亲觉得家塾的教育是不够的，就把11岁的蒋梦麟送到离村约40里的绍兴府，进中西学堂。这是他最初接触西方学问的地方，开始知道地球是椭圆的，而不是平的；雷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而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也正在这里，他遇到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

他入学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蒋梦麟后来回忆初见蔡元培的场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1903年，19岁的蒋梦麟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上海南洋公学。1905年9月，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蒋梦麟“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22岁的他自费留美深造，成为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约翰·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1919年“五四”发生后，蔡元培因辞去北大校长之职，离京南下。7月14日，蔡元培约蒋梦麟自上海到杭州，一起游览花坞。雨起，蒋梦麟与汤尔和留下晚餐。蔡元培在餐会上接受汤尔和的建议，决定由蒋梦麟代表他前往北大主持学校事务。这一年，蒋梦麟33岁。

养健全之个人

蒋梦麟一行从杭州北上抵达北大，北大全体学生齐集理科楼欢迎。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办学思想的演说：“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在美国留学的9年里，蒋梦麟深刻体会到，“对本国文化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这种思想反映在他日后在北大的学科布局。

他重视中西结合，文理贯通，以教育的方法“养健全之个人”。要求入外文系者须有国文功底，入国文系者需有外文成绩。他把《科学概论》列为所有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而理科各系则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第二年，他提出北大的目标不能满足于“国内一流”，而是应该在国际上有自己的地位。

本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构想，蒋梦麟具体实施建立新的行政组织，践行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有一天，蒋梦麟见到胡适，愤然地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们！”胡适当即纠正说：“梦麟你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

蔡元培经常在职不在校，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有魄力，有担当

1930年12月，受蒋介石之聘，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再次回到北大担任校长。此后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成为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经过军阀连年混战的摧残，此时的北大已经是一个“烂摊子”。由于经费拮据，教授四处兼课，往往一人每周兼课到40小时。北大外文系主任温源宁，名气大，在5个大学有兼职，钱锺书就是他在清华兼课时的学生。

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个“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蒋梦麟开始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上任之初，他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1934年，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被解聘，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林损写信大骂蒋梦麟和胡适，后来还把此事张扬到媒体，成为北大的一段“公案”。

蒋梦麟重掌北大，把校长的权力用得淋漓尽致，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他自我评价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蒋梦麟一贯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认为这是“中国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来负责任的必然结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在蒋梦麟担任校长的7年里，北大只发生过一次值得记载的学生运动。他曾回忆说：“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正是在蒋梦麟的执掌下，即使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北大的教学和科研也有稳步上升，实为一大奇迹。

北大的“功狗”

蒋梦麟在北大的“为”，把握了北大的航向，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奠定了基石。而他在西南联大的“不为”，则成就了三校9年的“强强联合”，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合作的一个缩影。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入昆明，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大，蒋梦麟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三校合并之时，难免人心不齐，凡是遇到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

有一次，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经常是由清华的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便再无话可说。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忙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1959年，蒋梦麟因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到“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蒋梦麟不畏重压，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也正是在这一年，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提出同样的主张。

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1961年7月18日，蒋梦麟与第三任妻子徐贤乐秘密结婚。一年多后，婚姻就亮起了红灯，两人打起了近一年的离婚官司，一时搞得满城风雨。离婚后4个多月，1964年5月19日，蒋梦麟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79岁。一代自由主义教育家，落寞而终，而走过那动**纷扰的乱世中国，留下的是他一生坚毅前行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