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1867—1959／　字筱斋，号菊生，浙江嘉兴海盐人。著名出版家，曾主持编纂和出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代表作有《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和《校史随笔》等。

1902年初，时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总理的张元济，做出了一个令大家十分惊讶的决定：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加盟商务印书馆。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当踏进商务印书馆时，他踌躇满志地对老板夏瑞芳说：“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张元济是翰林出身，学贯中西，他的地位和声望无疑使商务与知识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他当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当即聘请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加入，如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

张元济走进商务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宣导兴学的《学堂章程》，科举后来也废除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成千上百与传统私塾、书院不同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张元济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决定自己来编一套国文教科书。

他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大家围坐一起，就像今天开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字，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

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随即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一时间，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梁启超盛赞这部书对古代史有崭新的见解，严复更称之为“旷世之作”。

从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问世，至辛亥革命前夕，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系列教科书已多达69种，几乎独占了清末教科书市场。最新国文教科书则被翻印过30多次，印刷总量达到1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滥造而牟利。书肆风气，为之一变。

戊戌党锢孑遗

1867年10月，张元济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名门望族、书香世家。始祖张九成是南宋理学名臣，自九世祖张惟赤拓建涉园，以藏书、刻书为恒业，这对张元济一生学术活动影响深远。凭借自幼严格而扎实的读书训练及家学熏陶，张元济在传统的功名之路上可谓一帆风顺。1884年3月，17岁的他应童生之乡试，便考出了第一名的好成绩。1892年5月26日，26岁的他中进士，获授翰林院庶常馆吉士，登上了科举进阶的最高层，与汤寿潜、蔡元培、叶德辉、沈宝琛等人同科。

1894年春，张元济被任命为刑部贵州司主事，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败耗从黄海海面传来，举国震惊，张元济也从中警醒：“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中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他开始关心时务，探求变革中国的方法，并对西学产生了盎然兴趣。1895年冬，他与陈昭常、张荫棠等8人成立“健社”，取《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倡导“有用之学”。后来在严复的建议下，“健社”更名为“通艺学堂”，专讲西学。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施变法新政。第三天，振奋不已的康有为就代拟了保荐维新救时之才的密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和梁启超5人参赞新政。紧接着，6月16日，光绪召见了康有为和张元济两人。张元济进言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

戊戌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告终。参加、支持和同情戊戌变法的，被杀的被杀，革职的革职。当时的翰林院里，张謇去办实业了，蔡元培回老家教书了，自知难逃干系的张元济，仍旧每天去总理衙门值班，早出晚归，坦然迎接即将降临的处罚。后来，他曾为自己镌刻了一枚印章，上面赫然六字：“戊戌党锢孑遗。”

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京城浊云翻滚之际，张元济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于难。李鸿章将他推荐给盛宣怀，于是他携家南下，来到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当了译书院院长，后担任南洋公学总理。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认识到，“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在他的主持下，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英国学者亚当·斯密的著作《原富》，传播新知。

此时，张元济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贤一样，痛感变法维新的失败是没有人才的基础，认为应以培养英才为首要。所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期间，创办了南洋公学特班。这个“特班”，按盛宣怀的说法，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培养“大才”。特班只有一届学生，却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人。

此后，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思想开始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在当今那么发展的世界上，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不久，他便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怀抱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进入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制订了商务所有的出书计划，影印古籍，他要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他要找最好的翻译者；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甚至对书的排版样式也要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包括书稿他亲自看，有些书他亲自编，与外面的联系他亲自出马，甚至买纸张，买印刷机，收古书，他都事必躬亲。

在他的擘画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烬余，志痛

由于被认定是大老板，1927年，张元济被一伙绑匪劫持了整整6天。在写给朋友请帮忙筹款赎人的信中，最后居然是：“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而诗意相当平和幽默。期间，他陆续作了10首绝句，脱险后编订为《盗窟十诗》，分送友朋。其中写到“邻家笑语”“池塘鸭子”，自认为是在“领略天趣”，全然一副镇定自若的风度。

1932年1月29日，日军针对性地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6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价值连城的古籍善本和孤本。“飞灰满天，残纸堕地”，时人回忆，“空中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65岁的张元济涕泪长流，仰天哀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后来，他编纂《涵芬楼烬余书录》，在序中表示，取“烬余”两字，意在“志痛”。

种种迹象表明，商务的被毁是日本侵略者早已有的预谋。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经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然而，张元济在给胡适的信中明确传递了其要复兴商务的决心：“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尤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就在东方图书馆被焚毁的当天，张元济立即重返商务，主持商务复兴的工作。他又开始了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晚上回家校勘古书的生活。张元济立誓：“平地尚可为山，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经过4年多的夜以继日，1936年，《百衲本二十四史》终于出版了。他兴奋地对好友顾廷龙说：“能于文化销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这时，张元济已整整70岁。

昌明教育平生愿

商务印书馆“规模之大、附属机构之多、经营业务之广，在世界出版业中绝无仅有”。它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如同现代学术史上的北京大学一般，两者一南一北，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叶圣陶曾说：“凡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而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可以画等号。

张元济被朋友们称作“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正是他对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赋予了商务印书馆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进而引领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设的新方向。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

诚如叶圣陶所说，张元济“把商务看成是他的终生事业”。1949年年底，82岁的张元济中风了，半个身子不能动，只能背靠在墙上。他让家人制作了一张小桌，放在**。就在这张小桌上，张元济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编纂的书—《涵芬楼烬余书录》，了却了牵挂20载的夙愿。

卧床数年，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告别商务同人：“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诗以言志，他是将人生志向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紧密连接在了一起。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在上海去世，享年92岁。百年中国，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辉煌的一生。